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的「死谏」，你真读懂了吗？
1928年，是马尚德在河南的最后一年。
他的女儿出生了，但严峻的革命形势，却迫使马尚德必须离开河南，去完成党交办的新任务，未来他将以“杨靖宇”的化名，走向辉煌，名垂青史。
临行前，马尚德给刚出生五天的女儿，起名“躲儿”。
老母亲问：“是花朵的‘朵’？”
马尚德说：“不，是咱村住不了，躲到孩子姥姥家的‘躲’。”
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千万中国人民的儿女，革命者的儿女东躲西藏本是家常便饭，中途夭折更屡见不鲜。
作为父亲的马尚德，没有来得及给女儿起大名，这背后的深意，如今亦为人父的我，每每不敢深思，怕想穿了便会痛得扯心扯肺。
青年时代的杨靖宇，那时他还叫“马尚德”
1929年夏，马尚德来到东北，继续做党的工作，先化名“张贯一”。期间曾被日本警察抓捕，遭到多轮酷刑折磨，坚不吐实，给鬼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主持对“张贯一”审讯工作的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警部补峰须贺重雄，二十五年后的1954年5月2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仍念念不忘“这个三十岁左右的大高个子” ：
“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特务巡查）横烟（元吉）残暴地殴打他，（致其）脊背受伤。”
被日本鬼子打得死去活来，又经齐腰深水牢里的脏水浸泡，“张贯一”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发起高烧，又患了赤痢，随时都可能瘐死狱中。为了不担干系，前者才把这名“头号嫌犯”引渡给国民党的抚顺县公安局，并要求“严重惩处，将处分结果赐覆。”
我们是敲不开他的嘴了，你们奉方跟CP是老对头，经验丰富，想必一定更有针对性，期待你们得到口供的好消息啊！
抚顺县公安局局长刘克羽，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觉得此案棘手，就给县长张克湘递交了一份公函：
“该犯人入所之时，即身负重伤，现伤痕虽属稍愈，惟又添头痛之症，势甚沉重，恐有危险。理合签报，鉴核示遵施行。”
再打，人就活不了了，这责任谁担？要不缓缓再说？
可张克湘就怕日本人，一看刘克羽这态度，当即批示：
“监狱有官医疗治，候即提讯！”
别废话，让洋大人着急上火，那是大罪过！
战犯蜂须贺重雄的笔供译文原件
可即便是这种状况下，“张贯一”仍然不屈不挠，充满了革命者的智慧，发着高烧，与敌人缠斗。
“问：姓名、年岁、籍贯、住址、职业。
答：张贯一，27岁。山东曹州府曹县（今属菏泽）李庄。现住新站福合客栈，是开杂货商。
问：你是怎样入CP党的实情说说。
答：小的本年7月11日（阴历）由家来到千金寨，是打算做个生意，不期受人牵连，至福合客栈被捕。我与王振祥等未见过面，无能有入CP党情事。
问：你与王振祥等是同时被捕的吗？
答：小的和他们是一天被捕不差，但被捕原因是另有别情。小的到该客栈居住第二日后，经日警检查院说我是上海人，并行迹可疑，说硼酸粉是毒药。最后看有张若云致王振祥一封书信，以CP党犯带到日警署刑讯致伤，送于医院疗治。其在它处所捕之人已先送县啦！
问：张若云怎样给你写与王振祥那封书信？
答：小的由家来至青岛，遇乡亲张若云，给我写了一书，是叫王振祥管照我的意思。谁知那信利害呢？但那书信，仅以系致王振祥有涉CP党之嫌，但小的并不知王振祥是CP党犯，有该函可证，况两下尚未晤面呢！
问：那《红旗》和印刷品等物不是你的证据，怎还狡展呢？
答：药品、书信是我的，此外各物实不是从我处搜出，是从范青（叛徒）他们那边翻来的，在他们送药时留下的。想小的如是CP党，怎敢不自检点，把那违禁东西放在明处呢？
问：你加入CP党，即当承认不讳，何必狡辩呢？
答：小的实不是CP党，当然不能承认的，实详予调查吧！”
以上，是解放后搜缴敌伪档案中，发现的此案原文卷宗抄录。
从“张贯一”到“杨靖宇”
身受重伤，高烧不退的“张贯一”，此时此刻仍尽量保持头脑的清醒，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以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与敌周旋，把所谓人证物证一一据理驳倒。
最终，国民党反动派也只能以“反革命嫌疑罪”结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你没看错，它们是“革命”，我们是“反革命”！
“张贯一”出狱后，正逢“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找到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要求参加抗日斗争，被派往南满游击队，从此改名“杨靖宇”。
同时被罗登贤派往各个抗战战场的，还有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和赵一曼等日后名闻天下的抗日英雄。
“九一八事变”前后，罗登贤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在国民党抛弃东北人民的情况下，不畏敌强我弱，当时的东北，我党只有230名党员，却敢于跟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死磕到底！
对此，有些同志不理解，说国民党都撤了，咱们也撤吧？别送死啊！
罗登贤在北满党组织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掷地有声：
“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CP党人就在哪里和人民一起抗争。不驱逐日寇，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CP党员！”
