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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世界秩序”等概念的存在毫无解释力量。这些情感认同既不是永存的，更不是来自什么“血脉、民族性、自然性、生物性起源”，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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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今天打开讯息，便看到了

列车会倒下，以后我们也要去火星

一「往期回顾」原创｜无路可退：城市权利与“烂尾楼”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创｜绿色掠夺：纽格威国家森林公园的案例原创

烂尾楼。城市权利和剩余价值争取“城市权利”的斗争必然集中在反对资本主义积累的斗争上，因为城市化是一种阶级现象:

关于“校园霸凌者的行为是否是在反抗资本主义”的议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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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是卢旺达最大的山地雨林。它以丰富和独特的动植物资源闻名，包括鹰脸猴，金丝猴和东非大猩猩。然而，森林附近的社区人口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有

耀光|作者红楔|编辑敦阳|审核最近我在看央视版的《三体》，这部作品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说三部曲。科幻圈、二次元圈还是别的亚文化圈子都和左翼圈子有或多或少的交集，因此这部作品同样也在左翼圈子里引起热议。对于大刘的意识形态剖析、定位以及判断的言论不计其数，大多数人还是对大刘的创作充满敬意的，但却总有人鼓吹，一旦推翻某某专制、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就要效仿秦始皇——甚至是应该效仿希特勒施行“焚书坑儒”，要对大刘等文学家进行审判。这个话题很有谈论的意义，autocratic或是democratic——或者更不敏感地说，集中还是分散，这是一个人类社会自有政治以来从未根本解决的问题。今天借着大刘的作品，我试着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讨论。一、《镜子》及大刘的一些思考《镜子》作为大刘意识形态味道最为浓厚的作品之一，常常被用来剖析刘慈欣对于政治的某种观念。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里，一个某科学家发现了宇宙是由一些基本常数组成的，并意外地通过电脑模拟出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也就是在计算机里出现了一个我们宇宙的镜像，通过这个镜像，人们可以随时监控到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以及任何人的行为。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主角们逐渐意识到这台“镜子”的危害，它使得一切事物都曝光于大众的监视之下，人类社会也因此失去活力进而逐渐沦亡。主角们摧毁了这台“镜子”，但还是通过“镜子”看到了遥远的未来，另外一个人发明了“镜子”，人类社会还是灭绝了。这部作品中间穿插了很多官场上正邪对抗的故事，类似于另外一部电视剧《沉默的真相》。通过社会的完全透明化消灭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邪恶，但也窒息了人类社会的活力。颇有“水至清则无鱼”的味道。自然，某些人借此批判刘慈欣是在为贪官们辩护，为那些阴暗角落的非法交易建构合法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毫无疑问地，刘慈欣所预言的那个镜子末日的生活常态：一家三口都穿着相似的衣服，露着相似的、毫无生机的表情，敏感的人下意识就明白这是对朝鲜或者我国某些时期的政治寓言。大多数文学家都不亲近康米，因为整个近现代的康米运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方，都不会给予他们创作的自由。即便是那些因天然擅长左翼文学创作而被当局某种程度上特许的人，也会在不断变化的政治运动中因言获罪。因此，大多数文学家并不亲近康米，或许他们亲近左翼、或许他们同情底层，但他们对于某种特定情况下的政治形态是根本喜欢不来的。二、关于部分左翼的文化专制主义对于此，大多数左翼有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人正如我上述说的那样，他们认为推翻专制之后应该建立一种新的专制，应当延续一种文化专制主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话是一句也不能说，历史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的种种不同于他们的思想，也都应该禁绝掉。而另外一部分人想办法举出各种例子，他们会说在某些时期被迫害的文学家，是因为他们咎由自取，因为他们的言论反动。实际上某些时期给予了创作者们足够的自由，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是因为这些人不珍惜。这两种观点是对立而且普遍存在着的。对于前者而言，自然大刘的某些辛辣的讽刺触怒了他们的神经，他们在各种地下的群组里，幻想着以后夺权要把科幻作家们如何如何。而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则认为大刘说的情况不存在，他们下意识地忽略了前者的观点，又或者把前者开除左籍，认为如果他们“成功”，是会给创作者们自由的，过去也没有不给，就算不给也有着足够“进步”的理由，因此大刘完全是在抹黑某些时代。除了这两种观点之外，还是会有一些人基于一种后现代的立场，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可当某人的自由被害，他们会不会站出来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力？还是说仅仅只是对自己自由，而对别人专制？三、《黄金原野》，两种人的冲突当然，在大刘建构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里，并不基于上述的左翼的观点，大刘的二元对立是建立在一种“星辰大海”与“赛博朋克”之间的对立。人们选择了在虚拟网络中建立天堂，沉浸于虚拟世界里不想再迈出一步，就会失去探索星空的勇气，文明固然可以在硬盘里一念既是永恒，但在常规的时间尺度里也已经步入消亡。与之对立的是放弃对虚拟世界的沉湎，勇于开拓，向外太空寻求人类更为光辉的未来。大刘有很多作品来谈论这样的观点，《不能共存的节日》、《时间移民》、《黄金原野》，以及今年即将上映的《流浪地球2》，就从预告片来看，这也是一个关于流浪地球还是数字飞升的矛盾选择的故事。这同样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一些人对于星辰大海的看法，是基于一种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进行批判的。一部分左派在早期，认为“星辰大海”是某种法西斯主义，而在晚期则将其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另外一些左派那里，他们崇古贬今，将资本主义的罪恶归因到现代文明上，他们反对技术，主张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主张原始公社的重构，这部分人自然更倾向于数字飞升，他们可以把一切都还给自然，只在某个极深地窖里保留承载他们精神的数字硬盘即可。大刘自然是站在“星辰大海”这一边的，“出来混关键是要出来”，“人类的勇气就是人类的赞歌，人类的伟大就是勇气的伟大”。数字飞升之后我们未必是我们，而是一段死后不散的复制体。而对外的开拓在其看来，不仅仅是在解决外部矛盾，同样也是在解决内部矛盾。在许多的对大刘与此有关的作品解析当中，习惯于把资本家和官僚以及境外昂撒集团视为是数字飞升的支持者，或者在流量地球那个世界观里，他们是支持飞船带着精英独走的这么一类反动势力，因为被支持流量地球的正义势力们所阻止，所以才搞起了数字飞升的阴谋煽动群众内乱。这是两种不同的叙事，这是两种基于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导致的冲突。四、思想有先进性吗？最后想说的话对于集中还是分散这个问题，究其根本是我们如何看待思想先进性的一个问题，一些人要用强制手段去烧书，但用强制手段进行思想控制没用，如果要让人们相信共产主义，不应该是去强迫他们，而是要依靠共产主义本身的先进性。最后我想用我与友人的一段对话进行结尾：友：思想有先进性么？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语言结果，先进意味着可取，意味着有权去改造和取代其他落后的思想，甚至再进一步，为强制手段进行思想控制背书。耀光：思想的先进性是客观的，如果一个思想有很多人追随，很多人通过这种思想改造了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那它就是先进的。友：那基督教也可以被认为是先进思想。耀光：而不是主观地认为某种思想很先进，然后用这种思想去改造别人。主观的先进而不符合客观，即便一时得势，迟早也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在历史的长河里，一切自有判断。友：这说得很好，但是没有用，要改造世界的人，是不能等待历史的评价的。耀光：即便历史遗忘了也没关系，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行动即可，有信仰的人不会在乎后人说他是进步还是反动的。END往期回顾原创

耀光|作者我的点|编辑派大西|审核一个朋友嘲弄某网左的“把校园霸凌者视为对既有教育制度的反抗”。我回复了一些内容，想来还是写作一些，便于日后整理思路。这样的观点是存在问题的。这个议题在欧美并非不是没有人研究，保罗威尼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是如何子承父业》这本书，是我最早接触到阐述小混混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相关论述。这本书侧重于讨论了校园霸凌者是如何重蹈覆辙成为和他们父辈一样的工人阶级，以此来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在代际之间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过程。在一般的工人阶级的子弟当中，那些读不成书的，平时充当街溜子和社会闲散人员的一类人，也就是常说的流氓无产者，在他们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他们是如何演化出来的？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这些流氓们平日不按学校安排的课程表上课，到处耍，是冲破了资本主义时间观的一种自发方式，他们自己定义了自己与资本主义与众不同的时间观念。又比如他们对于学历和文凭的蔑视，比知识分子文绉绉地谈论文凭的“无用”更具备某种天然的智慧，实际上起到了否定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规训的作用。可问题是，无论这些伙计们在读书的时候是多么地反抗体制和权威，他们最终都没能把这种天然的反抗精神，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也没有从中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体系。他们在步入成年，接着他们父辈的活计成为工人后，虽然仍旧保留着从学生时代发展过来的流氓习气和恶作剧，但这种惯习没有使得他们产生阶级认同和反抗精神，只要工头按照他们的地下规矩办事，他们便循规蹈矩地工作，结婚，繁衍下一代，然后通过家庭教育的影响配合资本主义的结构支配，使得下一代再生产为一个工人，从而源源不断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提供劳动力，实现资本主义在一代人又一代人中不断再生产下去。由此看来，实际上这些从学生时代就从来不循规蹈矩的伙计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小骂大帮忙”。他们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也只是更加维系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至于霸凌带来的人道主义伤害，则更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与个人内心丑恶相互交织作恶的一环。因此本本主义地认为校园霸凌者是进步的，则是典型地“字面解经”，不得深意了。我的点|封面原创但是，并不是说对这种自发性的社会行动的研究没有意义。这其实是一种人类学的观念，通过研究流氓无产者的个人生命演化过程，从中窥探无产阶级自发反抗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并且寻求运用这种规律的办法，从粗野的市民生活中总结系统的斗争话语和智慧。一个简明的例子，洪水固然对人造成伤害，但研究洪水的客观规律，也有利于水力发电。西方人类学者往往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谬误，认为这种观念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种种悲剧，他们会去考察那些仍旧原始的社会，并且从这些原始的社会里寻求某种独特的，西方现代文明所不具备的智慧，以此来寻求新的社会改良方法，建构新的社会蓝图。在近年的环境保护相关的研究中，这种研究范式更为广泛，学者们从毛利人，南太平洋和印第安的原始部落里寻求他们是如何建立起紧密互助的家庭社会关系支撑个人，以及如何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并试图以此对改造资本主义提出倡议。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犯本末倒置的错误，既是当他们从这些原始部落里寻求到某种智慧，就会否定资本主义带来的现代文明，从而崇尚原始，方方面面进行一些刻意地模仿。同样的，一些人读到了校园霸凌者一类是如何自发反抗资本主义秩序的，就下意识地吹嘘这类人的进步性，甚至要以他们来领导革命云云。这类错误在西方的左翼思潮里屡见不鲜，马尔库塞就说过要让私生子，罪犯和少数族裔成为未来革命的主体。毛教员说过，要善于向我们的敌人学习。但这不代表着我们要成为敌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我们更多地是要从不同的群体及其演化过程中分析客观规律，从而将这些客观规律运用到我们具体的造福社会的事业中去。而绝非是照搬照套。同样的，探究一些被资本主义社会边缘化的文明、群体和个人，是如何以他们的方法自发地反抗资本主义秩序的，重点在于他们的方法本身，就如同上述的对资本主义时间观的重构，实际上就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斗争智慧。取其长而避其短，这是老生常谈，但也同样是成就任何事业的必由之路。我的点|海报原创END往期回顾原创

耀光|作者我的点|编辑派大西|审核我常说，无论是做什么活动，宣传什么主义，这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的事情，由不得外来人插手。这个理往往被批判成“保守主义”。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某些左派也好，自由派也好，他们但凡是和国外势力有了勾结，魔怔化是必然的。这种魔怔往往表现在，首先是喜欢宣传各种屠虐中国人的思想，振振有词地拿南京大屠杀一类来开玩笑；其次是和网黄纠缠不清；最后是成天搞投机主义彼此背叛撕逼，内外忽悠恰经费。把自己活成一个彻彻底底的政治烂人，还因为几个外媒的采访以为自己了不起，称雄“革命导师”之位。其实末了，不过是躲在外面的臭虫两三只，不说中国人看不起他，洋人也看不起。因此，我们还是要走一个自主的路线，没钱自己慢慢挣，没人自己慢慢吸纳，没影响力自己学着写文章发表，幼稚了就谦虚点，多读书，多和别的同志友善交流。大不可和一些神经病一样的势力纠结在一起，你去替国外机构做事，真以为他们能帮你实现什么理想社会？一些人到现在还抱着一种“国共合作”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自以为陈独秀呢，但其实不过是周佛海。以为不管是谁闹事，只要乱了，无产阶级就有机会，结果去支持自由派的运动，然后呢？被人自由派当做丧家犬一样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用完擦擦屁股又丢进垃圾堆。当然，这种人还算好的，只是脑子一时不清醒。有的人的打算是天下大乱了，自己才有政治投机卖屁股的机会，可是你要清楚一件事，卖屁股太多了，哪还轮得到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你个左派再怎么把国外势力叫爹，人是更信得过你这个莫名其妙跑出来的“儿子”，还是更信得过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民主斗士”？有时候，我还真建议大伙看一下某些海外自由派或者专业反华媒体的报道，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报道“毛左派”（这个词自由派很爱用）和“新左派”的，看看下面那些人是怎么评价这些群体的。这样脑子大概会稍微清醒一点，毕竟但凡是个人，就做不出热脸贴冷屁股的事情。姜文有个电影叫《邪不压正》，里面这个蓝青峰和根本一郎谈判，根本一郎的大意就是说，只要蓝青峰投靠了皇军，那么日本人就可以把他塑造成真正的抗日英雄。如果强硬抵抗，恐怕蓝青峰本人身死道消不说，还得被扣上汉奸之名。但我相信，人如果是要宣传什么主义，终究不是为了成为英雄才去做的，而是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福祉。他们做的坏事有了那么微末的影响力，你想借势而为，可坏事终究是坏事，你去参与，绝不是作为主导者的地位，而是作为一个被领导者。他们若赢，不需要你，那恐怕是又一个“四一二”，他们要输，你也难逃其咎。人为刀俎，你跑过去当鱼肉，真以为鱼肉就能左右事件的发展，能鸠占鹊巢，化敌为友？END往期回顾原创丨关于“高技术乌托邦”的一些构想做一次会议纪要-谈一下左翼小组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9周年原创

