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本土教会研究
来源：《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
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本土教会研究[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的推动下，由中国基督徒组成的本土教会在基督教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疆境内基督教的活动也呈现出这一特点。20世纪40年代“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耶稣家庭”“遍传福音团”等诸多本土教会组织，在新疆积极开展福音布道工作，对新疆地区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当今新疆基督教的直接源头。
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组织的建立与兴起，与教会自立运动（也称本地教会运动）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上海长老会华人牧师俞国桢等人呼吁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提出收回教权，不再受西方差会的控制。中国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倡导建立本色教会，改变“洋教”形象：“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这一时期亚洲和非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提出了建立本色教会的倡议。[2]
西方传教差会对中国境内的教会自立运动也有所回应，专门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与讨论。据《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在自传事业的进步方面，国内布道事业颇为活跃。1906年，东北的长老会信徒组成东北三省国内布道会（Manchurian Missionary Society）。稍后，圣公会信徒也组织开展了国内布道活动，由中国人领导，在陕西进行工作。再后，则有作为全国性组织的中华国内布道会(Chinese Home Missionary Society)在云南开展工作。据全国基督教调查报告记载，中国教会至少有25个国内布道会，全部由中国人领导，是真正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教会。[3]关于教会自治问题，“尽管全国教会事业的领导权有2/3仍握于传教士之手，但中国领袖对教会的影响已经完全可以和传教士相抗衡。中国领袖的影响，不论是在大会上、教区会上还是在董事部中，都能通过委员的职权而大显身手，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要求自治的结果就产生了自立教会运动，这个运动产生的教会同时也是自养教会。[4]本土教会组织的活跃，表明中国基督徒已开始承担向本土宣教的责任。
在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的推动下，由中国基督徒组成的本土教会在福音传播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内地各基督教组织纷纷派人赴新疆传道，其中以李开焕和翟明霞夫妇所立“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影响最大。[5]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疆的基督教团体主要有“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耶稣家庭”等。[6]
一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
中华基督教会正式成立于1927年，诚静怡任会长，“代表12个大会，51个区会，529个教堂，2091个布道所，按立牧师333人，传道士2405人，受餐信徒120175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三分之一，占地21行省，融化16个宗派”，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教会自立运动所结出的最大果实之一。[7]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具备“本色化”特征，最具说服力的是中国本土基督徒始终占据主要领导地位，诚静怡、张伯怀等人均是教会的领袖人物。[8]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开创者为李开焕牧师，早年在河南开封教会学校读书，后至云南昆明邮局工作，同时协助当地教会开展传道工作，在云南期间，结识女教师翟明霞，结为夫妇。1945年，李开焕被调至迪化（今乌鲁木齐）邮局，于是夫妇二人往赴新疆。途经兰州时，曾和胡进洁牧师（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英国内地会传教士，1906～1938年在新疆传教）相遇，胡进洁告知李开焕夫妇在乌鲁木齐有内地会的福音堂，可以供给他们开展教务活动，但李开焕夫妇致力于创办“自立、自传、自养”的教会，不愿依赖外国教会，因而谢绝了胡牧师的提议。夫妇二人抵达乌鲁木齐后，借到省药房两间会议室，工余之暇，传扬基督福音，并在星期天举行大礼拜。1943～1944年间，一批河南难民迁至新疆，被安置到沙湾、玛纳斯、阜康、乌鲁木齐等地务农，其中乌鲁木齐的垦民中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来参加大礼拜。由于星期天聚会人数日增，空间不敷使用，时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先生建议李开焕夫妇在乌鲁木齐购置房产。1946年，教会买到明德路1号平房一院，“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正式挂牌成立。李开焕辞去邮局工作，担任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教牧专职，并在教徒中选出12人为委办，办理教会事务。这一时期信徒从原有的十余名，逐渐增加到一百多人。李开焕牧师创办了刊物《江河》，对新疆各地教务活动进行报道，并刊登一些讲解《圣经》的稿件。《江河》在上海印刷出版，共出版一百余期，发行全国各地。[9]1950年时，乌鲁木齐有基督教活动场所两处，即明德路1号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和大西门基督教会，有教徒200余人。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经费全由信徒自愿奉献，并坚持不摊派、不募捐、不劝助。[10]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在乌鲁木齐挂牌成立后，绥来（玛纳斯）、阜康、哈密、昌吉、奇台等地的教会，都愿与之取得联系，成为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分会。
