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脱贫攻坚精神：时代内涵、生成机理与治理价值
脱贫攻坚精神：时代内涵、生成机理与治理价值
文章来源：谢治菊,罗浩奇.脱贫攻坚精神：时代内涵、生成机理与治理价值[J].公共治理研究.2021(05):62-72.
摘要：作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产物，脱贫攻坚精神有重要的时代功能、文化功能与教育功能。探讨脱贫攻坚精神的时代内涵、生成机理与治理价值，不仅有助于解决脱贫攻坚精神转化为立德树人的资源问题、脱贫攻坚资源融入课程思政的过程问题，还可以助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基层干部在新时代的作为与担当，助力乡村振兴。为科学总结脱贫攻坚精神，本文在对60个扶贫干部口述故事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提炼出以“奉献、吃苦、实干、担当、大爱”为核心的脱贫攻坚精神，并从社会建构的角度，从学理上探讨扶贫干部的“角色建构、行动实现和自我超越”是如何生成脱贫攻坚精神的。最后，对脱贫攻坚精神在育人实践、乡村振兴与持续驻村中的治理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脱贫攻坚精神；时代内涵；生成机理；育人实践；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2020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精准扶贫资源应用于课程思政案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编号464）。
作者简介：谢治菊（1978-），女，重庆合川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罗浩奇，男，广东揭阳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1级研究生。
联系电话：13368508054
一、研究背景：脱贫攻坚精神的孕育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年来，为取得这场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胜利，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最终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完成解决区域性整体性贫困和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
中国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取得伟大成就、创造伟大奇迹，离不开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顶层设计、有效的制度安排、精准的脱贫策略、深厚的人民情谊，更与数百万默默坚守在脱贫攻坚岗位上的扶贫干部分不开，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彰显出“责任、担当、奉献、探索、吃苦、实干、大爱”的精神，谱写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脱贫攻坚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斗中，广大基层干部无论是从身体还是精神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在这场彪炳史册的脱贫攻坚战中，中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更有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共同奋斗在脱贫攻坚战场上。[1]确实，自脱贫攻坚战以来，广大一线扶贫干部坚决贯彻中央政策与群众路线，以解决贫困群众“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为使命，以帮助贫困群众彻底摆脱贫困为目标，与贫困群众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齐心协力、顽强奋战、呕心沥血，更有1800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付出了生命代价。可以说，脱贫攻坚战能取得如此胜利，原因虽然有很多，但关键在于众多深入贫困地区的扶贫干部们，他们是各种扶贫政策与扶贫资源的宣传者、施行者与见证者，因此，他们的身心健康决定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效果。所以，当我们将研究视角转向扶贫干部这一特殊群体时，发现与基层公务员面临的“压力大、收入低、加班多、任务重、晋升难”[2](P3)等困境相比，他们遭遇着更大的工作压力与环境障碍，不仅交通安全无法有效保障、走村串户面临风险、心理健康不容忽视，而且由于其工作任务多、责任重、要求高，工作环境复杂、生活条件较差，扶贫干部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身心得不到充足休息与调整，难免积劳成疾，留下健康隐患。
事实上，扶贫干部身体之苦所引发的健康问题，已有相应的报道与研究。例如，有研究发现，驻村干部在人际交往、心理状态、环境适应和抗压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3]另一份关于基层扶贫干部的心理健康调查发现，扶贫干部在睡眠问题、抑郁、躯体化、焦虑、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明显突出，显著高于全国正常水平。[4]这些健康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根源，共同造就了扶贫干部的“身体之苦”。然而，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以及众多扶贫干部的情怀担当却告诉我们，扶贫干部这种客观存在的“身体之苦”并未造成精神懈怠、消极怠工、推卸责任等不良现象，相反，在这场长达8年的反贫困斗争中，众多扶贫干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发扬了“担当、奉献、实干、吃苦、大爱”的脱贫攻坚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成功的核心密码。