张守中|作者耀光|编辑红叶|审核在电影《雪国列车》里，讲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革命”故事。老吉列姆引导着主人公反抗列车长威尔福德的“暴政”，然而威尔福德却展示了与列车尾部车厢（底层民众）所想不同的局面，他并非是《1984》那种的为了保持自己专政权力的“老大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维持列车上的“生态平衡”，保持列车引擎的正常运转，就像《三体2》里的“执剑人”那样，艰难地保持文明的存续，而对底层的压迫似乎只是一种“必要之恶”。“威尔福德”这个西式隐喻的“执剑人”恐怕非常符合“现实”，无比切近人们心中的惶恐，——他代表了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彻底对立，谁会作为弃子？每个人都想着不能做弃子。那么，究竟是谁会惶惶不可终日？这里必然存在着界域分明的两拨人，而且是截然相反的。在狭窄逼仄的列车生态里，有着经济周期律一样的生态周期律——这个微型的“诺亚方舟”始终都有一个生存阈值，犹如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头顶。可是，资源越有限，分配资源的优先权却越集中，种种矛盾层累堆砌，导致尾部车厢（底层）爆发了多次的反叛。直到一个真正知悉列车如何构成的人物从民众里脱颖而出，将革命引向成功，他就像列宁一样清楚着俄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他像此前的革命领袖一样发出追问：这个列车究竟是谁的？无人冠冕的“自由王国”沉沦在“必然王国”的梦里，所有人都在“文明的存续即正确”的象征游戏里沉沦，这时，人们对现世的认识，不过是对拟像物的认识。它是一种基于真实却超越真实的东西（或者说，它破坏了原有的真实）。列车的微型生态，它的雏形从模拟的装假中诞生，但这雏形又进化成一种无须原型的本体——基于蓝本不断地拷贝，粘贴，如瘟疫一般蔓延。从此，过去的工业化都市变成了遥远的乡愁、田园的牧歌，就像十月一声炮响仿佛就成了马克思ism的真理实现，变成了天国之城建在了罗马。在这种糊涂的世界里，“天国之城”颠倒成了后现代主义庆祝胜利的节日蛋糕——拟像简直要被误认为“真”，成为一点也不“假”的“仿真”。那么，仿真又如何呢？为何要为此哀叹呢？列宁式的驱力在暗中发挥作用，这辆列车不是真理的终点，群众们不会成为“威尔福德”这位列车“执剑人”的信徒，他们永远都会饥饿，他们永远活得鲜活，宏大叙事消亡后回到个人生活的是那些有路可退者，车厢末尾的这些人永远会跟随真理，他们会一遍遍的发出质问：“这个列车究竟是谁的”？他们会用“武器的批判”一遍遍刺痛这套列车的内循环生态：填饱肚子的食物比吸入鼻腔的白色粉末真实一万倍。列车长，元首，“威尔福德”的那些所谓的善的主张、具体设计的“Leitmotive（元主题）”，就像18世纪以来的德国浪漫派一样，他们永远无法触及现实。当德国文化萎缩成了一种地方性文化，在沉闷的小宫廷里苟延残喘，法西斯式的文艺暴力由此横空出世——德意志浪漫主义彰显魅力，一群人，或一个人的不可预测之意志以无法理性化、无法预知的方式向前，向前，向前......然后，无法预料地走向崩坏，走向毁灭。歇斯底里的自我，这是对理性进行明晃晃的驳斥。然而，“威尔福德”却以“众人皆醒我独醉”的视角自诩理智，自居高级文明的制度优越性所在，“列车”的畸形文明终于也是翻车了。斑斑点点的星链以外，列车会倒下，过去会埋葬，而我们也要去火星......我的点|海报原创END往期回顾原创丨关于“高技术乌托邦”的一些构想做一次会议纪要-谈一下左翼小组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9周年原创

耀光|作者红楔|编辑我的点|审核我们常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指一个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思想觉悟极高的社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的不知道多少代的子子孙孙，或者别人的不知道多少代的子子孙孙会过上那样的生活（鉴于目前全球普遍存在的少子化趋势，大多数人未必能留下后代），即便那样的社会不一定会被叫做“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能过上那样的生活，也是建立在他们的祖先，也就是我们、在我们之前及我们之后无数代人的斗争与建设之上的。然而这样的社会是有局限的，我把这样的理想社会叫做一个“低技术的乌托邦”，即科技发展到了很高的层次，人们确实也建立起了一种良善的制度，在那个社会中，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建立在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基础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按需分配的制度下获得自己想要的生产生活以及享受物质生活资料，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的，在他们那一代，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今天的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以及体力劳动的差别在他们那一代也早已不是问题。可问题是，这样的社会，它只实现了一个共时性的平等、共时性的乌托邦。也就是说，只有他们那一代人以及他们那一代人之后的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那么，那一代人之前呢？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后辈以及我们这一代，就注定要遭受这无止境的资本主义之苦或者苦中作乐？就只能以极其高尚的、无私的精神去为后代奋斗一个理想社会？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高尚，如果高尚的话，我们应该留下子女，而不是放弃生育。这种延续后代并不是基于我们的上一辈人的前现代思想，既是传宗接代的思想，而是对其的扬弃，因为必须要有人接着把人类社会发展下去。如果一代人比一代人少，那么人类迎来的必然是灭绝。我们没有做好牺牲我们自己去养育后代的准备，也没有做好让我们的后代去牺牲的准备，因此我们这一代普遍地少子化了，而到了不远的未来，其他的国家生产力也会发展到我们国家这个地步，到了这个瓶颈期，也必然少子化。我们没有那么高尚。如果真的存在那么一个低技术的乌托邦，他的子民的幸福生活，是完全基于对先辈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上的。这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这样的剥削建立在更为宏观的时间的维度，也纠缠了更多的人类的主观性的奉献和牺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机制是合理的，他不符合从启蒙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平等精神。因此，我提出了一个“高技术乌托邦”的概念。到了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的科技水平或许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甚至可以抓星拿月，在整个太阳系的范围内铺设网络和能源传输装置。我们可以想象核聚变技术的商用普及带来了无限制的能源，而人们通过团结一致的斗争建立起来一个和谐平等的乌托邦。可那样的技术还是有局限的，有局限意味着还可以继续发展，总有一天，技术会发展到一个极高的层次。这个极高，不仅仅是指对于客观物质的任意调控，而是能够达到对物理规律的随意支配。在很多科幻作品里，这样的掌控物理规律，往往会倒向一个黑暗的结局，文明之间用数学武器，哲学武器彼此攻击，整个现实宇宙的常数被修改得乱七八糟。然而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如果这样的高技术用于实现一个更为完善的乌托邦，它可以做什么？答案是：它可以挽回一切的遗憾。我的点|海报原创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如果未来人能够随意修改过去，而他们的社会是一个标准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有着极高的觉悟，那么他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在他们的时代复活人类历史上所有-无论是创下伟业的伟人，还是籍籍无名，被历史所淘汰的绝大多数普通人，这种复活不是基因的复制，也不是思想的上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截断时间点的复活。到那个时候，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人，从原始社会的尧舜，到封建社会的秦皇汉武，到近代现代的所有的英雄豪杰，再到那些一辈子务农耕地的平凡之辈，都将在那样的乌托邦内过上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不要去问祖母悖论怎么办。我相信如果人类能够无限发展下去，那么他们早晚会蜕变成为一个高纬度的生命，他们本身的存在就已经超越了逻辑，形似宗教神话里的上帝佛陀。是的，人类的神不是外物，他正是人类自己，或者说未来的人类。他们将有一种绝大的伟力，并且从历史上传达的高尚的意志，必然使得他们在解放了他们那一代人之后，也将会把注意力放到解放他们那一代之前的，历史上所有的人类上。到了这一步，我的这个想象其实也是有局限的，因为即便历史上所有的人都被复活到了极遥远的乌托邦社会，他们-我们身上仍旧有着无限的遗憾。有了这样的遗憾，我们的生活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幸福。如果高技术乌托邦真的实现，他们更有可能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弥补遗憾。人的一生是充满遗憾的，无论是年少被校园暴力的童年阴影，还是说青年时失去的那个女孩，亦或者某个不在人间的亲人……更大的程度，历史上发生的数次悲剧，屠杀，饥荒，这些都将被彻底修改，以达到每一个人都获得彻底地幸福为止。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此刻出现了一个莫大的悖论，如果我们的未来真的实现了如此的高技术乌托邦，按理来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每一个人，应该已经在未来人的干预下获得了彻底地救赎才对，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是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过得不幸福？也许人类的发展注定达不到那个层次？也许人类文明在达到那样的高技术乌托邦之前，就已经灭绝？可问题是，这个过程即便人类文明达不到，只要在无限的时间中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达到高技术乌托邦的层次，那么他们秉持着高尚的乌托邦精神，也必然帮助所有存在过甚至仅仅具备存在可能性的生灵实现各自的乌托邦。并且这样的实现是一刻即永恒。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就已经活在永恒的幸福当中去了。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股寒意从脊髓涌入大脑，好似有一种莫大的恐怖透过思想穿越到我的面前。END往期回顾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9周年谈一篇写得不错的文章投稿

耀光|作者我的点|编辑张梦扬|审核我们前几天开了一个会，讨论了一下我们当下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左翼组织，尤其是小型的左翼组织，说起来可以做的，无非就是组织工作，学习工作，经济工作，以及本职的社会工作。具体到实践上，便是如何招人和如何管人，如何召开学习会，系统学一点东西，如何找钱维系组织运营以及实现组织目标，还有就是如何在当下的经济环境里改良或者斗争。除了如何搞钱之外，其他几点聊得不深入，当然有些内容也不是很方便放在公开平台上讲，所以，这篇文章主要谈一下“搞钱”的问题。左翼组织搞钱，放在最首要的其实是一个伦理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合法还是不合法，这个所谓“合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要不要符合国家的法律；二、是否符合左翼圈子里的规矩，要不要符合左翼圈子里的规矩；三、如果我们真的去搞钱，那些作为我们的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群体会怎么看我们的经济行为？左翼同志会怎么看待我们的经济行为？要不要遵纪守法，对于这第一个问题，估计有些同志一看，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不遵守资产阶级的法律！然后讨论往往会陷入到一种现在我国的法律是不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了，以及不要犯幼稚病了一类的争论中去。然而我们换一种角度，实际上如果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里尤其是指在经济活动上的违法乱纪，在导致小组成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时，也有可能面临左翼圈子里的舆论风险，未明子的群组抨击佐伊23，也是抨击佐伊23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的运动，可能会陷左翼青年于不义。我甚至看到过一个评论痛心疾首地说“你（指佐伊23）让青年去乡村里调查，万一被宗族组织捉来杀掉怎么办？”当然这样的说法有点低能，但也透露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左翼们虽然言辞很激进，但还是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违反法律的行动有一种左翼伦理上的反对的。左翼圈子会怎么看一个左翼小组的经济活动？关于这个问题知乎上的大V千叶真名，讲过一个有意思的例子。说欧美左翼青年往往一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反资本主义的内容，然后借此带货，接着赚钱从出租屋搬到又宽敞又漂亮的房子，最后说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成熟了不搞左翼了云云。他这个例子实际上是在讽刺借左翼之名搞钱的这么一些人。所以左翼小组或者个人以左翼的旗号去进行经济活动时，面临类似的指责总是难免的。因为，无论我们打着左翼的旗号去卖衣服、徽章，还是图书、报纸，本质上要明白，我们的这些行为是在搞一个叫做“符号消费”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沦为了某种小布尔乔亚的消费主义附庸了。那么，如果我们不用左翼身份去做我们的经济活动，是不是可以避免这样的舆论风波？答案是不可以，敖汉旗小米的同志，人甚至不键政，做公社也是打着“生态”而非“左翼”的旗号去盈利，结果还是被未明子给爆破了。现在互联网四通八达，你不可能做到完全地左翼宣传和经济活动的切割，天眼查一查，大伙都知道，这样刻意的切割反而会增加别人对你的怀疑。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消费者怎么看的问题。对于生产者而言，左翼小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主，是不具备开工厂招工生产的能力的，普遍是作为二道贩子，也就是中间商进行盈利。因此专注于消费者，也就是我们的商品和服务的受众应该面向哪一类人，是面向无产者，还是面向小资？这牵扯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路线。一种是面向小资的经营，比如我们打着左翼的旗号吸引一些喜欢左翼文化的中产小资青年购买我们的产品，做一个经典的符号消费的事情，然后再将毛利多少以捐助于公益组织，乃至我们自己运营一个公益组织来做一些公益活动。前者进行营利活动，后者将利润用来援助无产阶级，以此解决左翼伦理问题，以及尽可能避免可能面临的舆论风险。还有一种是面向无产者的经营，也就是常说的公社模式，类似于胖东来，以物美价廉的商品和高度的员工福利冲击资本主义市场的秩序，让公社或者类公社这样更加社会主义化以及更为人道的经营方式，日益代替当下无序残酷的资产阶级的经营模式。我的点|海报原创说到这里，可以明显察觉到，两种模式都有缺陷，前一种，说白了就和《教父》里的麦克柯里昂挣了一辈子黑钱，最后试图用公益活动以及皈依天主教来洗白自己一样。对于左翼的这一条经济路线而言，在大部分同志的认识里，从事商业活动本就类似于挣资本主义的黑钱，只不过这样的“皈依”和公益活动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进行的，比如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左翼主义的信仰者，以及一旦开始营利便从事公益活动等。后一种，实际上这几年做公社的同志不少，但成功的基本上为零。不少人在耗费自己五六年的青春扎根在某个村子里或者义乌小代工厂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都是改良不行。当然毫无疑问是有成功的，比如胖东来或者蒙德拉贡，以及一些共产主义模范村一类的。可是对于这类村子的批判也不少，况且其成功难以复制，这里不再多言。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还讨论了左翼是不是清教徒的一个问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面临着苦大仇深的阶级对抗，必须要保证一个禁欲主义的面貌。但实际上对于“左翼清教徒”的解构这几年也已经完成得差不多。更多的左翼认为，禁欲主义不是左翼的天然正确，而是东亚封建文化的残留，比如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不禁欲。还有一些左翼接受了后现代的一些东西，主张性解放云云。然而问题却是，一方面这样的认识解放，大多数时候局限在性的领域，也就是乱搞男女关系上，往往一谈钱就抓瞎。另外一方面这样的认识解放更多局限于抽象的认识而作用不到具体的情景。比如当谈论左翼是不是清教徒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说“左翼不是清教徒”。可当某个同志真赚了点钱，哪怕他大多数都用在了公益上，左翼群体还是会指责他名左实修。在常规的左翼圈子的内斗里面，指责对方赚钱也是一种常用的攻击方式，比如某些对我看不惯的新左，就经常编造耀光有一千万一类的来对我进行攻击。一个同志说大可不必在乎左翼群体的看法，这样倒是洒脱，可实际上是做不来的。你进行左翼活动，你的受众大部分都是左翼，一旦你在相关的领域不符合左翼伦理，“没有修养”，那么大多数左翼还是会对你进行围攻，至少也会影响到你商品的售卖，商业一环断环环断，本来做左翼的经济活动，无论是搞公社还是做小资的符号消费生意，都是在骆驼上绑棉花，这种情况下再往上添一跟鹅毛都是会压死人的。更为实际的考虑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缺乏商业的资源的，或者现有的资源与我们的左翼经济活动不匹配，有个同志有亲人做酒代理，可如果我们真给别人卖酒，那不就成嘎子了。就算没有到嘎子那个程度，人提起红工就是“哦，我知道，是那个卖酒的。”也很丢人。当然也有同志说要挣钱先得建构合法性，用各种马列毛理论乃至黑格尔康德谈一下这样做的合理性。于是给出这么一篇文章，谈一下左翼怎么去挣钱，挣了钱怎么分配才是对的一类的问题，希望能引发读者的一些思考，也便于读者们在真去从事类似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这次讨论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那就善莫大焉了。END往期回顾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9周年谈一篇写得不错的文章投稿

