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冠 魏坚：2021年新疆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
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
2021年新疆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
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1]
任冠 魏坚
内容提要
2021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在城址北部中央位置发现并清理出1处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坐东朝西，形制结构特点鲜明，包括南北两组建筑，由中殿、祭台、若干房间、后廊等部分构成，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历经复杂的建造、修缮、毁弃和重建过程。寺院遗址内出土了大量题材珍贵的壁画，包括头带十字架的圣像、权杖、棕枝、回鹘文题记、“也里可温”榜题等内容，体现出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南距天山东段博格达山约40千米，北距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约20千米，地处天山北麓冲积平原之上，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段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
自2018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4年围绕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确认唐朝墩古城遗址始建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创置于贞观十四年（640），沿用于高昌回鹘时期，至14世纪蒙元时期逐渐废弃。
2021年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发掘2019年发现的唐代院落遗址（F6）的西北部，二是发掘城址北部中央位置1处大型建筑基址（图1），根据其形制结构和出土遗物，特别是带有十字架形象的壁画和回鹘文“也里可温”榜题，判断为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寺院遗址。
图1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位置示意图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整体布局坐东朝西，呈北偏西约10°，与城址偏角相同。2021年发掘清理了寺院遗址的主体建筑，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24米，建筑向东仍有延伸，并且在外围发现有疑似围墙遗迹。
寺院遗址主体建筑由结构较为相近的南北两组空间构成，自西向东依次为长方形中殿、高于中殿活动面的祭台以及南北三间一组的房间（图2）。其中北组建筑保存状况较好，南组建筑东南部存在较多晚期改建的现象，原始结构已被破坏。建筑墙体多由土坯垒砌，土坯表面以黄褐色胶泥抹平，再以草拌泥和细泥制作地仗层，部分墙面地仗层上保存有白灰面和壁画，坍塌和脱落现象较为严重。
图2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平面示意图
1.北组建筑
北组建筑包括中殿（F9-9）、中部高台（F9-10）、祭台（F9-14）、中室（F9-1）、南室（F9-2）、北室（F9-5）、后廊（F9-4）、灶址（Z10）等结构。
中殿（F9-9）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8米、南北宽约11～12米，面积约200平方米。西墙南部有一处宽约1.4米的豁口，可能为主体建筑的西侧门道，但被晚期灰坑和墓葬打破，结构已不清晰。活动面发现两条东西向柱础基槽，宽约0.8米、相隔约3.8米，基槽内发现有残损的柱础石和木屑。中殿东部南北两侧各有台阶可登至祭台，均为4级，北侧台阶宽约1.7米，南侧台阶宽约0.8米，立面抹泥平整后刷有白灰。中殿北墙西部有1处宽约2米的豁口，未发现明显的门道痕迹，豁口北侧疑似有1方形房间，目前尚未清理。豁口以西北墙内侧墙面上发现有回鹘文墨书题记，表面又刷有白灰遮挡，残损较为严重。
中殿中部清理出一处高台建筑（F9-10），形制较为特殊，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5.5米、南北宽约4米、高约2米，主体由土坯垒砌，顶部向外出檐，南侧台檐保存稍好（图3）。
图3 北组中殿高台建筑（西南—东北）
高台西面中心为壁龛结构，宽约1米，深约0.3米，壁龛两侧为对称的两根装饰柱，柱体建于长方形土台之上，壁龛中心底部有一八边形台座，直径约0.45米。墙面残留有白灰和壁画痕迹，但被人为抹泥覆盖，破坏情况较为严重，无法辨认壁画的具体内容。
