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 | 西北边疆人地互动与环境变迁图景重建——《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1757—1949）》评介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
西北边疆人地互动与环境变迁图景重建[1]
张健
陕西师范大学张莉教授的论著《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1757—1949）》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核心内容是在全球变化视域下，探索边疆地区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该书除绪论和结论两部分之外，其主体框架由6章内容组成：第一章梳理了17~18世纪前期天山北麓的人地关系特征，着重回顾了清康雍时期对准噶尔用兵过程对天山北麓人地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在18世纪前期该地鲜有固定的游牧部落，资源利用程度相对较低。第二至第四章内容，分别基于3个时间断面（1757～1864年、1864～1911年与1912～1949年），以梳理土地开发的人文因素为主线。论述基于政区沿革、土地政策实施、人口规模变动与耕地面积扩展等具体指标展开，其最核心指标当属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以此厘清天山北麓区域土地开发过程；总结出了三个时间断面上突出的人文因素特征，分别为移民与垦荒、兵燹与复垦、引水与复垦。论述还涉及对多个历史事件相对详尽的复原与重建，为后续开展人文因素在人地关系演进中的驱动机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五章内容在承接上述3个篇章就人文因素变动论证的结果之后，着重探讨了在土地开发过程中人口、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并基于巴里坤、奇台、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和玛纳斯6个亚区，分析整个天山北麓地区土地开发变化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第六章重点论述在人文因素影响下的玛纳斯河、呼图壁河及其湖泊等河湖水系演变过程，重建了三屯河—呼图壁河水系、玛纳斯湖水系变迁，以及呼图壁河中下游河道演变的过程图景；最后刻画了清至民国时期研究区景观的时空变化过程与特征。整体上看，本书研究内容之间逻辑关系清晰，资料引证与考订翔实，同时借助了多种研究方法。
一、紧扣学科主题：历史时期西北边疆人地关系变化的探索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本质属性与研究主题，[2]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研究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自然与社会关系内涵及演变特征，而人地关系始终作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3]在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背景下，本书研究内容聚焦历史时期人类活动这个关键要素，由此展开分析天山北麓不同子区域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过程、特征与机制；其主题基于人口变化、政策实施等多种人文因素制约下的区域土地资源、水资源变迁的综合研究。正如当前地理学所面对的人地关系研究的主要问题，即正在发生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转向由人类因素引发环境变化的发展阶段。[4]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问题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正如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指出的，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内容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自然界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球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生态脆弱区人地关系更是其中的重点内容。而本书紧贴历史时期西北边疆地区人地关系议题展开，有助于认知和辨识当前天山北麓人地关系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对于解决当前研究区人地矛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人地关系研究领域，包括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及人地互动作用机理调控；[5]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社会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多尺度、多结构和多过程等特征，人地关系也就具有空间格局、时间过程和时空演化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性，[6]这些涉及全球变化的研究趋势，为以人地互动作用及其时空演化为核心的历史地理学提供了研究机遇和挑战，而区域历史人地关系研究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内容在本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即探索18世纪中期至1949年天山北麓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变化的基本方式和过程，以此问题切入，深刻辨识区域人类活动与环境要素之间互动机制，尤其注重在自然要素变动过程中，针对区域治理政策的实施与结果进行长时段、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综合考察。与此同时，针对研究区人口、耕地变动与环境变迁之间关系变化，采取了经典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横剖面法，以此重建研究区人地关系变化过程，可从发生学角度对当前该区人地关系问题及其历史根源做出深入解释，这也是本书的学术贡献之一。
二、奠定研究基础：历史人口、土地史料考订及信息提取
基于史料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最重要的前提是，针对史料所载人口与土地数量与结构信息的爬梳、考订和提取。就人口而言，无论是对制度史、经济史等研究理论与背景的把握，还是利用计量统计或借助其他的插补方法进行历史人口数量重建，都凸显出人口数量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受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为了应对人口数据缺失的困境，在诸多历史时期人口研究中，通常借助与人口数量有关证据作为一种代用指标，例如人类活动遗址(城邑或墓穴）数量与规模、军队和车马数量、城镇行政等级、食盐等生活用品销量，以及借助灾荒赈济情形等进行估算。[7]因此，借助代用指标重建历史人口数量的结果当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本书为了尽量避免以上问题，通过对研究区相关史料的系统搜集整理，采用历史人口学和历史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历史人口制度为切入点，梳理清廷对天山北麓户民管理与户口统计制度运作情况，重建乾隆至同治时期三个时间剖面全区人口规模。相比以往研究，该书不仅考虑赋役人口数量，而且注重区域总人口数量的重建。