为此，习近平同志着眼全局，在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总结出了兼具公共精神、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脱贫攻坚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1]有学者同样立足于脱贫攻坚实践，把脱贫攻坚精神概括为“担当、攻坚、大爱、奋斗、创新和实干”等精神[5]，这为界定脱贫攻坚精神提供了借鉴。不过，现有研究所提出的脱贫攻坚精神主要着眼于宏观视野与实践过程，鲜有从扶贫干部的具体行为与个体感悟中来总结，故而略显不足。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一方面，作为脱贫攻坚战场的主体，扶贫干部是脱贫攻坚精神的主要道德主体和践行主体；另一方面，以“精准务实”“攻坚克难”“不负人民”“大爱无疆”“责任担当”等核心要义的脱贫攻坚精神，与扶贫干部身上所呈现的“实干精神、吃苦精神、担当精神、爱国精神、奉献精神”高度吻合。就此而言，脱贫攻坚精神与扶贫干部所呈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种精神的时代内涵是什么？形成机理是什么？有何治理价值？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对此，本文拟以团队2020年承办的“攻坚2020：一线扶贫干部口述故事”征集获奖的60份口述故事样本为素材，对其进行文本挖掘与大数据分析，并运用社会建构理论，对中国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机理进行学理解释，然后结合高校育人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探讨脱贫攻坚精神在育人实践、时代担当与乡村振兴中的治理价值。本文可能的创新是：一是将公共精神作为理论基础，对脱贫攻坚精神与公共精神的关系进行探讨；二是以60个获奖的一线扶贫干部口述故事为素材，运用文本挖掘方法凝练脱贫攻坚精神；三是从社会建构角度创新分析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机理；四是从育人实践、时代担当与乡村振兴三个维度，探讨脱贫攻坚精神的治理价值。
之所以选择扶贫干部的口述故事为研究样本，是因为：一方面，这60个故事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采写自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产业扶贫等多个扶贫领域，基本实现了“特殊与普遍、重点与全局”的结合。例如，从区域来看，有57.6%的受访者来自广东（主要是广州），32.2%的受访者来自贵州（在贵州地区扶贫的本土干部与扶贫干部有32名，占占54.2%），其余的受访者来自广西、江西、重庆、浙江、西藏、新疆、北京等10余个省份；从身份来看，有33名受访者为驻村第一书记或者驻村干部，占55.9%，其余的受访者有支教的中学校长、幼儿园园长、普通老师，有挂职的副市长、副县长、教育局副局长、副镇长（乡长）、医院副院长，有帮扶的企业代表、社会组织人员、公司老总，还有部分西部驻穗干部、在地基层干部；从年龄来看，受访者主要集中在26-70岁之间，其中处于30-50岁的有47名，占79.7%；从帮扶时间来看，大部分受访者贡献在扶贫上的时间是2-4年，最多的超过20年；另一方面，口述故事有着较高的真实性、生动性与可读性，它关注宏大叙事下普通个体的命运和体验，是对正统历史的一个有效补充。脱贫攻坚之后，经过系列的宣传和表彰，扶贫干部在主流媒体中已然是英雄形象，但作为普通人物的他们，其背后的成功与喜悦、努力与坚持、辛酸与委屈、犹豫与徘徊等叠加在一起，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而在现有的主流媒体报道中，这些“形象”已然被建构成人们所想要的样子。为此，像写实画家一样，忠于每个个体、忠于每份表达、忠于每次叙述的口述故事素材，可以还原扶贫干部群体的真实“画像”，原汁原味地展现其鲜明形象，这有助于人们了解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这一宏大时代背景下的真实生命历程与生活体验；再则，脱贫攻坚精神的践行主体是一线扶贫干部，是通过扶贫干部在扶贫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体所悟呈现出来，因此，通过口述对其进行深度挖掘，有助于更科学地提炼总结中国脱贫攻坚精神。
二、时代内涵：脱贫攻坚精神的意蕴
脱贫攻坚精神与公共精神有一定的关联。关于公共精神的首次系统论述来来自《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弗雷德里克森在该书中指出，“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6](P157)，是与爱国主义、乐善好施与公民精神密切相关[6](P27)。而公民精神是一种超越了政府的公共精神”[6](P9)，此种公共精神是公共行政的“首要精神”[7]。国内学者王春福在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概念基础上，认为公共精神是对“公共”的一种信念、关爱以及责任, 是以他人和社会为依归为价值取向。[8]应当说，公共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帕特南认为公共精神的内涵众多，其中便有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9](P45)袁祖社也指出，公共精神应该包括公道、同情、正义、责任、奉献等。[10]张则华把公共精神概括为公正、服务、自律、奉献、民主和法治等六种精神等。[11]由此得知，本文所探讨的脱贫攻坚精神与公共精神有莫大的关系，表现在：一是在内涵上，脱贫攻坚精神是对公共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公共精神要求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扬乐善好施、爱国主义和负责任等精神，表现为扶贫实践中的无私奉献、爱国和责任担当，而脱贫攻坚工作的艰巨性和实践性又要求扶贫干部发扬吃苦精神和实干精神，这反过来丰富了公共精神。二是在本质上，脱贫攻坚精神与公共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作为对扶贫干部的内在要求，脱贫攻坚精神体现为扶贫干部对其工作目的与工作性质的理性认知和忠诚情感，以贫困群众为价值依存，是对贫困群众的一种信念、关爱和责任。之所以如此认为，与公共精神发挥作用的逻辑相似，扶贫干部可以让贫困群众享受更加安全的、体面的、快乐的生活，他们对反贫困事业充满热情，真诚地关爱贫困户并与贫困户一道努力。
