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 “一代才女”陈衡哲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SophiaH.Z.Chen），祖籍湖南衡山，1914年考取清华留美学额后赴美，先后在美国沙瓦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史、西洋文学，分获学士、硕士学位。192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西洋史；1920年9月27日与任鸿隽结婚；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国立东南大学、四川大学；著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 《衡哲散文集》、《文艺复兴史》、《西洋史》及《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等；建国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76年去世；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也是我国第一位女教授，有“一代才女”之称。
“你和我的妹妹真像”
我初识陈衡哲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在储安平先生家。储安平知道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要到上海定居，准备在家里摆酒请客，为他们夫妇接风。他已离婚，家无女主，预先邀我做陪客，帮他招待女宾。钟书已代我应允。
钟书那时任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每月须到南京去汇报工作。储安平为任、陈夫妇设晚宴的那天，正逢钟书有事须往南京，晚饭前不及赶回上海。储安平家住公共租界，我们家住法租界，不仅距离远，而且交通很不便，又加我不善交际，很怕单独一人出去做客。钟书出门之前，我和他商量说：“我不想去了。不去行不行？”他想了一想说：“你得去。”他说“得去”，我总听话。我只好硬硬头皮，一人出门做客。我先挤无轨电车，然后改坐三轮到储家。
那晚摆酒两大桌，客人不少。很多人我也见过。只因我不会应酬，见了生人不敢说话，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所以都报不出名了。我只记得一位王云五，因为他席间常高声用上海话说“吾云五”。还有一位是刘大杰。因为他在储安平向陈衡哲介绍我的时候，跌足说：“咳！今天钱钟书不能来太可惜了！他们可真是才子佳人哪！”
我当不起“佳人”之称，而且我觉得话也不该这么说。我没有钟书在旁护着，就得自己招架。我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
陈衡哲先生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她听了我的话，立即和身边一位温文儒雅的瘦高个儿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我知道这一位准是任先生了。我看见她眼里的笑意传到了他的嘴角，心里有点着慌，自问“我说错了话吗？我把这位才子挤掉了吗？可是才子也可以娶才子啊。”我赧然和任先生也握了手。
那天的女客共三人。我一个，陈衡哲先生之外还有一位黄郛夫人。她们俩显然是极熟的朋友。入席后，她们并坐在我的对面。我面门而坐。另一桌摆在屋子的靠里一边。我频频听到那边桌上有人大声说“吾云五”，主人和任先生都在那边桌上，他们谈论中夹杂着笑声。我们这桌大约因为有女宾的缘故，多少有点拘束。主要是我不会招待，所以我们这边远不如那边一桌热闹，没有人大说大笑，大家只和近旁的人轻声谈话。
我看见陈衡哲先生假装吃菜，眼睛看着面前的碗碟，手里拿着筷子，偷偷用胳膊肘儿撞一撞黄夫人，轻声说话，却好像不在说话。她说一个字，停一停，又说一个字，把二寸短话拉成一丈长，每两个字中间相隔一寸两寸，每个字都像是孤立的，我联上了。她在说：“你看她，像不像一个人？”黄郛夫人隔着大圆桌面把我打量了几眼。她毫无掩饰，连声说：“像！像！像极了！”她们在议论我。我只好佯作不知。但她们的目光和我的偶尔相触时，我就对她们微微笑笑。
