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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刚、赵佃强 || 山师现当代文学80年代研究生学者群解读
大学的学术传承与学者群落的崛起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学者群解读
李宗刚 赵佃强
所谓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学者群（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简称山师现当代学者群），泛指在1985年前后（主要是1977～1988年，本文主要以1985年作为考察对象）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突出学术成就的学者群。尽管这一学者群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些是共同的，那便是他们的成就与其在山东师范大学接受的研究生教育和师承传统紧密相关，正是在田仲济、薛绥之、朱德发、蒋心焕、冯光廉等老一代学者的人格与学术的双重浸染下，他们开始了各自的学术跋涉；同时，在其学术起点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其前身为《山东师大学报》）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学者群的知识谱系和学术道路携刻着明显的山东师范大学烙印。这一学者群的出现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绩，作为一种学术现象，既与时代机缘、研究生教育、工作流转等多种复杂元素有关，也与学术期刊如何扶掖学术新人有关，因此，梳理他们的学术理路与历程，探究他们成功的缘由，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
一
山师现当代学者群人数众多，影响较大。在1978年到1988年十年的时间里，山东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招收了近百名硕士研究生，尤其以1985年招生人数最多。这一年，由于本专业分成了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两个单位招生，招生数量大幅增加，从原来的四五人一下子扩招到了19人，再加上这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当时还比较稀缺，许多人毕业后都到了大学或科研单位。其主要成员有钱荫瑜、杨洪承、李春林、税海模、姜振昌、李掖平、刘新华、郭济访、房福贤、季桂起、万直纯、魏建、谭桂林、吕周聚、耿传明、罗振亚、刘克敌、王兆胜、刘开明、张清华（按入学时间先后、同一年级按年龄排序）等为代表的具有全国影响的青年学者群。在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他们不仅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专长，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绩，而且还直接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学术力量，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全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具有影响力的高校中，大都能够看到这一群体的身影。高校或者科研单位，在传承文学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像南开大学（耿传明、罗振亚）、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南京师范大学（杨洪承）、山东师范大学（魏建、房福贤、吕周聚）、湖南师范大学（谭桂林，2011年被引进到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兆胜）、青岛大学（姜振昌等）。在全国所设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6个国家重点学科中，这 些学校便有2个，占到了1/3。特别是山东师范大学，其学术梯队主要由 这批学者组成。 其二，这一学者群目前还担任着全国性的研究会的理事等重要学术职务。学会作为群众性的民间团体，一个学者能否成为理事，主要依据其在学界的影响力。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其理事有谭桂林、魏建、房福贤、吕周聚、耿传明、罗振亚等5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其理事有房福贤、张清华等人。他们除了在一些学会担任理事之外，还是一些体制内的文学奖项的评委。如2011年的茅盾文学奖，具有这一学科背景的评委便有李掖平、张清华、刘复生以及20世纪90年代加盟该学科的吴义勤，这占到了茅盾文学奖评委总数的1/15。 其三，这一学者群在一些高校的博士点还担任着博士生导师。博士点作为国家体制内最高学历的教育形式，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阵地，也是进行学术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博士生导师作为承担大学学术传承的专家，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群体中，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有杨洪承、姜振昌、李掖平、魏建、谭桂林、吕周聚、罗振亚、耿传明、张清华等十几人。 其四，这一学者群不仅承担了诸多国家级社科基金课题，而且还在高层次期刊上发表了诸多专业学术论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作为国家体制内推出的、旨在繁荣学术发展的专门性基金，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学者群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有谭桂林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杨洪承、魏建、吕周聚、罗振亚、耿传明等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至于其所刊发的论文，仅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社科类的高层次期刊上所刊发论文的学者就有姜振昌、谭桂林、耿传明、王兆胜、刘克敌、张清华等6篇次之多。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论文在刊发后，都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推进学术的繁荣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下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作一透析。 魏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和负责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英才，教育部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魏建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余年，在郭沫若研究、创造社研究等方面用力较大，已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出版学术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先后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以及刘勰文艺评论奖等。近年来，主要学术精力集中在对《郭沫若全集》之外散佚的大量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上。