耀光|作者我的点|编辑zzzz|审核今天是毛教员诞辰的129周年，毛教员的形象在不同的人那里是不一样的，前不久我和本地一个工人同志交流，他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同，不懂四人帮也不懂王洪文，只是天然地认为毛主席很在乎老百姓，文治武功很厉害，于是对他很是崇拜，并且自称“永远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喝完啤酒，走在子夜的空荡大街上，他突然大声喊“毛主席万岁！”我制止了他，那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毕竟我们现在都在承载着那件事的后果。那之后我们各奔东西，“毛主席的好战士”要南下打工，而我要继续在这座城市里奔波生存。直到楼下超市老板在群里发了因疫情关门的通告，直到我的兄弟的学校连期末考试都没考就放假，直到我认识的每一个亲人都感染上了新冠，一边咳嗽一边用沙哑的声音抱怨自己吃东西没味道，直到最边远的乡村也难逃魔掌，老人们在乡镇卫生所打着点滴，这些老早为自己打造棺材放在堂屋生死看淡的老农民们，居然也因为这样的病毒而感到恐惧和难过，一个姨婆哭着害怕她死了没有人去看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想，三年来葬礼还是该办就办，我甚至还去过黄果树瀑布看人头……然而我突然想起来，那段日子已经不在了。说起来讽刺，2020年初一我就去应征志愿者，那时候人们是如此惶恐不安，以至于同一批的四十个人第二天就只剩下了我和一个学护士的女孩子。那时候没有防护服，也就不存在“大白”，口罩隔一天在社区中心发一次，然后便是挨家挨户地排查，筛选……大多数人都是配合的，我也得见众生百态，商人们对待公职人员的谄媚，工人们的热情豁达，路边小贩的抱怨，居委会大妈的市侩。前不久贵阳被静默，我又去了一次，帮助物资供应点搬食物。然而就是这两次，我竟然都没有感染。但我认为也快了，毕竟我始终要出门，要劳动。我甚至有种希望快点被感染的想法，这个病你没得之前，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轻症还是重症，是乐呵呵发朋友圈我阳了，还是躺进CPU对自己的一生走马观花。这种感觉就像你站在高楼的边缘，既恐惧死亡，死亡又迫切诱惑你跳下。但我终究谨小慎微，我怕死，更怕死得没有价值。网上都说一个人面对新冠最好的状态是“不要太当回事，也不要不当回事。”其实就是不要自己吓自己，也不要不做预防，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的，我得过重感冒，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肉体的病痛，生病会让人变得脆弱敏感，即便向来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当他患上某种疾病独自躺在床上，连杯水都拿不起来的时候，也会为自己的孤独而流眼泪。那样的日子里，我总喜欢裹着被子看电影。姜文有一部电影，叫做《太阳照常升起》，里面的配乐都很精彩，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首《美丽的梭罗河》。如果你现在在我的面前，我大概会唱这一首歌给你听：“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你的光荣历史，我永远记在心上……”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诞辰，我无比地怀念他。封面原创：我的点END往期回顾谈一篇写得不错的文章书籍分享（第7期）投稿

耀光|作者我的点|编辑派大西|审核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整体上写得不错，尤其是其中两句话，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在这里同大家分享一下。这篇叫做《如果“消费不足”真是资本主义的“最终陷阱”，社会革命就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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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何以…？（二）——认知解放和组织批判原创｜革命何以...?（三）——政治动员和革命大联合—红工—每天都要学习和进步点开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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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行政机关很多一个接一个的瘫痪和解体，失去了统治阶级的庇佑，特权阶层和地主贵族更是脆弱不堪。革命的火焰从一个工厂传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兵营传到另一个兵营，由此从彼得格勒传向全国！图4:

耀光|作者红楔|编辑zzzz|审核今天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同志们的大量私信，原来是b站哲学左翼大V未明子声称要和另外一个左翼大V佐伊23决裂。而且未明子特意在他发布的视频中提到，他要做的是与佐伊“全面决裂”，他号召“要从信息上孤立这些人（指佐伊23）...要从活动上孤立这些人...（佐伊23）没有任何忠诚度可言”。我在震惊之余，不免感到有些迷惑。佐伊23是这几年难得的好同志，其文章写得针砭时弊，也带起了一股左翼青年做实地调查的风潮。尽管调查的质量肯定不如社会科学家那么专业，但总归让左翼青年从空谈中落了点实际。加上佐伊23素无暴论，风评也算是在左翼大V里面最好的一个。总得来说，佐伊23是一个倡导实践取向的人，和互联网上那些整日空谈西马、苏马，或者言必称黑格尔，沉迷于抽象哲学黑话的人很不一样。谈起哲学黑话，则必谈起未明子，一位靠着在b站发哲学视频，随后意识形态逐渐表露为左翼思想的新锐哲学大V。我一开始对未明子有些先入为主，毕竟这些年各种哲学黑话人，拌合着各种后现代的意识形态，出了很多离谱的暴论，包括但不限于如何屠戮中国老百姓，图谋如何裂分这片大地，又或者吸毒乱交一类的。反正，你看一个人开始讲哲学黑话，就容易产生一种很不好的刻板印象。自然对于这位哲学黑话头头，我的好感没有到哪里去。于是我曾经锐评过这位大咖，虽然得了不少赞同，但也有人指出未明子并非我所认为那样。未明子此人，会训斥他那些乱用哲学黑话的粉丝，也对小资产阶级的空谈予以批判，甚至有过工人子弟晚托班的实践。那之后我对他有所改观。至于佐伊23，我同他接触不多，早年在b站上有过评论区几句闲谈，后面自己写的一些文章，有幸在他的平台上被转发。因此未明子对佐伊23的决裂，实在是让大多数人不知所云，尤其是未明子的黑话恋物癖，实在是让人很难听得懂他在批判一些什么。互联网这几年流行这套，实际上和早些年那些气功大师差不多，越是让自己的行为表现得令人看不懂，越是能博得某些拾人牙慧的人的认同。当然，抽象一点还有一个好处，这些抽象的行为或者话术变成了围绕自己的玄符，向大众掩盖掉自己的人之本性，掩盖掉自己也是一个会吃饭会拉屎的活生生的人。总之，要评论未明子是非常困难的，这类人永远有一个万能的盾牌，那就是“你没有看懂我要说什么”。在这里我姑且捡点我能看懂的东西，这些东西大都来源于未明子宣布与佐伊决裂的那条视频的课代表。大概有以下几点：1.未明子要和佐伊全面决裂；2.未明子批判佐伊23实际行动为零，只是在做学术性的工作，培养网左，是本本投机主义者，不可靠；3.未明子批判佐伊23是右派，闭口不谈现实工人权益，不开如何争取工人权益的药方。4.决裂的办法：未明子主张网络上孤立，不联系，不接触佐伊23。我对此的评价是，未明子是实在是太傲了。他对网左的批判路径，和我以及知乎上一些左V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某些网左给恶心到了，所以才对网左有意见。这种恶心是指某些网左一天给各种独洗白，搞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魔怔意识形态，比如性少数专政顺性别一类的，或者到处扣“老保”帽子。某种程度上，我们这种意见是“实践”的，是先经验后理论的。至少在被恶心的同时，也知道了网左大概分为哪几个派系，现在都在干些什么，哪些群体是值的赞同的，哪些群体是应该反对的。可是未明子不是，他对网左总是一幅不甚了解的样子。在批判的时候是把网左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他这个视频中，佐伊23时而是激流网乌有之乡这样的“线下老头聚会组织”，时而又将其归类为不可信任的线上空谈网左。无论佐伊23究竟如何，总之都得服从于未明子对于网左的定义，某种在思辨上的完全否定关系。未明子对佐伊的看法是脱离实际的，是完全不实事求是的。有一位大v的评价很真实，“未明子是欠'真左'收拾了。”“真左”是我们对某些意识形态极为魔怔的网左的调侃。意思是，倘若未明子多去了解一下现在的网左具体是什么样的，都有哪些人，相信就不会对佐伊23抱有那么大的意见，而转向去针对应该针对的群体了。这里随口插一句，其实未明子这种分析视角倒是和他的祖师爷黑格尔挺像，都是从一个“绝对观念”出发，再去分析具体的事实。佐伊同志早年用简单易懂和数据充实的经济学文章，让很多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兴趣和了解，此外佐伊又从阶级视角对前后三十年进行了科普，虽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揭露了正确的历史”那么宏大，但也确实是给左翼青年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一种新方向。佐伊23是一个谦虚的人，你很难从他那里看到别的大V爱摆的架子。他鼓励很多年轻人去通过实践写报告，鼓励青年去用自己的眼睛看看周遭的世界，这些都可以说是“劳苦功高”的。可惜佐伊同志早年的一些实践和好文章早已流失。所以未明子对于佐伊23的批判，实在是言过其实。而至于这件事情的导火索，黑格尔到底该不该学的问题，在谈黑格尔之前我还是得再说一句，其实未明子这次火这么大，和他所谓的佐伊23如何，关系或许没有那么大，根本问题是在于佐伊23写了篇学马列不必看黑格尔的知乎回答，未明子认为是在暗讽他。总之，未明子和佐伊有着某些“私仇”在里面。马克思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那套理论认为，社会现象的本质是伦理理性，伦理理性的真谛是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只是伦理理性的表现或自身发展的几个阶段。从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是一个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国家是理性的最高体现，是以普遍利益本身为目的的。可现实不是这样，对于当时的德国而言，他们只偏袒容克贵族的利益而忽视穷苦老百姓的利益，甚至到了老百姓去山上拾捡木材取暖，都要被判犯罪的地步。马克思一开始认为国家这样做，是违背了理性主义的原则。后面他渐渐发现黑格尔这套完全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于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么一些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是阶级利益统治的工具。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没错。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到头尾都沾染着唯心主义错误，这一点是需要批判的。至于年轻人一定要读黑格尔才能懂马克思，这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质上完全不是一回事，是对其的扬升。黑格尔或许是哲学家途径的必要素材，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非如此。而至于用前现代的哲学抵御后现代云云，实在是荒唐至极，大概就像用封建主义反抗资本主义一样令人发笑。未明子的实践我是认可的，但过度吹嘘他实践的价值，否定其他左翼乃至非左翼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也是不恰当的。为劳动者维权的律师团队还是有的，至于打工人子弟学校，我读书时几乎每一个假期都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留守儿童之家做社工，当地的儿童服务中心每个假期都在办这样的学校。实际上在大城市也一样，我认识很多家社工机构，也在做类似的服务。大不可以因为未明子宣称自己是左翼，他的一些公益行为就比别的公益行为崇高伟大。像激流网某些同志线下也从事一些更激进的实践，他们中的个别同志对未明子的评价是“此人如果真在做左翼实践，又如此高调，实在是奇怪得很”。这几年左翼确实缺乏实践，一部分人甚至鄙夷实践，但大不可因此走了极端，搞“实践至上论”。促进社会进步的实践是好的，但不是说实践者一定比不实践者高尚，某些小同志假期兼职外卖员或者肯德基里做配送，都要鼓吹自己在做“左翼实践”、了解劳工，但又连个调查报告都写不出来，还要其他同志快点崇拜自己云云，实在是令人贻笑大方了。END往期回顾原创

