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 守护与送别——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在台湾和纽约华人圈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和传奇人物。出版多部著作。1927年生于浙江嘉兴市桐乡乌镇东栅。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笔名木心。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82年定居纽约。2011年12月21日3时逝世于故乡乌镇，享年84岁。
桐乡第一人民医院，全楼簇新。十二楼住院部VIP病区11号房间，是木心的病室。躺在两边有栏杆的床上，先生的左腕插着输液管，间歇醒来，床头被摇起，他侧靠着，和我喃喃说话。他的嗓音原是低沉沙哑，这两年已乏力笑谈，此刻是因我的到来么，他的话反而多了，说一句，停一停，忽然认真看定我：
那你是谁？
“谁”，沪语“啥人”。这一问，比昨天初到时先生的当面不认，尤使我心惊。昨天，十一月十六日黄昏，我与内人从杭州机场赶到桐乡医院，直趋先生床前。没想到他抬脸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海盗呢！他们走了吗？”
我本能发笑，同时心神纷乱：先生谵妄了！来路上关于对应先生病重的仓促想象，当下失效：现在他也成了我不认识的人。
“打走了！全部打走了！”我们俯向他，高声应答，如骗小孩，同时我迅速镇定自己，预备接手这骤然陌生的经验。他靠靠好，神情将信将疑：“哦，原来这样……”
今天，上午，先生又开始与我絮絮说话，是昔年对谈时的熟悉目光，忽然，“你是谁？”我永难忘记那一瞬。
“我是丹青啊！”我冲他吼叫，因这声叫而发急，另一念同时到位：完了，先生要死了……他微微一愣，神色转而舒缓。我仍不能确定他是否认出。片刻，如他交代自以为要紧的意思时，悠然转用浙沪口音的普通话，平静而清楚地说：
“那好……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
现在我要试着写出这份记忆：今年，十一月中至十二月下旬，我几度守在木心病榻前，之后，是他的葬礼。谁曾守护亲属挚友走向最后的路，或对人的殒灭的真相，不惊讶，不陌生，但这是我第一次目击垂老的人，病危，衰竭，死。我不想限制篇幅，不愿遗漏种种细节。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结，给我上最后一课。
“油尽灯枯了， 现在想的都是死事”
时间推前：今年十月下旬，先生自返乡六年后第一次住院，本意是医治白内障。陪同入院的是北京李春阳夫妇，近年与木心交谊甚笃，其时正去乌镇看望先生。手术前必须体检，一查，脉搏仅二十余，病名是“房室传导阻滞二度一型”，血压、肺功能也极度反常。院方即下病危通知，迅即转往心脏专科。经救治，各项数据迅速回升，复检趋近正常。先生吵着回家，春阳于是护送他归去乌镇晚晴小筑。那是镇方十年前为木心在故园旧址新建的家。
春阳每日与我通话，报告病情，最后说，先生回家后已能起坐饮食，谈笑如故。为之操劳十余天，春阳夫妇回了北京：那是十一月初的事情。
稍早，九月间，纽约华人建筑师林兵与先生商议木心美术馆事宜，我在侧；更早，七月中，镇方领导陈向宏先生面告美术馆方案年内启动，我也在侧，当天并与向宏陪了先生探看场地。
明显而急骤的衰弱，始于2010年秋，先生虽无触目的病象，但已极度衰老，形销骨立。他瘦伶伶盘踞着他的座椅，默然不动，不再如过去那样悉心打理自己；勉力启唇，出声轻哑，惟目光灵动潮润，如孩子般来回仰看我们。稍有起坐走动，是必须两位侍护的青年，小代，小杨，左右搀扶了。
前年，大前年，先生尚能自己行走，夜饭后必是转回客厅，作状长谈，各人沏一杯绿茶。临窗的英式写字台，靠墙的古董立柜，居中的皮沙发，诗经体《乌镇》的手书条幅，都是从纽约寓所运回。如今是在真的乌镇的故园，我们对坐着，先生一支烟，我一支烟，边旁俩小伙子，江南的粉墙、木梁，暗沉沉，日子还会很长。
彻夜的畅谈早已不复。撑到十一二点，先生抱歉似的说，那么，休息了吧。还乡后，他通常是八九点钟便即歇了。
现在想来好庆幸。去冬，整一年前，2010年十二月，两位纽约电影人在这里为先生拍摄纪录片，为期十天。看那时的照片，先生的面容尚且饱满。今春片花出来了，优质影像，精心的剪辑，他看去简直神气如昔，惟始终戴着棉帽，摄像时有毛毯覆盖双膝，望之如所有福相的老人——近年结识木心的晚辈便是这样地看先生，以为在这岁数，允称朗健，但我明知先生真是衰颓了。我得识木心那年，他才五十六岁，比我现在还年轻。到七十九岁归国，念及我所记得的木心，这些年他已确凿是老迈的人。
“你看，老头子动作慢吞吞慢吞吞，我年轻时总觉得是装出来的！” 一次木心又跟我这样地说笑，说时，他才六十几岁，正和我在街上健步走着。“是啊是啊！”我爆笑。如今先生举止愈发迟缓了，我忘了这番话——后来他给写成俳句了——此刻想起他吞声嬉笑到躬下身子的模样，现在他连这含胸痛笑的气力也没有了。