为有效提炼脱贫攻坚精神，本文拟采用文本挖掘方法对60个故事构成的70万字素材进行挖掘。文本挖掘是一种新的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对海量文本数据进行处理，根据研究需要提取信息，再通过切词和词频统计，把文本数据转化为可利用的信息。[12]本文文本挖掘的过程如下：首先，以60个获奖案例为文本挖掘对象，建立扶贫干部口述故事语料库；其次，通过分词工具ICTCLAS[①]对口述故事语料库分词，经过切词和去除停用词后，获取了2万多分词；然后，将与脱贫攻坚精神有关且词频数在10次以上的作为筛选标准，从中获取关键词，并建立相应的词频分析图，分析出脱贫攻坚精神的内在意蕴是：奉献、担当、实干、吃苦、大爱精神。
1.奉献精神。作为一种道德境界与道德追求，奉献本身具有应然属性，是对个人主体道德责任的应当要求。[13]个人对社会的“奉献”往往是个人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同时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一如有扶贫干部认为，扶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有一种比较高的成就感（CJX，2020-07-13）。难怪在扶贫干部口述故事中，共出现546次“意义、价值、奉献、贡献、付出、情怀、值得、服务、帮助”等词语（图1），本文将其统称为“奉献精神”。与环境更好、工作更轻松和待遇更好的城市工作生活相比，脱贫攻坚工作的艰巨性、环境的艰苦性、压力的巨大性，会给扶贫干部造成“身体之苦”。在部分扶贫干部看来，这种苦楚包括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隐患、亲情关系的冷淡，有时甚至是生命的危险或代价（YXK，2020-07-15），但在动员报名时，虽然部分也曾犹豫彷徨过，也有家人的重重顾虑，但他们最终选择了加入脱贫攻坚这支大队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在工作中想贫困户之所想、急贫困户之急，有时“三过家门而不入”（YXK，2020-07-15），有时会形成“我只要说明天回村庄孩子就发烧”（ZRL，2020-06-29）的应激反应，有时面临孩子“爸爸你上的什么班，为什么很久不回家”（CG，2019-04-20）的诘问，这是奉献精神的典型表现。正是由于扶贫干部懂奉献、愿奉献、能奉献，为贫困百姓呕心沥血，为贫困地区出谋划策，为贫困事业殚精竭虑，用初心、爱心与恒心浇灌了脱贫致富的种子，9800多万贫困人口才如期脱贫。
2.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是否具有担当精神, 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 是检验每一位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14]如图2所示，在众多与“担当精神”有关的词汇中，扶贫干部89次提到“负责”、44次提到“责任”、16次提到“担当”、12次提到“职责”、10次提到“信念”，这与何得桂、徐榕的观点相一致，他们认为，脱贫攻坚的动力源泉就是这种根植于每一位共产党员心里的不忘初心、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5]这种担当精神具体表现为职责担当、民族担当和为民担当几个方面：一是扶贫干部对工作负责，表现为恪尽职守、任劳任怨的职责担当；二是扶贫干部对国家民族负责，表现为勇往直前、心怀大义的民族担当；三是扶贫干部对贫困群众负责，表现为无私奉献、关心民生的为民担当。一如有扶贫干部所指出，“这些担当是在工作中锻炼出来”（DYZ，2019-02-18）。秉持着担当精神，国家于2014年出台有关精准扶贫的政策文件，2015年提出“脱贫攻坚战”，并启动国家资源、发动社会力量，投入数百万扶贫干部和上千亿财力物力，历时8年，终于在2020年年底彻底解决了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延续这种担当精神，2021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中再次明确指出，广大驻村干部面对矛盾问题时，要不回避、不退缩，主动上前、担当作为。[15]这样的担当作为对阻止贫困户大规模返贫，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尤为重要。
3.实干精神。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P502)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实干在改变客观世界的重要性。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伟大成就都是干出来的。中国反贫困斗争的实现极大地改变了脱贫地区的面貌，是人们走向“共同富裕”的有效举措，口述故事中“做事”“实事”“实在”“奋斗”等词汇的反复出现正是新时代实干精神的彰显，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功在长远的精神[17]，在脱贫攻坚战中具体表现为：一是扶贫干部“愿做事”，只要老百姓有需要，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去尽力帮助他们（RY，2020-7-16）；二是扶贫干部“能做事”，正所谓“能在艰苦环境中练就过硬本领，迎接各种考核，完成各类评估，没有实干精神是不行的”（GKY,2019-04-25）；三是扶贫干部“做成事”，通过8年的战斗，扶贫干部坚持在民生、教育等方面下苦功夫，最终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地区环境极大改善、民生经济快速发展、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如此，为避免脱贫群众返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将扶贫干部的实干精神发扬下去，坚持不懈构建脱贫群众长效增收机制，在“十四五”期间“不摘监管、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与不摘帮扶”[18]，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4.吃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19]贫困地区大多交通不便、环境艰苦、发展滞后，扶贫干部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压力、人际上的疏离、语言上的不便，更要远离亲人朋友，长期坚守贫困山村，环境之艰苦、工作之艰难不言而喻，难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要如期解决中国绝对贫困，扶贫干部须秉持吃苦耐劳的精神，学会克服多方困难，既要确保贫困百姓切实享受各种政策资源，又要给贫困百姓“造血”，激活其内生动力。