原创｜绿色掠夺：纽格威国家森林公园的案例

敦阳 |作者     耀光 |编辑zzzz |审核

编者按：“权力”的概念是本文分析的核心。本文将采用Michael Mann对权力来源的分析框架——权力四项式，即将权力来源归纳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他们是交叠的社会互动网络，但在特定的的权力场中也会有偏重从而转变成运用权力的强大组织基础。

卢旺达政府正积极致力于在2035年达成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卢旺达GDP平均增长率达到8%。随着第一产业出口的减少，服务业已经成为卢旺达最核心的产业。

2018年,服务业几乎贡献了卢旺达接近一半的GDP，其中旅游业占卢旺达GDP的14.9%。

可以说，生态旅游是卢旺达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部门，而其中纽格威国家公园因其丰富独特的物种多样性，成为一处提供生态服务和生态旅游特色景观

然而，事实并不如公共政策设计者所预期的那样，纽格威森林附近的地方社区并没有得益于从上至下的环境治理和全球化主导的旅游业，而是从各个层面被资产阶级国家剥夺了原本属于社区集体的资源，从而陷入不断恶化的冲突中。

在这些漂亮的发展数据背后，是国家和商业权力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和对当地社区和边缘群体暴力和无情的剥夺。本文以卢旺达西南部的纽格威国家公园的历史和“发展”为例，通过政治生态学框架试图分析与旅游业发展相关的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联过程是如何侵蚀卢旺达人民的权利和生计的。

本文引入了“绿色掠夺”和“生态修复”的概念，以分析在纽格威森林所有权的重组的不平等权力结构中，谁是受益者？谁又严重受害？

本文认为纽格威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形式的暴力和剥夺，这和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不可分开的。

纽格威森林公园

纽格威-基贝拉森林跨越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国家边境。其中纽格威森林位于非洲卢旺达西南部，覆盖面积达970 平方公里，是卢旺达最大的山地雨林。它以丰富和独特的动植物资源闻名，包括鹰脸猴，金丝猴和东非大猩猩。然而，森林附近的社区人口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有 300 人。超过 90% 的人口从事自给农业，然而山地土地不宜耕种，这使得他们深陷贫困和生存困难。

话语权：发展，生态旅游和“空间拜物教”

话语权是从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而话语，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关系之间的互动作用是本段分析的核心。在实践中，地方社区的农民很难分清什么是法律要求的，什么不是，这意味着当局强调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很大程度会影响到纽格威森林发展的权力结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权力是由政府，商业权力，环保主义学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消费者，通过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共同建构的。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被以各种花言巧语所掩盖并合法化，当地社区的权利和生机被置于考量的末端被视为是“必然的”。首先，卢旺达的领导人，Paul Kagame是一位权威主义的强人政客，他取消了任期限制，并将发展性世袭制作为其统治的意识形态。经济增长的绩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法治-选举的合法性，“发展”对于卢旺达政府来说，成为了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现代信仰，拥有绝对的合法性。生态旅游发展被视为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关键资产。政府要求当地社区为经济发展作出“牺牲”，而对抗“发展的剥夺”的行为则被视为不道德的，甚至是背叛国家的。值得注意的，生态环境发展的话语权和经济权力往往证明军事化空间是合理的，包括社区监视和暴力执法。

然后，环保主义的殖民科学为纽格威森林和周围缓冲区的私有化提供了“理性和科学的”合法性。他们的宣称，当地社区是环境的破坏者，所以应该被隔离在森林缓冲区之外。环保主义学者和媒体把当地农民和大屠杀的难民的道德形象和盗猎者和罪犯联系起来，声称他们是野生动物多样性的最大敌人，暗示他们该为森林砍伐和动物盗猎负责，而生态旅游则被认为是当地人自己造成的问题的解决方法。例如，Crawford 建议应该通过再教育，技能和环保意识培训，以解决当地人和纽格威森林公园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通过行政管理和商业权力进入环境保护领域，承诺通过私有制，商品化和非政治性手段解决环保和发展的矛盾。私营企业和他们资助的NGO营造了一种“双赢”的话语（赢赢赢赢麻了），即私有化，竞争和个人创业既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环保，也可以为当地居民消除贫困。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通过“加强可持续生态旅游”计划提供的资金大力参与纽格威州生态旅游的发展，该计划旨在提高私营部门的参与。