谁不在心中对迟暮的老人略起倦怠么？近年，说实话吧，先生已难得惹我兴致勃然。谈锋，语笑，都还在的，但如所有老人，便是木心，也终于再四说起我早听过的人名、警句、轶谈——三十年代他的母亲如何率领街坊扑灭大火的故事，至少与我说起过六七回——我大笑，或表惊异。先生似乎着即看出我的佯装，随之报以狡黠的，我所经年熟悉的轻笑，与我对视，在对视的一瞬，无声交换了彼此的宽谅——但愿我没会错意吧——稍稍静默后，于是起别的话头。
他不再留我。有时住一夜我便离去。二楼客房，开窗即是西邻的竹梢。前年来时，车近东栅，但见先生满头白发候在宅院大门口，到去年，仅在客厅门帘处站着迎我了，如在冬日，他会当胸抱一枚老式的暖水袋；到今年，先生艰于起立，就坐在沙发上等我进屋趋前，俯身拢他一拢：他日益像个小孩。翌日我要走，便跟随他缓缓行到小门沿，待他颤巍巍立定——周身很轻很轻——给我抱抱过，朝我微微颔首，我就撒开步子走了。
他也不再费心维系我俩勉力合谋的欢谈。如我母亲，他耳背了，羞惭而无辜地看看我——这是他老迈后新的神情——听我扬声对他叫。今年夏秋的两次来，我眼看他半碗汤，勉强几口米饭，就点起烟看我们吞吃，满桌江南菜是本镇沈师傅做的。饭后，七点刚过，先生便轻声而断然地说：“好了，上去睡了。”这在早先从未有过。回京通话，交代琐事一过，他温静地说：“油尽灯枯了。现在想的都是死事。”我沉默，不知该说什么。我久已听惯木心说及死亡：他人的，或自己的。他惟不去医院，也不谈起病与治病。
受寒，胃绞痛，失足跌跤，在纽约他就不给我知道。总要自己熬过去，事后平然说起。2003年那次看望他，他正病中，久谈不支，便回卧室躺下缩着，我进屋看他，他要我走开、回去。我知道木心脾气。如今小代小杨也知道的，说是先生日常梳洗一律关门自理，略有不适、不便，就锁起房门。
这样地，直到十月底春阳来电话：先生住院了。
他变成满口胡话的老人
年迈而无子女，临老起病是怎样心情？闻知长辈危急的一刻，晚生的心绪又是怎样？木心不是我的父亲。父母倘若病危，我会放下所有事，迅即赶去的。差异便看这一层么？当春阳料理先生入院时，我想，是我赶去的时候了。北京诸事走不开，可以是理由，当春阳说先生回家了，他还好——复检的数据确是好的——我于是坐下。其时正筹划与两位老友的联合展事，日日盯着做一本随展的画册。
小代，小杨，几年来已知尽心照料先生的起居，但究竟不懂如何应对猝发的危急，我也不懂，何况木心年逾八旬——月初，由桐乡医院回到乌镇，不数日，先生即成天昏睡，几不进食。大约十一月八九号，小代电话：先生说胡话了，怎么办？向宏立即派医生前往诊视：肺部感染，导致脑缺氧，脏器功能随时可能失效、衰竭，必须入院抢救。
此是垂老之人入冬后常见的症状。作难的是怎样说服木心返回桐乡医院——先生从不就医，春阳竟能领着他去，已是奇迹——有两次小代把电话递给先生，他已说不了成句的话。性命要紧啊先生！我大叫，话筒那边是极轻微的喃喃……终于，不记得先生如何同意了，或者说，屈服，他再度入院。葬礼后问起小代，他说先生下楼等车时，犹在抽烟。总之，木心再度离开乌镇，锁起卧室的门。卧室外是有壁炉的二楼客厅，一个多月后，布置为他的灵堂。
时在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下午，我到桐乡。
“海盗在哪里……”他认真地问。完了。先生与我二十九年的剧谈笑说，就此永逝，他变成满口胡话的老人。
新医院都是相似的，洁净而无情——纽约的公立医院大致建于二战前后，管理上佳，设施和面积尚不及这里——十二楼病房多半空置着，若在京沪，想必人满为患。院方早经向宏的关照，十分重视，将先生安置单人病室，我亲见楼下本地乡民求医住院的纷乱。向宏说也可直送上海华东医院，但以能够动用的关系，须得挤在五人一间的病房。现在独间里是两位片刻不离的青年——鬓发乌黑，胡须剃青，他俩在老人身边显得过于年轻——还有一位阿姨。镇方的副总，小付，随时探视，每日准点送来保温的菜肴白粥……故乡能做到的这一切，应是可宽心的。
先生浑然不知，牵连着吊针，仰面喃喃：
我能想象这件事……但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不详……谁可以决定这么做法……有喜剧性，反而伤人心……这是错的……要么，夜里买只鸡我们两个人烧烧吃吃……再买点冬笋……
“文革”囚禁的记忆显然苏醒了。他在想什么？大部分时间先生昏睡。醒来，床头摇起，先生似乎不知他曾睡过，被周围好几只手勉力扶正时，用眼睛找我，继续说话。他好像认得我了。到达翌日我取出本子记录他的胡话，忽然觉得有事可做。待他说得累了，合眼欲睡，我就赶紧画他——他不喜自己的老相，从未允我画——猛抬头，他又睁了眼，目光移动，显然转了什么念头：
……想象那些诗的价值，心里非常开心……再想想，到底不行，还是小孩子……那些诗、短句，是和大家一起玩呀（他的双手缓缓舞动起来，牵连输液管，旋即被护士止住）……基督徒。我们这里后来才知道基督的教导……（忽然他分明哼唱巴哈的旋律，力气不济，止了声，呆呆看我）