词频分析也发现，在扶贫干部的口述故事中，“辛苦”“艰苦”“锻炼”等词出现的频次均在40次以上，这说明吃苦精神是脱贫攻坚精神的构成。然而，这种吃苦精神并不必然是艰苦环境的产物，其产生离不开扶贫干部内心坚守的“为老百姓做事”的信念（YWP，2020-07-26），最终目的是对理想目标的不懈追求，具体内涵体现为不贪图安逸享受、不畏惧困难险阻、不害怕艰苦环境。访谈时有扶贫干部提到，我就是抱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报名参加扶贫的，不是来享福的,来了就要做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WK，2020-07-18）；也有扶贫干部提到，为了易地扶贫搬迁他们几个人抬走了贫困户家里70口老棺材，为了抬棺材，一群人都受伤，“如AJ闪了腰，SJL扭伤了脚，WXD的小腿被棺木撞出血，PLJ两个肩膀都磨出血，几个职工手臂被棺材上的木刺划出血口子(CJ，2020-07-15）”；还有扶贫干笑称“我所驻村庄湿气比较重，房子里面的被子、衣服、行李箱、鞋子全部长满了毛，就连刚买不久的蚊香都直接软化成了面条（WK，2020-07-18）”。这种吃苦精神锻炼了广大扶贫干部的坚强意志与过硬作风，培养了一大批懂基层、爱农村的干部队伍，是扶贫干部“敢战斗、能战斗、会战斗”的根基。正是由于吃苦精神在脱贫攻坚中很重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就号召大家：“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5.大爱精神。扶贫干部大爱精神的前提是爱国精神。在《韦伯斯特大词典》中，爱国指的是“对国家的热爱或奉献”，其更多强调人民对自己国家的一种不可割断的感情。这种爱国精神在脱贫攻坚中也有明显的表现：一是扶贫干部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关心祖国同胞的生活幸福，能够积极投身到脱贫攻坚伟大事业中，是爱人民的生动体现，其中，“国家”和“中国”两词在扶贫干部口述故事中共出现208次；二是扶贫干部具有有发自内心的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能够为国家以举国之力帮助同胞摆脱贫穷的决心与行动而骄傲，能够为自己投身伟大斗争而自豪，其中，“成就感”“感动”“自豪”“热情”等都是词频分析中的高频词。一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20](P3)三是扶贫干部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为己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领头作用、攻坚精神与克难情怀，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脱贫攻坚的工作中，难怪“中共党员”“共产党员”“党员”“党”“党员干部”等词出现的频次较多。扶贫干部的爱国精神孕育着大爱情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主要的精神品质。例如，在整个脱贫攻坚的战场中，以广东为代表的东部9省扶贫干部在完成自身脱贫攻坚的任务上，还不予余力地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帮助西部人民如期脱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上，中国扶贫干部扛起了民族的脊梁，为世界减贫做出了70%的贡献；在扶贫力量的凝聚上，中国扶贫干部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和社会”所形成的大扶贫格局，帮助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正因为有这样的大爱精神，尽管有扶贫干部表示刚驻村时“不习惯喝酒（HJW，2029-06-04）、不习惯吃折耳根（SGY，20-07-15）、不习惯吃辣椒（HXL，2020-07-12）、不习惯用旱厕（CG,2019-04-20）、不习惯凝泥的道路（RY,2020-06-25）”，抱怨“不适应当地的环境气候、饮食习惯、办事思维与消极文化（CGZ，2020-07-10）”，牢骚“因经常给残疾贫困户打扫卫生而被称为她们家的保姆（XCY,2020-07-16）”，但却无一人退缩，面对国家的号召、群众的需求时，他们还是义务反顾、勇往直前，以坚实的臂膀为贫困群众撑起一片天。这种大爱是一种大善大美的精神，是一种将对家人、朋友的那种关爱与无私奉献转化为对贫困群体的责任与担当，对净化社会风气、拉近干群关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有重要的价值。
可以说，基于当代中国反贫困实践所产生的中国脱贫攻坚精神，不仅为公共精神的践行提供了现实路径，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公共精神，拓展了公共精神的时代内涵。站在这个角度，以“奉献、实干、担当、吃苦和大爱”为核心的脱贫攻坚精神正是扶贫干部对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信念基础上的责任自觉。也即，中国脱贫攻坚精神是公共精神的创造性继承。
三、形成机理：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
公共精神既外显也内隐，它与不断变化的行政环境与行政实践之间的互动有关，又反映着公共行政官员的行为及引导其行为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念。[6](P2)作为公共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脱贫攻坚精神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明显的时代烙印以及根源于反贫困斗争的实践源泉，因此，要理解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逻辑，既要看到扶贫实践的行政环境，也不能忽视行政主体的扶贫实践，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二者的互动关系。站在这个角度，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过程，也是扶贫主体超越“身体之苦”实现脱贫攻坚精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历经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角色的建构、行动的实现和自我的超越”。
1.角色的建构：脱贫攻坚精神的产生