最后，私有化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媒体广告和互联网图片营造出“旅游想象”驱动着游客们在私有化的国家公园的空中栈道上，商品化的大猩猩观赏之旅中去寻找天堂般的自然风景。然而，这些对异国风情和原始森林的想象一方面是对“文化”和“自然”的分裂认知，一方面是一种由跨国资本打造的“空间拜物教”,反映的是营销机构的理想化的市场完美。讽刺的是，媒体常把参与猎杀狮子运动的富人描写成英雄，而为因食物匮乏而猎杀动物的巴特瓦族人感到困扰。

参与生态旅游的游客主要是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他们将生态旅游视为殖民时期的探险行为。他们习惯了殖民故事，或是东方主义的叙事，从而不会对这种消费需求投射出的一系列空间实践进行质疑。这包括以暴力的形式封闭，抹杀，驱逐和重新想象的森林真正的主人，例如把当地居民巴特瓦族人变成旅游体验的消费的一部分。

然而，无论从历史，实践还是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些话语都是站不住脚的。纵观纽格威森林公园的发展过程，‘发展’依赖于社会自然景观中的不平等，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普遍改造和破坏，以增加有市场优势的商品的生产。发展已经成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代名词，甚至是新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重要借口。基于私有产权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承诺去兑换处于供应链下游的社区的公共利益，很少有额外收入分配给当地社区，他们仅能获得大猩猩旅游年度总收益的6%。

环保主义者将问题归结于当地居民或是人口压力也是不公平的，听起来像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的“科学建议”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殖民历史和资源的不平等，将全球环境，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旅游欲望和治理成本转移到本就处于经济边缘化的纽格威原住民上。巴特瓦人的生计在十几个世纪以来，都和森林密切相关，而真正严重破坏环境的是自1930年由德国和比利时殖民政府主导的采矿和伐木。从殖民统治到20世纪末，纽格威森林面积已经损失了26%。

“绿色掠夺”和“生态修复”：从森林到国家公园

绿色掠夺和生态修复发展自David Harvey的分析框架，剥夺性积累和空间修复。首先，剥夺和积累，是“占有（掠夺）”，即马克思“原始积累”概念的一体两面。对于支配阶级来说，占有是积累，而对于被支配阶级来说，占有是剥夺。对此，Harvey使用“剥夺性积累”以系统性分析这一阶级现象，也就是私人利益为了利润而圈地，驱逐原住民，剥夺人们进入公地的权利，从而造成了更大的阶级不平等。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这往往意味着国家权力也会参与到剥夺性积累的过程中，即使违背民意也无所谓。在这个过程中，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和国家再分配被视为核心。这些维度对理解纽格威森林的绿色掠夺都很重要，大自然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来说，不再只是初级资源，而成为了一个新的积累的部门。

空间修复是指“资本主义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解决其内部危机趋势的永不满足的动力”，涉及到积累的危机和改革。一旦资本处于过度积累的危机状态中，资产阶级必须再次将其投入到新的盈利性的资本循环中进行空间转移，延缓矛盾的发生。在纽格威国家公园的实践中往往意味着：1.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空间进行贸易，2.扩大无产阶级的人口，使农民脱离土地。值得注意的是，空间修复是暂时的，因为它没有解决危机，而只是把危机和成本转移了。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背景下，生态修复是指利用固定资本投资，把社会和生态的矛盾，转移到自然社会的景观中，从而导致社会自然关系的重组。纽格威森林国家公园的社会自然史在很多方面都是卢旺达的缩影。首先，在20世纪被环保主义所驱使的“森林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大潮中，纽格威森林于1933年首次被德国殖民政府宣布为保护区，并在周围5km的范围内建立了缓冲区。或许并非出于商业目的，然而，正是因为这傲慢的源自殖民遗产的环保主义对社会和自然的分裂认知，导致了自然（包括森林和野生动物）和当地社区的关系的异化。通过立法，殖民政府禁止本地人通过砍树务农，但仍承认他们砍伐和收集木柴的权利。通过限制土著的生计和资源，殖民者得以雇佣或用暴力逼迫当地人开采金矿，肆意掠夺矿工的主体性和剩余价值。以上正是一个殖民掠夺的经典案例，然而当地居民很快遭到了双重占有的剥夺。自1962年卢旺达独立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干预和投资下，绿色掠夺的雏形，已经从土地掠夺中萌现，而盈利者也从殖民政府转向卢旺达政府。