绥来 （今玛纳斯）据亲历者张心清的口述，1945年在绥来县即有基督教活动，由于没有活动场所，当时还没有成立教会。每逢星期日，教徒们多自发聚集在私人家中念经祷告，当时从陕西、山东、河南迁来的移民中信仰基督教的人较多。1946年冬季，教徒已发展至50余人，约1946年年底，“绥来县中华基督教分会”成立，并向迪化基督教会备案。绥来县中华基督教分会的经费均系教徒自愿募捐。教会遵循“自立、自传、自养”的原则，当时英国传教牧师何仁治打算捐款相助，被教会谢绝。[11]
阜康 1938年因遭受黄河水灾，河南省邵陵、扶沟等县难民流落在西安附近，1943年盛世才将这些难民招募至新疆，1943年12月至1944年3月，陆续安置在阜康北六运湖定居，从事垦荒种植。垦民中共有基督教徒14人，初入垦区，没有教堂，暂在教徒家中聚会礼拜。1946年秋，阜康基督徒与迪化基督教会负责人李开焕取得联系，得到了李开焕的支持与指导，在阜康县六运湖正式建立了“中华基督教阜康分会”。至1949年，教徒由原来的34名增加到93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督教会倡导自养、自治、自传“三自”爱国运动，阜康基督教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六运湖河南庄子修建了第一座教堂。[12]
哈密 1944年国民党遣送一批河南难民至哈密县，其中有部分难民是基督教徒，基督教随之传入哈密县及镇西县。这些难民在哈密老城南城壕边平出一段地方，修建了简易平房，称为河南巷。1945年，在河南巷45号建立教会，后又集资修建了一座教堂，当时有信徒40余人。1947年，迪化“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负责人李开焕派人至哈密，向教徒们宣读了《中华基督教会组织章程》，教徒们即以《中华基督教会组织章程》为原则，成立了“哈密县中华基督教会”，牧师为赵梦久（1944年从河南迁至哈密），教徒100余人。[13]河南巷基督教堂1946年修建，1986年7月维修，占地562.63平方米，其中教堂面积360.63平方米。[14]
昌吉 1943～1944年，河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部分灾民流转至新疆。随着一些信奉基督教的灾民定居昌吉，基督教在昌吉开始传播。1948年6月3日，迪化中华基督教会牧师李开焕、长老王金铭，从乌鲁木齐到玛纳斯视察基督教会的活动情况。昌吉境内基督徒裴锦标邀请李、王两位在昌吉停留，“用真理浇灌初信之果，按灵恩培育新苗。”李、王二人至昌吉，领聚会、讲道、祈祷，并应裴锦标请求，协助建立基督教布道所。1948年11月28日，昌吉基督教会布道所正式成立。此后，又从乌鲁木齐教会获得许多经书和布道单张（福音卡片）。[15]
除在玛纳斯、阜康、哈密等地设立分会外，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还与居住在伊宁、塔城的俄罗斯族基督教徒保持联络。伊宁俄罗斯族教会，大小有三处，一是浸信会，人数约有400多人；二是五旬节会，人数100左右；三是东正教，人数有数百。新疆中华基督教会举行聚会礼拜时，经常有十余名俄罗斯族基督徒参加，他们的亲友多是基督教徒，居住在伊宁市。伊宁市俄罗斯族教会写信邀请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来伊宁访问，1950年5月中旬，黄清治、傅雅各牧师应邀到达伊宁，经多方询问，才在西沙河子找到了俄罗斯族教会。这个教会属于“浸信宗”（Baptists，也称浸礼宗，笔者注），礼拜堂能容纳300人左右。黄清治等人将带去的十本俄文《新旧约全书》赠送给对方，他们将之视为珍贵的礼品。塔城的俄罗斯族教会听闻此事，也写信邀请教会人员来塔城访问。1950年8月中旬，黄清治去塔城访问。塔城俄罗斯族教会也属于浸信会，有三间小房作为礼拜堂，信徒人数30余名。黄清治赠送给他们四本俄文《新旧约全书》。[16]
二 西北灵工团
西北灵工团，是20世纪40年代在新疆哈密地区成立的一个由中国籍信徒组成的基督教社团，创立者为张谷泉牧师。张谷泉青少年时期在山东省潍县乐道院广文中学读书，1939年到山东滕县的华北神学院学习，194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冬，张谷泉带领十余名华北神学院的学生至潍县灵修院，在此地大致形成西北灵工团的雏形。1947年，张谷泉被按立为牧师，并在山东一带做巡回布道。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一些诗歌，如《安提阿》《西北灵工》等等，这些诗歌鼓舞了一批到西北传教的人。从1946年至1948年秋这段时间，潍县灵修院和乐道院先后派出六批神学院学生，共计62人到新疆传教。1948年，张谷泉带领潍县灵修院师生及家属抵达新疆哈密，形成一个基督徒团体，实行凡物公用的公社生活方式，取名为“工人之家”，后正式定名为“西北灵工团”。1949年6月5日，“西北灵工团”挂牌，内设总务、文字、医药、劳工、妇幼、灵育、布道7个部门，团长为张谷泉、副团长李石瑛，成立后并决定向耶路撒冷迁移。随后，派人去喀什等地设出国招待站。成立之初，有成员100多人。1949年4月，西北灵工团创办了不定期发行的《西北灵工》、《灵工通讯》刊物，在上海、南京、西安、山东、新疆等地发行，中国内地教会团体得以了解到西北灵工团在新疆开展的事工，引起内地基督徒对边疆布道的关注。此外，西北灵工团还组织了第一期圣经班。为谋求自立、自传、自养，西北灵工团成员形成共识：“不诉苦，不借贷，不谋求中国教会的固定资助，更不会向西方教会募捐。”由于没有任何经济资助，在到达哈密初期，生活非常艰难。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西北灵工团在哈密得以稳定，之后即以哈密为根据地，在南北疆各地传福音，发展教徒，建立聚会点。短短两年多时间，西北灵工团在乌鲁木齐、七泉湖、巴里坤、吉木萨尔、吐鲁番、焉耆、和田、阿克苏、喀什等地开展布道工作，先后建立了十六处地方教会。教徒人数达至约300人，成为新疆地区组织最庞大的宣教机构。[17]
西北灵工团成员全部过集体生活，日常宗教活动之外，还负责培养教会人员，同哈密中华基督教分会信仰一致，关系和睦。[18]除宣传福音外，西北灵工团还兴办各种手工行业，如木工、白铁、压面、缝纫、印刷等，以达到自传、自养的目的。[19]
三 耶稣家庭、遍传福音团