马克思曾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 你就有规定, 就有使命, 就有任务, 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21](P329)每一位扶贫干部都是一个确定的人、现实的人，而其作为扶贫干部这一角色身份的义务、承诺与规范，都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产物，并产生于脱贫攻坚工作要求与扶贫环境的匹配中，具有与之相符的义务规范，也承载着某种持久性的承诺，而这种规范性义务和持久性承诺的体现便反映为扶贫干部角色的主客观责任。
一是角色期待中的客观责任。库珀指出，“客观责任包括对他人的职责以及特定标准或特定执行范围所要求的相应义务，正是这些外在的总的义务，塑造了行政人员的角色特征和具体内容。”[22](P77)按此逻辑，在客观责任建构中，来自于外部环境的社会期待、组织机构和制度文化等客观因素会对扶贫干部角色形成赋予特定的角色期待，具体包括：一是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的政治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使命使得扶贫干部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二是对上级和下级负责要求扶贫干部履行相应的工作责任，而上级组织通过奖惩机制、监督制度、职业准则、工作权限等机构设置规定扶贫干部的角色，引导扶贫干部对其行政行为作出正当性解释；三是对贫困群体负责也是扶贫干部所处的社会期待赋予的相应责任，且上级部门对这种社会期待的实现有严格的规制、标准和期望”。[6](P113)这种期待既是媒体舆论宣传引导的结果，也是由脱贫攻坚工作性质而产生的公众感性认知，更深层次地说，也受讲求奉献、吃苦、担当、大爱等民族精神的内在影响。
二是角色认同中的主观责任。库珀认为，主观责任是关于对某人和某事负责的情感和信仰所赋予的，是“根植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是“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的表现”。[22](P84)这种主观责任是角色主体在回应客观义务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将角色的各要素由外部期盼内化而来的。这种社会化过程包括家庭、学校、个人体验、工作经历、其他角色扮演、职业训练和组织活动等。例如，从小接受的爱国教育、道德教育熏陶，要求扶贫干部做一个有道德追求的爱国者；公职人员的职业训练和工作经历，要求扶贫干部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社会的文化环境、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也会对扶贫干部的角色认知及其价值判断产生一定影响；作为中共党员，大多数扶贫干部要经常参与党内活动和学习教育，在学习工作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
研究显示，“角色的价值和原则被内化得越多，我们的行为就越是会受控于主观责任”。[22](P88)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主观责任表现为扶贫干部的主观道德责任，是扶贫干部对其履行各种外在客观角色责任的内在自觉。因此，在扶贫干部超越“身体之苦”的过程中，保持高度的主观道德责任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能使扶贫干部在履行其角色责任过程实现自我价值。[23]一般而言，拥有较高主观道德责任的人更愿意致力于社会公平，这不仅有利于其保持整体性和自尊性、维护自身正当形象、增强身份认同，而且也能够提高其认识能力。而扶贫干部所承担的这种道德责任是建立在为贫困群众谋利的信念基础上的，是扶贫干部主客观责任统一的基础，也是形塑脱贫攻坚精神的基础与前提。因此，借用张康之的观点“任何责任都只有通过具体的人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得到履行”[23]，扶贫干部的“身体之苦”之所以可以转换为脱贫攻坚精神，是因为客观责任让扶贫干部将扶贫当做忠诚于党和国家、法律和制度的表现，是一种政治任务；主观责任则使扶贫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以及建立在此信念基础上的内在的道德责任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义务，进而产生在扶贫事业上为民造福、责任担当、吃苦奉献的角色产生认同。
2.行动的实现：脱贫攻坚精神的强化
不同于功能主义和解释学观点，行动的辩证观点试图将人的主观性与组织的客观性联系起来，认为行政人员在行动实现过程中要反思式判断”。[24](P103)这便要求人们在理解扶贫干部的扶贫行动时，除了考察扶贫行动所处的客观工作情境外，还应重视扶贫主体对其行动意义的建构与重构能力，即扶贫行动的意义需要被辩证地建构。在此意义上理解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身体之苦”的存在固然有其客观的影响环境，但扶贫主体对行动的建构能力也为脱贫攻坚精神的孕育提供可能。
“按照有限道德的观点，公共管理者在组织目标和资金的限制范围内，几乎总是诚实的、善良的，在程序上是公正的，而且是有效率的，并且他们的工作是根植于规则、方针、检查、表格、报告以及其他道德力量约束之下的，这些要求会提升公务员的道德水准”。[24](P115)与扶贫干部角色构建时所处的相对宏观环境不同，扶贫干部的行动是在微观工作环境中进行的，而受其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这种微观工作场景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服务对象精准、目标责任明确、拥有一定的资源权限和定期的考核检查等。这种工作环境不仅有利扶贫行动的实现，而且也有助于提升公务员的道德水平，恰如服务对象的精准有利于破除服务对象“数字化”、服务情感“非人格化”等困境一样。
事实上，“将行动视为一个辩证过程，人们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关于理解组织现象、诠释主体间关系和交互作用以及如何将人类行动的客观和主观意义与情境联系起来”。[24](P105)从这个角度来看，客观的“身体之苦”之所以不会造成主观的“精神之苦”，是因为扶贫干部对其扶贫行动意义的理解与思考。毕竟，“为了实施一项政策或项目，行动者会从政策或项目中推导有关自我价值的感知，并发现政策或项目的意义”。[24](P182)扶贫干部在扶贫过程中因下述两种原因产生了这样的意义：一方面，扶贫干部与扶贫对象需要经常性地面对面交流，而较多的沟通行动有助于减少彼此之间的疏离感，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加深他们对其角色的理解和意识；另一方面，扶贫干部愿意为扶贫对象多做民生实事，并且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事情”（ZYG，2020-06-05），这种道德性社会行动的实现，能够让扶贫干部比较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行动对贫困群体的价值以及自身在贫困群体增强获得感中的贡献，从而精神愉悦，乐于为服务对象干实事。