这一工作已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学界极为重视。2009年8月，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世界第一次郭沫若学术大会上，其研究郭沫若文学佚作的论文获得“杰出研究论文奖”。 谭桂林原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受聘于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被评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目前其所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其科研经费高达80万元。谭桂林是国内学界较早地深入、综合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学者之一，其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被誉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长篇论文《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在《中国社会科学》刊发后，又被英文版全文译载，并获得首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在现代中西诗学比较研究领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研究”等课题，已出版《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2008）等著作。连续两次获得《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他还十分关注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发展，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化母题研究”，出版了《转型与整合一现代中国小说精神现象史》（2003）等著作。 耿传明、罗振亚现都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耿传明教授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出版专著6部。罗振亚教授2000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其学术研究重点在于中国新诗，是目前诗歌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有论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等7部。他们两人均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至于杨洪承等这一群体中的其他诸多学者，也基本上都在其所涉猎的相关学术领域确立了优秀学者的地位，在学界的影响早就为学术界所公认。由此说来，山师现当代学者群的确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支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群体，尽管这一群体在具体的专业领域上个性差异较大。
二
山师现当代学者群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学术成绩，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与他们最初在山东师范大学所接受的研究生教育是分不开的。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1950年建校时中文系就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955年，学校作为全国受教育部委托的四所高校之一，开始试办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班；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1981年被批准为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该学科主持、编著、出版了“文革”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五四文学史》《中国情爱文学史论》等专著，形成了以田仲济、薛绥之、冯中一、朱德发、冯光廉、蒋心焕、查国华、宋遂良、吕家乡、袁忠岳、韩之友、张蕾等学者为代表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团队。正是在这样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精良的师资团体的耳濡目染之下，他们以追慕乃师的学术道路为肇始点，开启了自己的学术之旅。
首先，注重学术独立人格精神的张扬与培养。学术作为一门求真的学问，需要的是独立的人格，以及对真理的执着精神。然而，在学术的求真和现实产生抵牾的时候，作为一个学者在坚持真理的同时要付出生活乃至生命的代价时，为了“主义真”而依然敢于张扬自我的主体性，既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够做到的。而在此方面，第一代学科奠基人田仲济先生便以自我的文化坚守，确立了非凡的人格魅力，成为研究生们得以学习的楷模。作为学科的第一代奠基者的田仲济，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以“蓝海”为笔名写出了第一部断代史《抗战文艺史》，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田仲济进入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工作，后任学院副院长。田仲济不管是身在顺达还是身处逆境，都以冰清玉洁般的独立操守，矢志不渝地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既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趋炎附势[1]，以至于面对荣辱能够淡然处之，恰如他的杂文创作一样，“遵循鲁迅杂文传统不断开拓前进”[2]。所有这些，不仅给第二代学人树立了一个可以追慕的对象，而且还在耳濡目染中让刚刚进入学术殿堂的研究生们在形成独立自我人格过程中受到深刻影响。 其次，注重思想解放、开拓创新以及学术探索精神的培养。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不仅意味着对前人的思想认知高度的超越，而且还意味着对自我的思想认知高度的超越，需要在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完成思想解放和思想提升。像朱德发，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遵循着科学的治学态度，在其“五四”文学研究中，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五四”文学的指导思想，为此，在那个乍暖还寒的20世纪80年代，差点被当作“自由化”的典型予以批判。但是，正是因为高擎着思想解放的大纛，使得朱德发不畏思想探索中的禁区，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极“左”路线的否定，进而和全国的思想解放大潮一起，汇聚为思想解放的时代洪流。显然，这种带有“传奇”般的经历，使得研究生不仅对思想解放有着更深的理解，而且也对他们的自我历史担当意识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从朱德发所培养的研究生的情况来看，不管是杨洪承、王兆胜，还是张清华、刘开明，乃至后来的张光芒、周海波，都具有一种历史担当意识，这使得他们的文学研究，获得了来自思想层面的有力支撑。也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担当意识，朱德发直到今天还依然保持着非凡的学术热情和学术创新能力，其学术论文仍不时地刊登在全国各大知名刊物上。