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山夜话丨我们有过附近，附近消失了

项飙教授最近说，“在不确定的世界，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大后方”。在这次的对谈当中，他又一次提到了“附近”。

他说，“所以我提倡非虚构写作，你自己写日记，写非虚构写作，然后‘搞附近’，那些东西是很具体的”。

之前他说我们“失去了附近”，于是这次说要“搞附近”，是个很连贯的逻辑。因为失去了，所以要再搞一个出来。大概这意思。

“附近”这个概念，项飙教授一经提出就广泛传播开来，成了又一个被赋予了新意义的旧词汇。很多人对附近的消失深有同感，纷纷感叹。

很多事情如果不经提起我们本已习以为常，一旦提出才觉得好像确实是哪里出了问题。

以前，我们有过附近 

以前我们都是有“附近”的，全体都有。

我们城市面貌以前停滞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的样子基本上都是近三十年塑造的。

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据说留下过一句“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的观后感。那时候杭州是个怎么破烂法，我是见过的，还依稀有印象。

全市能保持正常体面的也就是那几条主干道，稍稍走开一点就失修了，坑坑洼洼是正常的，灰头土脸是正常的。大片的建筑都是传统老房子，木构正在腐朽，墙面脏到看不出本色，七十二家房客挤挤挨挨地生活在一起，相处不好的邻居时不时还大打出手一场。

我曾经因为去看邻居吵架，被兜头浇过一盆水，才理解八卦冲动过于强烈会引祸上身。可那时候这就是正常，空间就那么点大，人又那么多，大家没办法只能挨得很近地生活。

造成拥挤感压迫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家都舍不得丢东西，在理解“收纳”这个概念之前，各家都以各种奇妙的方式攒东西——值钱的当然都收在家里，不值钱的则可以塞在楼梯拐角、过道里面、窗台底下，于是四周围到处都是街坊们的破烂，构成了所有人破破烂烂的附近。

在那种乱七八糟的环境里，隔三差五搞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当然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从来也没有真正解决过问题，但是至少可以遏制一下情况恶化。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全是“附近”，除了“附近”基本上也就没啥了。

没有人干得过自行车大军 

在我们这一轮的城市大跃进之前，之所以大家都把生活重心收缩在“附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出门不方便。

1993年之前，北京是中国唯一有地铁的城市，其余所有地方包括上海，市内公共交通都只有公交车，而且线路有限、车辆有限，平时就不太有不挤的时候，高峰时段更是噩梦。

你见过公交车前门挤上去一个人、就从后门掉下来一个人的场景不？我见过。

不想挤公交车的话，那么你最好有一辆自行车。我上中学时候开始骑自行车，每日里跟早高峰人群挤在路上，很高兴地看到道路上都被我们灵活的自行车们占满了，公交车也并不能比我更快。

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有什么办法能干得过自行车大军，中国城市的交通效率肯定没法提升了。

那样的交通环境里，出门不仅麻烦，对体力还有要求，大家就只好在附近转来转去。简言之，因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有限，造成了大家走不远，也不太愿意往外走，结果每个人的“附近”都热闹非凡。

很难想象的“附近” 

另一个使得附近很热闹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大家的生活环境太逼仄。在那个居住空间紧张的年代，大家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扇。

每到夏日的傍晚，家家户户搬个竹榻到外面乘凉，妈妈们摇着扇子拉家常，爸爸们一盘炒螺蛳喝一晚上啤酒，西瓜泡在井水里，孩子们端着碗筷到处游荡，吃的是百家饭……

那时候，只有外向的或内向的人，没听说过有宅男宅女，“社恐”这个词更是闻所未闻。

过去的那种“附近”，现在很难想象了。我年少时候，附近十条胡同的“模范少年”和“不良少年”我全都认识，大家也全都相互认识。

一群人共同构成的附近，不止是柴米油盐，还有诗书琴画，还有爱恨情仇，是一团非常立体且浓烈的滚滚红尘。

在那个没有游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空调的岁月里，没心没肺的快乐童年，心怀小心思小秘密的青春期，都发生在“附近”。