高台东面南北两侧各有一七棱柱，底部宽约1.4米，顶部宽约0.9米。北侧柱体底部残存有壁画，柱体南面近高台东墙处发现有墨书回鹘文“也里可温大人”，疑似为高台东墙壁画之榜题。高台东面中央为可登至顶部的台阶，宽约0.7米。台阶两侧墙体上均绘制有壁画，壁画顶部为泥条贴塑的文字形象，内容基本一致，呈对称分布，其中南侧壁画保存状况稍好，北侧壁画已整体脱落，画面内容为骑马（驴）的圣像，画面留有明显人为切割破坏的痕迹，画面底部均建有高约0.4米、深约0.3米的长方形土台（图4）。
图4 北组中殿高台建筑（东—西）
高台南北两面结构对称，东西各2个套框，深约2厘米，外框为长方形，宽约0.8米，内框下部为长方形，上部为尖拱形，宽约0.5米，部分套框内留有墨书回鹘文榜题。中央为1个南北连通的拱形门洞，内部被碎土坯块填实。
祭台（F9-14）南北长约10.8米，东西宽约2.1米，高约1米。祭台西侧立面残存有白灰和壁画痕迹，立面中部、中殿两道基槽之间垒砌二层台，高约0.35米，深约0.15米。祭台东侧为F9-1等房间外墙，墙体残高约1.5米，有晚期改建修补痕迹，墙面下部保存有部分壁画，内容基本均为人物的下半身和画框底部装饰纹样，多着黑靴，部分人物鞋底绘制有红色莲花纹饰。
中室（F9-1）平面近正方形，东西长约4.2米、南北宽约4米。西墙门道居于正中，呈八字形，外窄内宽，约1.4～1.8米。南墙西侧开有1小门，可连通南室（F9-2），同样呈八字形，宽约0.6～0.8米。西墙南侧上部有一半圆形壁龛，顶部已坍塌，宽约0.2米、深约0.2米，龛内有烟熏痕迹。北墙中部有一处规模较大的壁龛，宽约0.6米，深约0.5米，受到晚期人为破坏，原始结构已不清晰。室内墙面和坍塌堆积中发现较多的壁画遗存，其中西墙北侧壁画保存状况较好，内容主体为一个身着红衣人物的下半身，周边绘制有多组人物形象，包括男性和女性。北墙东侧下方同样发现一组人物形象，绘制线条较为简单，均为统一的男性形象。室内东侧和北侧有2处晚期盗坑，推测可能于寺院受到人为破坏废弃时形成。
南室（F9-2）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4.5米、南北宽约2米。西墙门道位于西墙北部，呈八字形，宽约1～1.3米。东墙南侧开有1小门，可连通后廊（F9-4），宽约0.7米。南墙西侧上部距地面约0.65米处，开有一通道，宽约1.1米，与南组建筑北室（F9-3）相连。北墙有建二层台结构，高约1.2米，深约0.25米。室内东北角建有长方形土台，高约0.85米。室内墙面均刷有白灰，上部残存红色线条绘制的装饰纹样，部分墙面残留有烟熏痕迹。
北室（F9-5）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4米，南北宽约3.3米。西墙门道居于中央，外侧建有一级台阶，宽约1.6米。东墙开有壁龛，宽约1.6米，两侧建有装饰立柱，与中殿高台西面壁龛结构相似。室内南侧建有隔墙，采用木骨搭建支架、外侧土坯包砌、内侧垛泥填充的方式修筑，宽约0.3米，隔墙西侧开有门道，形成连通后廊（F9-4）的通道，门道和通道宽均约0.6米。室内墙面和坍塌堆积中发现较多壁画遗存，绘制较为精美，多为人物形象，存在较明显的人为毁坏痕迹。
后廊（F9-4）南北贯通北组建筑，宽约1.6～2.3米，南北两侧门道分别与南室和北室相连。北部有一处近正方形平台，活动面高于南侧。南部紧贴东墙建有一长方形土灶（Z10），灶膛以陶瓮腹片加固。
2.南组建筑
南组建筑整体规模小于北组，东南部晚期改建较为严重，包括中殿（F9-7）、祭台（F9-8）、北室（F9-3）、后廊（F9-6）等结构。
中殿（F9-7）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6.8米、南北宽约8米，面积约130平方米。南北中殿间隔墙开有东、西2处门道，东侧门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地面残留有门弦横木。活动面同样清理出两条东西向柱础基槽，宽约0.3米、相隔约3米。中殿东部北侧建有台阶可登至祭台，共4级，宽约1.4米。殿内西、南、北三面紧贴墙体处垒砌有长条形土台，宽约0.3～0.4米，高约0.3～0.5米，判断为举行宗教活动时信众使用的坐台（图5）。[2]西南、东南角均发现有长方形土台，被晚期遗迹破坏较为严重。东侧中部紧贴祭台处建有1长方形土台，宽约0.75米，被晚期灰坑打破，表面刷有白灰。殿内中部清理出一口水井，开口于中殿活动面，井口近长方形，残存木质井架，被现代盗坑扰动，上部填充大量人骨和现代垃圾，中部因水浸形成袋形结构，尚未清理至底部。
图5 南组中殿南墙底部土台（东—西）
祭台（F9-8）南北长约8米，东西宽约米4.5米，高约1米，尺寸大于北组祭台。祭台西侧立面同样刷有白灰，建有南北贯通的二层台，高约0.8米，宽约0.4米。
南组建筑东侧房间中仅北室（F9-3）形制较为清晰，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3.5米，南北宽约2.8米。西侧门道与祭台相连，宽约1.2米。东墙开有长方形壁，宽约1.5米，深约0.6米，两侧同样建有装饰立柱，残损较为严重。自壁龛向西垒砌“T”形土台，长度约1.8米，高约0.2米。室内墙面残存有白灰痕迹，发现少量壁画残块。
后廊（F9-6）宽约1.6～2.3米，受晚期改建和扰动较为严重，未发现特殊的结构和迹象，坍塌堆积中出土少量壁画残块。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出土遗物种类丰富，以陶器、瓷器、骨器、金属器、石器为主，另有少量玻璃器、贝饰、琉璃器和玉器。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属大量珍贵的壁画遗存和少量带有墨书文字的建筑构件。
