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在终极格斗冠军赛（UFC）的赛场上，张伟丽击败波兰名将乔安娜。在现场采访中，她对对手表示尊敬和感谢，呼吁要相信女性力量，并祝愿世界回归正常的秩序。有网友注意到，在她身旁的口译员郑文琪忽略了张伟丽针对女性力量的发言内容，并发问：“为什么偏偏漏译这一段？”[1] 某官媒发布的视频中更是直接剪辑到译员漏译的片段开头，形同遮羞。郑文琪本人也在后续的直播中道歉，称因为伟丽的发言太长所以传译有遗漏。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发言和著作被漏译与错译，并不少见。她们如同天生的双语者，既要说自己的、女性的语言（而这些语言不得轻易表露），生下来还得学着说“他”的、父权的语言，游走在二元对立之间，以理解权力的密码。正如一位女性翻译家苏珊娜·德·洛特比涅尔—阿伍德（Susanne de Lotbinière-Harwood）也响应地自我界定道：“我是一个译本，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仅从漏译的事件来看，历史上也不无因为漏译女性主义表达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1952年，美国动物学家 Howard Parsley 翻译波伏瓦著作《第二性》的第一版英文译本。这本书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并成功登上 1953 年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直到 80 年代，才有批评家在对照法语原版阅读时，发现了男译者 Parsley 的大量删改。其中，他未经注明就删去的内容包括：超过原文 10% 的内容、记述历史中女性的名字和成就的篇幅、78位有社会影响力的女性的名字（包括政治家、军事领袖、高级官员的情妇、圣人、艺术家和诗人等），以及女同关系和女性日常生活的描述（性生活、性幻想）。发现这些删减行为的评论家 Margaret Simons 写道：“他（Parsley）一方面根本不愿意唠叨女性受到的压迫，但另一方面，却非常乐意保留波伏瓦介绍男性特权和成就的长篇大论”。男译者 Parsley 就这样，在波伏瓦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父权视角，毫不解释地作出了“为读者减轻阅读负担”的决定。在删去了一些对前文的引证后，波伏瓦的叙述看起来杂乱不堪，给读者留下了一个“令人迷惑的、前言不搭后语”的印象。也正是在没有声张的恶意删减后，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对波伏瓦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诸如“净说些陈词滥调”、“延续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生活的刻板印象”等。Mary O'Brien 也在写作《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时，基于混乱的英文版《第二性》，针对波伏瓦提出了恶毒批评。在简中世界，《第二性》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总有读者抱怨郑克鲁（男性译者）版本的《第二性》太难读懂。在此时，仰望着原文的读者总是会先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是不是自己知识太浅，所以读不懂这本“女性主义圣经”。直到近期，才有网友找到了猫头鹰出版社邱瑞銮（女性译者）翻译版本的《第二性》，发现语言通畅许多，也更能读懂了。郑可鲁译：“弗洛伊德所谓的“恋父情结”，并非像他所说的是一种性欲，这是主体统一在顺从和赞赏中成为客体的深度退让。
邱瑞銮译：“弗洛伊德所称的‘恋父情结’并非如他所言是一种性的欲望，而应该是女孩出于对父亲的顺从与爱慕，愿意放弃以自己作为主体，自甘为客体。
郑可鲁译：长时间以来我犹豫不定，是否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这个主题，尤其对女人来说，是不快的，而且不是全新的。
邱瑞銮译：我很久以来就想写一本谈女人的书，只是一直很犹豫。一来，这个题材容易激怒人，尤其容易激怒女性；再者，这主题也不新鲜了。
在波伏瓦后来作品中，关于性和女性的描述也同样遭到大量的未经说明的删减。比如她的小说《名士风流》，因为打破过多的性禁忌，登上了法国天主教堂的黑名单。其英文版略去了一些情节，翻译通过改写段落来稀释露骨的性幻想，或增强了对回应自己欲望的女性的批评。其中，译文删除了两段女主角 Anne 对“口交”的描述，女性角色 Nadine 对于不喜欢和男性性交一事直接的、粗俗的表达，译文也使用了委婉的说法：“How do you expect me to have affairs with guys if I don't go to bed with them"，而更贴近人物性格和法语原文的翻译应该是：“if I don't fuck”。甚至，有美国编辑直截了当地告知波伏瓦，“在我们国家，书里可以谈性，但不能有变态情节。”波伏瓦的例子只是一个缩影，见证着在重重父权审视下诞生的年代，英文译本不仅没有有效促进两个不同语言国家对女性主义的交流，反而制造了许多冲突和矛盾。