耀光|作者我的点|编辑zzzz|审核我的上一篇文章，指与“老”左翼谈话又纪念十月革命的那篇，实际上是经历了两个审查的结果。一个是应对官方的自我审查，把这位同志讲述的许多对抗性的事情删掉了；另外一个是应对民间左翼青年的自我审查，又把这位同志讲述的许多改良的事情删掉了。结果文章下来，虽然还能读，但作为原作者，我认为颇有些遗憾。我向来主张，如果我们不能有什么宝贵的思考，至少呈现一些真实的事物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思考。而如果我们只讲一些假大空的事情，读者读起来没兴趣。万一我们再舞文弄墨一点，让读者愿意读下去，那才是真正的损失-他们从这些浮嚣的东西里得出来的，必然是不实事求是的道理，这些道理运用到他们个人的人生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实践上，也总是会导致失败的。一个不真实的文章，也许会因为他的辞藻修饰，带来一定时期的热度。但不要期望，这样的文章能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正如我上篇说的，能在历史中留下的都是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之所以宝贵，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是对现实的印刻。通过这样的经验，笔墨和枪械一样具备改造世界的伟力，因为他们符合客观规律，只要人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在这样的真实下思考，行动，总是会成功的。因此有什么需要改的呢？我们甚至删掉了左翼论坛搞一些公开聚会的事情，这些事情大多数左翼青年是不甚了解的，一直带着一种神秘的被迫害的情绪，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事业，从而导致了一些莫名的神经质和魔怔。中国现在还在活跃的“老”左翼和相关组织们，虽然确实不能点名，但他们确实是在做支援劳工，农村脱贫实践，农村妇女增权，生态合作社等事情。我们担心这些不能说，说了某些左翼青年一看，改良，一定是老保！可问题是，这就是“老”左翼们探索出来的一条至少可行的行动路径，我们只给他们一种真实的呈现，无论是他们批判也好，还是支持也好，那是他们自己需要去实践思索的事情。那种动不动就“老保”的，现在一般的同志也知道，那不过是魔怔人。难道我们的文章是只写给魔怔人看得吗？这些后现代真左一辈子也走不到实践，写给他们看又有什么意义？又或者我们把左翼青年都想象成这样的魔怔人？我想中国的左翼青年，虽然确实有不少魔怔的，但大多数还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发光的前进的这么一些人，要写给他们的东西，最好还是真实一点比较好，否则倘若真有左翼青年相信了我们浮嚣的宣传，岂不是本来发光的也要暗淡？比如我们删掉了现实里存在的改良，不切实际鼓吹革命，一些青年看了信了，然后变得更魔怔。反而是我们的罪过了。真实和宣传，对立是一方面，但更多是统一，只有真实的事物才是具备文艺性的，只有具备文艺性的大众读起来才津津有味，这样才能起到宣传的效果；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真实的事物，和建立在真实事物上面的思考，才具备改造现实世界的伟大效力。一种东西至少要我们自己相信，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实在是没有给大众普及的必要。很多左翼组织，为了鼓动宣传，整了许多弄虚作假的文章，所熏陶出来的左翼青年，往往不是活在客观世界，而是活在平行宇宙。这样的组织这些年我们何止看了几十上百，有多少活得下来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所以无论是哪里的同志们呐，都要从中吸取教训。END往期回顾原创

耀光|作者红楔|编辑展红艺|审核作为更年轻的一代，我们始终保持着谦虚的心态向“老”左派们学习，也因此，我们始终对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种冷静而现实的认识，使我们不至于同改开后四十年以来的左翼思潮割裂开来。对马克思主义事业抱有信念的人，大抵清楚，马克思主义事业既不能让人一夜暴富，也不能让人扬名立万。用王小波的话来说，这类事业是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的事情。其实就是在说，这种事业终归是吃力不讨好的。多年以来，“老”左派们在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后，按照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一系列或激烈或悲壮的社会实践，他们花费半生，去支援劳工、去维护食品安全、去帮助农村生态脱贫——这何尝不是在希望水会流上山呢？人总归是要经历实践的，只有实践才能明白很多道理。很多年以前，和我相熟的一位同好曾参团游览过某个红色景区，遇到一个快要去美国留学的胖子，很有意思，大家都在瞻仰革命烈士，献花或者悼念，唯独他上去一口浓痰吐到地上，低声咒骂“无害的神像”。之后众人席地而坐，分享感受，此君更是高谈论阔各种“西马”、“苏马”，嘴里讲着各种令人听不懂的德文单词，眼神里尽是春风得意，洋洋洒洒讲了二十多分钟才歇。结果别的同志刚要分享，该君又嫌太阳太大，躲到远处的树荫下了。正是出于对这个胖子的吐槽，得以让我这位友人与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结识。因为工作和疫情等变故使得两人再没有见面，直到前天那个月光明晰的夜晚，才终于得以在一家氤氲着热气的涮羊肉馆子见面。见面又可以谈些什么呢？大抵，还是回忆往事的多。不过线下总归比线上好，线下有那么一种约束，即便意见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成年人，也懂得委婉退让，留以彼此空间，进而在这种空间中得到更多的共识。他们谈起面临某些危机时刻的机敏，为现在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为劳工说话的名人可惜。他们没有谈论互联网上的事情，因为不是谁都像我那么喜欢上网冲浪，自以为网络世界的就是全部，其实比起浩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赛博世界到现在还是边缘之物。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留下自己的声音。但不代表那种声音就是有价值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把篦子，能筛掉许多喧嚣的寄生虫，最后在历史上刻下痕迹的，总会是伟大的思考与宝贵的经验。为此，有时即便自己的声音与现在互联网上的声音有代差，也没有必要太过怄气，倘若你有坚定的信心，那么请相信时间。他们谈起相识的故人，谈起歌手许多和他们的歌曲，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像多年前我们相聚时那样，哼唱起《团结的人民永不会被击溃》，即便我们完全不会西班牙语，一首歌只哼对了“El

耀光|作者红楔|编辑展红艺|审核就算是像我这样最近十分忙碌的人，也不得不注意到，似乎一些曾经被历史尘封的旧物，又再度抖掉自己身上的尘土重新归来了。这些历史的旧物，就是供销社和国营食堂。如果你最近关注社交网络，也许就会刷到各地供销社开门营业的新闻。供销社——这种似乎与这个年代格格不入的经营模式就这么突兀地、堂而皇之地跳入我们的视野。各地新开张的供销社门前摆满了祝福的花篮，看起来和一般的个体户商店大差不差。甚至，你有可能还会刷到一个大妈打卡国营食堂的视频，视频中的大妈带着夸张的表情，夸赞那里的食物是如此的廉价和美味。对于这种看似回归公有化的“试点”，我相信拥有不同意识形态认同的人会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许一些民间“左派”会因为这种公有化并非由他们所主导，而将这样的社会变化斥为“官僚化”，从而大肆批判。而至于自由派，大概会联想最近各路有钱人跑路国外的事情，悲天悯人地哀叹大锅饭的时代又要来临了。当然，对于某些阴谋论者而言，这一切都是在给战时经济做准备，供销社和国营食堂，无非是配给制的一种预演。我也见到有一些较为冷静的看法，他们认为国营食堂是配合供销社为农民兜底的，里面的东西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差的，就像中国邮政一类的国营经济一样，他能为一些在市场经济环境内受到忽视的人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也就是说，这个影响颇为广泛的国营服务业试点，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当然，可以预见到，这样的说法未来会遭受到部分激进左派的攻击——毕竟对于要求全面公有制的群体而言，任何不彻底地对私营经济的取缔，都是一种投降主义。此外，也有这么一种颇为奇特的视角：小粉红们抑或是建制派们会认为这又是一盘大棋，在经历追求经济的狂热后三十年之后，我们将会迎来重视分配和社会和谐的阶段。这样的阐释必然能得到亲建制左派的认同。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一切顺利，这些新兴的国营经济体也会在运营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各种问题——但对于在实际做事的经济实体来说，出现问题总是避免不了的。比如价格虚高、卫生安全、服务态度、不法谋利等等。可以预见，到那个时候，对现行国营改制试点持反对态度的人，必然会大肆宣扬这些问题。例如前面提到的自由派，自然会悲天悯人地回顾一下当年某些人在供销社里被店员欺负的旧事，替天行道般地宣布如今那样的事情又再度发生了。倘若再阴谋论一点，就会树立一个改革的得利者形象，这个得利者会被塑造成一个“哪家的公子”。这种故事还会在外网一些论坛上流传一阵子，这同样也是避免不了的。然后呢？建制左派们必然会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始终未曾改变，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只是中间过渡的手段，到一定阶段总是会回到公有制的，这符合历史的螺旋上升规律。而对于新的国营经济，必然和旧的国营经济完全不同，是一种对前三十年的国营的否定之否定。总而言之，如果按照唯物辩证法，这事是说得通的。究其根本，无非就是一种支持当前体制和反对当前体制的立场的分歧，支持的体制做什么都是对的，反对的体制做什么都是错的，互联网时代哪来的第三条道路？任凭谁都是科学为立场说话，无非是说得好说得不好罢了。俗话说饮食男女，我们也未必需要关注这些满脑子宏大叙事的人议论些什么。就我个人而言，我想谈谈我的感受：在吃方面，自然是希望每一顿都是换着来的山珍海味，珍馐美馔。我经常刷到那些探店的视频，从日料到西餐再到东南亚美食，从北京到潮汕，听着博主对饮食文化的介绍和对食物的评测，就像我自己也身临其境地在品尝着同样的美食，这就是美食探店的魅力。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们普通人能享受的不过是廉价的本地菜加上寥寥几片猪肉，或者偶尔花多点钱做个火锅烫菜，里面还要充满各种被称为“科技与狠活”的速冻肉丸子，我吃过一种“素肉”，它的美味让我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然而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我童年生活在贫困的西部山区，互联网上那个三餐都靠洋芋果腹的小男孩让人心酸，但那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美味了，洋芋煮熟沾上辣椒面，既绵密又下饭。我那时候哪里有洋芋吃呢！在农村，顿顿都是包谷饭和酸菜豆米；后面进了城，区区两块钱的水豆腐我们娘俩都要吃一天。吃洋芋那是后来农村生活开始变好了之后才吃的，不夸张的说，营养午餐的出现，对于我们这样的农村儿童来说是一场跨时代的革命，即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兼顾了身体的健康成长。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第一次在大学食堂吃饭的那种贪婪，几乎能把每一粒饭都给扒光。当然，也不是那么多人喜欢吃正餐，对于大多数同我一般出身的人——那些农民和工人的后代，当他们能自由支配金钱的时候，更多的钱是花在了吃零食上。吃零食，这件事挺可悲的，小的时候没得吃，靠长大了来补偿，说起来没有谁不心酸。你能相信我第一次进肯德基那种想要哭的感觉吗？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评论，这些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获得了几万人的赞同，他们与我一样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都是这样活过来的。食堂有吃腻的时候，吃腻就变成上述说的那样了，一眼就看到了食堂菜色的缺陷，往日不在意的因处理不当而带有骚味的猪肉和没有一点虫眼的白菜，如今却变得格外恶心。可如果自己做饭呢？求学时尚且不可能，工作后更是一种奢望。除了那些靠做饭为生的厨师们，能给自己做饭吃其实是一种人生的享受，这需要时间、精力以及金钱的支持。既然能刷到探店视频，那也一定能刷到制作美食的视频，大多数美食制作的视频里，博主身处一间宽敞精致的厨房，用着各种精美的或叫不上名字的厨具，处理着刚刚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食材，尽管那些遥远的地方我们这一生可能都无暇到达。做完饭之后，博主逗逗猫狗，夕阳偏暧，在庭院里散步如常。但有多少人过得上这样的生活？作为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我们都得加班，白天充当社会运转的一环，为那些不用亲自工作的人工作，下了班应付吃着各种廉价的或粗制滥造的食物，偶尔还要对科技的发展感恩戴德——没有食品科技的进步，我们那点钱真能吃到比肉还香的“素肉”？或许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前段时间贵阳的疫情，突如其来的封控导致人心惶惶，超市里的大多数必需品也很快被有购买力的人给一扫而空。这意味着：富有者的居家隔离，无非是总算有时间来享受生活；而工薪阶层的居家隔离，则是要在自己的房子里忍饥挨饿。超市老板过了一个月才在居民的抗议下搞了个新方式——排队和限购，于是乎，尽管每个人买到的食物都不多，但总算是保证了公平。对于一些人而言，普遍强制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分配限制了人们所获得的上限和下限，这个区间是如此狭窄而又充满诱惑，过去生活在这个区间之下的人生活得到了提升，但也无法再进一步；而那些比这个区间高出许多的人，却只能被迫同往日看不起的底层过差不多水平的生活，这在心理上给予底层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满足感。平等，也是人们很重视的一种述求。而完全的私有制，一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大型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货架与工薪阶层干瘪的钱包有着鲜明的对比，各式各样的服务更像是嘲笑无产阶级一日中所剩无几的休息时间。也许事情从来都没有那么极端，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实现公有制，以提供一些中等水平的服务，向那些处于中等生活水平以下的人开放，也就是“兜底”。而在社会整体，我们保持着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样貌。这样，也不会破坏有购买能力的人购买他们所需享受到的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就像“帕累托最优”那样，没有损坏任何人的福利的情况下，至少提升了一部分人的福利。可问题是，谁来给这样的“兜底”买单呢？税制改革期间甚至出现了吸中产血养无产的说法。自我之上人人平等，自我之下阶级分明，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愿意社会变得更美好，每个人都追求平等和自由，前提是人们不在其中损失些什么——这就回到老生常谈，我真有一头牛了。END往期回顾原创

