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从当时的国内形势说起，此时袁世凯已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民国成了袁家朝廷。光复会员身份的浙江都督朱瑞，见利忘义，倒向老袁，受封兴武将军、一等侯，《申报》称他是“最效忠袁总统铁手腕的将军”。

我无钱无势，没法去上海给你献花，就以这种形式，作为共产党员悼念另一名共产党员的纪念。上海的朋友拍了一组照片，其中罗亦农烈士的墓碑前，献花最少，只有两束，我觉得我不能不写点什么。

1927年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敌人行刑时，喝令陈延年跪下，他却傲然挺立，根本不理会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夜嚎叫。

在我军历史上，有大量军政双优的干部。不说政治干部转行做军事干部的，也不说军政干部之间的无缝对接。即便是履历上，看似纯粹的军事干部，也有很多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指挥员。比如我们的“红军之父”朱德同志。

反动僧侣和农牧主，当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发动反革命暴乱，包围了布德的单位。危急时刻，布德和另一名藏族工人冲出去送信，却被这帮畜生抓住了。同行者禁不住拷打，当即供认他和布德是替解放军送信的。

1938年刘旭东入党了，他带动了一家人参加革命。自己的儿子，弟弟、弟媳、侄子、侄女，刘家一共有21口人，相继为党工作，然后加入共产党。益都段村的这户家庭，自己就能组织起来一个党支部。

小兴安岭里有个汤旺河沟，位于今天黑龙江省伊春市，这个汤旺河，其实就是黑龙江水系松花江下游的一条主要支流，这地方如今叫“风景优美”，当年叫“适合创办革命根据地”，说白了群众基础和自然条件都不错。

提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也会想起毛泽东同志。其实他是第六届的负责人，当然这届举办时间你最长，影响也最大，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彭湃同志曾经在总共举办的六届农讲所中，担任过第一和第五届的负责人。

“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落落大方的气魄、神彩焕发的表情，加之那俊秀而方正的脸膛，非常引人注目。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不但明白透彻，而且绘声绘色，使人听得津津有味。”

8月4日，张瑞麟闻讯赶到许亨植烈士牺牲的地方，准备收敛战友遗体，进行掩埋，并查找那个装满机密文件的公文包。可找回来的，只剩下许亨植烈士两条小腿的残肢，根据现场情况研判，烈士的忠骸被狼群吃掉了。

他叫苗春生，是位花匠的儿子，来自山东沂蒙山区，具体哪个县？时间久远，牺牲的同志太多，他的战友也不记得了。手头有本《在朝鲜战上牺牲的山东籍连以上的烈士英名录》，翻看了一下午，突然想起来，怎么可能有呢？

女子裹脚，作为一种丑陋的封建风俗习惯，在中国存在了近千年。入了民国，并没有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有所改善。以河南为例，省会开封和各县城里，那些喝过洋墨水的热心人士，组织“演说团”、“讲演社”，

听完嵇炳前的报告，袁隆平萌发了奔赴战场，抗美援朝的想法，报名参加空军飞行员选拔，在八百多同学中脱颖而出，体检和政审都过了关，分别留念的照片都拍了，结果因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没走成！

“听从招呼，别争主角，积极主动配合134团协同作战跑好龙套，敲响边鼓，牢牢守住597．7高地。等到这一仗下来，角演好了，我就请小灶的四川炊二哥，专门做盘麻辣山鸡和爆炒老咸肉，犒劳你小子！”

经历过互联网谣言战争，特别是微博时代“谣言倒逼真相”的年轻朋友，对这些如今看来荒诞不经，甚至侮辱智商的陈年谣言，都有了免疫力，毕竟公知那套烂大街的玩意，很难骗到正常人了，可搁在当年，却是威力不小。

七天前的2月16日，六百多人的日伪联合讨伐队，已经被杨靖宇拖得精疲力尽，多数掉队，只剩下五十人，减员严重，丧失信心，想打道回府了。可汉奸的出卖，让讨伐队顿时来了精神，迅速组织人手，撵上来，左右包抄。

另：春节过后，个人生活更忙了，治腿、带娃，还有找饭辙。失业一年半了，再找不到饭辙，就真快饿死了，所以没有大块时间写长篇，最近只能拿些千把字的短篇放出来，维持着这爿熟人茶馆。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同时还发表了穆青等人采写的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由此全国掀起了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

参加革命之后，田波扬、陈昌甫先后入党。1927年，田波扬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陈昌甫是团省委的交通员，协助丈夫工作。这对革命夫妻，被大家誉为“生活的亲密伴侣，工作的革命同志，斗争的真挚战友”。

该部在襄樊三个月，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老百姓说他们是“道光”（盗光）、“宣统”（掀桶）部队，就是明火执仗地抢劫老百姓，吃光、喝光、抢光，所以送给王凌云一个新绰号：王三光，他的部队叫“三光队”。

从此，小张踏上了学医之路。三年下来，看病抓方，拿药打针，河北医学院毕业的院长都倾囊教授，他也由此对医疗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努力学习内、外、妇、儿、病理、生理方面的医学知识，具有了一定的医疗水平。