这些或故意、或无意的漏译与错译，让原作者和原文在目标语读者的眼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此类事件也给女性主义者和女性翻译家敲响了警钟，在翻译工作中，运用女性主义视角成为了她们的一种身份政治实践，逐渐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但早在理论成型之前，一些女性先驱者就发现了文本和翻译中对女性的不公正对待。1970 年代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女性的解放必须首先是（从）语言解放。Women's liberation must first be a liberation of/from language。”父权制社会有许多植根于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例如，圣经译本中普遍缺失了包容性语言，如英文中使用“he/him/man”代指人类，许多职业名词如“policeman”、“postman”、“fishman”等都以男性指向明确的“man”结尾。中文中，“奸”、“妖”、“嫉妒”等大部分以“女”字作旁的字，都表达的是负面意义……这些现象通常都会以传统用语或习惯用语掩盖过去，仿佛其使用时间够长，就可以被合理性背书——“传统”即“正确”。但其辩护者忽略的是，语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由父权垄断。在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女性尚被父权社会排挤在权力圈之外。她们不能参与写作或公共讨论，女性身份的创作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文学创作需要以男性笔名才能得以发表。例如，勃朗特三姐妹均使用男性化名，作品才得以被重视。有说法称，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Elizabeth Browning）羞于表示流露了女性感情的浪漫诗是由自己创作的，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葡萄牙人抒情十四行诗》，谎称自己只是译者。而这部作品被认可的评价，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学价值。在那个时代，女性唯一得到允许的是翻译宗教文本。而透过这个小小的缺口，女性逐渐掌握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力量，她们有了新的身份：译者。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体会和作者的权力互动，体验和文本对立的或亲近的情绪，也对父权制下的宗教文本和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产生了自己的解读。其实不难发现，女性和译者、翻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7 世纪，法国男性翻译家梅纳日就提出了著名的批评“美人不忠”——“美丽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美丽”，来比喻译文和原文的关系。这个批评带有强烈的性别歧视色彩，表达了译文必然有“缺陷”，而不忠的行为或形象总是在女性（“美人”）身上发生的。美国翻译家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女性）却发现翻译的隐喻和家庭内部的力量关系有相互对应的关系。她批评传统翻译理论继承了父权制的二元体系，使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男性和女性深深地对立起来，并且后者（译文、译者、女性）都成为了前者（原文、作者、男性）的“第二性”，成为了“他者”。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譬如，原文本如同需要保护和受道德教育的处女，男译者会把自己投射为守护原文本纯洁性的卫士，以防原文本被玷污或夺取贞节。男译者（丈夫/卫士）需要看着她，以确保自己的孩子，即译文，完全是自己的血脉。在这样的结构下，翻译好似一种绝对的复制工作，一种干巴巴的技术活，一种强调完全忠诚的行为。如此二元对立，一方总是落后于另一方的权力结构，要求译者完全隐身，就像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要求：“信”，对他完全忠实；“达”，一字一句理解他的意思；“雅”，是的，还要高雅不俗。实际上，翻译与其它写作活动不同，因为牵涉到语言间的交换，而成为了一项关于文化、时间和空间、社会和文学价值判断的交换。在这场交换中，译者带着自己的背景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与文本和作者展开交流和理解。因此，翻译是一种共同创作的工作，是一种创意性的工作。译者不是只需要掌握目标语言的词汇和语法，还有翻译技术就行了。译者的背景和对理解力的要求使得译者在实际情境中无法隐身。这种对二元结构的打破，也完美地体现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展的源头——加拿大的魁北克。在这边境之地，人们说着两种语言，法语和英语，居住在此的女性主义翻译者们成为了沟通的桥梁，游走在在强调理论的法国阵地和注重走上街头发起活动的北美阵地。