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平 |《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述评及相关问题
来源：《西域研究》2014年第3期
《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
述评及相关问题[1]
王兰平
内容提要
台湾学者曾阳晴所著《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在神学思想内容研究方面有所进步，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唐代景教的神论（三位一体论）、救赎论、基督论、圣灵论、人论、末世论，此外还将所有唐代景教文献综合起来，从纵向角度考察唐代景教神学思想传承、演变轨迹等，在这些方面均有一定独到之处，但此著在历史学研究方面却存在较多的可商榷之处。
台湾学者曾阳晴著《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2]2005年出版以来，尚未在大陆学术界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下面就该著主要内容及唐代景教研究的相关问题作一述评。
曾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对唐代景教文本的分析，主要内容之一是对所谓的景教“小岛文书”——《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真伪发表新看法，试图推翻林悟殊、荣新江等学者提出的“赝品说”，力证其是敦煌藏经洞真迹。然而其论据、论点是否经得起检验，容下文说明。同卷另一重要内容是对景教文献思想的解读和综观，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唐代景教的神论（三位一体论）、救赎论、基督论、圣灵论、人论、末世论等。作者在这方面的阐释是目前同类论著中较为客观而全面的，具有一定创新性，如该文对景教写经《一神论》中“自圣”的解读，认为该词是原希伯来文“耶和华”首次在汉语中的意译。又比如对《一神论》中出现多次而以往学者又甚少关注的“圣化”一词做出解释，认为该词从狭义的耶稣基督就死、复活的意义扩展到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类似这样有价值的阐述还有不少。
中卷主题是“唐代景教文献的汉语语境化研究”。唐代景教文献比较多地采用佛道语言，甚至其表述也受到佛道影响，这是学者关注度较高的话题，曾文第四章讨论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作者认为唐代景教“借用”佛道表述使其基本教义受到重大冲击和扭曲，尤其在《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上体现明显。第五章探讨的是景教文献的跨语际行为、《圣经》的最初汉译问题。作者认为唐代景教对《圣经》的翻译，在内容选择上以耶稣的教导和一生行传为主，以唐朝中国读者的需求为主，也就是说尽量降低认识信仰的障碍，甚至采用挪用、改写、重编等方式进行《圣经》与神学作品的最初翻译。
下卷论述的是唐代景教处境化策略问题，分析了唐代景教伦理学的处境冲突。比如对《序听迷诗所经》“十愿”的探讨，认为“十愿”虽然以“十诫”为底本，但两者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差别，“十诫”是上帝的十条诫命，是从上帝发出的命令，由人来接受与遵守；而“十愿”之“愿”发出的主体是人本身，人类主动愿意去完成信仰中的伦理要求，由此反映出景教的伦理学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的道德行为规范。以上论述较之以往这方面研究有所进步。第七章主要讨论了唐代景教宣教策略的处境化选择与结果，涉及到偶像的崇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所体现出来的是失败的处境化尝试。这是一种全新的评论，也是目前笔者所见对此两经神学思想批评最为激烈者，不过其观点是否公允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本章第三节标题“景教经典整体观”之下的内容也非常吸引读者关注。对唐代景教文献的诸方面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其文本真正内涵，并据此分析景教在唐文化语境下所传述的福音真实面貌。目前虽已看到该领域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学界在此方面研究多着眼于单部景教文献，而似乎很少有学者将所有唐代景教文献综合起来，从纵向角度考察唐代景教神学思想传承、演变轨迹，曾文可以说在这方面开了好头。当然，曾文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下分五点指出。
其一，文中力证“小岛文书”为敦煌真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小岛文书”自日本佐伯好郎于20世纪40年代公布以来，一直被视为李盛铎旧藏敦煌景教写经。1992年林悟殊与荣新江先生认为“小岛文书”系近人伪作。两位先生从“小岛文书”来历谈起，溯源到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流散的经过，认为“小岛文书”来历不明，他们对李氏题记、藏书印进行细致考察，认为写本上李氏题记拙劣、李氏“藏书印”草率，均与李氏所藏真本不同。结合写本内容、景教信仰与唐代景教史，他们揭示“小岛文书”多有不符合历史事实处，判断“小岛文书”为赝品，他们的论证证据确凿，结论令人信服。[3]此外，陈怀宇博士从景教专有名称、文体用韵等角度考察，揭示“小岛文书”不合唐代景教史通例处，证其为伪。[4]上揭二文是近年敦煌景教写经研究的突破，景教“小岛文书”系近人伪作的观点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如胡同庆、赵和平、王素等相关述评就肯定了这点。[5]笔者在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汉文景教写经研究》等拙作中也赞同这种意见。曾著第二章“小岛文书真伪考”（第7~38页）对上述林、荣所举疑点及论据作了辩驳，认为景教“小岛文书”非伪，其大部分论述也见其文。[6]