散席后，黄郛夫人绕过桌子来，拉着我的手说：“你和我的妹妹真像！”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显得很窘。黄夫人立即说：“我妹妹可不像我这个样子的。我妹妹是个很漂亮的人物。”黄夫人端正大方，头发向上直掠，一点不打扮，却自有风度。我经她这么一说，越发窘了，因为不美的人也可以叫人觉得和美人有相似处；像不像也不由自己做主。幸好陈衡哲先生紧跟着她一起过来。她拉我在近处坐下，三个人挤坐一处，很亲近也很随便地交谈，多半是她们问，我回答。
解放后我到了清华，张奚若太太一见我就和我交朋友，说我像她的好朋友，模样儿像，说话也像，性情脾气也像。我和她相熟以后，问知她所说的朋友，就是黄郛夫人的妹妹，据说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才女。黄郛夫人热情地和我拉手，是因为看见了与亡妹约莫相似的影子。我就好比《红楼梦》里的“五儿承错爱”了。黄郛夫人要送我回家。她乘一辆簇新的大黑汽车——当时乘汽车的客人不多。陈衡哲先生也要送我回去。经任鸿隽先生问明地址，任先生的车送我回家是顺路。我就由他那辆带绿色的半旧汽车送回家。黄郛夫人曾接我到她家一次。她住的是花园洋房。房子前面的墙上和墙角爬满了盛开的白蔷薇。她赠我一大捧带露的白蔷薇。我由此推断我初会陈衡哲先生是蔷薇盛开的春季。
杨绛 先生（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
到任先生家“吃tea”
抗战胜利后，钟书在中央图书馆有了正式职业，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同时也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他要请任鸿隽先生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本有关他专业的小册子，特到他家去拜访。我也跟他同去，谢谢他们汽车送我回家。过两天他们夫妇就到我家回访。我家那时住蒲石路蒲园，附近是一家有名的点心铺。那家的鸡肉包子尤其走俏，因为皮暄、汁多、馅细，调味也好。我们就让阿姨买来待客。任先生吃了非常欣赏。不多久陈先生邀我们去吃茶。
他们家住贝当路贝当公寓。两家相去不远，交通尤其方便。我们出门略走几步，就到有轨电车站；有轨电车是不挤的，约三站左右，下车走几步就到他们家了。我们带两条厚毛巾，在点心铺买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用双重毛巾一裹，到他们家，包子热气未散，还热腾腾的呢。任先生对鸡肉包子还是欣赏不已。
那时候，我们的女儿已经病愈上学，家有阿姨，我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日子过得很轻松。可是我过去几年，实在太劳累了。身兼数职，教课之外，还做补习教师，又业余创作，还充当灶下婢；积劳成病，每天午后三四点总有几分低烧，体重每个月掉一磅，只觉得疲乏，医院却验查不出病因。我原是个闲不住的人，最闲的时候，我总是一面看书，一面织毛衣。我的双手已练成自动化的机器。可是天天低烧，就病恹恹地，连看书打毛衣都没精神。我爸爸已经去世，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经常在爸爸身边和姊妹们相聚说笑。钟书工作忙，偷空读书。他正在读《宋诗纪事》，还常到附近的合众图书馆去查书，我不愿打搅他。
恰巧，任鸿隽也比陈衡哲忙。陈衡哲正在读汤因比（Toynbee）的四卷本西洋史，已读到第三册的后半本，但目力衰退，每到四时许，就得休息眼睛。她常邀我们去吃茶。（她称“吃tea”，其实吃的总是咖啡。）她做的咖啡又香又浓，我很欣赏。我们总顺路买一份刚出笼的鸡肉包子，裹在毛巾里带去。任先生总是特别欣赏。钟书和任先生很相投，我和陈先生很相投。“吃tea”几次以后，钟书就怂恿我一个人去，我也乐于一个人去。因为我看出任先生是放下了工作来招待的，钟书也是放下了工作陪我去的。我和陈衡哲呢，“吃tea”见面之外，还通信，还通电话。我一个人去，如果任先生在家，我总为他带鸡肉包子，但是我从不打扰他的工作。他们的客厅比较大，东半边是任先生工作的地方；西边连卧房。我和陈衡哲常在客厅西半边靠卧房处说话。
我为任先生带鸡肉包子成了习惯。钟书常笑说：“一骑红尘妃子笑”，因为任先生吃鸡肉包子吃出了无穷的滋味，非常喜爱。我和陈衡哲对鸡肉包子都没多大兴趣。
我们像忽然相逢的朋友