她们不仅实践翻译，还反思并总结理论，在此期间，Barbara Godard、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Sherry Simon、Louise von Flotow 等女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的实践和著作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下了基石。这些女性主义翻译的先驱们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主义的发展，呼吁主流社会看到父权语言的不公正，成功改变了包括圣经在内的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多语种译本，让更多女性作家、女性主义作品走上国际舞台。她们让女性主义和翻译这门学科相互促进，影响了许多领域的性别意识，滋养着新一代女性主义理论家。与女性主义本身相似，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没有一套固定的、有严格限制的理论，内部学者也有许多分歧。但可以确定的方向是，女性主义翻译强调女性发声，为女性发声，以女性主义视角呈现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发掘被父权视角过滤的女性作品。来自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翻译学院的路易斯·冯·弗拉德（Louise von Flotow）教授在她的《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一书中提出了三个女性主义翻译的策略：补充（supplementing）、劫持（hijack）和序言与脚注（prefaces and footnotes）。补充，意为译者应向读者提供目标语言中因为文化或语言差异缺失的背景知识，尤其是与增强女性意识和性别视角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微妙的改变达到性别平等序言与脚注，是完全留给译者展示主动性和主体性的空间，译者可以直接介入。一般在序言中，译者可以向读者介绍文本背景和作者风格，指出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别，强化原文可能在翻译中流失掉的部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在脚注中，译者在不直接打扰读者阅读体验的情况下补充和女性相关的内容。译者王虹在《皮娜·鲍什 舞蹈剧场的创造者》一书引言部分的脚注中，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自己在翻译中对原文的改变：“译者按：a. 原著里有些用词泛泛、含义不甚明了之处，译者会在查看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将这些词具体化，有时也会将一些必要的说明添加入正文，避免过多注释。b. 作者经常用代词和近似无主句的句型，译者在翻译时也会添加一些成分，保证中文的文理通顺和意义完整。c. 作者惯用不断扩充的句型，其中如有同义反复且很难整理成为通顺的中文句子的，译者会在不影响大意的前提下删除个别修饰成分。”
劫持，或者说是“反叛的改写”，是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中最直接、最根本，也同时是最收到批评指责的一种策略。它意味着译者会对原文情节和描述进行改动，改变侮辱女性、歧视女性的含义或情节，以达到保护女性读者、提升性别平等和为女性发声的作用。如通过对比，《三体》的原文中一部分透露厌女气质的表达在译者刘宇昆的处理下，能明显感觉到语言更加包容，对女性更友好：原文：同时却要让人类，也就是现在这些娘儿们和假娘儿们不害怕。（刘慈欣，2010:108）
译文：He should terrify the Trisolarans without terrifying the people of Earth. (Liu, 2016:178)
原文：菲律宾贡献给世界的第三个美女政治家，也是在这个职位上危机前后跨越两个时代的一位。（刘慈欣，2010:108）
译文：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Filipino politician had straddled the pre- and post-crisis eras. (Liu, 2015:146)
有趣的是，“劫持”的来源，恰恰是一位男译者对阿伍德翻译时，对原文的干涉感到不满而用以攻击译者的词汇。阿伍德在翻译 Lise Gauvin 的 Lettres d'une auture 时使用了诸如“ Québécois-e-s ”（原文“Québécois ”的阴性表达）、“women and men”、“her or his”等，使用阴性代词指代群体，或将女性代词放在男性前面，或使用传统意义上只为男性权力所用的词汇形容女性等。“劫持”这个说法被沿用下来，也成为了女性主义策略的一个标志。女性翻译学者 Françiose Massardier-Kenney 则将翻译策略划分为：帮助读者理解，让女性掌控主导权的作者中心策略，和在译者理解下重构原文的译者中心策略，它们分别包括：
重塑故事，以女性生活经验重新解读文本，包括强调文本中的女性故事和翻译被父权排斥的女性作家作品；
注释，包括译文和副文本部分，强调女性重要性；
抵抗，通常使用在翻译实验性女性主义作品中，抵制为了阅读流畅而翻译，更大程度上保留原文的艰涩；
平行文本，是指在目标语言中找到和原文中类似的情景或表达；