3.自我的超越：脱贫攻坚精神的巩固
按照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自我总是处于与他人关系的自我，其作为人类系统，“是存在于现象客体（其他人、角色和外部事物）和个体行为及行动之间最重要的中介因素”[24](P114)，“而当个体与他人、与多样化的环境发生互动的时候，这个自我总是处于成长和变化之中”[24](P181)。就此而言，扶贫干部自我的建构过程总是与多样化的外部环境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比如，它存在于扶贫干部角色的建构过程中，通过回应外部环境的角色期待转化为主体自我的角色认同，并通过这种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信念基础上的主客观责任反过来得以强化。再如，行动的辩证性也告诉我们，扶贫主体理解其行动的意义，并不是造成“身体之苦”的客观环境唯一决定的，也不是扶贫干部角色规定在现实中的投影，而是在扶贫主体自我与外部的工作环境、角色义务、与他人关系的互动中建构的，是其自我思维方式改变的结果。因此，正是主体自我的存在将扶贫干部角色与扶贫行动联系起来，也正是扶贫干部自我的超越，让扶贫干部能够超越“身体之苦”，绽放脱贫攻坚精神。
在全钟燮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反思内省的意识，他就不可能批判地审视和理解自我的内在过程”；[24](P181)“只有行动者不断检视自己的行为，才有可能产生负责任的行动”[24](P190)。因此，扶贫干部要理解并超越自我，关键是自我的反思，具体表现在：扶贫干部以自我反思的方式不断检视自己的行为，通过质疑其行动的目标与手段，来批判认识自己，产生负责任的行动，最终超越自己。这意味着，当扶贫干部通过面对面接触、真心做事、对话互动、建立相互依赖的主体间关系等方式参与到与扶贫对象的社会互动时，他们更有可能从曾被忽视的环境、文化和伦理情境去审视其角色责任、行动意义和人生价值。这种意识的超越，来自于将扶贫干部的自我本性视为发生在社会和文化情境之中。在此背景下，造成“身体之苦”的客观工作环境也有助于扶贫干部突破常规行事方式，开拓进取、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等脱贫攻坚精神便由此形成。
事实上，“当个体体验到他人的存在并认识到自我的局限，并通过超越自私和贪婪而与他人和睦共处，关心他人的需要，自我超越很大程度上是可能的”。[24](P123)这表明扶贫干部通过自我反思实现自我超越的正当性，进而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打破“身体之苦”与脱贫攻坚精神对立的可能性。这一点，恰如访谈时一位扶贫干部所言，近一年来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上都吃了很多苦，加班加点就不用提了，但一切都很有意义，我觉得自己竟然还有潜力可以挖掘，觉得个人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SGY，2020-07-15）。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重生成逻辑是有关联的，其中，角色建构是行动实现的前提与基础，行动实现又反过来影响角色建构。而自我超越要求重新检视行动的实现过程，行动的实现又促进自我的超越。自我超越同时也是对原有角色的发展过程，是新角色的建构起点。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三者统一于同一主体和同一时空之中，是同步运行的结果，详见图6。
四、治理价值：脱贫攻坚精神的应用
本文的调查对象——60个一线扶贫干部，是中国“十三五”时期近500万扶贫干部中的普通一员，他们的故事虽小，也许并不全面，但却能“窥一斑而知全貌”，可以说是“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美”。他们身上所呈现的以“奉献、吃苦、实干、担当、大爱”为核心的脱贫攻坚精神，其生成过程也是扶贫干部超越“身体之苦”实现“精神之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历经了“角色的建构、行动的实现和自我的超越”三个阶段，具有重要的治理价值与时代烙印。
1.脱贫攻坚精神在育人实践中的应用
脱贫攻坚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功能、文化功能和育人功能，具体表现在：就时代功能而言，作为新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脱贫攻坚是值得永载史册的伟大时代功绩，也是全国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坚实一步，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体制、价值以及文化等治理优势。在这场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战斗中，数百万有使命担当和奉献情怀的一线扶贫干部与贫困百姓生活工作在一起，与艰苦环境搏斗在一起，展现了新时代扶贫干部的精神面貌和时代贡献，其所蕴含的时代意蕴不言而喻。就文化功能而言，脱贫攻坚本身便是一项具有内在文化功能的实践活动，是一项文化再造、文化传播的文化工程。这一方面表现为通过组织动员、项目设计和价值引导，实现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其传播途径主要是在贫困落后地区传播先进文化观念，转变落后的思维认知，丰富精神思想；另一方面，外在的先进文化推动贫困地区的传统风俗文化进行自我改造、自我革新，从而实现自我提升，发展出更具有时代适应性的先进文化。就教育功能而言，脱贫攻坚精神是扶贫干部在艰苦的工作中产生的，是中国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公共精神的创造性发展，其蕴含的吃苦耐劳、甘于奉献、实干担当等精神财富，这些对于新时代青年学生有着极大的教育价值。如在育人活动中融入脱贫攻坚精神元素、在课程中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在实践参与中加深学生的认识，则有助于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教育，培育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优良品格，塑造正确的“三观”，培养其奉献情怀与民族使命担当。