近年来，朱德发把文学史思考当作了新的自我思考点，从开始关注“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3]到对于“中西非理性思维在现代文学中的交汇与对接”[4]的深刻反思，再到高屋建瓴地透过“四大文化思潮”，来完成其和“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5]，最后到“中国新文学之源”[6]的深入探析，显示了朱德发依然具有勃勃生机的学术创新力，这对推动这一学者群学术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精神资源。 再次，注重史料的学术传统。学术研究要想获得突破，思想解放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同样重要。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学术观点，没有足够的史料作为支撑往往是难以靠得住的。因此，强调史料的第一性，遵循史料先行的理念，加强史料的考掘、整理与积累，是这一学科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确立的优良学术传统。像薛绥之的鲁迅研究资料的整理、查国华的茅盾研究资料发掘、韩之友的鲁迅版本的校勘、张桂兴的老舍资源发掘，在全国学界早已为学人所推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该学科人员便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十余册的编写任务，被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奠基工程”。20世纪70年代末又承担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的5个子课题，参与了《茅盾全集》等作家资料的编辑校刊工作。这样的治学传统，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在山师现当代学者群中获得了很好的传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魏建的郭沫若佚文整理工作。如魏建的《〈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度优秀论文奖”，评奖委员会对其作出这样的评语：“这是一篇扎实的史料考证文章，对郭沫若后期诗歌的不同版本、篇目的校勘考证很见功夫，且阐述清晰不烦琐，所论可信可靠，填补了郭沫若研究的空白之处，对完善郭沫若研究有重要作用。论文体现出的‘熬苦求学’得‘真学问’的精神，值得肯定与提倡，也有学风纠偏的意义。”[7]正是基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使得魏建的郭沫若研究新论迭出，并不断地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第四，强调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实践的师承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既是人的个体性的精神思考过程，也是带有实践性的写作过程。在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中，口口相传与手把手地指导是相辅相成的。这样一种师承传统，使得这一学者群在研究生培养期间便获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像冯光廉、朱德发、蒋心焕等学者，他们以自己的凝聚方向引领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学术修养，由此侧重的是对学生的“手上功夫”的培养。如冯光廉在给1985级研究生所开设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专题课时，特别突出了学术训练的内容，让每个研究生选择一个著名的现代作家，写出一篇研究述评。这一工作，既需要占有大量资料，又需要学会概括提升，更需要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1985级现代文学专业的13个研究生通过艰难的写作实践，终于完成了《现代作家研究述评》的书稿写作，并于1987年4月，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以“增刊”的形式出版发行。冯光廉为此书的出版写了一篇题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的序言，其中，魏建、刘新华的文章还被收入了由王瑶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8]一书中。这些都是注重研究生学术实践培养的结果。与此相类似，这样的一种治学传统，在朱德发的《爱河溯舟一中国情爱文学史论》[9]、蒋心焕的《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论》[10]中，都有着进一步的实践。 最后，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共进，既是文学的一种品格，也是文学研究应该具有的品格。山师现当代文学学者群一方面把耕耘的犁深深地插入现当代文学研究这块沃土中，同时，也把思想的笔深情地倾注在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这片芳草地上，从而使得其文学研究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现实的鲜活。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如冯中一、吕家乡、袁忠岳的当代诗歌批评，宋遂良的当代文学批评，紧紧追踪当下的文学创作，注重新人的批评，如对作家张炜的“创作个性的比较研究”[11]。这种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在20世纪90年代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以至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在当下成为该学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方向。 总的来说，山师现当代文学学者群恰逢20世纪80年代这样思想解放的特殊时代，在时代精神的召唤下，这批研究生作为时代的佼佼者，在高校迫切需要人才的大背景下，大多在毕业后走进了高校或科研单位，这在客观上使得他们大都从事了学术研究，这既有他们的职业需要因素的影响，也有高校科研体制和职称评定机制的双重作用。正是在此基点上，他们分居不同的城市、执教于不同的大学，但是，同一的学科背景，让他们依然可以在互为参照、相互激励中拥有了你追我赶、勇创一流的公共空间，从而为这一学者群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学术期刊是学者展示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公共空间，而学者则是学术期刊赖以发展和提升的重要根基。山师现当代文学学者群由于地缘与学缘的关系，使得他们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到2001年，学报名称为《山东师大学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者由此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作为特别重视扶持青年学者的期刊，则对这一群体的早期学术成果表示了极大的认同和录用，甚至专门设置了一些栏目发表其论文，其学术研究上的处女作几乎都是在这一期刊上发表的。对此，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责任编辑翟德耀，他负责中国现当代文学栏目，再加上其对茅盾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使得他既有编辑的眼光，又有学者的严谨，从而使得这批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者获得了学报的青睐，这对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崛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对这一学者群最初的认同与推崇成为他们学术发展上的重要助力。