张守中|作者红楔|编辑摘星|审核什么是列宁主义的意义？我想用下述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提问：什么是对列宁主义的意义的解释？然后，我们可以察觉，不能通过指认任何事物来作为回应，尽管我们应当指出某种事物或现象。但是，语言定义和指物定义只能是暂时的表达式，因为它只能把一个表达引向另一个表达。譬如，当我们说苏维埃政权以红色为象征色彩，我们并不是指向红色具有某种革命性，而是指向我们对革命史的印象，如此便从关于色彩的美学、伦理学转向了革命历史学的描述。我们只能见到从语词到语词，直接指出某种事物是未曾发生的。换言之，有人讲到列宁主义，就指认苏东官僚体制就是列宁主义，这无疑是认识论的错误。因为从不存在直接的指物，表达式的指涉只能是语词之间的位移。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当我们说某人/某事以特定方式被指认，我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一个“批儒评法”的人物，给法家一个指物定义：百代都行秦政法——这是积极的东西。然而，另一个“河殇派”的人物，同样给法家一个指物定义：独夫之心，日益骄固——这是消极的东西。辩证地讲，他们讲的都是法家，也都不是法家。这是因为人在进行决策时，会偏重于先前取得的资讯，即使这个资讯与这项决定无关，这在行为经济学里也被称为“锚定效应”。当我们讨论列宁主义，并不只是讨论政治活动的理想模型，更是在互相测试各自的政治倾向。就像幼稚园的教师让孩子采一朵最美丽的花，来验证孩子的鉴赏力与判断力，花的鲜艳美丽与否则是课题以外的感受了。讲起马克思，人们会说他是商品经济的诗人，他是经济周期论的先知，他是现代/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大师。但当讲起列宁，人们会说：你是在说激进革命吗？不过就是工人阶级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些老掉牙的陈词滥调吗？难道列宁的先锋队，不正是代表了对当今现实无效的专制统治吗？列宁难道不是已经失败的历史尘埃吗？这些连珠炮似的问句，反映的是某种特定的语言活动，就好像符号的意义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些活动，仿佛我们在所作的评论里指示了某种东西。然而，我们并不是指示了什么，而是我们把某些东西（印象）放置在被指示的位置上了。我们不是在观看，而是在想象一个对象，正如霍金在他所写的科普书里的内容，宇宙不是一般人以为的“宇宙”，而是一些宇宙的模型。坦白讲，在我的模型里，列宁并非一个僵化的、怀旧的名词，相反，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列宁的创造力就在于一个“尚未到来的民族”，处于外在的关联中尚未到来，这是正在形成的列宁。正如William

耀光|作者红楔|编辑我的点|审核我曾经在知乎上描述过这么一种现象：每代忠于自己理想的左翼，在按照他们的方式和逻辑与现实世界进行的斗争告一段落之后，总是会面临一个思想断代的问题。随着老一辈左翼从求学求知到成家立业的成熟，新一代的激进左翼分子们，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段内也开始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新一老之间看似没有什么明显的文化隔阂，但实际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在我们这一代。对于大多数九零后和少部分零零后来说，至少在2010年以前是不会有使用智能手机在网上高强度冲浪的机会的。而对于之后出身的、成长于移动互联网崛起之后的大部分零零后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可能从开始有个体意识起，就不断地、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各种互联网亚文化的熏陶。最先被接触到的亚文化，或许是抖音快手上那些肤浅的小资产阶级志趣。但很快就会产生分流，一些人仍旧保持着这样的志趣，将更多的精力投射在现实的社交和自我的生活上；而另外一些，具备批判性、愤世嫉俗且对高深事物有着独特爱好的，我们称之为具备“知识分子性格”的一类人，往往会更沉迷于抽象亚文化的圈子。必须得承认的是，后者是参与互联网各路意识形态争论的主体，也是各路意识形态自觉的主体。现在的马列毛、托派、西马、民布、纳粹、新造派、自由派等等各种派别，大多数是由这么一些人组成的。他们的政治性格的形成，和九零后乃至少部分零零后政治性格的形成截然不同。对于稍“老”一辈的人而言，他们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想象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长、老师和同龄群体的传播。当孩子们在父辈喝酒聚会听闻他们大骂当局时；当经历过上个世纪敏感的政治运动的中年教师们，花一节课讲某些“被禁止”而又刺激的内容时；当平时同龄群体在交往中对规矩和制度表示厌恶时，毫无疑问，就会在年轻一代中发展出来的那种异化于主流政治宣传的力量。在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时期，大众传媒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人们能接触到的电视节目里，政治是严禁被娱乐化的，因而无法进入到孩子们的视野。而对于移动互联网崛起之后出生的零零后，乃至一零后一代，他们生活在一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自媒体为了博人眼球所发挥的对观点的娱乐化装饰，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发展成了一套尚且缺乏归纳的大众传媒战术。创作者们会将各种严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通过相当有趣和吸引人的方式，包装成各类娱乐产品，最后传播给大众。广受此影响的年轻一代，会继续对这类带有政治倾向的娱乐产品进行传播，在这个传播中又会赋予此类娱乐产品，一种新的娱乐性的政治倾向，从而深刻地构建着我所说的这些具有“知识分子性格”的新生一代的政治观点。解构主义从上个世纪传播到中国来，一直到自媒体时代才彻底发挥了他们的效力。严肃性彻底丧失之前，我们要明白严肃性意味着什么。所谓“严肃性”，本质是人们在思考事物逻辑的深度和价值评判的慎重。大多数人，无论是信息的创造者还是接受者，他们只是被动地沦为传播这类娱乐产品、并为其赋予更多娱乐意义的媒介，他们并不需要深刻的思考，只需要接受一个政治倾向的娱乐产品，然后在其影响下产生喜爱或者厌恶的情感，基于这种主观情感进行传播，如此循环往复。我们这一代恐怕已经和下一代形成了鸿沟；老一辈的问题来源于苦大仇深的煽动性，事实上在那个物质尚且不是那么宽裕的时代，这种“苦大仇深”也建立在他们由知识分子性格、紧张甚至失范的家庭关系、同龄群体的边缘化所最终塑造的一种具有强烈目的性和拯救性的情怀上的。而新一代在继承前辈问题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受大众传媒的影响，他们物质上并非不充裕，许多虚拟偶像的未成年粉丝，甚至能支付得起每月198元的舰长资格（这部分群体也是键政一个很难忽视的派别）。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得这一代的年轻人物质上活得更轻松，但也衬托得他们的精神越发空虚。后生一代，所更需要的是获得更多的娱乐产品和精神刺激，这些娱乐产品和精神刺激有时候确实是对现实的模仿，但并不指向真正的现实。一个后生所借由现实的一个事件在网上义愤填膺，他所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件事在现实里得以何种解决，而是借由这种义愤填膺扮演他在互联网上的角色，吸引更多人支持或者批驳他，进而使得空虚的精神有所发泄，这个过程往往是不自觉的。由并非坚实建立在物质上的政治倾向所导致的，就是各种“乐子”和“魔怔”的广泛传播。他们的问题并非指向现实，而是指向对现实的模仿。价值观念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一旦失去现实的根基，这些价值观念就会沦为一种无物之阵。很多亚文化群体可以轻松地讨论如何去对自己的民族造成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戮，又或者偏激到如何让一个国家的男性全部变性。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误，因为这只是文化的堕落，他们指涉的对象并不发生在现实里，而是该对象在互联网所构建的场域中的映射。END往期回顾投稿

南霁云|作者我的点、红楔|编辑zzzz、摘星|审核近来互联网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认为“资本和权力是被分割开的两个互不相干的硬币”，并提出“被资本剥削远好于被权力剥削”。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在于：这样的观点忽视了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的现实。我们可以在经济领域初步审视这样一种社会权力。剥削的表象是劳动者进入到某个工作场所，将自己直接产生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交割给雇佣者，这部分被交割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或通过自己的劳动，使雇佣者得以分割到来自直接生产的商品内的剩余价值。而更深层的意蕴是，在一个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环境下，劳动者不得不去接受这套规则。为了生存，必须把自己的生命刻度的大部分劳动力化，拿到商品市场上去竞价，接受在社会范围内被雇佣的现实，从而达到资本这一社会权力的控制——依附状态。总的来说，人创造了资本，却被所创造的资本所“异化”。以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定义，资本是将生产资料私有、剩余产品按所有权分配、社会范围内雇佣命令劳动的一种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代表着特定的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所享有的社会权力。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其间捆绑劳动力的媒介从土地、犁耙、耕牛变为了工厂、机器、写字楼；人身依附关系的表现则从佃契变为了雇佣合同；劳动力的流动性更为广泛；而其雇主承担了更少的法律或伦理责任。人在这个发展中获得了自由，却又不是完全的自由。劳动者只有选择被哪一家企业、哪一位人格化的资本剥削的自由，却没有选择不被剥削的自由。现下社会流行的一些谬论，导致了一些人对资本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笔者将在下文中罗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谬论并进行简要分析：1、面对资本的打压，普通人是可以选择不合作、不服从，甚至可以白手起家，成为新资本的代言人上述已提及，作为不掌握生产资料或掌握小部分但必须以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普通个体，他们只有被动地接受这套规则，而没有否定的权力，我们从未听说一名工人可以靠累积的工资去开办企业的例子。在经济上取得统治与主导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一定会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谋求同样的优势地位。横亘太平洋东西两岸的那些“白手起家”的“神话”皆是如此。如果细细考究，我们不难发现，这类群体中的大部分的背后难以离开血缘的纽带，而那些少部分得以实现“阶级跃迁”的幸运儿，却无一不处在一个相关领域空白领域，任由资本疯狂生长的时代环境，但这些渐起的“新秀”最终也难逃被大企业兼并的命运。也就是说，资本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经营，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任何手段，包括行政命令或法案，最多只能延缓而不难阻碍这一进程。2、资本不会驯化你，不会要求你必须服从，而权力会这样这实在是一种对资本的美好想象。资本所塑造的意识形态，早已经不是两个世纪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所描述的如“清教徒”般开源节流式的模样，亦不是工厂主－监工－劳动式的皮鞭式的单一纪律约束与粗暴命令的状态。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塑造概念与模糊阶级差异，最大限度地使人的劳动力刻度延长或增加单位时间效能。比如，为什么缔结婚姻必须要买房而不可以租房？为什么一颗可以人造的、储量并不稀少的碳结晶体就成为了爱情的永恒象征？为什么饮一杯星巴克就意味着步入了优雅群体的行列？为什么会有“轻奢”这个模糊概念？一双同品牌的球鞋就能抹平事实上的阶级差异么？当一名劳动者，顺利地结婚生子，拥有了房、车，却又背上了沉重的贷款，此时他还能不自我驯从地为家庭与后代拼尽全力么？竭尽全力去生存的劳动者们，或许未必能思考到这背后的原委，但矗立于面前的沉重的经济负担，会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采取积极或消极式的反抗。逐年走高的劳动仲裁案件数量与走低的结婚率便是很好的证明。3、资本会有法律、政府、或其他资本来制衡，而权力则不会这很显然是在剥离了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后，剥离了社会系统运转中的博弈后，运用想象力得出的结果法的本质是受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的，经由政治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这种意志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不是简单的利益相加，而是整个阶级共通的基础部分。因此法所规定的框架内，必然有一部分对被统治者也是有利的。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是，如果被统治者都不存在或长期处于一个混乱无序的状态，统治者去找谁统治，又怎样实现统治利益的最大化呢？譬如，19世纪前期，英国纺织业童工的工作时间达到了14个小时，作为单个资本家，自然愿意延长绝对剩余劳动时间，更多地获取剩余劳动。但作为资产阶级总体来说，14小时劳动制一面会引来工人阶级大规模的反抗，使政权疲于奔命在一场场罢工、示威、游行之中；同时又使得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能力被进一步压缩。于是，对14小时的否定就被法案提上日程。在这样一种资本权力的博弈情境下，把统治阶级慑于被统治者自发反抗威胁而不得不进行的“被迫让利”的行为归因于一种行为规范体系或“公正第三者”命令下的“主动放弃”，实则是在忽视了现实的政治力量之后，重新走向对“资本”的再度梦呓。结束了我们对以上典型谬论的反驳，我们再回到资本与权力本身的分析，资本是权力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当我们将目光短暂地移到现下的环境后，资本与权力的一体两面便决定了，能掌握资本的核心集团同时也掌握着主导社会的权力。这一集团既可以是华尔街的财阀，亦可以是德国的容克贵族。END往期回顾浅谈一下西马为何原创

耀光|作者红楔|编辑zzzz|审核刘慈欣的《诗云》里曾经描述过这么一个荒诞的场景，外星超级文明化名李白，为追求成为一个最伟大的诗人，消耗了整个太阳系做出了一片“诗云”，存储了所有可能的诗。而这样的事也许并不只出现在科幻小说作家的想象里。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技术正在日益用独特新颖的方式生产着全新的精神产品，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在代替人去从事艺术事业-AI作画，这一技术的发展揭示了一些事情，但并不都是好事。作为最近全球爆火的Tiamat、Disco