罗登贤和妻子周秀珠，革命伉俪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牺牲在濛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
牺牲前，上山打柴的赵廷喜劝他投降，杨靖宇说：
“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外国人投降的！”
赵廷喜把杨靖宇出卖后，日伪缩小并彻底关闭了包围圈。
赵廷喜的作用有多坏呢？
七天前的2月16日凌晨两点，日伪的联合讨伐队已经被杨靖宇拖得精疲力尽，600多人多数掉队，只剩下50人，减员严重，丧失信心，想撤了。可消息传来，鬼子、汉奸顿时眼冒凶光，迅速组织人手，撵上来，左右包抄。
日寇军警中，懂中国话的警佐西谷喜代人，试图劝降杨靖宇：
“我们的部队里面，有曾经是君之同志的程、崔二君，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
程斌和安光勋，都曾是杨靖宇的部下，崔胄峰则是王凤阁烈士的部下，他们投靠日寇，成了可耻叛徒、民族败类。
杨靖宇回答：
“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多数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但我的同志们还在转战各地，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言，开枪吧？”
杨靖宇牺牲后，日寇拍摄的照片
期间，杨靖宇趁机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然后继续射击。
激战十多分钟后，下午四点半，杨靖宇被叛徒张奚若的机枪子弹击中胸部，殷红的鲜血渗透了洁白的雪地，英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事后查明：杨靖宇中弹六发，胸三腿二手一。
1940年2月23日，请记住这个日子，那年正月十六。杨靖宇的生日是正月初十（1905年2月13日），他牺牲时刚满35岁。
烈士牺牲后，日寇割走了首级，还进行了遗体解剖，它们纳闷：极端严寒天气下，重感冒，又双脚严重冻伤，断粮五天的“杨司令”是靠什么支撑下来，死战到底的？
杨靖宇的胃被日寇取出后，交给当地开诊所的中国医生洪宝源化验。后者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是这所大学中极少的中国籍学生，又是大连金州人。我前面讲过，在鬼子的“伪满洲国”用人路线图中，这是汉奸、朝奸中，最得信任的背景。
但洪宝源不是汉奸，在心底深处，从来没有泯灭作为中国人的良心，他曾多次为抗联在濛江的地下交通站，提供治疗枪伤的药品。
日寇拿来的“化验品”，一望而知，就是人的胃，因为长期饥饿导致胃部严重萎缩，都抽抽地变形了。进一步化验之后，更让洪医生吃惊的是，胃里面一粒粮食也没有！
烈士忠骸，你敢面对吗？
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临死前不久刚吃进去的，一团儿一团儿的还没变样。那东西别说吃了顶不顶饿，一般人吃都吃不进去，它没法咽啊！什么人还能吃棉絮呢？
领头的日寇，伪通化警务厅警尉补益子理雄，被日伪誉为“讨伐杨有突出功绩的，距杨有20米，紧追不舍，是最后的决战者。”
自鸣得意地告诉洪医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匪贼杨司令啊！”
听完这话，鬼子还没走，洪医生的眼泪就已夺眶而出。当晚他心里堵得难受，找来交通员范金石，两个中国人关上门，抱在一起，哭了个昏天暗地。
杨靖宇烈士牺牲地
多少年后，洪宝源提起杨靖宇，仍会止不住眼泪：
“古往今来，英雄辈出，多么悲壮的牺牲场面都有，什么样的死法都有。可吃棉絮这种活法，这种死法，却只有杨靖宇一个，恐怕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
壮士喋血，为争民族之气。
过去自己在日本留学，常常受到歧视，心里虽然也不好受，但总埋怨中国太落后，埋怨中国人不争气，多多少少有自己人瞧不起自己人的意思。
杨靖宇的死让我猛醒，他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知道了我们中国人，其实并不比别人差，让我明白了只要我们自己挺直腰杆做人，国家的前途就有希望！”
日军绘制的追缴图背后，是杨靖宇和抗联的浴血坚持
古人常说：文死谏，武死战。
杨靖宇在敌人面前，不管是百般酷刑下，刑房、水牢里的死扛，还是战场上血与火的死战，从来没有低下过那颗高贵的头颅，他以这种大无畏的方式，震慑敌心，蔑杀敌胆。
益子理雄评价杨靖宇：
“不但有武功，而且有文才，出身于大学，曾经率领两千人的部下，从这一点看，值得十分敬佩。他的活动力，跨越间岛、安东、通化、吉林和奉天五个省30个县。他才干不一般，不是一个寻常人物可比拟的，是个英雄。”
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不但不可征服，我们还要唤醒千千万老百姓，振奋精神，万众一心，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形成不可抗拒的凝聚力，最终战胜一切敌人和反动派，让它们再也没胆量欺负我们，让中华民族挺直腰杆，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杨靖宇的“死谏”，鲁迅先生所谓“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
魏拯民烈士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挑起了继续抗日的重担。
1940年3月15日，桦甸县（今属吉林）头道溜河口，魏拯民主持召开了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领导干部会议，寄语全体抗联将士：
“我们要完成杨司令生前未完成的事业，到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每个人都要问心无愧地站在他的墓前说：
‘靖宇同志，我们在你之后，做了我们应做的事！’”
不算尾声的尾声