合作，实际上是为了破解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让译者更好地掌控主体性。可以是译者和作者合作，怀着同样的让作品更好的目的，消解原文的绝对权威。这也证明了为什么一些译者与作者合作的译本会更成功。当然，也可以是译者之间的合作，互相帮助检查。
另外，Babara Godard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描述中，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词汇：女性操纵（woman-handling)，对文本从女性视角、以女性的方法进行操纵 , 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这在本质上体现了女性译者所需的主体性，主动地去挑战父权语言的压制，在翻译实践中重塑自己的身份。除了翻译中的策略，女性主义翻译其实还触及到许多细节的问题，也值得在此一提。在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译者应该藏在文字之后，完全忠实于原文和作者，正如普遍推崇的“信达雅”原则所要求的。然而，译者本身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政治主张、性别视角等本就影响着 TA 对文本的解读。因此，从根本上说，译者是无法隐身的。相反，如果能够给译者足够的重视，不仅是承认了翻译工作是合作的本质，也是让译者对工作成果更负责。在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常被提起需要注意的，是普遍使用的男性代词。许多语言都以男性代词指代全人类，这体现了植根于语言的父权思维。为了靠近性别平等，女性主义翻译者会更重视包容性语言的使用。正如上文中提及的，在重读圣经的译本时，许多女性就发现了文本中滥用男性代词的现象，多到外溢的阳性名词削减了女性的参与感和主体性，甚至很难让女性去想象上帝也可能是一位女性。在不改变历史事实的大前提下，女性主义翻译者强烈要求重译圣经，也因此成功地让许多版本的圣经使用包容性语言。还想分享的一个问题是，对完整上下文的重视。这不仅是指一篇文章完整的上下文，还有对于一位作者、作品的完整展现。人的观念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因此应该尽量完整地呈现一位作者的作品。在新法国女性主义刚引入美国时，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的 40 多部作品中只有三部被译介，其中最著名的《美杜莎的微笑》是在法语版本发表 4 年后译介的，加上仅有译本的一些虚构作品，成为了她在美国的代表作。实际上，西苏在本土则更以理论作品出名，翻译上的选择影响了她在两地的形象。因此，出版社对作品的选择保持尽量完整，也至关重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一度陷入困境，受到了来自女性主义阵营的内外夹击。“如果没有争议或讨论，那么只剩下一片沉寂”，弗拉德（Louise von Flotow）在描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受到的攻击时如是说。外部的批评主要针对“劫持”的策略，认为译者不应该改变原文本义。无论是语法结构上的调整，还是对文本有必要的删改，女性主义译者通常都会对原文的处理作出解释。对比诸如 Parsley 对待波伏瓦《第二性》的不作解释的恶性删改，女性貌似又陷入了这样独特的困境：如果没有疏而不漏的原因，那么反抗还是做错了。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指责，主要在于精英主义和后殖民时代第一世界女性的俯视视角。前者，是由于一些女性主义者为了推翻旧的父权话语体系，试图创造新的女性语言而开始尝试实验性写作，但这些书最后都只能卖给负担得起书本价格的少数精英女性，而且忽视了更紧急的，亟待解决的女性问题。后者，则是因为第一世界女性主义者在发掘第三世界女性形象或作者时，还是难以避免以异域眼光看待第三世界女性真实的苦痛。出身于孟加拉的文学理论家、译者 Gayatri Spivak 认为这些西方女性看似慈悲的行为，满足她们对自己事业和目的的追求，多过了解第三世界女性的生活。而在她们将第三世界女性文学当作纪实文学来读时，第一世界的文学已经“升级”成了文字游戏。除了外界对女性主义翻译的误读和内部矛盾，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让女性主义翻译者共同对抗父权语言。我们尚未可知是否能建立新的话语模式，不用再当双语者，但翻译是宝贵的，也是低成本的政治实践。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连结起不同世界的女性，去反思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性别是如何共同影响着女性生活的，它带来了改变的可能。除了译文本身，女性主义翻译的思想也可以运用在对待一本完整的书上。我们看待一本书时，可以试着去掉对原文或者作者绝对权威的臣服，把一本书看成一个团队的协作。封面设计、编辑、出版商、作者、译者、前言或后记的作者等等，都带着不同的身份背景来完成这个项目，共同影响着最终成果，一本书的制作缺谁都不可。简中世界的很多书都会弱化对译者的介绍，最苛刻的情况下，译者可能只是封面上的一个名字，而作者则有照片，有简介，背景介绍相当完整，这实际是不公平的。那么，普通人在生活中有没有可以延续女性主义翻译思想的做法呢？