“耶稣家庭”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山东泰安的一个本土基督教社团。1949年9月27日，甘肃天水“耶稣家庭”的家长巩守仁带着10余名教徒和药品至哈密县。1950年，在哈密新城中华路90号开设“仁爱医院”。后又在阿牙桥北路买房院一所，作为教徒的住所和礼拜聚会处。“仁爱医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院长巩守仁毕业于山东济南齐鲁医科大学。“仁爱医院”从天水迁来时，带来了显微镜、手术台、手术器械包、消毒器等先进医疗设备，在哈密开展了腹部手术，同时开展了骨折外伤、五官科、内儿科、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1950~1951年深入农村为儿童种牛痘，为哈密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耶稣家庭”既是一个教会团体，又是一个有着严格制度的组织，同西北灵工团彼此支持。全体成员集体生活，共同劳动，过着一种极端贫困、禁欲的所谓“使徒时期”的生活。仁爱医院后改名为“哈密人民诊所”，1953年合并于哈密地区人民医院。[20]
遍传福音团是民国时期活跃在新疆的另一个重要的本土基督教组织，发端于陕西凤翔的西北圣经学院(Northwest Bible Institute)。西北圣经学院的创立者为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1894～1978)牧师，1940年，戴永冕夫妇至陕西凤翔，1941年2月，与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合作，创立“西北圣经学院”，戴永冕担任院长，马可(原名马培萱，1909～2008)牧师担任副院长。“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正式成立于1943年5月23日，成员主要为西北圣经学院的师生。遍传福音团希望将福音从中国的西北，穿过被视为福音硬土的中亚各国，最后传回到耶路撒冷。欧美教会团体称遍传福音团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使团”（Back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马可牧师任遍传福音团总干事兼任《遍传福音报》主编。“遍传福音团”完全由中国本土基督徒组成，为求自立，不接纳国外基督徒为组织成员，也不接受国外差会的经济援助。遍传福音团成立后，积极在西北地区拓展教务，其成员黄清治、戴彦中、赵麦加、何恩证等人先后至青海、甘肃、新疆等地传教。1948年，赵麦加经由甘肃至新疆，最后到达疏勒。何恩证（西北圣经学院女教师）则带领数名学生从西安出发，途经平凉、天水、甘谷和兰州等地，直至1948年9月抵达乌鲁木齐，后何恩证又南下至喀什。遍传福音团在乌鲁木齐未建立自己的教会，以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名义进行活动，其成员赵麦加、何恩证、路得、黄清治等人先后在乌鲁木齐协助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工作，[21]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福音事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国时期，新疆境内本土基督教会的发展，是在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本土基督徒的成长，基督教进一步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
近代以后，伴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可避免的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关联，被冠以“洋教”的称号，并被视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众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反对洋教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促成了基督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在中国境内大规模展开。[22]为应对这场“非基督教运动”，爱国基督徒意识到基督教若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维护中国民众的利益，建立中国本土的基督教组织，从而去除基督教“洋教”的丑号。
“本色化”一词英文表述为Indigenous，意为“本地的、本土的”。中国教会“本色化”意味着基督教不仅要融合中国文化，还需要置身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之内，同时教会需要具备“自治、自养、自传的能力”。[23]教会自立运动，秉持爱国主义精神，强调独立自主、民族尊严，杜绝外国传教差会的控制，是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具体实践。教会自立运动促进了本土教会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发展。由中国基督徒发起建立的本土教会组织，在教会领袖及人员组成方面，均力求本土化，由中国本土基督徒构成，不吸收国外基督徒为组织成员。
本土基督教会组织，经济上需自立，不再依赖西方传教差会，从而实现“自传、自治、自养”。前文已述，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创办者李开焕牧师，力图建立“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不愿仰赖外国教会势力，因而拒绝使用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胡进洁牧师为其提供的福音堂。1948年，李开焕牧师创作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会歌》：“新疆、新疆，一块美丽园地。有无数花木待植，有无数原野待辟。……自立、自立，自养自传自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所秉持的自立精神。[24]遍传福音团亦是如此，该团体完全由中国本土基督徒构成，不接纳国外基督徒与宗派加入团体，亦不接受国外教会的捐助，从而达到教会自立。西北灵工团在哈密开拓福音事工时，形成的共识亦是：“不诉苦，不借贷，不谋求中国教会的固定资助，更不会向西方教会募捐”。西北灵工团兴办实业，从而达到经济、组织上的自养、自传与自立。[25]
民国时期，“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耶稣家庭”“遍传福音团”等本土基督教会组织在新疆开展的福音布道工作对新疆地区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当今新疆地区基督教的直接源头。这些本土基督教会组织，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潮中，努力谋求教会自立、自传、自养、自治，为促进中国基督教本土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 本文为《新疆通史》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项目“新疆基督教史”（项目编号：XJTSB041）阶段性研究成果。