笔者认为曾文驳斥“小岛文书”非伪而力证其为真品的论据缺乏实证，论证方法大多是假设、推论和演绎，因而不能推翻林、荣等氏的“赝品说”。事实上伪品“小岛文书”《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之所以与敦煌真迹P.3847《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有较多类似之处，学界已有清楚研究，伪品《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是以上述两经为模仿对象而伪造出来的，相信读者如果读了上揭林、荣、陈文后会有清楚的认识。相反如果将这种相似之处用来证明伪品《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是真迹而却无法提出其他坚实证据，显然已陷入循环论证，这自然难以说服读者。曾文所认为的敦煌真迹《尊经》书写时参考了《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的两个关键证据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证据之一，曾文认为《尊经》第4、8行之“瑜罕难法”、“贺萨耶法”后均脱一“王”字，[7]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类似之处却是完整的，于是依据此肯定了后者的真实性。但这种论据实际上是作者对敦煌文献形式缺乏整体了解而产生的误解，整理研究过敦煌文献的人都知道在敦煌写本中出现这样那样的脱误错字都是很常见的现象，甚至我们说在该经7行“岑稳僧法王”之“僧”与“法”之间亦脱一“伽”字，其理由是敦煌景教写本《志玄安乐经》12~13、16、25、33、41、47、60、70、72、83、154行有“岑稳僧伽”之称。[8]证据之二，曾文认为《尊经》4行在开始敬礼“法王”之前没有注明极重要之“敬礼”二字，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在这方面却是完整的，因此也以伪品表述完整而判其为真迹。这其实也是作者没有能很好注意前人研究成果而引起的误会。林悟殊先生曾赴法国国家图书馆核查过该写本原件，并特别留意此处所脱“敬礼”二字墨迹，调查的结论是原件此处实有“敬礼”二字，后因该处纸张破损断裂而造成脱落，因而不为一般人所知。[9]
2006年5月在洛阳隋唐故城东郊出土了唐代景教石幢，其上所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与“小岛文书”《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名字完全相同，经文内容却全然不同，而洛阳石幢上的这部经文则能与李盛铎旧藏敦煌遗书《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互为对勘，这说明敦煌所出《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和洛阳景教石幢上的确实是同一部唐代景教经典，尽管两经题之间存在有无“至”字之别。[10]这份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证明了林先生的早先推断，[11]而却无法支持曾博士在其书中力辩敦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和“小岛文书”《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两个不同经典的推测，因此，到目前为止支持“小岛文书”《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为赝品的证据是有力的。
由于曾文认为“小岛文书”是敦煌真迹，因此在该节后的叙述中都将其视为真迹来引用和讨论，这样的论述自第四章开始遍布其书，如91、93、95～96、102、104、106、111、115～117、120、123～127、159、198、200、205～206、213、215～216页等，读者在阅读以上页码有关内容时尤需注意。
其二，曾著据《吕祖全书》卷22《救劫证道经咒》之《灵章》说明吕祖与景教产生过关系恐难成立。金丹教祖吕纯阳祖师吕岩（字洞宾）与景教关系是曾文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主要论述见该书35～38、107～111页。此道教人物“吕岩”一名由于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书者“吕秀岩”仅只字之差而引起有关学者的联想和猜测，比如美国学者李提摩太曾认为“吕秀岩”就是“吕岩”，[12]佐伯好郎博士也支持了这个说法，[13]并且在其1937年出版的《中国的景教文献及其遗迹》一书第400～407页中曾提醒学界注意《吕祖全书》卷22《救劫证道经咒》之《灵章》有关文字与景教之关系。[14]之后，罗香林、杨森富等学者据此将吕祖与景教直接挂钩，[15]曾文有关论述就是由之而来并进一步发挥，认为吕祖与景教存在一种暧昧的关系。岑仲勉先生则用考古材料有力地批驳了一说法。[16]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可以推翻岑仲勉先生景教碑书者“吕秀岩”非道教人物“吕岩”的观点。总体而言，学术界大多不赞同将“吕岩”与“吕秀岩”对应起来，比如穆尔、向达、朱谦之、翁绍军等氏均是如此。[17]
至于《灵章》有关文字与景教存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并不能说明吕祖与景教曾发生过关系。《吕祖全书》汇辑有关吕祖之灵应事迹、神话传说及相关著作，其资料来源除明《吕祖志》诸书外，主要为乩坛降笔及假托吕祖显化之作，据此说明吕祖与景教发生关系恐怕有很大的风险。
其三，曾著对前人成果注意不够。如文中关于《一神论》之“辽人”的论述：“莫净洁安人似苟言语，似真珠莫前辽人，此人似猪，恐畏踏人，欲不堪用。”此处“辽人”佐伯氏在《中国的景教文献及其遗迹》第235～236页认为指“猪”，因为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建立景教大秦寺后不久，便开始征伐辽东，贞观十九年（645）才征服，本经作于贞观十五年（641），在当时唐人看来敌国辽人简直是猪。曾文第145～149页采纳了佐伯氏以上观点并有所申论，认为这样的经意在《圣经》里找不到，完全是东西亚中古交通史的政治与文化冲突下的一个现象，反应出一种种族歧视的民族情绪。不过，此处“辽人”具体所指可能未必如佐伯氏所论，林梅村先生认为《一神论》译猪为辽人应当典出《文选》卷41《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往时辽东有豕”，并非佐伯所云唐贞观十五年李世绩征辽东之事，此典应近喻隋大业中（611～614）杨广发天下兵征辽东，汉辽为仇之事。[18]遗憾的是曾博士没有注意到林氏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这一见解。当然汉人把辽人视为愚笨民族早在汉代就见记载，如《后汉书》卷33就有“辽东之豕”的故事。因此《一神论》将“辽人”视为“猪”的表述是否如曾文所分析的那样仍需进一步研究。