谵妄的先生。当我初时目击，惊痛无措，现在我高兴起来：近年那个衰颓缄默的老人，消失了，或者说，在病榻上生动起来，他又是早先与我调笑说话的木心，而且撤除了他的精明的理性，也不再字斟句酌。此后五六天显得漫长而凝滞，那是我繁忙生活中一段孤立的时光。除了夜里回乌镇休息——西栅景区桨声灯影，游人如织——白天一到医院，一进病房，我就满怀兴致接续他时而被痰咳阻碍的倾谈。其间，我很快学会动用床侧那枚启动升降的开关，学会和俩小伙一起迅速更换尿湿的棉裤（木心早与我戏谑过这老来的失禁），或者竖起活动小桌板，哄他喝水、吃饭，目睹人的口唇可以这般无力，以至难以吮入清水。
他变得越来越依顺，听任拔去针头，更换吊瓶，被审慎地扶起、放倒、翻身，或大动干戈弄下床来，嵌进轮椅，到二楼实施定期的检验，然后隆重推送回房——小半因为谵妄，多半是失去了最后的气力，他只剩思绪和言说了，在断续的句子中，某一瞬，他的眼神闪烁如昔，知道说出好的句子，从我的注视，寻求证实。我愈发喜欢这奇怪而珍贵的时刻：不必佯装恭谨，不再担心被拒绝，随时画他，摸他脑袋，间或呵斥他，要他停止拉扯输液的管子。他仰起下巴由小代给他剃须，乖乖配合毛巾的擦拭，总之，他真的变成一个小孩。
“这样下去，我要屈服……”
神奇之事。先生入院前，有人适巧转来在上海意外发现的木心照片，摄于1946年，他才十九岁，斜站着，学生装，戴副白手套，身边站着两位穿长袍的男子。
初次给他看，他完全不能辨认，移开目光。翌日再试，他可怜样地抬眼看我，一脸困扰，又低头看，终于嘟囔道：“噫！……是我呢！神气得很呢！”
猛地，木心扭头恸哭。
我不愿描述这片刻。他头一次当我的面，失声大恸——那么多年，我只记得先生有过两三次微妙的哽咽：说起晋的嵇康与山巨元，说起托尔斯泰的出走，说起他夭折的小姐姐——有谁近半个世纪再没见过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吗？先生的所有文稿、照片，都毁失了……转瞬，他展颜微笑，如小孩，一点不羞愧刚才的失态，又看照片，幽幽说起当年的情形：“大家都喜欢我……那是我第一次办个展呢……”之后他再看，再哭，顷刻收泪，无辜而失神地看我们，显然动着什么别的念头，然后仰面睡倒。
另一份礼物是林兵的美术馆设计稿。“一顶桥？”先生讨饶般地看我，知道自己糊涂了。“美术馆！你的美术馆！”我冲他吼。
“哦。风啊，水啊，一顶桥。”
浙东方言便是这样地将“桥”叫做“一顶”。他疯了，我想，等着他恍然沉吟。渐渐地，先生看向天花板，语调平静：
“这可以使人疯狂……这样地倒在床上，死了，真好。”
我不确定他是否终于确认这是他的美术馆：他最后牵记的事。 “先生！明年开馆，我轮椅推你去！”我高声骗他，毫不愧疚。我所全神贯注迹近享受的事，是他糊涂了：倘在早先，先生的独断无比挑剔，但七月与设计师面对面，他已放弃了毕生的精明，“去弄吧……弄好了，吓我一跳。”
11号病房。空寂的长廊。可有治愈的希望么？如若不然，先生还有多久？“多久”，难以启齿的词。十九日，木心读者樊小纯请到上海方面三位会诊的中年医师，各事心脏、呼吸、神经科。江南午后阴冷，他们进入病房，轮番诊视，事后分文不肯收取。事毕，与本院大夫聚在面北的大间详细陈述：关键是左肺淤塞，必须动用器械吸取积痰，期间，心脾肾肝出现任何异常，便无可救——多久？大量病例固然可以援引，一说是三个月，一说可能半年。所有词语回避死亡，同时，指向终结。
木心难以闯过今冬。看着他由壮及老，老而弱，弱而衰，我明白这是他最后的时光。只是，还有多久？
有几次，他的目光毫无指望：“回去……送我回家。”但神色不再急切执拗，甚至不很认真，又说起别的胡话。上一回入院，春阳说他吵着回家时仍然清醒，仍有难以违抗的意志。我们从来听从他，此刻我只能看着医师的嘴，怀抱可疑的希望。他们先后沉吟着，熟练而公正地陈述我所不懂的术语。
……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弥赛亚……我说完了……我要跪下去了……不行啦，不行啦……这样下去，我要屈服……
“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当我蹑手蹑脚离开病房时，已看惯这张床。早经排定的种种事等着我：21日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桂林社庆，22日回京布置我们的展览，25日开展，之后连续两天讲座，满目年轻人，其间，浮现垂病的先生和那间病房。每日与小代小杨通话，月底，院方为先生动用了吸痰的气管镜。小手术，几乎无痛，据说先生全程服从，奏效了：我心里泛起轻微而自欺的宽慰，念及还有多久，还会怎样，似也并不格外沉重，但日子就此严肃起来，严肃的核心，是在桐乡。
29日再去桐乡，停留三天，其间我与向宏经历了艰难的故事：先生必须完成后事的嘱托，签署文件。入院前，他的手书遗嘱笔迹颤抖，才几行字，未及写完。现在作难的是：他几时清醒？我不想描述详细的经过，终于，到那一刻，他很乖，被扶起后，凛然危坐，伸出手，签名有如婴儿的笔画，“木”与“心”落在分开的可笑的位置，接着，由人轻握他的手指，沾染印泥——先生从来一笔好字啊，人散了，我失声哭泣，哭着，这才明白自己积久的压抑。