南霁云|作者红楔|编辑zzzz|审核【编者按】秦朝对中国的大一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秦代的统治制度“秦制”也被后世所诟病。“秦制”对中国影响深远，“百代都行秦政制”。《秦制两千年》将“秦制”定义为一种中央集权制度。历史学家秦晖认为，秦制是一种“儒表”而“法里”的政治制度，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发生的统治、剥削关系。在本文中，作者将对互联网语境下的“秦制”的含义进行总结，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展开批判。在互联网语境中的“秦制”概念，恐怕与历史上的秦国政治模式以及围绕这一模式所展开的王室、宗族、外戚、门客、官吏之间的种种博弈相去甚远。其作为一种被自由派所广泛使用的“托古概念”，往往被指代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笔者将这个词归纳为以下三个旨向和特征：1、“秦制”通常被指代指整个国家机器犹如毛细血管一般，延展至被统治的土地与臣民上；而国家机器内部，又通过严密的等级制度，使得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上级绝对服从于更上级，最终达到国家意志等于某一个人的意志的状态。于是，民众匍匐于“利维坦”之上，而利维坦又被某一个人所鞭笞驾驭，使漫漫威压通过一整套如臂驱使的政治与思想工具散发出来，让人不寒而栗。2、“秦制”一般又与低效率相捆绑。这也方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展开分析，毕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符号，总是要考虑大部分民众并不关心政治的情况。倘若一种社会是气氛压抑而又物质富足的，那么远离那些抽象概念专注于眼前生活未尝不可，但如果这种“低效率”可能会切实影响到生活状态与利益，那么再老实的人也会摆脱鸵鸟状态，时不时使用这个概念腹诽几句的。因此，在日常使用的语境里，“某个封闭世界里，低效的秦制”是难以抵挡“来自外部的，高效的非秦制”的。同时，出于对竞争失败可能导致统治法理的丧失，以及利益受损后的求偿于内，“秦制”会不断加压于民众，进而导致低效的加剧，最终在恶性循环下，导致整个统治逻辑的崩坏。3、“秦制”所塑造的只能是单向度的结构。因而利维坦的内部和外部、上层和底层之间都是被严密切割而不可沟通的。因而，即便你只是利维坦内一个普通的小衙役，你面对那些商贾巨擘、豪强士绅，也能利用好手中的权力，如同摆弄牵线木偶般地使他们乖乖献上金珠宝贝，满足一己私利。但如此这般的“秦制”，与其说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制度，不如说是出自自由派的一种一厢情愿的空想。所谓的“秦制”理论，在作者看来漏洞也非常明显：首先，不要说整个中国历史，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也不存在于统治机器能覆盖于全部领域，而其统治意志又可以被一人的想法所决定的情况，这种“1984＋银河帝国”般的统治逻辑，基本仅存在于影视文艺作品的想象中。须知，统治机器由人组成，人既是有思想的，也是精力有限的，因而国家机器就如同机器一般，是有其效力边界与使用寿命的，超过其负载，即行崩溃。而其内部所搭构的统治逻辑，也来自于数个政治集团、政治组织、政治派别间的博弈与均衡，远非令出一人。例如，中国古代在农业自然经济上长期处于“封建状态”，统治范畴素有皇权不下乡一说，国家机器与宗族乡绅就在这样一种条件下达到平衡。而中央政权内部，又长期存在皇室宗亲与士绅功勋的博弈路线，其代表就是“皇权与相权”数千年的此消彼长，最终也不得不达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平衡。其次，继续回溯到历史中寻找证据，按照自由派的说法，这样一种“秦制”在国际竞争中长期是低效的，那么为什么在执行了所谓“秦制”的唐朝，其周边的一众国家，无论是突厥、于阗还是波斯，抑或是天竺、倭、新罗、百济还是高丽，都要乖乖地向唐朝称臣纳贡？唐朝既能在与周边一众势力的较量中不落下风，建立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北抵北海，南至横山的庞大疆域；同时又能将长安塑造为一个沟通亚欧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其境内国民的昂扬奋发之气让世界民族印象深刻，使得直至今日，“唐人街”也依旧能成为一个流传于外的名词。恐怕自由派最喜欢讨论并引用的，还是自1840年以来漫长而屈辱的反抗斗争史。是啊，一个羸弱不堪的国家总能使这些人“振振有词”的反思显得不那么格格不入。比如他们对“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就总能将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上的原因上升至对民族、人种的否定，而这也为他们双膝跪向侵略者增添了一丝“合理性”。可惜，时过境迁。在最新的国别影射中，指代的对象已经从早先的大清上升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这恐怕是一个不得不让自由派也失望的真相。并且在对“非秦制”的西方各国的政治模式的追捧中，笔者也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国的出场频率要远远少于英美。究其原因，恐怕离不开法国自12世纪以来所诞生并在波旁王朝得以基本定型的中央集权政治传统，这使得当下的法国与自由派所厌恶的某国，在政权结构形式上是一致的。再次，这也蛮符合自由派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诉求，假如你是商贾巨擘、豪强士绅，你也会时不时怨恨自己头顶有一片更大的云。因而时不时得对百姓拉拢、恫吓一番。“别管财力差异如何，我们可是归属于一类人”“再不限制这来自利维坦的威压的权力，你看到那个因为兼并重组而斗法失败的企业主了么，明天你的下场就和他一样”而面对他头顶的那片云，“你们再不对违反劳动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从我这拿走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了”“我又为你们费心费力地盘剥利益，又为你们挡在前面当护城河，你们必须给我更大的特权”正好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END往期回顾浅谈一下西马为何马克思：听说我被开除马籍了？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泛左派人士亟待进行严肃的自我审视！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左右划分法”到底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人的派别？谈一下我对“人民经济”的认识—红工—每天都要学习和进步点开名片

张守中|作者张守中|编辑红楔、派大西|审核无论西马是马克思还是鹿克思，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西马的主张者及其拥趸，是学术分析的路子，解释权的逻辑闭环对他们而言是毫无必要。对于尚未掌握政权的在野者而言，他们的使命就是不断提出执政者难以接纳的提议，然后通过被否决来实现自身的神圣性。在传统的苏马环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为政治服务，两相对比，西马和新马确实在一定程度回归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分析，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但是，随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西马”更像是普通的社会哲学学术研究，不再提出激进变革社会的方案和嵌入历史风波了。英国新左派的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提出了“新左派”的概念，这与斯大林上台后西方特色的“西马”是相吻合的概念，或者准确说，这两个概念具有亲缘关系，是相伴而生的姊妹。这是他们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伯恩斯坦、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等先辈的重新发现，乃至对一致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进行了反叛，亦即社会主义不只是建构秩序，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也非是自然反映论的旁征博引，更是一种创造新世界的趋向。然而，西马被视为正确的科学社会主义，甚至可能比之苏马更为危险。从“西马”的起源来看，其主张一开始便是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否定的理论工作上的。就在1955年，那位“知觉现象学”的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首次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针对“列宁主义”的开创性进行批判，并且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马克思本身做了切割，分化出了辩证的、经过观念论训练的马克思和“自然主义”的马克思。归根结底，梅洛庞蒂是要用现象学的方式去扬弃辩证法（即使他的这种批判也归于一种历史的辩证运动），目的是要摧枯拉朽地打倒马克思主义。综观看待，西马是一种和“战斗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整个西方与苏东相对抗的地域象征，属于是不以马克思主义自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造成巨大思想冲击的思潮（苏之砒霜，美之舒爽）。不过，西马推究到极致，也终归是正治领域的斗争，即使远远那么定睛一瞧，那么慈眉善目。可历史总会告知世人，左良玉也是会慈眉善目地说，“老乡，借你的人头一用”。譬如，葛兰西会讲“向人类的外部去寻找现实和实在，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学地理解实在。……没有人，宇宙还有什么意义”。这些话在当时的语境里，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可一旦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语录，就难说会不会对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产生不良影响了。毕竟20世纪末期，有位叫做戈尔巴乔夫的“地图头”，他也喜欢说这些人啊、人类文明啊之类的口头禅。于是，历史就出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没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1877年，伯恩施坦也是四处宣传这种与上文所述相类似的观念，号称要用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点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思想。甚至，他还要求放弃阶级斗争，取消革命，鼓吹“全民党”（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可谓是修正主义的面目暴露无遗。西马相对比，更为聪明了一些，他们要利用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权威来做事。如果出了差错，那么这口黑锅得甩到教育体系和社会研究方面，西马继续装作无辜的旁观者。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端起碗大快朵颐、放下碗就骂娘的西马叛徒。确切讲，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进过窄门，又谈何变成犹大呢？著名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法兰克福的“大孝子”）哈贝马斯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基础是不明确的。什么是规范性呢？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的内容，就是讲你应该如何如何做事，这也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所讲的“应然性”。所以，哈贝马斯的意思是大家都没想抛头颅洒热血，不过就是像生物学家做玻片一样，做做研究，最多妄图青史留名而已。学术混子都能研究马克思，那可不就是缺乏规范性嘛。可如此表述，也不究竟。因为社会科学是一门涉及方方面面的精细学问，除了要有“规范性”的理论，还要有“实证性”的理论，也就是要对做事的进程进行描述。规范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一对互相成就的矛盾，不可能随意地全盘打倒。换言之，西马的理论特性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无论他怎么在“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还是科学的问题”这个“科尔施问题”面前标榜自己，中世纪负责经院哲学的那批人肯定也会说：“这味我熟”。又譬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虽然提出了许多激进的主张，但当激进的学生找上门来，他人却玩起了奇妙的躲猫猫。至于阿尔都塞学派的阿尔都塞，如果在所谓的大革命到来前不要疯癫，就更为绝妙了。再看看其他的西马又如何。哲学家萨特把列宁颠倒过来的黑格尔哲学再度颠倒回来（列宁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成唯物主义），也就是再度投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怀抱，“不间断的精神运动”的提法无疑是对“无意识”的浅显分析。他认为辩证运动意味着主体自身一分为二，从自身树立起对立面来认识自己，这无疑是对斗争的曲解。他只是通过自欺，树立了一个永远存在且永远达不到的存在方式。换言之，比起为了人民群众的福祉，萨特更在乎自己的学说如何逻辑闭环。本雅明对马克思的解释则比萨特更为极端，他几乎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塑，他那种“人必然在欲望与尘世当中沉沦”的情调贯彻始终，他的“革命”是弥赛亚主义试图创建的一种新型时间，即弥赛亚时间，悖于现代启蒙理性所依赖的线性时间，这是实现与未实现之间的空白区间。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了一个永远的危机时刻，但又绝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也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主观能动的），显得只是与基督徒相似地被《保罗书》的起源性真理事件的绑定。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大学里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潮而存在着，出版的大都是一些纯理论和文化方面的著作，少有斗争性指向明显的表述。总归不值得迷信这些主张，毕竟，有信无证，虽不落恶果。可也是终不得正果。END往期推荐:马克思：听说我被开除马籍了？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泛左派人士亟待进行严肃的自我审视！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左右划分法”到底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人的派别？谈一下我对“人民经济”的认识浅谈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贵阳疫情詹观，接力的志愿者真的有在磨洋工吗？从一张图谈公知，为什么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转载｜曼德尔：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前因后果—红工—每天都要学习和进步点开名片

耀光|作者zzz|编辑派大西|审核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的国家，因此赋予新事物意义的时候总是根据过往的历史来进行解释。历史的经验往往能很有效地帮助人们过着保守安定的生活，国人也是追求这样的生活——“安心”。但安心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不了社会的变革，沉迷于用历史解释的互动模式，演变到最后往往脱离现实，演变成空想家和魔怔人。因此当我看到某些“专家”对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的批评时，突然觉得情有可原。这帮早就赚得盆满钵满的经济学家们，早就丧失了作为人的良心和基本的学术严谨性。对于“人民经济”的批判完全暴露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着急。以至于向松柞一类的“经济学家”甚至口不择言地说“在地性”这样一个社会学早就存在的词语，竟发明出这是温铁军创造的怪词的语调。在社会学界不免沦为一个笑话。回过头来我们看温铁军的“人民经济”论，其实一点也不新鲜，甚至也谈不上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左，但绝不是“十年”时期或者“一大二公”的遗留。稍微见过点市面的都不免觉察到，他这套不过是将西方改良主义的一些东西结合本土的情况介绍到国内罢了。“人民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口中，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的知识分子们探索俄国的解放道路时，为了避免西方血腥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决定为“祖国寻找另外的出路”，从而将俄国传统的村社经济解释为一种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经济”，并且认为可以通过对这种村社经济的适当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列宁则认为俄国当时的村社经济之所以不显得那么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因为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罢了，并不具备通往社会主义的条件，其也不被视为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进步的因素。当然，这种从有别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挖掘出使得本土社会进步的方式，并没有终结在俄国，后世人类学界在反思西方的世界观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从那些原住民或者非西方的文化环境里，得到了其他关于社会发展的出路。或许我们可以把“库拉圈”的发现认为是社会经济最早的启蒙，他们物品之间的交换，不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出于维持部落之间的关系的目的；绿色社会工作学者多米内利，从毛利人那里汲取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包括维系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自然建立起共生、互相尊重的关系，通过个人、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互帮互助建立起彼此的责任互助等。这种西方的“传统生态知识”的范式在国内的介绍极少，倒是和温铁军的“在地性”不谋而合。“在地性”是一个在建筑和艺术领域经常被提及的词语，往往是指一个建筑放在当地于环境和文化上不冲突而和谐的要求。关于“在地性”的定义，在经济领域则要区分，一方面是站在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视角下提出的在地性观念，即是要摆脱跨国资本的宰制而输出本国的商品。这一点在日韩等国家都比较流行，韩国人有个文化概念叫“身土不二”，也就是中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韩国人要用韩国货，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故土情怀。这种情怀保护了本土的农民，导致韩国本土的农产品要远比进口农产品金贵，而不少农产品的包装都以“身土不二”作为卖点。另外一种视角则着眼于反对城市资本或者跨国资本对于农村社会的侵入和剥削。《苦涩的种子》这一纪录片是此类视角的典型，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种子使得印度农民背上高额的债务从而自杀率攀升。国内一直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张和清、古学斌等学者，也通过实地调查和行动研究发现，四十年以来，农业商品化之后，带来了农村集体功能的弱化问题，农村发展的不可持续和贫困问题，以及农村传统文化的消失和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从而学者们提出要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依靠本土的优势资源，创建互帮互助的社会经济的在地性的发展模式。“在地性”说白了其实就是本土化，本土化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果，任何外来的理论来中国，都必须切合中国的实际，西方资本到中国来，城里人到农村去，也不可能完全依照城市资本的逻辑去发展农村的经济，这种发展在过去的脱贫中已经被证实是失败了的。而是必须依靠农村本土的资源优势和人的积极性，创建一种有别于城市经济理性且具有互助的社区精神的适合农村的发展范式。更何况西方的资本主义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城里的市场经济，城里人自己也知道好坏，既然如此，当我们要去帮助一个更落后的社群进行发展时，难道不需要将这套模式改得更适合一点，然后才去推荐给那些落后社群的人们吗？这一点能有什么问题呢？我只嫌它实践得还不够，做得还不好。至于“综合性”，这种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做法，在欧美国家如此流行，跨国资本，无一不是设立了专业的社会责任部，来从事一定的福利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改良。企业的社会责任往往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是给工人提供安全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较好的工作待遇；另外一方面则是对企业外部的社会进行福利事业或者改良事业的投资。对于“人民经济”中广受诟病的“人民性”一点，很多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有一种莫名的“一大二公”PTSD，以至于左翼想批判温铁军“人民经济”理论过于保守和改良的时候都捉襟见肘，迈不开步子了。社会经济更多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强制的，斯大林模式下的计划经济，如果要追溯其根源，美国的村社自治传统可能要更为接近，其强调的是集体模式中，人们之间和谐有序，互帮互助，具有自觉地公民意识，人们积极参与公共事物的共同体。这类范式和“一大二公”完全没有历史上的承续，更多是从欧洲近年来的左翼学者那里借鉴过来的理论。如果这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不来跳脚，估计一些左翼会对其进行“左翼自由派”和“太过保守”的批判。然而可惜这些经济学家出来跳脚了，现在就连最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都不得不站出来支持温铁军。在现今国际国内范围内市场经济模式都持续走低，欧洲和美国的先锐学者们都在探索新的模式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很庆幸中国还有温铁军一类的学者搞点新东西，而不是像大多数活在前现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不是保守市场自由主义就是要求回到“一大二公”。中国人总是喜欢沉浸在故纸堆里“清议”，清议来清议去，我想也不如开眼看看世界实在。往期推荐：浅谈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贵阳疫情詹观，接力的志愿者真的有在磨洋工吗？从一张图谈公知，为什么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红工—每天都要学习和进步点开名片