又如，曾著第92～95、105～107、126～128、211～214等页对《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思想内容进行批评，认为它们在景教基本教义上受到过重大冲击和扭曲，尤其《志玄安乐经》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此评论在同类著作中比较少见，可惜曾文在这方面研究时没有注意到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陈伟强先生的硕士论文《论〈志玄安乐经〉的宗教操练》。以往学者对该经的研究多认为其深受佛道影响，而鲜有人指出其与佛道相异处，曾文亦然。不过，陈文认为若因该经某些文句、词汇、概念等与佛道相似而认为其源于佛道或深受佛道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陈文认为《志玄安乐经》在大方向上承接着基督宗教的灵修传统，该经虽受佛道影响，但还是很重视景教的纯正性的。与此文结论类似的还有段晴博士《唐代大秦寺与景教僧新释》一文，[19]段文认为以往学者多据汉语景教文献中的佛道词汇认为景教入唐以后，为了能够在汉地扎根不得不接受佛道的影响，但其通过将景教碑文中的佛道词汇对照叙利亚文所载景教母会传统，认为碑文中出现的佛道词汇并不能证明这两种宗教曾经对景教施压过任何影响，这些佛道术语只不过是景教的借词而已，景教借用佛道术语旨在表征自身的传统。以上陈、段两文研究方法和结论均具深意和启发性，值得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关注，惜曾文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时候未能顾及。
至于曾文所批评的《志玄安乐经》之“十观”，笔者认为其表述或许是受了佛道影响，但其基本内容大都可从《圣经》中找到类似经文，因此可以明确该经“十观”当是对《圣经》相关内容之提炼和概括。[20]
另外，曾文所讨论的敦煌藏经洞所出残本《宣元本经》也因洛阳新出景教石幢而能有所补缺。相信未来对该经神学思想的研究会随着该经缺失部分的发现而有所深入。
其四，文中推论、演绎略多，论述主观色彩过浓，有失客观。如曾文139～140页以《一神论·世尊布施论第三》之“山崩”为例说明该经在对耶稣受难描述过程中多出《圣经》之外元素时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推测。其实作者本意是想建立《一神论·世尊布施论第三》中译本与其源本（叙利亚文本）翻译上的对应关系，但却不能提供可资比对的叙利亚文母本，作者仅凭主观想象作了许多推论。尽管曾文所提问题颇具匠心，但由于曾文中的假设大多缺乏坚实的史料支撑，因此其研究难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其五，图书编校质量不高，存在比较多的文字、句读错误。如该书第88页〔注4〕、第231页人名“赵璧楚”之“楚”当“础”之误，第229页人名“陈国煽”之“煽”乃“灿”之误，第231页人名“孟宪时”之“时”系“实”之误，又如第209页第一自然段最后一句话突然中断，成了句意不明的半句话等等。
总体而言，《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在神学思想内容研究方面有所前进，但在历史学研究方面却存在较多的可商榷处。
[1] 此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项目编号：06CZS001）成果之一。
[2] 曾阳晴：《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
[3] 林悟殊，荣新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九州学刊》（香港）第4卷第4期，1992年，第19～33页；收入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6～174页；收入荣新江：《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46页。荣新江、林悟殊先生在不同场合一再重申以上观点，并认为今后景教研究应该将“小岛文书”剔除出去，参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0～361页；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181～183页；林悟殊：《汉文マニ教经典と汉文景教经典の巨视的比较》，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宗教文献研究》，临川书店，2007年，第377～409页。
[4] 陈怀宇：《所谓唐代景教文献两种辨伪补说》，《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53页。
[5] 胡同庆：《〈鸣沙集〉评介》，《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赵和平：《荣新江〈鸣沙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6～427页。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03～104页。
[6] 曾阳晴：《小岛文书真伪考——李盛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再商榷》，《中原学报》（台北）第33卷第2期，2005年，第253～272页。此外，2006年艾斯凯德森（S.Eskildsen）在《中国的景教与中世纪道教的对应》一文“附录”中认为上述两件“小岛文书”内容是真实的，至少是抄自于真实的景教材料。（S.Eskildsen，Parallel Themes Chinese Nestorianism and Medeval Daoist Religion，Roman Malek & Peter Hofrichter edited，Jingjiao：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Collectanea Serica，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Sankt Augustin，Steyler Verlag，2006，pp.86-91.）2010年台湾吴昶兴在《论景教〈序听迷诗所经〉中之上帝、基督与救世思想》中认为如将上述两件“小岛文书”视为后世传抄本，就没有林、荣诸文提出的疑点（吴昶兴：《论景教〈序听迷诗所经〉中之上帝、基督与救世思想》，提交“文本解读与经典诠释：基督教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坜：中原大学，2010年4月17～18日。修订后刊于《基督教台湾浸会神学院浸神学刊》2010年，第13页注47）。