一方面，发展主义和环保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力透射进空间实践，一方面火山国家公园的经验证明，生态旅游是当地经济增长的可靠的部门，这为以经济增长和物种多样性保护为理由的“绿色掠夺”提供了充足动力。与土地掠夺不同的是，绿色掠夺的现象往往是建立在殖民地资源异化的悠久历史之上。从欧洲国家进口的冲积采矿技术，导致了大面积不可逆的环境破坏，但讽刺的是，卢旺达动物和农业部和野生动物保护局在1993年以“破坏环境”的名义禁止了从事手工采矿的当地个人，却纵容了国家组织的采矿。

与剥夺性积累的核心一样，绿色掠夺首先从圈地运动开始，也就是共地私有化。2005年，卢旺达政府将其保护范围扩大到森林缓冲区之外，并将其转变为盈利的国家公园。纽格威森林被给予了更严格的法律保护和武装保护，以防止任何人类活动，特别是和野生动物的接触。这一立法是野蛮的，延续了殖民时代的等级制度。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沟通，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外，却把共地封闭在私有制之内。

下一步，是把自然金融化，对自然进行估价，把它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利润，从而主导使用价值。在剥夺了本地人的自然母亲的权利之后，纽格威森林被赋予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探险娱乐的价值，体验原始文化的价值。卢旺达发展署公布了一系列不同生态旅游费用，例如外国游客需支付90美元参加黑猩猩追踪活动，60美元参加森林天空栈道行,以赚取外汇。在全球化的市场中，生态学的本体论被已经被“生态系统服务”的本体论所取代。

危机管理和操纵是把意识形态权力转化为绿色剥夺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重要环节，通过贬低资产和劳动力价值，以进行投机。正如前文关于新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那样：巴特瓦人被描述为“偷猎”野生动物的罪犯，大屠杀的难民被描述为无序的败坏的负担。总之，一切都是稠密人口的错。通过忽略这些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政府和企业因此有“符合经济规律”的理由以极低的成本购买“生态服务”。随后，政府把森林独有的黑猩猩包装成森林的代理人，从而把社会的矛盾转移。希望森林协会声称：黑猩猩才是政治动荡的弃儿，战争屠杀的难民，而对国家公园的数百万美元投资和黑猩猩的保护象征着自然危机的解决。正如空间修复永远只是暂时的，生态修复的一些轨迹实际上可能会加剧社会生态危机趋势，同时引发社会倒退效应。一些当地居民用生态服务的分红购买现代化电锯，用以砍伐。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生态旅游降温，迫使更多贫困和饥饿的当地人冒险猎杀野生动物。

当然，危机并非总是被卢旺达政府操纵的。几十年的宽松贷款和不断增加的债务往往很快就会出现剥夺性的政治经济。卢旺达是一个依赖援助的国家， 随着该国接近中低收入地位，外国（哪国？）金融支持性质的这种变化将导致卢旺达的债务负担激增，迫使卢旺达政府转向新的资本积累，即增长最快的部门，生态旅游。

森林法律地位的改变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控制的再分配。投机的改革政策从来都是偏好资本家，而非穷人的生计。与森林接壤的Rusizi地区的当地居民发现并未被通知参与关于重新分配的会议，而改革配的决策已经被政府和商人决定了。2011年，卢旺达政府给予英国新森林公司(NFC)在缓冲区松林段49年的采伐特许权，授予他们大约2.5万英亩土地的采伐许可证。卢旺达政府鼓励对缓冲区进行私有化，重新分配的话语也不断变化，从开始的帮助缺乏资源的难民，到为国家发展让步，使许多居民感到疑惑和不平。原住民们进行了集体抗争，然而政府当局通过权力下放和军事化监管很大程度上镇压了抗争，以保证重新分配的效率。中央政府通过层层加码与监督机构签订强制性合同(称为“绩效合同”) ，卢旺达发展委员会在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协助下，与当地议会和委员会合作直接管理。这种从上至下的压力意味着为了实现目标，地方政府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暴力和流放。

总而言之，针对纽格威森林的绿色掠夺是基于来自意识形态，经济的，政治的，和军队的混合权力网络。

基于生态系统支付的保护逻辑是资本主义和生态学逻辑的嵌合体，它试图分裂自然-社会共同体。这些逻辑是殖民传统遗留下来的，并继续忽视权力结构，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绿色剥夺是打着环保名义的剥夺性积累，通过剥夺边缘人口进入自然的权利。显然，无论以何种“绿色形象”或“双赢话语”示人，它也无法掩饰绿色剥夺的压迫性的权力结构和投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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