陈衡哲我当面称陈先生，写信称莎菲先生，背后就称陈衡哲。她要我称她“二姐”，因为她的小弟弟陈益（谦受）娶了我的老朋友蒋恩钿。但是陈益总要我称他“长辈”，因为他家大姐的大儿媳妇我称五姑。（胡适《四十自述》里提到的杨志洵老师，我称景苏叔公。五姑是叔公的女儿。）我当时虽然不知道陈衡哲的年龄，觉得她总该是前辈。近年我看到有关于她的传记，才知道她长我二十一岁呢。可是我从未觉得我们中间有这么大的年龄差距。我并不觉得她有多么老，她也没一点架子。我们非常说得来，简直无话不谈。也许她和我在一起，就变年轻了，我接触的是个年轻的陈衡哲。
她谈到她那一辈有名的女留学生，只说：“我们不过是机会好罢了。当时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实在太少了。”我不是“承错爱”的“五儿”，也不靠“长辈”“小辈”的亲戚关系；我们像忽然相逢的朋友。
她曾赠我一册《小雨点》。我更欣赏她的几首旧诗，我早先读到时，觉得她聪明可爱。我也欣赏她从前给胡适信上的话：“你不先生我，我不先生你；你若先生我，我必先生你。”我觉得她很有风趣。我不知高低，把自己的两个剧本也赠她请教。她看过后对我说：“不是照着镜子写的。”那两册剧本，一直在她梳妆台上放着。
我是他们家的常客，他们并不把我当作客人。有一次我到他们家，他们两口子正在争闹；陈先生把她瘦小的身躯撑成一个“大”字，两脚分得老远，两手左右撑开，挡在卧房门口，不让任先生进去。任先生做了几个“虎势”，想从一边闯进去，都没成功。陈先生得胜，笑得很淘气；任先生是输家，也只管笑。我在一边跟着笑。他们并不多嫌我，我也未觉尴尬。
那时陈衡哲家用一个男仆，她称为“我们的工人”。这位“工人”大约对女主人不大管用，需要他的时候常不在家。她请人吃茶或吃饭，常邀我“早一点来，帮帮我”。有一次她认真地嘱我早一点去。可是她待我帮忙的，不过是把三个热水瓶从地下搬到桌上。热水瓶不是盛五磅水的大号，只是三磅水的中号。我后来自己老了，才懂得老人脆弱，中号的热水瓶也须用双手捧。陈衡哲身体弱，连双手也捧不动。
渐渐地别人也知道我和陈衡哲的交情。那时上海有个妇女会，会员全是大学毕业生。妇女会要请陈衡哲讲西洋史。会长特地找我去邀请。陈先生给我面子，到妇女会去作了一次讲演，会场门口还陈列着汤因比的书。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陈衡哲带三分恼火对我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她的心情，我能领会。我不说她“其实乃深喜之”，要是这么说，就太简单了。
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我在高中和大学都用作课本，我当然知道他的大名。他又是我爸爸和我家亲友的熟人。他们曾谈到一位倒霉的女士经常受丈夫虐待。那丈夫也称得苏州一位名人，爱拈花惹草。胡适听到这位女士的遭遇，深抱不平，气愤说：“离婚！趁丰采，再找个好的。”我爸爸认为这话太孩子气了。那位女士我见过多次，她压根儿没什么“丰采”可言，而且她已经是个发福的中年妇人了。“趁丰采”是我爸爸经常引用的笑谈。我很想看看说这句话的胡适。
“胡适想见见你”
一次，我家门房奉命雇四头驴子。因为胡适到了苏州，要来看望我爸爸，而我家两位姑母和一位曾经“北伐”的女校长约定胡适一同骑驴游苏州城墙。骑驴游苏州城墙确很好玩，我曾多次步行绕走城墙一圈。城墙内外都有城河。内城河窄，外城河宽，走在古老的城墙上，观赏城里城外迥不相同的景色，很有意思。步行一圈费脚力，骑个小驴在城墙上跑一圈一定有趣。
可是苏州是个很保守的城市。由我家走上青门城墙，还需经过一段街道。苏州街上，男人也不骑驴。如有女人骑驴，路上行人必定大惊小怪。我的姑母和那位“北伐”的女士都很解放，但是陪三位解放女士同在苏州街上骑驴的惟一男士，想必更加惹眼。我觉得这胡适一定兴致极好，性情也很随和，而且很有气概，满不在乎路人非笑。
我家门房预先雇好了四头驴，早上由四个驴夫牵入我家的柏树大院等候。两位姑母和两位客人约定在那儿上驴出发。我爸爸会见了客人，在院子里相送。
我真想出去看看。但是爸爸的客人我们从不出见。我不敢出去。姑母和客人都已出门，爸爸已经回到内室，我才从“深闺之中”出来张望。我家的大门和两重屏门都还敞着呢。我实在很想看看胡适骑驴。但是结集出发的游人，不用结队回来。路人惊诧的话，或是门房说的，或是二位姑妈回来后自己讲的。
胡适照相的大镜框子挂在任家客厅贴近阳台的墙上。不久后，钟书对我说：“我见过胡适了。”钟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图书馆去。钟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起潜）为他们介绍的。钟书告诉我，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我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我有一本红木板面的宣纸册子，上面有几位诗人的墨宝。我并不想请胡适为我用墨笔写上这样的诗。所以我想，这胡适很坦率，他就没想想，也许有人并不想求他的墨宝呢。可是他那一小方纸，我也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和罗家伦赠钟书的八页大大的胖字一起毁掉。