耀光|作者我的点|编辑派大西|审核不知道有没有读者做过大学里的小组作业，或者在社区里组织过活动，如果你组织过，那么会很明显地感觉到，让人们参与到公共事物的管理是有多么困难，更不要奢谈让人们积累管理的经验和产生管好自己周遭社区的意识。微观是如此，那么宏观上呢？一个政府，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总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它的工作，但除却一些公共危机，例如洪水、地震以及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疫情。大多数时候，公民都只对政府的计划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这类计划包括社区环境的改造，社区人际关系的促进和谐，创建一些社区组织抵御未来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丰富社区居民的生活，以及建构一个社区居民的共同体等等。人们并不真正乐意于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对于公共事物保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这对于大多数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是难以想象的，很多知识分子总是以为民主是公民的第一需求，这种需求甚至超越了吃喝拉撒和安全保障。但实际上，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需求层次上甚至比娱乐活动还更不需要。知识分子，尤其是乐意于参与公共讨论的知识分子，喜欢将一切民众都想象成和他们一样密切关注公共事物的一类人，因此常常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强加到民众身上。当这种政治理想经历漫长的空谈期走向实践的时候，由于民众的不配合，就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境，从而引发知识分子莫大的失望。自由主义者会谈论民智未开，而共产主义者会要求组建先锋队以期带领民众建立一个良好的新秩序。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历史事件的推波助澜，对民主的追求往往演变为一场民粹狂欢的灾难，在经历这样的灾难之后，懂得反思的民族往往会借以制度法律上的修正，创建一种独特的精英治国的秩序，以期消解掉由于知识分子的宣传和历史事件演化所导致的民粹灾难。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不愿意去为公共事物去谋划、思考和行动。除非有这么一个精英集团懂得利用人性的高尚和卑劣，进而调动人们去为公共事物所服务。美国的大选与其说是一场民主的实践，倒不如说是一场娱乐的狂欢，人们投票给一个政党，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看橄榄球赛的心态，希望自己押注的那个队伍能够获胜，从而证明自己比邻居和更有远见和吹嘘的资本。倘若要一个美国红脖子去研究各项政策对于美国的长远发展有和作用，再权衡利弊得出一份万字报告，最终基于这样的理性去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那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幸运的是，美国独特的选区制度保障了始终是由两个精英的党来组织活动，才不至于让这些民众们选出一个色情明星出来。因此我总是说，现代社会是专制的社会，这种专制是一种与传统君主制截然不同的新型专制。在过去，无论一个人靠着武力还是继承取得了政权，其皇冠永远都是摇摇欲坠的，因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质上这样的统治并未取得真正的合法地位，人们之所以暂时无法推翻这样的社会，仅仅只是因为暂时处于一个稳定的世代而无心去关注公共事物罢了。一旦由于官僚的腐败或者是环境上的灾难破坏了人们的稳定生活，那么皇帝就会被推翻。也正是因为缺乏真正合法性的统治，因此皇帝对于基层的控制始终是被限制的，皇权不下县，人们并没有一种深入内心的力量去相信自己要为这个王朝付出什么。现代社会却截然不同，通过这样和那样对于民主的阐释，以及代议制的广泛施行，政府的权力不再来源于武力的镇压和虚无缥缈地上天赋予。这种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人民的选择。自从大工业以来，现代社会就如同一台不断自我再生产零件的机器，每个零件都有自己的作用，这些零件必须协作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运转。也就是大分工。大分工使得每个人都必须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物，进而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换取更多的报酬。如果人们既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要抽出时间来参与公共事物的管理，毫无疑问是低效率的。因此人们通过宪法签订契约，确定一类人专职来负责管理公共事物。这使得个体从公共生活中脱身开来，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得以解放。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人们都会失去对于公共事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民众将公共的和私人的截然对立，全心全意让渡出自己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利，而转向去关注自身利益。而那些被让渡出来的有关于公共领域的权力，则会被一个代议制的政府完全获取。这个代议制政府成为了事实上的专制者，这个专制者将替人们操心公共生活，让人们专注于发财致富和私人生活，怎么能不大受欢迎呢？这种统治毫无疑问是深入内心的，伴随着民主政府的往往是民族国家，民主制的要求磨平了人们的身份差距，过去高高在上的贵族、安然自得的平民和被剥夺人权的奴隶，如今完全地沦为了一类人-公民。人们只有职能上的区分而无身份上的贵贱。但这种民主制又建立了新的身份差距，那就是基于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与国之间明显的民族差别。广泛的民族主义认同深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的心里，由此替换掉由于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失落从而诞生的归属感上的空虚。这种国族主义意识，在代议制政府的专制下推波助澜，最终演变成一个当代社会普遍而又主要的文化认同。此类主要由国家-民族所演化的大共识下，使得现代社会的公民拥有了史无前例地自发的团结度和凝聚力，某种程度上看似克服了民主主义的泛滥导致的个人主义悲剧，人们可以作为一个零件服务于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强大，可以完成那些先人完全想象不到的伟大工程和实验，可以使得一个弱国短时间内崛起称霸一方。可这种民族主义根本上却是虚无的，他们给予不了个体以真正的支持，并不像小型的结社那么可靠。在小型的会社当中，人们可以给予彼此经济上的支援，道德上的告解和心灵上的彼此安慰。在正式的结社中，人们拥有着系统的组织生活、明确的组织身份和需要履行的组织义务和权利。虽然不那么自由，可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灵都有所归属。民族主义缺乏这样的形式，因此常常落空为一个振奋人心却很难被人实际体会得到的口号。那么，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如何的？参与式民主在今天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提及，通过民众广泛参与制度设计和实施，以保证公共事物得以符合大众心意地良性发展。可如何使得民众能够自发地参与到公共事物的管理，除非这个社会存在一个庞大的占据主体的有闲中产阶级，并且这样的中产阶级接受过系统地公共政治的教育，这类教育规训了他们，使得他们将参与公共政治和提高自身公共政治水平作为己任，并且能够从刚合法参与政治生活时就拥有较高的水平。进而，从一个社区的自治开始，到联合的普遍自治，看似确是一个良性的秩序。这种参与式民主的思维，始终还是寄希望于大多数人都变成政治上的专家，从而政治上的事情就能够得以很好的解决。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制度设计得多么合理，而是在于如何去实现它。批判现有制度而去构想一个好的制度是容易的，可落足到行动呢？知识分子的吃瘪往往在此，思想的巨人如果停留在思想的领域，自然是擎天撼地的，可一旦走向现实，却显得无比渺小。让这种渺小变得伟大起来，往往不是一代人的功夫就能做得到的。往期推荐：贵阳疫情詹观，接力的志愿者真的有在磨洋工吗？从一张图谈公知，为什么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互联网时代，我们更应该坚持毛泽东思想—红工—每天都要学习和进步点开名片

耀光|作者zzzz|编辑zzzz|审核最近网上一个视频火了，视频中是贵阳花果园的志愿者队伍接力为社区运送物资。本应该是一件感人的事情，结果在网上却迎来了许多的抨击。不少网友嘲讽到“车再停远些，全国人民都有工作了。”、“相信政府战胜科学”、“以前我看到非洲人那个磨洋工的视频还嘲笑人家呢”。更是有人直接造谣说到“五百一天，相信祖国人。”……恰好，耀光我现在就是贵阳做志愿者，我想作为最基层的志愿者，并且做的是也是基层的抗疫物资搬运工作，那应该对这方面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我们每天运米运油，以及各种蔬菜瓜果，尽可能地保障当地社区的供给。货物白天上架，意味着每晚到货我们就要开工搬运和分拣上架。就算是这样，几个大小伙子每晚要干到凌晨一两点钟，有些时候因为货物调配的原因，我们更是要凌晨三四点钟起，然后一直干到白天中午。所搬运的都是大件物资，动辄上百斤的十几袋一大袋的米，被捆扎在一起的需要抗在肩膀上才能走得动的洋芋，和一箱一箱的各种瓜果蔬菜……来做志愿者的基本上没有原本就干体力活的工人，因为工人们现在也忙碌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擅长体力劳动的几个志愿者，往往搬完几个大货车的货，力气就完全竭了，第二天浑身肌肉都是酸疼的。就在昨天，我们难得有一个小的创业老板，带着几个手下的工人和我们一起做志愿者。因为人多的缘故，对于一些中等重量，也就是一个人能拿得动，但又不至于搬得咬牙切齿的货物，我们采用了后面被网上嘲讽的接力传送的方式。没想到这样一来，整个人链如同被发动的机器一般，速率突然提高了起来，每时每刻每个人手里都有需要被传递的货物。我们每个人都为发现这样省力便捷的方式开心不已，连忙请旁边一个老师给我们摄影留念。然而因为我们几乎在完全黑暗的背景下工作，最后只留下了一段黑得谁也看不清楚谁的视频。即便如此，我们仍旧很开心，因为今天能在十二点之前完成工作。要知道，为了随时能应付这样的抗疫物资的搬运，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许多志愿者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有一次我的合租室友凌晨三点种才睡下，到四点钟就是咚咚咚敲门和打电话，要我们起来继续搬运物资。至于回报，网上造谣所谓“五百块一天”，实际上呢？搬完物资，管事的一人发我们一包十四块钱的磨砂烟，允许我们限量拿点水果，也就当一点心意。作为志愿者，我们没有特权，第二天仍旧是要和其他居民一样排队买生活物资。从来就没有所谓“五百块一天”，当我刷到那条接力视频下的外地IP的人对志愿者的造谣抹黑，正在坐着休息等货车的我，内心真不是滋味。刷到这条视频之后，我把这条视频发到了我们几个小V的群里看，一些有体力劳动经验的老哥表示，这样是最省力的方式。我个人的体会，通过人力的接龙远比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地抗，对时间和人力要更为珍惜。原本要四五个小时的搬运，有了接力这种方式之后，两三个小时就搬完了。原本几个志愿者总是要顶着腰酸背痛开启第二天的劳作，但有了接力之后总归要轻松许多。现代社会的开端源于大工业导致的分工合作，这是很效率的。至于为什么不把车开上去？视频里的情况是不容易倒车。而我的志愿经历是拉抗疫物资的司机自己时间也很宝贵，仍然记得有一次有一辆车上全是大米，一袋大米十几包，我们三四个志愿者都是大小伙子，两个人抗一袋都未必抗得动，最后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实在是力竭了，想坐下休息，但人司机过来好好说，他们也有难处，我这边慢了其他地方的物资运送就会晚，晚了就来不及，第二天其他社区的物资就很难供应得少。最后没得办法也得上，鼓起劲来搬完之后，眼睛里迷了汗水，刺疼无比，看东西都是模糊的。因此抗疫物资的货车到了一个地方，那么就得停在路边，然后尽快下货，让车跑第二趟。这是最终磨合出来的节约时间的成果。那么为什么不用三轮车？我们这儿原本也是有一个推车，把推车推到货车所在地，把货物装满，然后把推车推回来，卸货。看起来很是省力，但是不节省时间。几个人与其等你推车慢慢上货卸货，都自己上手开始直接搬运了。最后还是用接力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很多时候是当地的志愿者想了很多办法，摸索了很多方式最终才得来的这样的最佳的模式。可就是这样的探索出来的方式，却在网上被视为“作秀”。难道兢兢业业，日夜颠倒地去为当地社区的老百姓服务，连拍个照都不行吗？这个视频里都算是好的，我们连续搬运了几个日夜，都是在深夜搬运，昏黄的灯光下没有记者和专业相机，无论男女大家都投入到劳动当中无暇摄影，偶有一两个女志愿者体力不支，我们就吆喝着她给我们拍照，其实是叫她休息休息，可即便如此，最终得来的图片还是很花。这样寂寂无名的志愿者队伍，现在在贵阳的各个社区都存在着。他们在人们休息的时候想尽办法地为人们运来必要的生活物资，以扛过这段最为艰难的日子。面对疫情，我们应当是团结起来，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志愿者们本身就来自于社区居民，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人们来参加志愿活动，内心因为做好事而喜悦，因为对社会有贡献而开心，也因为结识了很多同样做志愿活动的良善之人而动容。社会的表彰往往是次要的，倘若说人类做好事的动机只有被表彰，那么疫情以来根本发动不来这么多的人民群众从事抗疫志愿活动。但并不是说这样的表彰不必要，一些少数的敌对分子就可以尽情诋毁这些为众人辛劳的人。灾难带给人们情绪是很正常的，可这些情绪应当被化解为解决灾难的勇气，而不是沦为灾难的伥鬼。作为一个志愿者，我真心感受到了很多以前靠上网得不出来的感受。从事的搬运工作让我像一个工人阶级一样劳动和社交，我开始有了新的启发和思考，并且反思过去的一些思维是如此地小布尔乔亚。所谓小布尔乔亚，就是站在一种高高在上而又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处境，对那些实践者予以幼稚可笑的批评。思想倘若无法与行动结合，那么就会终身陷入到幼稚和魔怔的怪圈。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行动着的，始终为广大人民群众思考的主义。因此，我在此发出行动的呼吁，人无论是要做什么事情，总归要去做的，而不是总是想，总是辩论。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是我确信的真理，那就是为大多数人说话，为大多数人做事。往期推荐：转载｜曼德尔：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前因后果从一张图谈公知，为什么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互联网时代，我们更应该坚持毛泽东思想—红工—每天都要学习和进步点开名片