[7] P.3847《尊经》影印件参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57页。
[8] 此处所言行号可参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 言语·宗教篇》，东洋史研究会，1958年，第274～280页。2009年3月《志玄安乐经》全经影印件已公布在日本《敦煌秘笈》（羽013号）（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编：《敦煌秘笈》影片册一，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年，第128～133页）。
[9] 林悟殊：《敦煌写本P.3847之再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收入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第126页注［2］。
[10] 关于该石幢报道及研究情况可参：张乃翥：《一件唐代景教石刻》，《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11日第7版；张乃翥：《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林悟殊，殷小平：《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殷小平，林悟殊：《〈幢记〉若干问题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二》，《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林悟殊：《经幢版“三位一体”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三》，《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林悟殊：《唐代景僧名字的华化轨迹——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四》，《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期；葛承雍：《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文史哲》2009年第2期，又刊于《新华文摘》2009年第11期；唐莉：《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经幢文初释及翻译》，以上部分论文也收入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11] 林悟殊：《敦煌本〈大秦景教宣元本经〉考释》，《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1995年，第23～30页；收入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第175～185页；修订本收入〔德〕克里木凯特著；林悟殊翻译增订：《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台湾：淑馨出版社，1995年，第212～224页。
[12] Timothy Richard，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1896，pp.43-45.
[13] 佐伯好郎：《关于大秦所在地考》、《吕祖全书考》，《东方学报》第5册，1935年，第87～159页；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一卷），春秋社，1943年，第210～214页。
[14] 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okyo，1937，2nded.，rev.，and enlarged，Tokyo，1951，pp.400-407.
[15] 罗香林：《景教与中国文化》，孙鼎宸编：《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录》，新亚书院出版，1962年，第106～108页；罗香林：《吕祖与景教之关系》，《景风》第11期，1966年；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中国学社，1966年，第141页；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1页。
[16] 岑仲勉：《景教碑书人吕秀岩非吕岩》，原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4分册，1939年，又刊于《真理杂志》第1卷第1期，1944年，收入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0～151页。
[17] A.C.Moule，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London：SPCK，1930，pp.47-48，note 44；〔英〕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57～58页注2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第76页。
[18] 林梅村：《犹太入华考》，《文物》1991年第6期；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83页。
[19] 段晴：《唐代大秦寺与景教僧新释》，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434～472页。
[20] 拙文：《以〈志玄安乐经〉“十观”为例看唐代景教与佛道之间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拙文：《以“十愿”、“十观”为例看唐代景教与佛道的交涉融合》，收入李金强，吴梓明，邢福增主编：《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5～159页。
（作者系宁波工程学院副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编校：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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