陈衡哲对我说，“适之也看了你的剧本了。他也说，‘不是对着镜子写的’。他说想见见你。”
“对着镜子写”，我不知什么意思，也不知是否有所指，我没问过。胡适想见见我，我很开心，因为我实在很想见见他。
陈衡哲说：“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你们俩，我们俩，加适之。”她和我就这么安排停当了。
我和钟书照例带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到任家去。包子不能多买，因为总有好多人站着等待包子出笼。如要买得多，得等下一笼。我们到任家，胡适已先在。他和钟书已见过面。陈衡哲介绍了我，随即告诉我说：“今天有人要来闯席，林同济和他的ex－wife（前妻）知道适之来，要来看看他。他们晚一会儿来，坐一坐就走的。”
不知是谁建议先趁热吃鸡肉包子。陈衡哲和我都是胃口欠佳的人，食量也特小。我带的包子不多，我和她都不想吃。我记得他们三个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面红木桌子旁边，有人靠着墙，有人靠着窗（窗外是阳台），就那么站着同吃鸡肉包子，且吃且谈且笑。陈衡哲在客厅的这一边从容地为他们调咖啡，我在旁边帮一手。他们吃完包子就过来喝咖啡。胡适是这时候对我说他认识我叔叔、姑姑以及“你老人家是我的先生”等话的。
一次很亲近的聚谈
林同济不仅带了他已经离婚的洋夫人，还带了离婚夫人的女朋友（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国姑娘）同来。大家就改用英语谈话。胡适说他正在收集怕老婆的故事。他说只有日本和德国没有这类故事。他说：“有怕老婆的故事，就说明女人实际上的权力不输于男人。”我记不准这话是当着林同济等客人谈的，还是他们走了以后谈的。现在没有钟书帮我回忆，就存疑吧。闯席的客人喝过咖啡，礼貌性地用过点心，坐一会儿就告辞了。
走了三个外客，剩下的主人客人很自在地把坐椅挪近沙发，围坐一处，很亲近地谈天说地。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等。
谈近事，胡适跌足叹恨烧掉了他的书信。尤其内中一信是自称“你的学生×××”写的。胡适说，“这一封信烧掉，太可惜了。”
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我们都是面临新局面的知识分子。我们相聚谈论，谈得很认真，也很亲密，像说悄悄话。
那天胡适得出席一个晚宴，主人家的汽车来接他了。胡适忙起身告辞。我们也都站起来送他。任先生和钟书送他到门口。陈衡哲站起身又坐回沙发里。我就陪她坐着。我记得胡适一手拿着帽子，走近门口又折回来，走到摆着几盘点心的桌子旁边，带几分顽皮，用手指把一盘芝麻烧饼戳了一下，用地道的上海话说：“‘蟹壳黄’也拿出来了。”说完，笑嘻嘻地一溜烟跑往门口，由任先生和钟书送出门（门外就是楼梯）。
陈先生略有点儿不高兴，对我说：“适之spoilt（宠坏）了，‘蟹壳黄’也勿能吃了。”
我只笑笑，没敢说什么。“蟹壳黄”又香又脆，做早点我很爱吃。可是作为茶点确是不合适。谁吃这么大的一个芝麻烧饼呢！所以那盘烧饼保持原状，谁都没碰。不过我觉得胡适是临走故意回来惹她一下。
钟书陪任先生送客回来，我也卷上两条毛巾和钟书一起回家。我回家和钟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钟书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钟书的夫人。”我认为事先打听，也是交际家的交际之道。不过钟书为我考证了一番，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我爸爸决不会说“我的学生胡适之”。