11号病房里外，人多起来：先生唯一的亲属，外甥王韦，与我是同辈的老知青，从北京赶来侍护。江苏的诗人兼画家仲青，沉溺先生诗书，在我十一月下旬离去的翌日，自行赶来，昼夜不离。2006年被镇方派在先生身边的第一位女孩黄帆，去岁辞职回长沙谋事，闻知先生病危，也来了。小代，小杨，轮流值更，隔天会有一夜通宵不眠，明显消瘦了，仍然耿耿忠心。在门口走道匆促握手，我们一个个走向先生床前，有如小小的家族。
陪伴先生度过纽约最后十年的黄秋虹女士，也从美国赶来了，拖着行李箱。我挽她立在床前，忽又不能自抑：纽约老友来了——昔年每去先生借宿的秋虹的独幢宅院，必是远远望见木心等在门首阶前——如今先生浑不知秋虹来到，自顾沉睡着，因气管镜用过，鼻腔横着浅蓝色塑料管，看去如在颓然赌气。
“来……丹青。”29日初进病房那天，先生已然起坐，是我第一次听他如从前那样扬声唤我，轻拍床沿，示意近前，满脸是有如发狠的自嘲的笑，说出他唯一一次完全醒豁的话：
“喔哟……这次是祸闯得大来！”他现出我好久没见的老男人的憨笑：“原来弄成这样子……难为情！难为情！……你坐，你坐。”
这才是我们寻常单刀直入的话语。我用粗口高声夸张我的兴奋，不愿错过这片刻的虚妄。果然，刚才的醒豁瞬时用尽了他的气力——自孩子们告诉他下午我将到来，他便聚集神志，等着我——床头摇落了，他又开始漫长的昏睡……第三天，遗嘱、委托，诸事停妥，他睡去，醒来，显然完全忘了午间的签署，喃喃开腔：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什么可能？
“解放军来抓我？”
“瞎说！”我冲他吼。先生舒缓了，静默片刻，悠悠地说：
“红楼梦……大有深意”。
你记得红楼梦吗？
“记得。”他望着天花板。“上帝弄错了……我不是写这种类型。”
你写的是什么类型？
“我是……已经写出来了。”
这是可以抓住的话题。我探头凑近他，如行逼供：“你记得你写过什么！？”
“记得……”
“明天不散步了，哥伦比亚倒影，记不记得？”我狠狠地问。他目光移开，看向东墙，嗓音微颤，趋于尖细：
“……写得好……伟大！”
乌镇落雪了，细如雨丝，缓缓斜飘着，如极轻极轻的旋律的放慢。1994年底，先生独自来到阔别近五十年的故里，来信说桐乡上车时，雨雪霏霏，他混在人堆里偷听久违的乡音。去年纽约人过来拍摄，也是忽然有雪，庭院顷刻素白——“他写雪！写得多好！”先生曾几次极口赞美鲁迅的《在酒楼上》——那天他依从我们，西服礼帽穿穿好，拄着手杖，由我扶他在雪中的花园走了一圈。日后在纽约看那段影像，是我与先生的末一次散步，不到五分钟。
四点，护士进来给他的嘴戴上吸痰器。我回程的航班是在六点。车候在楼下。小代提醒我必须去机场了。下楼进车，小代电话追来，说先生寻我继续讲话。我迟疑，举着手机。残忍其实不必动用狠心，只临时一念：我要小代去问先生想说什么，不多时，回音来了：先生说“要谈纲领性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后来小代证实了我的残忍的推测：先生随即昏睡，醒来就忘了他的纲领。若我在侧，他会说下去的。这是十二月一日，我与木心最后一次交谈。几天后他被推进重症病房，开始全时昏迷。
他又被单独关押，再也出不去了
十一月中（指2011年——编著注）到十二月中，记忆纷乱。穿梭于种种忙碌，在不同的地点和事务间，我猛然看见桐乡：在11号病房的记忆中，时间漫长而停滞。我不在的日子，孩子们日日夜夜环伺在侧。先生不再醒来，肾衰竭开始。十二月五日置入二楼重症病房后，生命靠输液维持。为免感染，探视时间缩短为每天午后半小时。众人不散，轮值的某一位就睡在长椅上，预备随时听取危急的报告。十二月六日，先生的心律和血压一度急骤下降，经短暂抢救，数据恢复了，之后，呼吸完全依靠机器。月初我在时，一位杭州的呼吸科资深大夫亲来会诊，结论几乎同样，但陈述更为严密周详。多久？我追问，心里仍是并不诚实的希望，希望先生竟能睡到春天，某日，恍然睁眼……“你要我回答这么困难的问题么？”大夫苦笑，抬眼巡看围拢他的人，开始援引拖延时间久暂不一的病例。
是的。先生如今成为病例，汇入无数号码，不再是那个《即兴判断》与《巴珑》的作者，而是床头小视屏上被监测的一组数据。
十二月十四日，结束上海的琐事，午后等车接我去桐乡。先生绘画的收藏者，近年客居上海的纽约人弗莱德·高登，赶来与我会面。入秋他去乌镇看望过先生。他恳求我，能不能将木心送回乌镇，死在家里。他自己便是雇了医护来家看守他的将死的母亲。我告诉他，中国因过多的医疗纠纷，立法规定任何医生不得在院外行使职务。他于是说起他如何送别自己的双亲。我听着，忽然剧烈地心酸。我不知道我与先生是什么关系，现在他快要死了，央我将他送回家里的，是一位美国的老人。
小蒋到了。乌镇旅游公司的司机。几次去来由他接送，途中说起他一生顽健的祖父，七十九岁那年，白日还在田里做事，夜饭后郑重收起一副碗筷，提一把伞，居然说要回家，然后径出家门。儿女撵过去，使劲拖拽，进进出出三五次——“我爷爷力气好大呀，陈老师”，那年小蒋才十岁——弄到深宵，老人终于躺下，翌晨就死了。
这是先生喜欢听到的故事。简直唐宋传奇。他也会说，那是托尔斯泰顶喜欢的乡下人的寓言……