[2] 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46～247、269～270页。
[3]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詠春，杨周怀等译：《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4] 蔡詠春，杨周怀等译：《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第132页。
[5] 乌鲁木齐市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乌鲁木齐市志》（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6] 杨策：《新疆纵横》，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7]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85～386页。
[8] 陶飞亚，陈铃：《以事实说话：一部全景式的基督教边疆服务运动史——评〈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94页。
[9] 黄清治：《乌鲁木齐基督教史谭》，《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七辑），新疆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136～138页。
[10] 《乌鲁木齐市志》（第一卷），第289～290页。
[11] 张心清口述；叶乃峤，孙同忠记录整理：《绥来县中华基督教分会》，《玛纳斯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3月，第66～67页。
[12] 杨国梁：《基督教在阜康县的传播》，《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7年5月，第81～82页。
[13] 哈密地区档案馆藏：《关于哈密地区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情况的调查》，案卷号60-1-17；《关于哈密地区基督教基本情况的调查汇报》，案卷号60-1-8；《关于哈密地区基督教情况的调查报告》，案卷号1-23-77F；刘朝遴，刘德胜：《哈密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仁爱医院回忆录》，《哈密市文史资料》（第四辑），1992年7月，第197页；哈密地区行政公署民族宗教处编：《哈密地区民族宗教志》（内部发行），1994年，第5、197页。
[14] 张仁幹：《哈密市志（1977-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9页。
[15] 裴青山：《基督教在昌吉县的传播》，《昌吉市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6月，第150～152页。
[16] 黄清治：《乌鲁木齐基督教史谭》，《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38～139页。
[17] 黄剑波：《自东而西——西北灵工团史述及思考》，李金强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9～256页；《哈密地区民族宗教志》（内部发行），第197～198页；哈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密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0页；郑成加主编：《哈密地区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0页；付欣：《走“自传、自治、自养”道路，是促使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的有效形式——乌鲁木齐基督教会明德路教堂调研》，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9～150页。
[18] 哈密地区档案馆藏：《关于哈密地区基督教情况的调查报告》，案卷号1-23-77F。
[19] 刘朝遴，刘德胜：《哈密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仁爱医院回忆录》，《哈密市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97页。
[20] 哈密地区档案馆藏：《关于哈密地区基督教情况的调查报告》，案卷号1-23-77F；《关于哈密地区基督教基本情况的调查汇报》，案卷号60-1-8；刘朝遴，刘德胜：《哈密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仁爱医院回忆录》，《哈密市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97～198页；《哈密地区民族宗教志》（内部发行），第198～199页。
[21] 陈鼎亮：《荒原上的葡萄园——西北圣经学院》，http://www.gospeltimes.cn/index.php/portal/article/index/id/10454；《乌鲁木齐市志》（第一卷），第290～291页。
[22] 杨剑龙：《论非基督教思潮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7～11页。
[23]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第5、46页。
[24] 黄清治：《乌鲁木齐基督教史谭》，《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36～138页。
[25] 刘朝遴，刘德胜：《哈密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仁爱医院回忆录》，《哈密市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97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
编辑：王文洲
审校：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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