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哥的星期五 | 大城市，何以为大？

城市有两大基本特征，静态地来看是共同体，动态地来看就是流动性。

这是专栏“翔哥的星期五”的第13篇文章。

最近，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106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引人瞩目的是，有4个县级市入围了大城市的行列，分别是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它们与兰州、呼和浩特、海口、西宁、银川等省会城市一样被列为Ⅱ型大城市。

何为大城市

我国划分城市等级的依据是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该标准将城市按城区的常住人口划分为五档七类。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

我国的统计部门从来没有公布过各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而住建部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虽然提供了各城市的“城区人口”数据，但其在统计指标解释定义“城区（县城）人口”为“划定城区（县城）范围内的户籍人口数，按公安部门的统计为准填报”，也就是说，住建部的标准与国务院的标准统计口径并不一致。由于流动人口的数量庞大，很多城市的“城区人口”数据，又远远超过该城市的户籍人口。所以，“七普”统计的“城区常住人口”是能够相对比较准确地反映城市人口数量的指标。

不过，“七普”至今近两年的时间里，国家统计局一直没有发布分县的“城区常住人口”数据。2021年，《求是》杂志根据“七普”数据发布了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名单，但还是没有其他大城市的名单。直到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上市，我们才能看到这些数据。

在这次公布的106个大城市中，江苏的11个是各省份最多，山东和广东并列第二（10个），浙江有7个，安徽有3个。江苏“十三太保”中的三强——苏州、无锡和常州，人口规模都超过了中西部大多数省会城市。号称“最强地级市”的苏州，不光自己是“大城市”，还管着另一个“大城市”——“最强县级市”昆山。而且，由于苏州工业园区在统计局的城乡划分代码里被计入镇区，它的114.37万人口没有计入苏州的“城区常住人口”。而实际上，苏州工业园区不光是城市，而且是苏州经济上的“市中心”所在。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一个苏州是三个“大城市”。

为什么人口如此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用人口，而不是土地面积、GDP或者其他指标，来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呢？

城市不是钢筋混凝土的森林，而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态。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从狩猎到定居、从村庄到城镇最后到当代的城市，这种变化体现的正是人类聚落形态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也讲道，“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人口越多说明城市的综合实力越强，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住房、交通、商业、教育、医疗等各种公共服务，大体上都是与城市人口相配套的。

那么，为什么GDP不能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呢？想想凯恩斯的“挖坑理论”——雇人挖个坑，再雇人填上。挖坑创造了GDP，可以带动消费和生产，但是只适用于大萧条时期。再举个例子，贵州、内蒙、山西的一些城市因为电费便宜而聚集了很多大数据中心，浙江的东阳、新疆的霍尔果斯因为政策倾斜而聚集了很多影视公司，包括举世闻名的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的旅游业，这些行业虽然都能产生GDP，但是因为无法长期聚集大量人口，因而也就不能孕育大城市。而土地面积就更难以衡量城市规模了，中国面积最大的县——新疆若羌县，面积相当于江苏和浙江之和，但人口只有几万人，显然也不可能称为大城市。

“七普”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是深圳，增长了68.47%。而绥化市成为全国人口下降最快的城市，人口减少了30%以上。毫无疑问，深圳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而绥化和它的“难兄难弟”们——七台河、白山、齐齐哈尔、白城……，以及中国第一座被财政重整的城市——鹤岗市，这些现状堪忧的城市也都是留不住人的城市。

再看看这次入围“大城市”的4个县级市：昆山、义乌、慈溪和晋江，不光城区人口都超过百万，也都是2021年我国GDP十强县。昆山的GDP不光超过了大部分西部城市，甚至超过了宁夏、青海、西藏三个省（自治区）。义乌的GDP虽然不如昆山，但是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1.6%。

当然，GDP没有告诉你的东西，这4个县级市也都不差。苏州下面的昆山、张家港、常熟这些县级市根本不像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县城”，全是一副现代化大城市的模样，我老家的方言里管睡觉叫作“上苏州”，因为那是我们做梦都想去的地方。某商业研究智库曾统计过全国的县域购物中心，昆山是全国拥有购物中心最多的县域，为39个，远超排名第二的江阴的26个。

一句话，人口的集聚与城市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城市发展得越好，越吸引人；城市的人越多，就越有发展前途。相反，人口越是流出的城市越没有前途，越没有前途的城市越留不住人。

人口重要，让人流动起来更重要

陆铭教授在《向心城市》这本书里总结了中国人口流动的三个趋势：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及其周边都市圈流动，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根据“城市数据团”的研究，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过去十年里它们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依次递减。“90后”占比增加最多的5个城市依次是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和厦门。随着城市规模的减小，年轻人增加数量逐渐下降。在人口300万人以下的城市中，年轻人的占比则在减少。“七普”数据明显支持了陆铭教授的观点。

“七普”数据还反映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海、北京、东莞、南京、温州等城市年轻人占比增加的同时，中年人则在减少。换句话说，这些城市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在“用脚投票”。“用脚投票”不仅是个人的选择，对城市乃至国家的均衡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

除了跨城流动之外，同城之内的人口流动也非常重要。2020年武汉封城后有一段视频广为流传：随着无人机的镜头，文化艺术中心绚丽夺目，博览中心流光溢彩，高楼大厦辉煌壮丽，街头巷尾却空无一人，只有八车道宽阔马路上一辆白色救护车在孤独行驶。不久前，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今年1到8月份的“中心城市客运量”（包括公共汽车、城市轨道交通、出租车、客运轮渡的交通量）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7个超大城市中：上海下降47.8%，北京下降21.7%，深圳下降23.4%，重庆下降5.4%，广州下降10.1%，成都下降6.8%，天津下降30.9%。这些特殊时期，城市人口并没有减少，但是当人们全都静止下来，城市也就失去了活力。

城市有两大基本特征，静态地来看是共同体，动态地来看就是流动性。社会学家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了城市是“流”的场所这一理念。流动的人、物、信息是组织现代社会的关键要素，城市要想生存与发展就要让尽可能多的“流”穿过自己，使得自己成为各种“流”的集散地，就像一个路由器。这两年我国很多城市为了让高铁在家门口设站争得不可开交，其实就是希望自己成为高铁网络中一个小小的节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流动的人就是城市的未来。

本专栏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扩展阅读：陆铭，《向心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今日编辑 / 辛昊航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审稿 / 蓝蔚青 郁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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