三点整，桐乡医院二楼，我迎面撞见重症病区门外群集探病的乡农，人声嘈杂。警卫严格把守，我被推搡着，如在托尔斯泰《复活》中描述探监的一幕。人丛中先后出现一张接一张熟悉的脸：王韦、小代、小杨、秋虹、黄帆、仲青、徐晓琦……眼睛热了，我像是见到一群难友。另几位陌生青年也挤过来，围拢我，纷乱中知道那是过去十余天赶来看护先生的读者：青岛人刘正伟、他的女友张润林，广西胡范贵，温州毛晓刚，湖北匡文兵……随即我们又被挤散。小杨，拨开人群推我挤入门内的甬道，忙乱戴上管理员分发的塑料帽子、鞋套、口罩、胸襟。一转弯，巨大的病室展开了，二三十架床躺满病患，我随小杨快步走向沿墙由帘子遮挡的封闭小隔间，先生在左手那间，盖着白被单，仰面昏迷。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重症病室，满室器械，无能识别，有如陌生的刑具。环视种种光洁簇新的部件，我悚然起栗：不因为濒死的先生，而是那些器械的现代感。没有退路了。先生已入绝境。他的昏话一点没错：四十年前的囚禁记忆将他领来这里，他又被单独关押，再也出不去了。
当值大夫，一位和善的中年人走来与我说话，清楚地重申：医生无权出外行医（当然，病患也就无权离开这里）。如果坚持将老人送回家，可以的，所有插管拔除后，最快，病患会在十分钟内死亡（何其雄辩的科技）。像是只为弗莱德的恳求，我斟酌词句，勉力申辩着，一面想象先生被抬过室外寒风，塞进汽车，运回乌镇……大夫平静地看着我，显然知道先生没有子女，我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下一步措施是切割喉部气管，直接吸取积痰。
十二楼病房此刻在记忆中多么温存，我们昼夜进出，说话，小桌上放着水果、暖瓶、花，抽屉里存着先生的手表和换洗内衣……重症病室与人间绝对隔离，不见任何日常用品，除了机器。
“红楼梦……”十几天前先生喃喃嗫嚅。现在我凑近叫他，不再指望回应。他的假牙被取走了，人中与下巴瘪缩凹陷，凸起的下颚又长出纷乱白须，因微弱的残喘，不可觉察地起伏着。除了插入鼻孔的细塑料管，他的张开的嘴含着另一支此前我没见过的粗管，被两条交叉横穿的白胶带固定着，胶带两端划过面颊，触及双耳。他的肩裸露着，我猛然意识到被单下只是便于器械直接触探的身体。我俯看他，什么也不能做，顶多待五分钟就要让位给其他等候探视的青年：先生不再是病人，而是平躺在机器间的展示物，不知道谁在床边，不觉知他自己。
三点半，探视停止。众人回到十二楼齐集，站着，商讨是否切割先生的气管。回家不可能了。多么仁慈。那机器房便是所有人的终点。精确的科技如今确保人道，使病患成功苟延，苟延给家属看——这时，人道就是科技——我去到走廊与上海的呼吸科医生通话。他确证切割气管只是寻常小手术，并以专业修辞暗示：是的，是苟延，不是救治，没有人确保病患因此不死而活下来。
11号病室。冬日斜阳照进来。先生的床撤除了。我们站着。倘若放弃切割气管，慈悲还是残忍？我不知道。我不是医生，但医生等我决定。半小时后，每个人嗫嚅着，同意放弃。
就这样，一份人家，现在变成了灵堂。一年前，我和两位纽约电影人还在这里拍摄木心，听他喃喃说话。
就这样，木心断然遗弃了毕生的稿件
乌镇西栅临河民宿的二楼，昏暗静谧。翌晨开窗下看，河面一小片一小片半圆形的微波，有如鱼鳞，缓缓转移着漂涌的方向——那年先生独自潜来故乡，临水自语：“这就是我的文风”——只剩午后探视的半小时了，白日无事，去到晚晴小筑。先生豢养的两条黄狗碎步跟着，巡视一过，到处只是凄清。在二楼先生卧室站了站，书架上是我看熟的相片：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吴尔芙夫人……那镜框是他在纽约时闲来用灰色刷过，弄成乌瓦般色泽，仿佛年代久远。画室阴冷，案头纸笔散乱，瓷盘凝着经年的颜料。取了一摞先生的笔记本转去吃饭间坐看。先生的文稿，向来写在便宜的拍纸簿上，边角还粘着纽约商店的黄纸价标——转瞬，阴郁消散，我被他这里那里毒辣而恬静的词语逗笑了，大笑，笑到失态，小代陪在一边。
难得的僻静。家与医院多么不同。午间，午后，一本接一本，密密麻麻，我熟悉先生未经誊清的稿面，但难以辨识哪些是回国后所写，给小代看，似乎笔画见拙的部分便是：又想起半个月前他的可笑而悲惨的签名。在一组横写的笔记下端，页面空处是两行竖写的联：先生常由白话忽而回向古文——我蓦然欣喜：葬礼有了挽联！随即惊异自己竟有这葬礼的一念——先生写时，也就想着了吗：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两点半驰向桐乡。真不愿结束这寂静的阅读。从来是先生喜滋滋展开他誊清的手稿给我看——很久很久前的事了——此刻惊觉：这是我头一回未经许可看他的稿本，在他的家，我做着不该做的事。他会活着回来么，就这样，木心断然遗弃了毕生的稿件……三点整，我又置身轰然拥挤的重症病房，闯进狭小的机器间。六天后得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木心。