1941年3月8日，魏拯民烈士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2岁，比杨靖宇烈士小三岁。
此前，他们的老领导，临危受命，以勇于担当的革命品格和总揽全局的开阔视野，重建满洲省委，奠基东北抗联的罗登贤烈士，已于1933年8月29日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雨花台就义烈士群雕
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被告席上，罗登贤不禁讪笑：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
为了纪念罗登贤烈士，冯仲云的女儿，起名“忆罗”。
洪宝源离开濛江，光复前以《卡-贝二氏病治疗的临床研究》的论文，取得“满洲”医科大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洪宝源教授专攻血液病，尤其对白血病发病机理的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先后编写《大骨节病临床治疗的研究》、《克山病》、《脑膜白血病》等专著。在血液病研究中，荣获国家医学骨髓干细胞培养及骨髓移植科研成果大奖。曾任国家血液病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华内科学会黑龙江分会主任委员。
当年和“张贯一”同时在旅顺被捕的“王振祥”，也是化名，其本名马守愚，出狱后告别革命，全心读书，担任了一段大学大专教职后，投奔程潜，做行政工作，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郭莲，杨靖宇的妻子，烈士牺牲五年后，她盼来了抗战的胜利，却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国民党和日伪的连番迫害，不但逼死了烈士的寡母，还彻底折磨垮了郭莲的身体。贫病交加的她，临死前把丈夫的照片交给孩子们，嘱咐说：
“等革命成功了，红军回来了，拿着相片去认你爹。见了你爹，你说娘对不起他，没等到他回来！”
抗联老战士和标语树：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1949年，河南全省解放了，马尚德的女儿终于等到了父亲的消息，从省会开封回来的哥哥告诉妹妹：
“躲儿，爹跟日本鬼子打仗，早在1940年2月就光荣牺牲在长白山里，再也见不到爹爹了。”
另：总有人问我，你做这事，拿钱吗？你是体制内的吧？为什么要做这事儿？
抱歉，不但不拿，还要贴时间，偶尔找资料，还要倒贴钱，我也不是体制内的，所以我只能尽量做到周更，也就是一周一篇，其他时间还要养家糊口，照顾和陪伴家人。
很荣幸跟杨靖宇烈士的后人在一座城市，每次读到英雄史料的时候，总感觉与有荣焉，他是河南人，又姓“杨”，当然“杨靖宇”只是他诸多化名中的一个，但作为中国人，谁不以我们的民族能有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而自豪呢？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我，是听着杨靖宇烈士的故事长大的，我祖父又是老革命，那时候经常跟我讲起他在冀鲁豫抗日的经历。小时候觉得讲得多了，就烦了；后来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我又觉得，你们在骗我们，真正抗日分明是国民党啊！
基本日械化的抗联一路军警卫旅，杨靖宇的部队
再后来，读了更多的史料，特别是大量党史、军史和文史资料里的细节，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爷爷是对的，就像他在1935年选择的那条路一样正确。这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民族的选择，历史的选择，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选择。
但很可惜，老人早已故去，我想找他的资料，都得去地方志和老同志回忆录里扒了，甚至是不经意间，大院里某位老叔回忆我祖父给还是小青年的他们“讲传统”。他那批华北敌后抗战的县区级干部，战场淘汰率之高令人咋舌，可正是这种慨然赴死的“傻劲”，感动了原本不问村外事的老百姓，大家一起浴血坚持，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和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才能让我有“中二病”发作的空间。
可万千革命烈士家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空间和机会了，他们要么夭折，要么失散，要么在颠沛流离中迅速长大……
这铅笔“小萝卜头”在被特务杀害时，仍仅仅攥在手心，生怕被夺走
看到这两页画，如果你已为人父母，会心碎吗？
昨天儿子画画在削彩铅，我想起了黄显声烈士送给“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的那支铅笔。重庆解放后，渣泽洞、白公馆遇难烈士的忠骸被重新发掘时，年仅8岁的他，手心里还紧紧攥着这支短得不能再短的小铅笔头。
“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生前唯一的照片
解放后，宋振中烈士的忠骸被发现，此前敌人故意在他母亲徐林侠烈士面前杀害了他
于是我就想，如果我爷爷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几十年后也许在另一个地方，也会有一个人，像今天的我一样，为他书写历史。
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需要每个人去传承，让我们一起尽力，一起奋斗，来做好这件事。
这样才对得起小萝卜头和躲儿，对得起杨靖宇、赵尚志、罗登贤、魏拯民、赵一曼、陈翰章、汪亚臣、黄显声、徐林侠、宋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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