我因为久闻胡适大名，偶尔又常听到家里人谈起他，他还曾到过我家，我确是很想见见他。所以这次茶叙见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于胡适，他见过的人很多，未必记得我们两个。他在亲密的老友家那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谈论中，他说的话最多。我们虽然参与，却是说得少，听得多，不会叫他忘不了。以后钟书还参加了一个送别胡适的宴会，同席有郑振铎；客人不少呢，同席的人是不易一一记住的。据唐德刚记胡适评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时，胡适说，“我没见过他”，这很可能是“贵人善忘”。但是他同时又说，“大陆上正在‘清算’他”，凭这句话，我倒怀疑胡适并未忘记。
他自己隔岸挨骂，可以不理会。但身处大陆而遭“清算”，照他和我们“吃tea”那晚的理解，是很严重的事。他说“我没见过他”，我怀疑是故意的。其实，我们虽然挨批挨斗，却从未挨过“清算”。
她说还欠我一封信
有一次，任先生晚间有个应酬而陈先生懒得去，她邀我陪她在家里吃个“便饭”，只我们两个人。我去了。大概只有我可以去吃她的“便饭”，而真的“便”，因为我们的饭量一样小。我也只用小小的饭碗盛半碗饭。菜量也一样小。我们吃得少，也吃得慢。话倒是谈了很多。谈些什么现在记不起了。有一件事，她欲说又止，又忍不住要说。她问我能不能守秘密。我说能。她想了想，笑着说，“这钱钟书也不告诉，行吗？”我斟酌了一番，说“可以”。她就告诉了我一件事。我回家，钟书正在等我。我说，“陈衡哲今晚告诉我一件事，叫我连你也不告诉，我答应她了。”钟书很好，一句也没问。
既是秘密，我就埋藏在心里。事隔多年，很自然地由埋没而淡忘了。我记住的，只是她和我对坐吃饭密谈，且谈且笑的情景。
一九四九年的八月间，钟书和我得到清华大学给我们两人的聘约。钟书说，也许我换换空气，身体会好。我们是八月底离开上海的。我还记得末一次在陈衡哲家参加的那个晚宴，客人有一大圆桌。她要量血压，约了一位医生带着量血压器去。可是医生是忙人，不及等到客人散尽；而陈衡哲不好意思当着客大量血压，所以她预先和我商定，只算是我要量血压，她特地约了医生。到我量血压的时候，她就凑上来也量量。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那晚钟书和我一同赴宴。
陈先生血压正常，我的血压却意外地高。陈先生一再叮嘱，叫我吃素，但不必吃净素。她笑着对我和钟书讲有关吃素的趣事。提倡素食的李石曾定要他的新夫人吃素。新夫人嘴里淡出鸟来，只好偷偷儿到别人家去开荤。李石曾住燕园，和我们家是紧邻。解放军过河之前，他们家就搬走了，进驻了解放军。
我们到了清华，我和莎菲先生还经常通信，只是不敢畅所欲言了。“三反运动”（当时称“洗澡”）之后，我更加拘束，拿着笔不知怎么写，语言似乎僵死了。我不会虚伪，也不愿敷衍，我和她能说什么呢？我和她继续通信是很勉强的。
随后是“三校合并”，我们由清华大学迁入新北大的中关园小平房。钟书那时借调到城里，参加翻译毛选工作。有一天任鸿隽先生和竺可桢先生同来看钟书。钟书在城里。我以前虽然经常到任先生家去，我只为他带鸡肉包子，只和陈衡哲说话，我不会和名人学者谈话。那天，我活是一个家庭妇女，奉茶陪坐之外，应对几句就没话可说。钟书是等不回来的，他们坐一会儿就走了，我心上直抱歉。从此我没有再见到任先生。他是一九六一年去世的。我留下的是任先生赏我的墨宝，我征得他子女的同意，复印了作为本文附录，希望任先生的诗集能早日问世。
一九六二年八月，我家迁入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大楼。夏鼐先生和我们同住一个单元。大约一两年之后，他一次出差上海归来，对我说，陈衡哲先生托他捎来口信，说她还欠我一封信，但是她眼睛将近失明，不能亲自写信了，只好让她女儿代笔了。我知道他们的孝顺女儿任以书女士是特地从美国回来侍奉双亲的。我后来和她通过一次或两次信。到“文化大革命”，我和陈先生就完全失去联系。在我们“流亡”期间，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们从报上得知她去世的噩耗。
我和陈衡哲经常聚会的日子并不长，只几个月，不足半年。为什么我们之间，那么勉强的通信还维持了这么多年呢。只因为我很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们之间确曾有过一段不易忘记的交情。我至今还想念她。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定稿
本文来源于《杂忆与杂写：一九九二——二〇一三》
延伸阅读
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为何留在大陆
文|林建刚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专栏