早期的学报积极为这些攻读研究生的学子们搭建学术平台，从1982年开始，学报就开始专门设置一些栏目来发表他们的论文，不少论文还是他们的处女作。像杨洪承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一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文化研究》，便与其早期对文学研究会的个案解读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杨洪承1982年通过对王统照的个案解读，指出了“早在五四时期就以诗歌和小说闻名于文坛的王统照，自觉地投身于文艺界民族救亡运动，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加人到这个时代洪流中”[12]。至于谭桂林在1987年刊发的有关“田汉早期文艺思想”[13]的剖析、魏建在1983年刊发的有关书评[14]，也显示了他们对资料的整理和提升能力，这在其后期的一系列的以研究综述性的论文中也有着清晰的体现，都可以说是他们最初踏上学术之路时最为重要的学术收获。总的来说，这一群体早期学术成果大都是在学报上发表的，仅1986年一年就发表了5篇，从1982年至1995年这14年间所发表的这批学者的论文共计26篇，这些数据足可以说明学报在他们早期的学术之路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然，在这些学者取得成功后，并没有忘记学报曾经给予的支持，他们反过来给予学报以积极的支持，其有学术影响力的论文，还时常地见之于学报，由此实现了学人和学报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一方面，学报为学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阵地，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繁荣；另一方面，学人也为学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撑。这个时期，“在1998年被《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篇数排序中，《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被全文复印46篇）列全国省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第一位”[15]。显然，这也正是山师现当代文学学者群在全国崛起和发展的黄金时期。2005年以来，这一学者群在学报发表的论文便达25篇之多。 到了21世纪，这批学者尽管已经享有了全国的声誉，但是，《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依然是他们难以割舍的学术平台，他们当中不少学者的论文仍然刊发在学报上，为学报的学术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王兆胜关于林非散文的研究，这是其参与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嬗变”的阶段性成果。该文从精神向度这一视域出发，对散文家兼学者的林非散文进行了深入、细致且富有现实意义的解读，文章从传统与现代、小我和大我、世俗与崇高三个层面和维度展开分析和论述，指出林非散文所具有的精神质素以及产生的原因和具有的意义，由此彰显出林非散文的精神向度和高度“不偏离、不怪异、不轻浮、不虚妄”[16]。由此为我们充分认识林非散文提供了一把钥匙。至于其他学者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也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如耿传明等人的文章，从乌托邦精神这一视角切入解放区文学的两个重要作家孙犁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指出了“乌托邦精神冲击了中国文学的固有格局，促使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改观，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人的心理体验与情感意志的折射，是文学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与批判”[17]。吕周聚的左翼文学研究，则进一步厘清了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复杂的关系，指出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关系”[18]。季桂起通过对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异同论的阐释，指出了“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19]。至于李掖平的电影学解读[20]、李宗刚通过“对民间诉求的内在规律性诠释”[21]来解读《沂蒙》的论文，在学报刊发后，许多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学报增添了光彩，扩大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此辉映成趣的是，作为这一学者群的导师的一代学者，如朱德发、冯光廉等，依然老骥伏枥，志在学术，像冯光廉对关于鲁迅研究中“鲁迅创作自述研究中存在哪些薄弱点、空白点和偏误点”[22]等问题反思，依然给人以学术上的启迪。 从这一群体与学报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群的崛起，期刊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取代的，尤其对那些在学术上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实际上，学报对于他们初期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同与刊发，使他们对学术的痴情获得了最大的回报，促使他们为学术而执着地走下去。20多年后，他们以自己的优秀成果回馈学报，正是源于对学报在其学术成长中的积极作用的认同。
四
对这一群体而言，尽管硕士阶段是他们的学术的起点与原点，但是，他们的学术之路实际上又是一个不断超越并远离原我的过程。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之所以会以一个学者群崛起，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主要原因而言，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接受了更为系统的博士教育，使得其学术潜力获得释放，在其学术上完成了自我的升华。目前，这一群体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已达数十人。在经过了更为广泛的学术整合和建构后，他们完成了学术上的提升，成功跻身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梯队。如谭桂林199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王富仁的指导下，完成了学术上的某种转向，将佛学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角和领域，其博士学位论文《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杨洪承在范伯群、朱德发的指导下，于1997年获得了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王兆胜于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在林非的指导下，开始了其散文研究的艰难历程，由此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他的一些青年学者也相继获得了博士学位，实行了学术上自我超越与提升。如房福贤、吕周聚于1997年获得南京大学博士学位，罗振亚于2003年获得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张清华于2003年获得了南京大学博士学位，刘克敌于1997年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等。