1.壁画
本年度考古工作中，从景教寺院遗址内清理和提取壁画469块。色彩以红色和黑色为主，另有橘黄色、黄色，并有少量蓝色，同时发现有贴饰金箔片、石珠等饰件的壁画残块。内容以人物形象为主，由于墙体坍塌严重，多仅保存人物的下半身，坍塌堆积中清理出的壁画残块，以人物、植物、服饰、纹饰等图像为主，同时发现数个可辨识的人像面部（图6），此外还发现有十字架、墨书“也里可温”榜题、权杖、棕枝等具有显著景教特征的元素。
图6 北组北室坍塌堆积中的壁画残块(F9-5:1)
北组中殿高台（F9-10）东面南侧墙体上的壁画（F9-10：1）是目前发现的壁画中最完整的一幅，整体宽约0.8米，高约1.4米。画面主体为一位骑马（驴）的圣像，人物身着华服，饰有飘带和铃铛，头部绘制背光，卷发，带祥云十字架帽冠，身体右侧握有红色权杖，权杖头仅残存下部，与帽冠所绘十字架表现形式相同（图7），骑有枣红色马（驴），手拉缰绳，画面中另绘有莲花、绳结等装饰纹样，整体画风精细华美。结合画面内容和北侧棱柱上墨书回鹘文“也里可温大人”的榜题（图8），推测壁画表现的内容可能为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故事。
图7 F9-10：1圣像头部与右侧权杖特写
图8 墨书回鹘文“也里可温大人”
北组中室西墙北侧壁画（F9-1：2）中绘制有多组供养人形象，其中大部分虽然色彩较为简单，但其服饰、发饰、人物形态等特点与北庭高昌回鹘佛寺、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等新疆其他地区发现的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形象基本一致。另外在画面边缘和空隙处，发现多组尺寸较小、线条简单、绘制粗糙的供养人形象，头部均未带帽冠，疑似为髡发（图9），根据画面的层位关系，这部分供养人形象的绘制年代要晚于画面主体和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形象，推测可能与西迁的契丹人相关。
图9 北组中室西墙北侧壁画（F9-1：2）中供养人形象
2.建筑构件
寺院遗址主体多由土坯垒砌，因此发现的建筑构件数量较少，主要为残碎的柱础石和红褐色砖块，共清理出3件题写有墨书回鹘文的砖块，均出土于南组中殿偏北侧的坍塌堆积内，其中1件释读出“也里可温”一词（图10），推测可能是寺院内某些具有特殊功能的建筑用砖。
图10 墨书回鹘文砖块（F9-7：3）
另外，在北组中室东侧扰坑（H442）中，清理出大量莲花纹方砖（图11），并有若干掌印砖、刻划棋盘的青砖、素面青砖和板瓦，制作较为精细，为典型的唐代建筑构件。该扰坑为晚期破坏寺院遗址时形成，内部发现的唐代建筑构件，可能为叠压于景教寺院遗址之下的唐代建筑所用，被晚期扰坑破坏翻出并废弃。据此判断在目前清理的景教寺院遗址之下，尚有规格较高的唐代建筑，其性质有待后续发掘判定。
图11 莲花纹方砖（H442：3）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使用和延续时间较长，历经复杂的建造、修缮、毁弃和重建过程。
结合出土的唐代建筑构件，以及晚期灰坑剖面观察到的早期建筑痕迹，可以判断寺院遗址建造于唐代建筑之上，并部分利用了唐代建筑的基础和结构。同时，寺院遗址所采用的土坯构筑方式、使用的红褐色烧砖、壁画的绘制技法与城内之前发掘的高昌回鹘时期浴场遗址和佛寺遗址均较为接近，可以判断寺院遗址建造和使用的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发掘过程中发现，寺院遗址墙面壁画存在明显的切割和铲砸痕迹，各处房间的门道均被土坯封堵，同时坍塌的墙体上有利用土坯修补的迹象，寺院中殿、祭台等位置也建有多道隔断的土坯墙，由此可以判断，寺院遗址曾由于人为破坏而废弃，在废弃后又被改建它用。最后，在寺院遗址坍塌堆积之上的蒙元时期地层中，发现带有十字架形象的壁画，与高昌回鹘时期壁画中的人物和十字架形象有明显的区别，判断寺院遗址于蒙元时期曾进行重建，但重建后的建筑已被清代以来的取土和挖掘所破坏，无法还原其结构。
此外，我们从墙体、壁画地仗层等位置采集了多个碳十四测年样本，进行了系统的碳十四测年，[3]结果与发掘过程中的判断基本吻合。校正后的测年结果显示，寺院遗址内的建筑结构最早建于公元8世纪上半叶，主体修建年代在公元10世纪初，公元11～12世纪期间存在多次修缮，至公元13世纪前后遭到破坏。由于蒙元时期重建时绘制的壁画整体套箱提取，尚未进行采样测年，故暂时无法确定重建的具体年代。但参考城内浴场[4]、佛寺和古城整体的年代框架，推测至14世纪前后，景教寺院遗址与古城最终同时废弃。
景教是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现代官方名称为东方叙利亚基督教。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景教遗存数量有限，主要分布于叙利亚及以东的伊朗、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更是目前国内科学考古发掘清理出的第一处景教遗址，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通过2021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对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形成了如下几点初步认识：