项飙教授所说的“大后方”，我第一反应想起的就是那样的场景。等“附近”消失以后，这些也随之消散，我们也就失去了大后方。当时只道是寻常。

附近全面溃败 

改变这一切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的基础建设，是房地产产业的迅猛崛起。

地产开发有个非常淳朴的初心，既然大家都住房紧张，都痛感居住条件差，那就通过商业化手段来改善一下，让大家住上更宽敞、更舒适、采光更好的房子。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能挣到钱的，既然人民群众需要的是更大、更高、更强，那就创造那样的产品。我们总是缺什么就补什么的，但是对问题的判读往往简单粗暴。

如此发展了三十年，我们现在的一般人家的居家环境，相比于以前提升了可不止一点点，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交换条件除了大把的钞票，还有一个隐形的代价是邻居们不见了，附近没了。

我们之前并不缺乏邻居，甚至觉得跟邻居挨得太近很烦，因而从来没有谁觉得有邻居是件多要紧的事——再说了，又不是生活到荒郊野外，住到哪里还能没个邻居呢？在邻居堆了住了一辈子的人，想不到还会有其它可能性。

然而当时以为万中无一的“其它可能性”发生了，不仅发生，而且还在后来的三十年中变成新常态。

我们明明是跟邻居住在一起的，却从此再没有以前的那种“一起”了。虽然不绝对，但是大部分搬到新式地产小区中的人，从此不再有熟悉的邻里。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以来，第一代没有邻居的生活出现了，第一代没有发小的孩子在那样的环境中出生、成长，并且认为人生本来就是如此。

“附近”全面溃败。

“附近”是个环境，“大后方”是个环境，环境一旦改变，再要变回来就不容易了。

活动半径大到一定程度，附近就消失了 

个体面对环境基本上是无力的。虽然环境由我们共同构成，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影响环境的角色，但是要一起下定决心改变环境几乎不可能。我们跟环境的互动是下意识的，主观意志的参与度很有限。

所以，当我们得到环境的鼓励，我们的行为就会相应调整——当城市的交通系统更便捷更完善，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扩大了自己的活动半径。

当我们的活动半径大到一定程度，我们在城市里以10到20公里的半径活动时，留给“附近”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当大部分人都不怎么留在附近，那么附近果然也就消失了。

“附近”的消失，意味着邻里变得陌生或者干脆就是陌生人，意味着熟人社会的瓦解。

跟熟人还是陌生人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很大不同。我们甚至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熟悉的人是不会得新冠的，但是对陌生人会充满警惕。

在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我们付出的心理成本不同，日积月累，最后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的幸福感。

这件事最有隐蔽性的地方在于，身处陌生人社会并非活不下去，对情感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显而易见，甚至成为常态以后都很难想象还会有另一种方式。

我们非常习惯为身体上的不适求助，但是对于心理上产生的不适常常选择无视，甚至为自己感受到的不适找到合理化的依据，仿佛能说服自己这不是问题，问题就果真能消失一样。

有人正试图演化出不需要别人的生活方式，试图否定自己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基本属性。三十年来，环境的改变引发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引发了情感模式的改变，最终影响到了幸福感，背后是缓慢却坚定的一连串连锁反应。

这次疫情让环境又一次发生突变时，很多上海的邻里们建立起了联系，但如果回归到正常社会状态下，又把大家置于“正常”的环境中，连锁反应还是会回到正常的轨道，再一次把人分开。这就是城市。

生而为人，我们终究是要追求幸福的，而幸福终究要跟人在一起才能彼此成全。“附近”的重要性也就在于此。

现在的城市环境不支持“附近”，那么大概可以考虑两条出路，一是在难以改变的环境中努力改变环境，要么，有机会的话，不妨考虑下乡村。

不过，什么样的乡村才能够纳入认真考虑，是个问题。下回说。

封面图源：http://www.laozhaopianxiuf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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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夜话专栏

本专栏作者许崧是长居大理的旅行作家，社区研究者，DNA（安吉数字游民公社）和ACDC（安吉创意设计中心）项目召集人。许崧将在这里持续和大家探讨用创意设计解决乡村问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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