其次，居住空间的变动以及单位的调动，使得他们克服了既有的学术上的惰性和惯性，重新激发了他们内在的学术创新力。此后，这一学者群中很多人的工作单位大都经过了一定的变动，他们有的从一个学校进入另一个学校，这些不同的大学语境，对其学术有着重要的整合和激活作用。如杨洪承从山东师范大学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姜振昌从山东师范大学调到了青岛大学；谭桂林在2010年之前一直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而此后又进入了南京师范大学；罗振亚从1988年起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后进入南开大学；王兆胜从山东省社科联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清华2005年之前一直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之后则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刘克敌从山东科技大学调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等。这种工作的变动与流转而形成的“大学教授出走”文化现象，其本质意义上，恰是人的潜能获得释放和提升的过程。因为出走后所面临的新场域，使得他们有了以彼审此、以此观彼的参照系，这既是他们不断超越自我的动能来源，也为那些依然坚守的同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由此使得新秀在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壤上，犹如雨后竹笋一般拔节而长。
实际上，令学界挥之不去的最大困扰，便是随着人员的滞留而带来的学术创新能力上的堵塞，而山师现当代文学学者群的崛起，则从另一个维度上说明了，人员的流动，固然会一时削弱学科的力量，但作为一个具有勃勃生机的学科来说，他作为一个有机体，本身还具有一定的造血功能，以及有机体本身的新陈代谢功能。随着这一群体的“博士教育”与“工作流转”，他们从某个方面克服了“近亲繁殖”以及“自我萎靡”等文化现象。事实上，这一群体中部分学者的出走，不但没有削弱学科的实力，反而更大程度地激活了其内部机制的活力。这种活力主要体现在：其一是对于既有秩序的激活，使之具有了楷模和表率作用，进而使之有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其二是出走打破了既有的学术格局，由此引发的则是体系内的新秩序的重新建构；其三是因其同仁的出走和外部世界获得了更好的空间，扩展了其交往的物理空间。至于对那些出走的学者，源于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场域，则进一步地激活了其内在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主要由三种元素组成：第一，自我既有的稳定惰性被消解了，迫使其业已建构起来的稳定空间秩序构建新的平衡；第二，在新的人文环境中，伴随着对其排斥与接纳的二维体系，迫使其建构起自我被接纳被认同的新秩序；第三，他们在对比权衡中，找寻到了更适合自我主体发展的外部环境。由此说来，学人的不断出走最终促成了其自我的学术提升，这对具体的学科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但是，从整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来说，则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当然，这一学者群尽管在学界取得了非凡的学术实绩，且早就完成了对既有稚嫩阶段的超越，但是，在他们的学术发展脉络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以及学报的烙印。显然，对这一学者群的理性审视，便不仅是对一个学者群体的透析，而且还是对隐含其中的文学研究内在规律的深入发掘，其学术史的意义是不可小觑的。
[1] 参见蒋心焕、宋遂良：《青山不老桃李成林——田仲济教授和现代文学研究》，《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2]朱德发：《遵循鲁迅杂文传统不断开拓前进——论田仲济杂文》，《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3]朱德发：《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4] 朱德发：《中西非理性思维在现代文学中的交汇与对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5]朱德发：《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6]朱德发：《中国新文学之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度优秀论文揭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8]王瑶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9]朱德发等：《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0]蒋心焕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11]房福贤：《阴阳之道：张炜与矫健创作个性比较》，《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12]杨洪承：《试论王统照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13]参见谭桂林：《田汉早期文艺思想初探》，《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14]参见孙昌熙、魏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15]宋文：《〈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被转摘篇数列全国同类期刊第2位》，《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16]王兆胜：《融通·再造·升华一林非散文的精神向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17]李国、耿传明：《“轻灵”与“救世”》，《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18]吕周聚：《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纠葛》，《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19]季桂起：《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同异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20]李掖平：《2009年献礼片综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21]李宗刚、郭洪云：《对民间诉求的内在规律性诠释一评电视剧《<沂蒙>》，《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22]冯光廉：《鲁迅研究若干问题之我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原刊于《德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后收入李宗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李宗刚编《山师学人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山师学报”论文选：1959——2009》（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本文按照《中国当代文学史论》版本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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