研究须搞清楚区域人口结构情况，而这又涉及各类民众史料整理及其人口估算，经过作者详尽摸排，认为天山北麓人口主要由驻防官兵及其眷口（包括满营兵与绿营兵）、户民、商民和遣户，以及园户、游民等多种类型组成；同时亦对当时不同时期的人口做了细致梳理。为了弄清楚驻防官兵与其眷口比例，作者通过查阅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军机处奏折，由其中两则乾隆四十二年的户数与人口数信息，认为驻防兵及其眷口之间的比例，满营兵约为1:4，而绿营兵比例不同时间存在相应变动，约为1:3.4~1∶3.9，通过这个比例可相对精准地计算其他时间断面人口总数。就土地利用而言，作者亦由土地管理制度着手，尤其是在制度运作过程中重建土地垦殖数量及其变动过程。具体由“屯垦戍边”垦殖政策切入，借助多种史料摸排研究时段内天山北麓土地垦殖状况，包括详细甄别耕地数量的隐报漏报、拆地分亩以及休耕等诸多详细情形，考订册载田亩数量的准确程度，从而进一步提升重建耕地面积的精准程度。作者基于人口与土地数量与结构的重建结果，以及人均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认为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天山北麓农业土地开垦及环境压力逐渐增强，以至于达到垦殖峰值，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区内也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差异。
纵观该书对人口和土地数量与结构的重建过程，看似非常细碎，却是精准估算历史人口数量变化及时空特征的必然要求，这反映作者抓住了影响历史人地关系变化研究结论可靠性的最关键依据，由此可见研究结论严谨程度较高。在这一部分内容中，稍有遗憾的是，若能结合史料和地图数据，绘制人口数量、土地垦殖的时空分布图，可以让重建结果精彩“落地”，也可让广大读者更清晰直观地理解与参考。
三、历史图景复原：近300年来西北边疆河湖水系及其地理景观时空变化特征的刻画
历史时期河湖水系变迁的复原与重建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河湖水系的演变对气候变化有显著响应，基于此，作者通过刻画天山北麓河湖水系变化图景，结合人口与土地等影响要素，对18世纪中期以来环境演变过程及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而言，作者系统整理了清代至民国的方志、游记、考察报告、历史档案和古地图等资料，利用遥感影像与1：10万地形图等现代科学数据，综合多次实地调研，绘制了不同时间断面的河湖水系分布图，譬如重建了近300年三屯河与呼图壁河水系、玛纳斯湖及其水系4个时空剖面上的演变图景。通过对比环境变迁影响因素，作者认为天山北麓环境变迁宏观尺度上的主导因素是降水量变化，微观尺度上则以人口与耕地变化等人文因素为主。不同时空图景变化序列的复原工作量相当繁琐，有助于理解西北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形成过程，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伴随人口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LUCC）促使区域景观随之呈现空间异质性特征，自然生境趋于破碎化，由此区域生境质量也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8]人文因素中的农业依赖度、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以及自然因素中的降水、生境质量、景观破碎度与恢复力是生态脆弱性变化的主要驱动力。[9]基于此，该书作者可依据现有研究基础，进一步充分解析该书考订的人口、耕地等数据之内涵，借助生境质量评价等地理学、生态学研究方法，继续探索较长时段环境演化规律。
四、国家治理视角：边疆生态脆弱区开发及其保护的现实观照
生态脆弱区主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交界地带，具有显著的边缘效应与环境异质性特征，在自然—社会系统要素变动下的抗干扰能力较弱。针对生态脆弱区的智慧治理，是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即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认知与要求的积极回应，当然体现了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并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10]由此可知，生态文明建设是治国理政重要内容。以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在边疆的生态脆弱区开发及保护过程中，存在诸多因历史时期人文因素变化导致的生态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溯源历史环境变迁的过程，由此探寻产生问题的历史根源。
该书正是基于这种对于现实生态问题的观照，其研究对象为位于我国西北中温带干旱区的天山北麓地区，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同时又是新疆经济发展与边疆安全的关键区域。相比其他区域而言，生态脆弱区对于全球环境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而深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区在18世纪中期以前，长期以来土地利用方式以游牧为主，仅存在零星的粗放型农业耕种。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开始推行“屯垦开发、以边养边”土地开发政策，[11]随后又开展了相对之前较大规模的土地垦殖活动。伴随人口不断增长与经济发展，区域土地利用及其结构也呈现出不断变化，而这一变化使得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受到影响，进一步改变了区域生境的空间格局与功能。[12]这些人类活动致使该区曾以畜牧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变，是基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历史时期人地互动关系时空变化过程、特征与规律的典型区域。
五、有用于世：全球环境变化视域下历史人地互动研究意义与现实价值的体现
整体而言，该书研究是在全球环境变化视域下，追踪国内外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以清至民国边疆开发及其生态环境变化为切入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西北边疆土地开发及其相关内容，结合天山北麓环境变化的突出问题，紧扣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特征和机制。通过分析历史时期尤其是清至民国天山北麓土地开发政策变化与农业人口及耕地数量的增减过程，科学地揭示了百年尺度干旱区人地关系演变的主要阶段、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该研究做出历史地理学的积极探索，创新相关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记录展示了人类改变地表景观空间格局及其时空动态变化过程、特征与结果，作为区域与全球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可谓人类活动、气候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显著标志。[13]因此，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被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等重大科学计划列为核心研究问题之一。