由于具有时代功能、文化功能和育人功能，脱贫攻坚精神也存在较高的教育价值。发挥脱贫攻坚精神的教育价值，对于助推解决脱贫攻坚精神转化为立德树人的资源问题、脱贫攻坚资源融入课程思政的过程问题、贫过程对接创业就业的实践问题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能够助推解决立德树人问题，作为国家战略的精准扶贫，其所蕴含的时代价值、文化精神、教育意蕴，对于明确立德树人内容导向、构建立德树人课程体系、完善立德树人师资队伍、健全立德树人评价机制，具有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二是能够加速化解学生思想政治问题。脱贫攻坚精神所具有的丰富的时代内涵，能够有效化解经济发展和西方不良思潮带来的精致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攀比之风等不良风气给青年学生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培育青年学子责任担当、脚踏实地、有进取心、甘于奉献、热爱祖国等优良品格的现实教材与鲜明案例。三是能够系统讲好中国扶贫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场合强调“要将中国战胜贫困的故事讲好、讲精彩”，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不仅可以系统总结全国精准扶贫经验与智慧，还能够聚合起世界各国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力量，更可以为乡村振兴宣教活动提供参考与思路。
2.脱贫攻坚精神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
作为我国脱贫攻坚实践的重要产物，脱贫攻坚精神对于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采取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25]事实上，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在财力人力物力投入上只会加强而不是弱化，仍需要脱贫攻坚精神的引领；在人才队伍培育上，乡村振兴工作的长期性、任务的艰巨性要求继续以脱贫攻坚精神来激励帮扶干部，培育一支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实干兴邦的人才队伍。简言之，要干好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精神也必不可少，这就要求将脱贫攻坚精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在驱动力，具体来说：
一是将脱贫攻坚精神转化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粘合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要求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虽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重点内容是政策衔接、思想衔接、、规划衔接与工作衔接[26]，衔接的内在逻辑是他们有共同的理论基础、深刻的内在联系与基层的现实需求[27]，但由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目标、内容、对象与手段不同，故二者有效衔接的粘合剂就非常重要，用脱贫攻坚精神来做乡村振兴事业，就是有效的粘合剂。二是将脱贫攻坚精神转化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动力。人才不足是乡村振兴的短板，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利用脱贫攻坚精神做乡村人才振兴工作，有助于培育一支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实干兴邦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既包括致富带头人、乡村干部、乡村名流等在地人才，也有社会青年、在校大学生等潜在人才。对此，建议探索利用脱贫攻坚资源激活多方主体的活力，在加强对在地人才培训与提升的同时，努力引导潜在人才到乡村、到基层、到农村去创业就业，或成为乡村人才的孵化器：建议在农村讲好扶贫故事，发挥脱贫攻坚精神在乡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营造讲奉献、肯担当、愿吃苦、能实干的环境氛围，提升在地人才建设家乡的能力；建议在校园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发挥脱贫攻坚精神在青年学生中的激励作用，鼓舞更多潜在人才特别是大学生参与到家乡建设中；建议要在干部中讲好扶贫故事，发挥脱贫攻坚精神在干部人才队伍中的培育作用，积极引导年轻干部自愿投入到乡村振兴中。三是将脱贫攻坚精神转化为乡村振兴力量。脱贫攻坚精神与乡村振兴是一脉相承的，乡村振兴需要在继承并发扬脱贫攻坚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农村有益的文化基因，以脱贫攻坚精神推进和培育乡村振兴精神。而将脱贫攻坚精神融入到乡村振兴中，做好脱贫攻坚精神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力量。
3.脱贫攻坚精神在持续驻村中的应用