任鸿隽(1886-1961年)，著名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陈衡哲(1890-1976)，中国第一位公派女留学生，中国第一位以西洋史为专业的留学生，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小说家，中国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博士。
任鸿隽、陈衡哲原已决定离开大陆
1949年4月，在国共两党的军事较量中，国民党节节败退，杭州眼看不保；而对即将到来的新政权，很多人又似信心不足，大陆知识界人心惶惶。4月28日，竺可桢收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杭立武的电报，电曰：
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杭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28页)
很快，竺可桢就去了上海避险，并密切观望着时局。当时，胡适早已离开大陆到达美国，任鸿隽与陈衡哲夫妇还滞留在上海。在上海避难的竺可桢与他们夫妇过从甚密，到上海的第二天，竺可桢就去拜访了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在5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美国，因其子女三人都、苏(书)、安均在美国也。(同上，第431页)
任鸿隽与陈衡哲的孩子都(任以都)、书(任以书)、安(任以安)均在美国。他们去美国，既避开了战乱，又可以一家团聚，诚可谓一举两得。故他们正“设法乘轮赴港转美国”。
任鸿隽与陈衡哲决定离开大陆，但最终的事实却是，他们都留在了大陆，并没有去美国与子女团聚，原因何在？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题。
任鸿隽先去香港，陈衡哲买不到船票
1949年的上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吃碗面也要“去一百五十万元”，随着战事迫近，上海也人心惶惶。滞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常聚在一起探讨局势，商讨何去何从，任鸿隽的家———高安路14号，成为朋友们谈天的据点。滞留上海的竺可桢也参与其中，并用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1949年5月13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晨未六点，闻炮声隆隆，先觉地动，窗门作响，次闻炮声，因时间相差不二秒钟，料想发炮之地离研究院在五公里以内也。(同上，第438-439页)
炮火连天中是很难静下心来的。这天，竺可桢又来到了任鸿隽家，据其日记记载：
四点至高安路14号晤叔永，渠适出。与衡哲谈及香港逃难事……六点叔永回。未几林伯遵亦来谈，伯遵以妻子均在沪，不愿远离。叔永以基金会董事如咏霓、梦麟均劝往香港，周寄梅亦然。但叔永、衡哲则欲赴美国，否则不动云。(同上，第439页)
日记中的“基金会”，即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任鸿隽(即叔永)是中基会的董事，这一基金会的资金来自美国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日记中的“咏霓、梦麟”即翁文灏与蒋梦麟。在天翻地覆的时代，他们都劝任鸿隽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但任鸿隽与陈衡哲则希望去美国，否则就不动。
接下来的几天，炮火终夜不绝，竺可桢“几不能成寐”，虽然他19日就收到了杭立武的来电，知道已为其办护照，可“乘机飞穗”。但是，连日的阴雨天气使得“飞机不能出动”，他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提不出来，只得继续留在上海。