惨白的日光灯照。门口护士说，气管镜吸痰刚做过，刚撤除。我不再注意满屋器械，直趋床头：木心，双眼微睁，并不在看，眼角凝着泪滴，在胶带与插管的纵横牵制中，向内缩卷的双唇，开阖着，如一条鱼被取出水面，奋力喘息。因这艰难的喘息，他的整张脸以我从未见过的姿势由枕面昂然仰起下巴：这是他入院后唯一一次受难而挣扎的模样。但他分明不知道自己的挣扎。一个全然丧失意识和气力的人，才会使身体——主要是颈脖与脑袋相连的部分——这样地交付给固定的痉挛。
我放声大哭，愤怒地面对这张脸。木心一点不理会，就那么昂着脸，奉献般地固定着同一的姿势，喘着，当我的面，顽强毁灭我对这相貌的所有记忆。
夜里回到北京，开始写讣告。我从未做过这种事。先生没有单位。向宏说：你来写罢。六年前木心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我写过一篇推介，现在竟是写着先生的讣告了。空出死亡年份与日期那一栏，我很久不知如何接着写。“你们要保持想到死亡”。先生一再说。我想的，从小就想，如今我要对先生说：真的死不是“想”，是那间机器房。
“快点死罢……麻烦！伊不让你死。”
他在十二楼这样抱怨过。谁“不让”？命运么？“命运很精致。”这是他写过的话。他以自己的渐渐熄灭，教我什么是死：他也其实不知道。他不知道机器房，不知道自己怎样昂着脸艰难喘息，不知道喘息之际，我在北京撰写他的讣告，也不知道十几位年轻人天天在门外等着见他。
翌日，12月16日，我赶去出席《南方人物周刊》设在北京的颁奖会。他们事先通知我：今岁五十位“年度魅力人物”中，木心列名——可怜的奖项。那奉献般的喘息才是人的光荣与魅力——上台后我问众人：谁知道木心？谁读过他？所有中年人静默着，除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副主编杨子，但数十位年轻人纷纷举手了。自先生回国的六年间，我每到各地大学讲演，每次，每一次，总有至少一位青年起立问道：
能谈谈木心先生吗，他最近在写什么书？
我会谢谢提问的青年，但不应答。除了六年前那篇推介，我不在公开场合说及木心。此刻看着隐在会场暗影中的年轻人，我不会说，昨夜我已开写木心的讣告，不会说，昨天下午我在那间机器房里。
巴哈与贝多芬也都死了，早已死了
十二月17日、18日、19日，小代连续报告同样的情况：“陈老师别担心，他就像睡着了，很平静。”他和我并肩目击先生那天的喘息，不会骗我，安慰我。快要年底了，每一牵念，引我无端想象先生可能会沉睡到春节。不知来自何处的知识：无知觉的病人有时静静睡几个月，睡半年，甚至更久长。“就像睡着一样”，那就好。我无能分辨这是希冀还是幻想。我确切的记忆是机器房：我开始信赖它，并由它转为想象，想象先生由机器维持的残喘，或将延长。
但另一念头随即刺来：先生果真完全失去意识，“像睡着一样”？！要是夜半醒来，瞬息知觉，发现被囚禁，他对谁说？他有气力说？
每一刺，这思路便即迅速闪开，如俗语所说，不去想，也不敢想。
下旬早经排满上海安排的三场活动，一结束就能去桐乡。我高兴起来：过去六年从未这般密集地去到乌镇，现在那里像是我的故家。20日在做什么？很久后才想起来，是与两位老友撤了联展，黄昏去一家书店签售画册。夜里聚餐，谈笑，有瓦罐土鸡汤，鹅黄的鸡油浮在汤面上——乌镇沈师傅的鸡汤也是油水晶莹，有冬笋，有火腿——席间和小代通电话：“还是像睡着了一样，陈老师，你放心。”回家已是深夜，翌晨，21日，我被出版社老板刘瑞琳电话叫醒：先生死了。
天气好极了。北京难得大晴。我不震惊，也无所谓相信不相信——在我读过的描述中，听取噩耗的人总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内心很深很深的什么位置，那一瞬，是有那么一声响，如被闷住的敲击，不很重，也不疼痛，只是一击……起身拨给小代，他说，是的。我喜欢他说话总是镇静。他说半夜他们被叫起来，赶过去，据医生记录，死亡时间是凌晨三点。刘老板的消息则来自一位乌镇邮局职员清早发布的微博，她于是向我求证。之后数小时，接连几十通短信进来，安慰我，要我节哀，我不会存号，不知是谁。
忙碌开始了。第一动作是在讣告空格填上日期，发出，事先已商定由出版社与乌镇同时公布。之后我与向宏确认：晚晴小筑二楼客厅马上着手布置灵堂，葬礼与追思会，定24日……预订了22日去到杭州的机票，通知上海的活动全部取消，给我认识的木心读者与评论者先后去了电话……
葬礼。我从未操办过葬礼。葬礼要有音乐。夜里在画室的成堆碟片中匆忙翻寻并试听我要选择的乐章，想起好久没听音乐了。多好听啊，多么对！在巴哈十二平均律首曲一迭声亮闪闪的旋律中，我分明看见先生平躺在那里——为什么是十二平均律首曲——太好了！巴哈！还有塞缪尔·巴伯的慢板！还有莫扎特《安魂曲》第八段的焦虑与绝望……先生会同意的。我不管他同意不同意。还有贝多芬第135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八十年代先生再三提及这一段，其时我从未听过，之后终于买到了，要他来，他默默听了一刻钟，显然藏着不想说出的隐衷，很久不说话。麻烦的是选取肖邦。先生喜欢肖邦。我有鲁宾斯坦全集，但是找了很久，同时，正在播放的别的曲子——好像是勃拉姆斯——响彻画室，以音乐自己的逻辑和那股蛮劲，轰然前进。一时我忘记先生死了。桐乡医院重症病房的记忆被音乐轻易掀翻、覆盖、超越，但我随即想到——好像头一次想到那样——巴哈与贝多芬也都死了，早就死了。