[14]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研究计划将“过去300年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覆被”列为重点研究问题之一；而该书正是基于这些背景，选取了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化这个研究热点问题，结合研究区人类活动的显著特征，将研究时段定位在清至民国，并且将其划分为5个主要时间断面，这个时段正契合上述研究计划重点关注的“过去300年人类活动”主题。与此同时，国际地理联合会LUCC研究组曾将区域对比研究作为其研究计划的重点目标之一，认为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深入认知较大空间尺度上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及其驱动机制，而且可凸显人类通过不同的土地利用政策与方式的调试，更好地适应区域与全球环境变化。可以看出，上述研究计划是在强调应着重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地理空间单元内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尤其是关注人文因素驱动机制的区域差异。[15]而该书也正是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即将天山北麓划分为不同的6个子区域展开细致分析与对比研究。[16]
该书在针对当前生态环境变化思考的基础上，从多维度、长时段探寻问题的根源，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互动过程、特征和机制，这对当代制定相对理性的区域开发和生态保护等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与借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山北麓地区开展了超越历史时期的更大规模土地开发活动，当地人工绿洲不断扩展，农业生产空前发展，对当时新疆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之后由于人地矛盾愈来愈紧张，开始频繁出现河流断流、湖泊干涸、草场退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凸现。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从“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计划，到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优先扶持发展地区，[17]再到国家“十三五”时期“天山北坡城市群”[18]建设。在这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调整与实施过程中，都必须要直面一个关键问题，如何保护和改善退化的生态环境，如何制定开发策略和调适人类活动方式，使天山北麓地区人地关系朝着和谐方向发展。本书的研究在为当前天山北麓地区协调人地关系提供重要历史借鉴的同时，更是对深入实施边疆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积极响应，这也正是其研究的现实价值体现，更好地发挥了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19]
[1]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黄河中下游人水互动关系时空演变及其响应机制”（项目编号：21BZS106）阶段性成果。
[2] 杨吾扬，江美球：《地理学与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82年第2期，第206～215页。
[3] 李小云，杨宇，刘毅：《中国人地关系演进及其资源环境基础研究进展》，《地理学报》2016年第12期，第2067～2088页。
[4] 陆大道：《关于地理学的“人—地系统”理论研究》，《地理研究》2002年第2期，第135～145页。
[5] 郑度：《21世纪人地关系研究前瞻》，《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第9～13页。
[6] 陈发虎，吴绍洪，刘鸿雁等：《自然地理学学科体系与发展战略要点》，《地理学报》2021年第9期，第2074～2082页；宋长青，程昌秀，史培军：《新时代地理复杂性的内涵》，《地理学报》2018年第7期，第1204～1213页。
[7] 车群，曹树基：《70年来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的问题与进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辑，第128～140页。
[8] Chen X，Yu L，Du Z，et al.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Associated with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in China and Their Ecological Impacts.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22，825：153938.
[9] 孙桂丽，陆海燕，郑佳翔等：《新疆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及驱动力分析》，《干旱区研究》2022年第1期，第258～269页。
[10] 习近平：《生态文明这个旗帜必须高扬》，《环境》2022年第7期，第10～11页。
[11] 《清高宗实录》第16册卷五六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118页。
[12] 于兴修，杨桂山：《中国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1期，第51～57页；傅伯杰，陈利顶，王军等：《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过程》，《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3期，第247～255页。
[13] Turner B L，Meyer W B，Skole D L.，Global Land-use/Land-cover Change：Towards an Integrated Study.Ambio，1994，23 (1)：91-95.
[14] Turner II B L，Lambin E F，Reenberg A.The Emergence of Land Change Scienc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07，104(524)：20666-20671；Feddema J J，Oleson K W，Bonan G B，et al.The Importance of Land-Cover Change in Simulating Future Climates.Science，2005，310(5754)：1674-1678.
[15] 李秀彬：《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国际研究动向》，《地理学报》1996年第6期，第553～558页。
[16] 何凡能，李美娇，肖冉：《中美过去300年土地利用变化比较》，《地理学报》2015年第2期，第297～307页。
[17] 《带动两翼地区发展，实现全疆共同富裕——新疆全面开发天山北坡经济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2月9日第1版。
[18] 季珏，高晓路：《天山北坡城市群空间组织形态的识别研究》，《干旱区地理》2012年第4期，第687～694页。
[19]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第1～13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校：宋 俐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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