1949年5月25日，竺可桢又来到了任鸿隽家。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打电话与Sophia即陈衡哲，未通。故余即外出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知叔永于廿二日飞香港，叶良材同行。衡哲颇怨叶坚持叔永赴香港，但只有二张机票，故渠不能不留沪，以待轮通时再往港。但实际渠等小孩三人都都、书书、安安均在美国，故叔永夫妇去港必转美国无疑。渠现只有一女仆，昨夜颇为惊恐，故谓如余愿往，可下榻其寓。余以不便谢之。(同上，第446-447页)
任鸿隽夫妇“去港必转美国无疑”。然而，炮火连天中，大家纷纷逃难，真是一票难求。中基会的秘书叶良材弄到了两张飞机票，坚持让任鸿隽先跟他一起去香港，“待轮通时”陈衡哲再到香港与之汇合。没办法的情况下，22日，任鸿隽随叶良材先去了香港，陈衡哲只身留在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炮声轰轰，连竺可桢都“几不能成寐”，更何况身边只有一个女仆相伴的陈衡哲呢。非常恐慌的陈衡哲邀请在上海避难的竺可桢下榻其寓，毕竟，人多热闹，或可稍缓恐惧。竺可桢则觉得孤男寡女在一屋檐下，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故婉言谢绝。陈衡哲急着离开，却迟迟没能买到前往香港的船票。此时的陈衡哲，应该是焦虑与惊恐并存吧。好在此后不久，陈衡哲找到了一个人陪她。1949年6月2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陈衡哲谈昨赵志道曾在渠处夜宿。”
赵志道是杨杏佛的妻子，杨杏佛与任鸿隽都是科学社的创始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此前，陈衡哲就与赵志道非常熟，因此陈衡哲邀她来陪伴自己。此后不久，她的表弟也搬了过去。1949年6月14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晚至高安路晤陈衡哲，知其表弟庄君现移寓其处，则不感寂寞矣。(同上，第460页)
统战工作奏效，任鸿隽回到大陆
正当陈衡哲焦虑恐慌时，已经进驻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谢季骅来，钱临照偕来。知季骅于昨由南京至丹阳，与陈毅同来，据陈毅云，共产党待敌党将尽力宽大，适之、孟真、咏霓均无避去之需要。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余名，谓当电杭州市长谭震林至浙大访余云云。(同上，第449-450页)
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这段时期经常去看望陈衡哲的竺可桢想必会将此消息告诉她吧。既然陈毅保证胡适、傅斯年、翁文灏这样的人物都不需要离开，那么，作为科学家的任鸿隽与作为学者的陈衡哲就更不需要离开大陆了。
果然，此后不久，中共相关人员就来接洽中基会的相关人员，任鸿隽作为中基会的董事，他的妻子陈衡哲自然是重点人物。1949年6月2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至高安路叔永处，遇林伯遵，知基金会亦有文教处人前往接洽。叔永或一二星期内或可回。(同上，第452页)
日记中的“文教处”，即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这是中共接收上海时用来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主要组织。当时，钱俊瑞是文教处的主任，副主任是李亚农，这一时期，李亚农曾邀请竺可桢与陈衡哲一起吃饭。在这种情形下，陈衡哲放下了疑虑，准备让任鸿隽回沪。1949年6月5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七点至叔永家，陈衡哲与余商催叔永回沪事。(同上，第449-450页)
不仅如此，任鸿隽的行踪，还惊动了上海市市长陈毅。1949年6月15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陈市长询及叔永，谓望其加入八月初北平之科学会议，谓盼余能往云。(同上，第461页)
第二天，竺可桢就向陈衡哲转达了陈毅的愿望。6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膳后至高安路晤陈衡哲，告以陈毅于昨日曾询及叔永是否能参加科学会议。(同上，第461页)