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家，会把所有的人称代词都换成女性代词，毕竟父权语言拥有对男性代词指代所有人的特权都那么多年了，为什么女性不能使用同等的权力呢？我们也许不用贯彻得如此彻底，但起码可以提醒自己，在未知性别的情况下，尽量多使用“她”或模糊性别的 TA 指代，让“她”被看见。我们还可以更多地选择女性作者、女性译者的作品，关注文本中不起眼的女性角色，建立起自己的女性叙事结构。在读译本的时候，尽量不要跳过译者的译后记、脚注、尾注等，给予足够的尊重。尊重女性的发声，少质疑其合理性。也去关注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女性。作为女性本身也要多发声，从那个“成功男人背后”的阴影中走出来。因为如果选择沉默，选择不作为，那么就是把自己的话语权交由别人使用，也就失去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每一点小小的发声都会是改变，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只被允许翻译的女性一样，在父权语言严密的网中戳破了一个洞，逐渐撕扯扩大。这样的撕扯也将继续下去。最后想用我的一个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来结尾。这是我的社交媒体简介：Translator, between woherlds. —— 即使注定要做天生的双语者，也要穿行在“她”的世界里。
[1]张伟丽采访原话：“我非常非常感谢Joanna来跟我打这场比赛，她非常非常的优秀，她是一个战士，我非常非常的尊重她。之前她在我这个级别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她，我每天在看着她。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未来还会有比我厉害的人。我们这是一个传承，我们不是在比赛，我们在这个八角笼里展示女性力量。我们女性，谁说我们不可以！我们可以！我们要展示MMA的精神。还有，我想说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世界和平，所有的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谢谢大家。”郑文琪的翻译：“I really want to thank Joana, she is a fighter, she is a warrior. I think she was the champion before and she passed the legacy to me. I think someday there will be a person better than me, and I will pass my legacy to her. So, finally I want to say, make the world peace, and hope everyone can enjoy their life."[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Routledge，1996．[3] Von Flotow, Luise.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Routledge, 2016.[4] Chamberlain, Lori.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Rethinking Translation. Routledge, 2018.[5] Lotbinère-Harwood, S. The Body Bilingual: Translation as a rewriting in the Feminine. Toronto: Women’s Press, 1991.[6] Kim, Wallmach. “Feminis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Different or derived?”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2006.[7] ---. “Translation and Gender: Interconnections.” Language Matters, 1998.[8] 西蒙, 波娃, and 郑克鲁. "第二性 Ⅰ: 事实与神话." (2011).[9] de Beauvoir, S. "第二性 (邱瑞鑾譯). 台北市: 貓頭鷹.(原著出版於 1949)[de Beauvoir, S.(2013). Le deuxième sexe (RL Chiu, Trans.). Taipei City, Taiwan, ROC." (2013).[10] 郎静. 论《 三体》 英译本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D]. Diss. 2015.[11] Climenhaga, Royd. 王虹译 《皮娜·鲍什：舞蹈剧场的创造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从唐山案到广泛的性别暴力，女性的突围与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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