1948年9月28日上午，王耀武走到寿光屯田村，沧潍公路洱河桥头的时候，被寿光县委政治保卫队查获，当天由县公安局提交的《捕获王耀武情形》报告中，也的确提到了：

“中国口口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52年5月9日，著名作家巴金来到志愿军65军193师通讯连驻地射亭洞，遇到了一位丰宁籍（今属河北）的志愿军战士，当年的放羊娃，如今的二等功臣，也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三排副杜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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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周保中同志和全体指战员，吃的晚饭，也是这天的唯一一顿饭，听起来让今天的我们毫无食欲。

真个是二十八画生同志那句《浣溪沙》里的“长夜难明赤县天”，听着朔风呼啸、松涛怒吼，偶尔传来几声山下馍馍村里，尖碎的犬吠。

我是共产党员，虽然比较边缘，但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不断留下文字，告诉更多的朋友和同志们，关于历史的真相。我希望真正的党、团员们，能好好看看，也希望你们别光看，也要转给更多的党、团员看。

可事与愿违，这所设置在“党部街（今教育街）”，利用国民党党部建筑，由把持北平市政府的CC系专门搞出来的学校，1935年开办不久，同学们就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后来更成为北平地下党员最多的女校。

我的23岁春风得意马蹄疾，那一年我开始准备考研，感谢烈士们的付出，我才能有无数个选择，而小唐没得选择，这个安徽枞阳的青年农民，唐家五兄妹的老大，被旧社会，被恶霸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在生死线上。

白鑫叛变，中统的那网碰巧了，特别是“农运大王”彭湃和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看似收获不小。其实如果范争波有点耐心，放长线钓大鱼的话，当时我党在上海的中央都可能被连锅端，起码军委书记周恩来是跑不了的。

更有蠡县三任县长，那样前仆后继的党员干部，以尸山血海的牺牲，造就无数个“蠡县不收县长”的传奇（见“我党我军”系列的《为有牺牲多壮志》篇），让群众看到希望，让人心影响人心。

苏联援华飞行队在华四年，共派出1091名飞行员和1250架飞机，参加了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重大战役，总计击落日机275架，炸毁日机264架，炸沉日军各类船舰70余艘。

1948年6月，时任我党鲁中南区委第一副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的傅秋涛同志，有篇讲话叫《半年来鲁南生产救灾中的成绩与收获》，是在华东局高干会议上的汇报节录。

正月初一，天亮了，枪声也停了，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五团的部队，押着大批俘虏出来了，据点周围还横七竖八地躺着伪军四十多具尸体。屏山附近村庄的老百姓，抬着猪羊前来慰劳，人人拍手称快，这个春节过得有意义！

这其中，既有我党同志，也有民主人士，既有杨虎城、黄显声、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许建业、陈然等等著名烈士，也有不少是普普通通的革命者和革命的同路人，他们是教师、学生、记者、工人、农民和游击队员。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说“红旗渠精神”，抗日烈士的傻子精神和后来的红旗渠精神，一个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一个在太行山南麓的河南；一个在抗战中，一个在解放后，他们有个共通之处，让我来说就是七个字：

熟悉军史的朋友们都知道，战旗是引路的航标，是移动的阵地，是胜利的象征，是荣誉的化身，在拿下敌人的阵地前，冲锋在前的旗手，不仅是自己部队前进的方向，也是敌人火力重点关注的目标，因为事关双方胜负与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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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登贤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开封酱油厂，由他主持了公私合营，把几家百年老字号组织起来，厂子虽几经改名，如今依旧红火，成为了“河南老字号”。笔者这样的老饕，偶尔也会搭同学朋友的便车，去开封买些，带回郑州。

无数的他们和她们，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女，明知艰险与牺牲，依旧在一片黑暗里，默默燃烧自己，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以及个别中二症患者谩骂他们的“从容”。

“不但有武功，而且有文才，出身于大学，曾经率领两千人的部下，从这一点看，值得十分敬佩。他的活动力，跨越间岛、安东、通化、吉林和奉天五个省30个县。他才干不一般，不是一个寻常人物可比拟的，是个英雄。”

微博的最初作用，对于我而言，就是随手记录，读书读史之余的感触，已经好玩和各种痛点，总之需要铭记的东西。但我这个人的确很懒，到了这岁数，上有老下有小，很多事情忙起来就无法坚持下去。

教授们第一次遇到解放军，分外新奇，因为在国民党的宣传中，这是群青面獠牙、吃人不吐骨头的红色妖魔。可眼前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或腼腆，或活泼，面对父兄辈，又是大学教授，提出的疑问，却不卑不亢，对答如流。

“中国七千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十万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十五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四十万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还不在内。”

济南惨案那会儿，我党可是地下党，还没有从一系列反革命事变中，完全缓过劲来，不但力量弱小，经验不足，关键是朝不保夕，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不管是洋鬼子，还是国内外各路新旧军阀，哪个对我们不是高举屠刀？

说到“红五月”，就得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说起，这是“红五月”的第一滴血，也是日后诸多历史事件的张本。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甚至时至今日，依旧能以此为鉴，观照到对岸国民党的未来走向。

国民党和日伪特务机关曾经有个共同认识，他们认为对我党被捕人员的处理，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贪生怕死，经不起严刑拷打；工农出身的党员喜欢金钱美女，经不起诱惑。只要对症下药，轮番使用，总有一把钥匙能打开锁。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抗日局势严峻，山东人民刚烈啊！从甲午战争到一战之后，再到济南惨案，日本鬼子持续为祸山东，山东人民能不恨吗？谁坚决抗日，就跟谁走，哪怕砍头也不怕，于是参加我党我团的青年人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