在竺可桢与陈衡哲屡屡去信劝说下，任鸿隽决定回来。1949年6月22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晚膳后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适陈其可(祖源)亦在。知叔永亦有电来，谓将乘轮回沪，但昨日中央机炸英国轮Anchises，故目前恐一时邮轮不敢进口矣。七点在衡哲处吃稀饭。(同上，第465页)
虽然任鸿隽决定回来，但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陈衡哲似乎并不太高兴。这一时期的陈衡哲，牢骚满腹。1949年6月26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五点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Sophia。渠方读《庄子》并作诗以发牢骚。适其表弟庄权(号巽行，前重庆兵工厂厂长)亦来，同进晚餐，并饮五加皮一杯。据陈衡哲云叔永已来二电，均云待轮返沪。(同上，第468页)
不知此时的陈衡哲到底有何牢骚？可惜竺可桢日记中语焉不详。虽然任鸿隽致电他们说要回大陆，但似乎仍然犹豫不决。从6月延迟到8月，任鸿隽依然在观望。1949年8月24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严希纯在香港曾遇任叔永，据云叔永颇怀疑是否回沪有无工作可做，故尚未回沪。但以余所知，恐因无船只也。(同上，第509页)
到底是担心没有工作，还是没有船只，还是有其它顾虑，也许只有任鸿隽夫妇才知道吧。在迟疑犹豫了四个多月之后，任鸿隽最终还是回到了大陆。1949年9月13日，也在北平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知任叔永已到京，住东四七条侯德榜处，上午来寓，余在协和未晤到。余约明晨往见之。(同上，第524页)
为了一个承诺，任鸿隽选择了共患难
1949年9月14日，竺可桢如约去见任鸿隽，在这天的日记中，竺可桢写道：
晨六点半起。早餐后八点半至东四七条十六号永利公司晤叔永。并遇侯德榜、李承干、石上渠诸人，知叔永在香港居留四个月之久，后乘太古轮来天津。衡哲嘱其早日回沪，而此间友朋均劝其多留平。(同上，第525页)
在动荡的年月，老友见面难免话苍凉。“四个月之久”，可以想到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在这分别期间所受的煎熬。当时，美国是个可安身的地方，何况三个子女都在那里，好朋友胡适也在那里。可是陈衡哲因买不到赴港的船票，很难出去；任鸿隽很难抛下妻子、只身赴美。毕竟，当年任鸿隽在向陈衡哲求婚时曾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当妻子滞留上海的时候，任鸿隽已经别无选择。更何况，通过陈衡哲的书信，任鸿隽认为新政权对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似乎还颇有礼遇，他最终回到了大陆。
当时，新中国即将建立，北平即将成为首都，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很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比较看好北平，回到大陆的任鸿隽也面临“回沪”还是“留平”的问题。从上面这则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多是希望他留北平的。但最终，任鸿隽还是听从了妻子陈衡哲的意见，选择了上海。
1949年，在任鸿隽已经去了香港并计划前往美国的时候，因为缺了一张飞机票，导致陈衡哲滞留上海。任鸿隽在香港观望了四个月，最终，为了他的妻子，他选择了回到上海。毕竟，夫妻不仅可以共富贵，更应该共患难。当任鸿隽最终决定回到大陆的时候，他或许想到了当年向陈衡哲求婚时的承诺了吧！
那位与任鸿隽乘坐飞机去往香港的叶良材，最终从香港去了美国。到达美国后，他与胡适来往密切。胡适在立遗嘱时，曾指定了三个执行人，其中就有叶良材，由此可见胡适对他的信任程度。而留在大陆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经历了1950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们都保持了沉默。不管环境如何，他们始终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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