1.目前清理出的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与城内浴场遗址、佛寺遗址建造时间基本一致，约为公元10世纪前后，至14世纪蒙元时期与城址大体一并废弃。同时，高昌回鹘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营建于一处高规格唐代建筑基础之上，并不能排除下层唐代建筑已为景教寺院的可能性。
2.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位于城址北部中央，北距城址北墙约45米，南距佛寺遗址约120米，东距浴场遗址约100米，从位置上看，自南向北的佛寺遗址、景教寺院遗址、北墙中心城楼都居于一条轴线之上，反映出城址在规划建造时存在一条南北向中轴线，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城址南门应居于中轴线与南墙交汇之处。
3.参考国外考古资料，景教遗址多由教堂、图书馆、厨房、寝室、墓地等部分构成，其中教堂又多包括庭院、水井、祈祷室、洗礼堂、壁柜、祭坛、壁龛、圣器室、圣餐室、讲台、殉道厅等结构（图12）。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目前发掘的主体建筑即是以中殿为核心的教堂建筑：北组中殿内的高台对应讲台，为神父讲经传道和供奉各各他柜（Golgotha，credenza）之处；北组中室可与中心圣堂相对，内部可能曾建有祭坛；北组南室连通后廊处建有土灶，室内墙面有烟熏痕迹，可能为存放和制作圣餐之处；北组北室墙面绘制有大量壁画，形制较为特殊，可能为存放圣器之处；南组北室建有壁龛和T形土台，可能为祈祷室；南组中殿内的水井可能与洗礼活动相关；北组中殿北侧疑似的方形房间可能与殉道厅对应。同时，在主体建筑外围，仍有其他附属建筑，可能包含了更多的功能分区。
图12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典型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教堂平面图[5]
4.陈垣先生在《元也里可温教考》中考证，“也里可温”一词为阿拉伯语“Rekhabiun”的音译，[6]即上帝阿罗诃之意。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内发现多个墨书回鹘文“也里可温”题记，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填补了“Rekhabiun”一词东传至蒙古路径上的空缺。
5.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高昌回鹘时期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丰腴饱满、笔触圆润柔和，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高昌回鹘对唐代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同时壁画的题材既有与佛教相似的供养人、祥瑞纹样等内容，也有独具景教特色的十字架、权杖等元素，体现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交流、融汇与创新。
6.唐朝墩古城遗址近年来考古发掘的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年代均为高昌回鹘时期，二者分居城址中部和北部中心位置，反映出天山北麓地区自唐代至蒙元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更为研究和阐释当地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
[1]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CKG016）的阶段性成果。
[2] 2021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F12亦有相同坐台，见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7页。
[3]碳十四数据由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董广辉教授团队检测。[4]任冠，魏坚：《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第58～68页。
[5]转绘自：Baumer，The Church of the East：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ssyrian Christianity，I.B.Tauris，2016，p.124.
[6]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5～6页。
编排：杨春红
审校：王润泽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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