深宵铺开宣纸用毛笔抄写先生自撰的联，这也是我从未做过的事。摊在地上看，为格外写坏的某一笔，理纸重写。选出稍微可看的两对，预备分别用在桐乡葬礼和乌镇的灵堂。这么做着，我发现自己毫无悲伤，甚至如我往常画画写写时，竟自得意起来。胡兰成描述他为亡妻选择棺材，运送途中对着乡人极口夸耀这棺材的良木，口沫横飞。二十多年前读到，惊异这描述何其悲惨而坦率。深更半夜了，此刻我也在这乖谬的得意中吗。
完了。无可辩驳的完结
现在写到艰难的部分了。我知道，其实无法描述。当我凑近玻璃罩细看木心，很久才认出盛放并封锁他的是一枚狭长的冰柜，那一瞬，词语能描述吗。
22日，所有人活泛起来。桐乡医院不再是圭念之所。历经漫长的守护、等待、无措，时间仿佛了无尽头，现在大家有事做了。黄昏抵杭即与小代通话，听他声音似在车行的疾风中：“小杨在，仲青黄帆都在……陈总和我正去桐乡路上……直接到殡仪馆见吧……”殡仪馆。这个词到底出现了。天黑下来。车折往城外荒郊，沿大路转弯时车灯照亮一面巨大的五彩牌坊，旋即开进仿佛单位大院的殡仪馆。场院一片黝黑，快步走向有灯光的西侧边厅时，远远瞧见几位年轻人接二连三跳下台阶，迎出来，拥我回入夜灯昏黄的小厅——抬眼看见小厅门楣“羽化阁”三字，忽起怨毒之念——内墙正中，是假花环绕的先生遗像，左右墙面排开高大的纸质花圈。向宏，王韦夫妇和孩子，王韦的小姐姐与夫君，已在那里。小厅冰凉，我们握手寒暄后，如鬼一般说话，我不知该做什么，经向宏提醒，这才想起走向灵位，匆匆行礼。可我不要这些，只念着快点看见先生。灵堂，鞠躬，都是装假，在医院时我只需径趋床前，此刻他在哪里，能见见先生么？
殡仪馆总是叫人害怕的地方，单这三个字便起寒意而心生不悦。我当然听说过停尸间，听说尸身到了那里便怎样的不再是人——车进漆黑场院的一瞬，念及先生已沦落此地，那闷着的声响又敲击了——挺身站好，我预备接受难以接受的时刻，跟随职工去到走廊尽头的某处停尸间。不料一问之下，众人立即压低嗓音踊跃应声：“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很久后我还记得那凄凉温馨的一刻，仿佛家人引你进入内室，探看卧床的人——在背衬灵位的落地帷幔右端，有一角被掀开了，显然那是昨天以来大家走熟的位置，我们鱼贯而入。
前厅的灯光透进帷幔，原来这里还有一方小小的隔间，幽暗僻静。众人让开了，我一眼看见地面正中那具低矮的灵床，玻璃罩里，就是他：缩得那么小，小得像是婴孩——无法描述的一瞬。你确知那个人死了，和你寻到他，亲眼见他死在那里，是两种感觉，两种感觉，都无法描述啊——我只记得有盏灯直照着他的脸，但此刻想不起那小灯安在哪个位置。
被闷着的敲打又开始了，这回不是单击，而是，均匀地，一下接一下，渐猛渐强。几步走近灵床，我躬身贴近玻璃罩看，拼命贴近，近到只能额头抵着玻璃，为了看清木心。不是惊怵与痛楚——或者有甚于此——只是，被当面阻挡：被坚硬的玻璃，被这张脸的一动不动，迎面阻挡。
他的假牙未能及时嵌入，内卷的嘴现在紧闭了，下巴，布满仍未剃除的胡须，更其高昂。一顶帽子很不安妥地扣在颅顶，大约难以从后脑塞好，以至帽檐前倾，遮没额与眉。黑呢大衣领口交叉着那条我在纽约见惯的灰蓝格子围巾。
我呆呆地看。原以为机器房的一幕已是最为不忍的记忆，现在我宁愿先生仍然喘着，涨红脸，生气勃勃地昏迷。
完了。无可辩驳的完结。这可恨的玻璃罩。当我瞋目凝视，冰柜内壁的铁皮格子发出间歇启动的冷气声响，在均匀的声响中，先生一动不动，一动不动。
喂！木心、木心！咱们老交情呢，怎会弄到这步田地，怎会像隔着菜市场货柜的玻璃那样，才能给我看清啊。
两床鲜黄与艳红的丝绸绣花被在冰箱内垫盖着先生。向宏解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包裹，当地乡俗便是这样……事后我才明白：其他亡者必是存在停尸间，昨晨先生移入后，馆方格外优待，在告别仪式前将遗体单独存于这电动冰柜装置的灵床，以示区隔，以便瞻看，也为缓解亲友的心伤。这实在是本乡能够做到的至善了，但我骤然发怒喊叫：先生一辈子不肯随俗啊。
夜里九点多钟。大家就这么站着，看我昏怒。先生平躺着。“要经常想到死。”是啊，屋子里现在就是死亡。我坚持叫嚣不可以这样子：假牙要装上，胡须剃净，头发梳好，不要这顶帽子，拿走丝绸被盖——他们说，装殓师明天才能来——然后如少年时在派出所闹场般，我诘问：这小房间难道就是告别厅吗？！众人活泛了：不是啊不是啊，随即涌出小厅，领我摸黑去到馆内最大的告别厅。这厅堂总有两百平米吧，因为空大，更其寒冷。当值工人跟来，摁了开关，成排日光灯依次放亮：四壁的帷幔与假花阵瞬时显现了。有如寻衅未果，我颓然冷静下来。
十点钟了。留守的青年夜里睡哪儿？大厅的灯关灭了，他们一个个没入黑影，回向那座存放冰柜的小厅。
“太安静了， 像要发生谋杀案呢”