曼德尔|作者耀光|编辑派大西|审核编者按：戈尔巴乔夫无论生前死后，对其争议都非常大。关于戈尔巴乔夫及苏联的灭亡，各种意识形态左中右派有着截然不同的评述。在此红工学习小组近期会节选一些各类学者对其的分析，希望不同的观点能带给读者新的思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发展带来更多的深思。戈尔巴乔夫改良苏联官僚政权的企图失败，证实了官僚层的自我改良企图是不可能成功的。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与铁托、赫鲁晓夫、毛泽东或杜布切克的失败相似。苏联官僚层是太庞大了，它的社会网络太牢固了，它的惰性、因循、阻碍力和蓄意破坏的网络太牢固了，致使它不能被由上发动的行动所决定性的削弱。要移除它，就需要数以千万计工人创意力和行动，那就是说，需要从下发动的真正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戈尔巴乔夫无法发动这样的革命——他也不希望发动这样的革命。他的目的是要保持这个制度，同时深刻地改良它。首先要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急进改良这个制度的方针，并不是选择任何意识形态的结果。它是客观条件无可避免的结果，是苏联从70年代末陷入愈来愈深刻的制度危机的结果。这个危机的主要征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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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光|作者zzzz|编辑zzzz|审核当一个人对马克思主义越了解，对这几百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习越深入，就越发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脱离毛泽东思想的一切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俨然已经变成了空谈的政治正确，知识分子沙龙时的情趣和毫无实际功用的情绪输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无数自称“左派”的知识分子穿行在互联网平台上，用着几百年以前的语言大肆谈论着对当今形式的不满，从而没有试图去了解人民群众真正的苦闷和问题所在。局限在一个互联网亚文化的平台里，靠着这样一个亚文化的事物获得关注和支持，从未想过走向台面上，真正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做一点实事。相反，大多数的互联网上的这些“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上逃避着现实世界，所通行的潜规则莫不是小学生的“不准告老师”。他们认为无论言辞多么激进，都不应该把互联网上的行动涉及到线下去，不应该创造一个会影响个体私生活的环境。由此，无论这些人说的话是多么激进，他们本质上没有激进的能力，他们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了对其他左翼知识分子的抨击上，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漫开荒腔，仿若打倒一个虚拟的对象，自己就得到了弥撒亚一般的精神救赎。这是现如今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你全然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光辉和进步色彩，对于这类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的小众亚文化并无区别，这种亚文化规训着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内部封闭、自我隔绝的小圈子。如果说这些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最终成果，那么毫无疑问是莫大的悲哀。于是整个中国现有的网络“左翼”群体，莫不是陷入到顶着一个二次元头像，整日靠着攻击造谣他人过活，靠着彼此拉踩显示自己的存在，靠着自己的“真小人”和“真卑鄙”来显示自己进步的境地。毕竟一切道德在这些自以为被启蒙的人看来，无非是束缚“无产阶级”的“枷锁”，一般的市民阶层的良知和善意，于他们也不过是早晚要被文化和肉体上消灭的存在。这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所为，因此为什么要重谈毛泽东思想。立场，观点，方法，早已经揭露了一个共产党人应当思考一些什么，发表一些什么言论，和做什么事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应该做的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用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去真正意义上实现底层穷苦人民的解放，去实现一个更加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思想早就揭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重要性，彼时建军大业，若没有对国民党左派的团结，南昌起义绝不会那么容易；建国大业，若不是对国内一切新民主主义的进步力量的团结，难道最终能打倒蒋介石的反动政府？今天我们谈团结，只要一个人不谈屠戮中国人民，不谈中国人民就应该过着悲惨的生活，而仅仅只是对中国人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才能获得幸福有所分歧，那么是否应该有必要去对彼此开左籍，咒骂脏话和全面打倒呢？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即便是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毛泽东同志也能理解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是体系的受害者。然而今天的所谓“互联网左翼”理解不了这一点，对已经失败了的敌人的宽容且不谈，对自己的同志也一如冬天般的寒冷，没有办法将其打倒，也要想尽办法造谣抹黑将其打倒；打倒了一个不知足，还要寻找下一个目标，此起彼伏，乐在其中。这样的人，我们是否还要认为他们是进步的，是革命的“左翼”呢？然而互联网遮蔽了这一切，大多数人冲浪的时候，依靠着一个虚拟的身份，可以今天用这个号大谈马克思主义，明天用那个号反对马克思主义，一切不过是没有严肃意义和实际价值的乐子，因此他们做事的时候，往往全凭自己的好恶，从未真正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有着赤诚的信仰。这种问题，绝非是批判两句就能解决的，中国人口很多，即便是再怎么反动的思想，都能有成千上万的人点赞关注，这给了这些人自以为多数派的信心。互联网的遮蔽，一如香港暴乱时期那些有了面具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暴徒，给了这些人虚假的勇气。由于脱产导致的大量的空余时间，所筛选出来的社交媒体的主要活跃成员，大部分都是同质性很强的、无所事事的一些人。倘若你想要依靠互联网成就一些什么事情，尤其是成就和马克思主义理想相关的事情，那么你最后往往会大失所望。因为互联网把人之负面无限放大，使得一个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空间得以诞生，人和人之间是达不成任何的契约和合作的。互联网的公共性质更是会让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招致反对，这种反对的声音是如此地大，唯有沉默方可与之缓解。因此我呼号着，人们应该回到现实中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事情，不经历漫长地实地调研和用科学严谨的手段分析，一个人是绝然得不出正确的结果，付诸不了正确的行动的，而人之时间往往有限，每当你往虚拟平台上投入越多，你对现实的作用力就越少。互联网的世界终究是现实世界的派生物，如果无法从现实里面解决问题的实质，那么通过互联网解决的只会是问题的形式。然而形式终究是反复的，因此投入再多也不过是一个愚蠢颠倒的闹剧罢了。往期推荐：福利国家真的在养“懒汉”吗？戏说革命：以音乐剧《悲惨世界》十周年纪念版为例6月10号讨论会：先锋队与红色工程师的崛起2022年5月21号线上交流会记录一位英国同志的左翼运动观察记录（上）一位英国同志的左翼运动观察记录（下）英女王登基70周年庆典（上）：权力剧场和被发明的传统曹征路《那儿》1-3—红工—每天都要学习和进步点开名片

（三）放弃发财致富和“阶级跃升”幻想，在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反对劳动者相互之间“内卷”，不求“上进”，主动“摸鱼”，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劳动纪律。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编者按为市场做出贡献的绝非只有生产者而是消费者，生产端所应该感谢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劳动工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生产过剩而非生产不足，资源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资源的分配不公。被建构的“懒汉”背后是深刻的意识形态-那些人们生下来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未必就是对的。作者：耀光编辑：我的点审核：耀光所谓“懒人”根本上就是一种标签，类比于中国的孩子一旦从事和学业无关的事情，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的家长总是会给其贴一个“不学无术”、“好吃懒做”的标签。同样的，一个东亚内卷国的国民，一旦他不是在一个大垄断企业里有一份按时纳税的高薪工作，或者走向国家公职人员的道路，他也被人们定义为是一个“懒人”，仅仅只是因为他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那不被主流认可的生活方式，人们就会说这样的人是“没出路”的，是社会的“寄生虫”。我一再强调的一点是，所谓主流的生活方式，诸如上述的去应试教育内卷，去互联网大厂上累死累活。这些被定义为是“道德”的，是“正义”的。问题是这样的主流的生活方式，是谁定义的？是权力。是掌握这个社会的有权者，赋予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种必然正确的道德价值，将其内化在每一个心里，进而使得每一个人都追求这样的生活方式活下去。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是通过它的世界观对人类的意识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而行使统治的，这种世界观通过长期的传播与普及后，终于被群众所适应，成为“常识”（大多数人觉得正确的社会流行见解）；另外资产阶级对自己政权的维持，主要不是通过对生产数据和暴力手段的垄断，而是通过赢得其他从属阶级对它的意识形态的同意，因为它的统治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霸权统识。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当有权者-无论是官僚还是资本家，他们发动他们的宣传机器如此定义的时候，并不是优先考虑被定义者-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之所以塑造这样的价值观念，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官僚的诉求是社会稳定和千秋万代，而资本家所需要的是更多人为其打工榨取越来越多的利润。他们不会直接把自己的诉求告诉普罗大众，而是给他们说，你们唯有这样做，才是道德的，才是正常的，任何不这样的做的，就是社会的“寄生虫”；任何反对这样主流观点的人，就是万恶的“颠覆分子”、“卖国贼”。这些掌握权力的人，试图向人们灌输一种观点，那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的哲学和社会基础，是来源于士绅阶级的同情，来源于“绅士精神”、来源于慈善，来源于贵族姥爷们对底层穷鬼的同情。归结于一句话，这样的福利是来源于“人道主义”。因此，在这样的观点下，福利仿佛只是给可怜人的施舍，而不是公民的权利。这是完全错误的。北欧的福利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基础，根本上不是来源于所谓的同情，而是来源于政府对公民的责任，来源于公民自身的权利。以残疾人为例，北欧国家对于残疾人的福利安排，所依据根本不是所谓“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民主原则，残疾人也是公民的一份子，所以政府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兼顾到他们需求的公共设施，“残疾”本身并不被视为是一种缺陷，而被视为一部分公民对公共事物的特殊需求。举个例子，难道厕所分男女，是因为对女性的同情吗？还是因为对男性的同情？同样，街上有一个盲道，难道是视力健全的人对盲人的施舍？这样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实际上是站在一种“主体民族中产阶级健全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潮，暗示这种人才是社会的统治者，才是“人”，而其他人都是“非人”。而“非人”只能在这些“人”的统治下苟活，还要对其偶尔的施舍万分感激。这根本上是一种身份政治的思考逻辑，是一种封建主义的思维，只有在封建主义，才会有贵族的种种类别和平民。这是一种“宗法制度”，更是一种“礼乐制度”。福利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根本不是那样只针对少数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用一句专业的术语来说，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者们摒弃了“残余式”的福利制度，而建立起“普惠式”的福利制度，任何人，不会因为你年老体衰或者是个性少数群体，又或者是一个残疾人，而被认为是弱势的，你和其他人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和其他人一样平等。而政府会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他所需要的公共设施，以及为每一个公民提供政府需要提供的高福利，以实现整个社会的最大幸福。这是一种去身份化的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福利制度。类比于中国，那就是有一天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被彻底取消，城里人和农村人、干部和群众，都能享受一样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安排。这才是北欧，这才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人是生来平等的，现在很多人反对这句话，他们会说有些人生下来就智力障碍，有些人生下来就没有别人好看，有些生下来爹妈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可能是生而平等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新自由主义仍旧占据主流，人们没有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智力障碍的人一定比不高智商的人要道德优越吗?好看的人就天生拥有着占据社会财富的法理性？人的父母就决定了这个人注定只能过低人一头的生活？不是！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任何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任何的导致人们不平等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都是权力者为其个人利益塑造的伪道德，他们试图将他们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给每一个人，进而让这个社会-这个他们统治的社会能够世代地阶级再生产，能使他们目前所能享受的一切地位和财富不至于垮塌。出于对这样观念的批判，因此才有了文化多元主义，人是平等的，人是生而平等的，这种平等不是建立在任何的生理或者财富或者社会地位上的，不会因为任何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而使得某一些人低于另外一些人。任何人的特质，都不会使得其低于其他任何人，而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就是要保证这样权力衍生出来的评价标准不会出现，任何人都不被标签化。回过来，所谓对“懒人”的批判，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上，那就是勤奋内卷的人，要比摆烂躺平的人，在道德伦理上要更高等。这种问题对于北欧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勤奋工作的人未必比一个整天躺家里的人更高等，两者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没有谁是对的或者说谁是错的。只要这样的生活是个体想要过的生活，是他自己真正的需求，那么他就可以去过这样的生活，政府也有必要为每一个人过他想过的生活提供条件，而不是政府为每一个人提供有权者想要他们过的生活的条件。为了去掉这样的价值评判的影响，福利国家的人甚至会在话语上下功夫，这一点中国人也有其智慧，比如用“内卷”这样的一个负面词汇消解掉“勤奋”这样一个积极的词汇。在福利的领域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流量汉在台湾被称为“街友”，以“残疾人”代替“残废”等等。消解价值评判的同时，也解构掉了价值评判背后的权力，没有了权力，才会有人平等的基础。往期推荐：6月10号讨论会：先锋队与红色工程师的崛起2022年5月21号线上交流会记录一位英国同志的左翼运动观察记录（上）一位英国同志的左翼运动观察记录（下）【计划经济大事辑要系列】1、一五计划（1953-1957）【计划经济大事辑要系列】2、三年跃进（1958-1960）【计划经济大事辑要系列】3、五年调整（1961-1965）【计划经济大事辑要系列】4、三五计划（1966-1970）—红工—每天都要学习和进步点开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