随着农村绝对贫困的消灭，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成果巩固问题、全面乡村振兴问题甚至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并在2020年12月出台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以下简称‘衔接意见’”）和2021年1月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明确下来。按照“衔接意见”的要求，中央仍然按照“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四不摘”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于此，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总结运用打赢脱贫攻坚战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重要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乡村振兴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2021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要求在坚持有序衔接、平稳过渡与坚持“四个不摘”的基础上，合理调整选派范围，优化驻村力量，拓展工作内容，逐步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5]这表明，本文所挖掘的扶贫干部驻村经验、所凝练的扶贫干部驻村艺术、所挖掘的脱贫攻坚精神，对于“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阶段的持续驻村工作，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建议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做好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出台政策和实施方案予以保障，有组织、有计划、分层级将脱贫攻坚精神推进政府、社会、校园、乡村中；另一方面，政府应优化“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已有的政策体系，将其纳入东西部协作与乡村振兴的大框架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脱贫攻坚精神在持续驻村中的价值，让广大干部在真实事迹的感召下，树立更加远大的理想、练就更加过硬的本领、磨练更加顽强的意志，以实际行动自愿到西部、到基层、到农村去帮扶，成为乡村帮扶人才与资源的孵化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2-26（002）.
[2]谢治菊.精准扶贫背景下基层公务员心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3]刘克梁.驻村扶贫干部的心理健康研究[J].心理月刊, 2020(12):74-75.
[4]舒全峰,刘亚禅.公共服务动机、领导力与基层扶贫干部职业倦怠[J].北京社会科学,2019（7）:50-62.
[5]何得桂,徐榕.新时代脱贫攻坚精神的基本内涵与时代价值[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6):71-77.
[6][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
[7]文华.驳公共行政的首要精神是“公共”精神——《公共行政的精神》评论[J].学术界,
2015(03):116-123+324.
[8]王春福.公共精神与政府执行力[J].理论探讨, 2007(1): 107-110.
[9][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0]袁祖社.“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维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108-114.
[11]张华,赵海林.公共精神:公共管理的核心诉求[J].天府新论,2008(06):102-105.
[12]李振鹏黄帅.基于LDA主题模型的网络舆情研究[J].系统科学与数学，2020（03）:434-447.
[13]陶倩，刘海云.志愿精神的德性分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79-84.
[14]习近平.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J].求是，2012(06):3-7
[15]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EB/OL].https://mp.weixin.qq.com/s/CiHwAhSsvRC-CEJ17p75s，2021-05-11.
[16][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习近平.关键在于落实[J].求是，2011(6):3-7.
[18]艾菲.摘帽“四不摘”脱贫不返贫[EB/OL].
http：//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19-03/09/c_1124212602.htm，2019-06-17.
[19]习近平谈“吃苦”精神[EB/OL].http://www.wenming.cn/djw/djw2016sy/djw2016syyw/201702/t20170228_4081629.shtml,2017-02-28.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2][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3]张康之.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信念[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79-85
[24][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张柏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02/t20210221_6361863.htm，2021-02-22.
[26]刘焕,秦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逻辑、现状和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20
(01):155-157.
[27]贾晋,尹业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内在逻辑、实践路径和机制构建[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3):68-74.
扫
码
关
注
微信公众号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相关超链接
乡村研究||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基于建党100年以来扶贫政策变迁的文本分析
编辑|黄燕洪
编审|郭 明
监制|蒋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