半小时后我与向宏赶回乌镇。车入东栅镇口，略一心惊：晚晴小筑门外停满公司的轿车，保安进出走动，像是凶案现场，大墙面展开白底黑字的布幅“木心先生悼念处”——全部完结了。不到两个月，我一步步闯入未经想象的场景。前年先生尚健，还能步出门外等我，驼着背，白发苍苍：我看他身影就知道他委屈，嫌我迟来而让他久等了。“喔哟——路上怎样？”这就是他的责备。要是瞧见今晚家门口保安走动，他会非常害怕。
两条黄狗迎出来，旋即跳开。庭院树丛已满缀单枝的黄菊，走廊两侧青砖地面也等距排开了小小的盆栽。这里平日僻静无人，现在保安巡梭着，吃饭间门口横着来宾签到的小桌，一周前我还在里面独自翻阅先生的稿本，此刻望进去，条桌边围满葬礼接待的年轻员工；灵堂方位指示牌在每一转角竖着，如乌镇景区宾馆的小牌，形制玲珑。楼梯转角暗影中停着去年才为先生购置的轮椅，折拢着。小代说，夜饭后先生会要求坐进去在回廊里给推那么一阵子，以为乐事，“像小孩子一样”。
上楼，转弯，客厅灯光雪亮，壁炉前的沙发全移走了，百合花、冬青树、先生的相片、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团团围拢一大圈，密匝匝环绕着壁炉上端的遗像。被大吊灯照亮的数十枚小蜡烛集体摇曳着，看过去一派甜蜜欢喜的可怜样。难为向宏亲自在这里布置了一整天，除了鲜花成阵，他在南窗下特意斜放了先生的小案桌和扶手椅，桌上搁着我看熟的烟斗、钢笔、花镜、打火机，墙根衣帽架垂着木心的礼帽和大衣，银质把柄的手杖靠在边上。
“……不我畏也，里可怀也。”那幅诗经体《乌镇》条幅从楼下书房移上来，挂在北墙。
这里比殡仪馆暖和多了。像被谁抱拢似了地，我心里不知是宽慰还是凄凉。小蜡烛们，一朵挨一朵浮在杯底的清水和烛泪上，纷纷颤抖，给成排玻璃杯依次反射着火光，如破涕而笑的意思，好像说，别难过呀，别难过。我这不是难过，是好比一脚跌入全盘皆输的境地：人死了，原来是这样的吗。花团锦簇的修辞！顶顶雄辩的还是那枚冰柜啊。
全部完结了。满目遗物。先生的卧室就在隔壁。今夏来，夜谈后上得二楼，站着，又谈一会，他就给小代扶进去。江南民居，夜深沉，“太安静了，像要发生谋杀案呢。”先生笑吟吟补一句，斜眼看我。今晚这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像要开酒会。就这样，一份人家，现在变成了灵堂。
午夜回到宾馆，就十余枚碟片编写音乐选段的顺序，明天请人辑录。向宏关照我得有一份悼词。既是写了讣告，怎没想到还有悼词呢。江南阴冷，熄灯合眼，便是那枚嘶嘶作响的冰柜。我不愿描述那张脸，一再一再趋近苦看，是不得不挣扎于先生的面容的记忆，重新认识死去的木心——起身下床，我打开电脑写悼词。天亮后，23日，预约与未知的客人将要陆续到来，24日，便是木心的葬礼。
2011年十二月底—2012年二月五日 写在北京
本文来源于《南方周末》，原文请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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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葬礼与追思
作者|陈丹青
人写出伴送死亡的记忆，据说是为卸除哀伤。上一篇写成，似乎并不如此。葬礼前后，我所收到的短信大抵老套：陈老师，节哀，节哀……这不是节哀的问题。哀伤不难承受。我要试着安顿而难以安顿的，是迎对消失。
消失不是死亡。人死了，消失感于是开始：刚刚开始。眼见木心老死的过程，固然难捱，但是可把握、可度越，即便重症病室站那么一站，亦属有为。消失则是虚空，实实在在的虚空，事情变得再简单不过：好了。到此为止。
这可是新的经验，仿佛莫名的症状，有待探知。
不到两个月，我与木心的关联节节断裂，不给你半点措手的余地，如船的下沉。初听先生愕然动问：“海盗在哪里？”那个神志清明的木心，就此完结；当他昏在机器房里，叫不应，则病室床边听他连篇昏话的那份享受，一笔勾销；22日夜隔着玻璃罩努力看他，一时我竟巴望他仍不如回去重症病室，仰面喘息。
连地点的记忆也不可追：进到医院，我时刻顾念他在乌镇的家。一经锁定重症病室，则住院部12楼成了福地。待他被移去殡仪馆，念及桐乡医院，究竟是活人走动之所，迹近天堂……24日追思会后，众人走散了，我去到晚晴小筑二楼灵堂。先生总算回家了，缩在骨灰盒里。那盒子搁在壁炉顶端，其上便是他的遗像。我走走坐坐，与人说话——说及木心生时的嬉谈，我仍爆笑如昔——同时心中有异，犹在牵挂。牵挂什么呢，居然是寒气逼人的羽化阁：那小厅、冰柜，曾是惊痛之地，此刻我竟愿意回去坐坐，仿佛那里是亲切的场所，便剩了一具遗体，也还终究是他。仲青说，守候的三天他时时走去冰柜边看看木心：
“不像了。就和所有很老的老人那样，他变成我爷爷。”
2011年12月24日中午，告别仪式一过，木心给推出去了。我没追看，或者，不记得详细——那些天许多记忆的盲点，不知在做什么，在哪里——但我瞧见郑阳，那来自安徽，曾给先生暮年拍过许多照片的小伙子，给一群人拖来休息室，跌进沙发，抱头嚎哭，一米八几的个头，又瘦又长，勾拢身子抽搐着，像是乍入油锅的活虾。
我还不想停笔，还要写，并写两位侍护先生直到最后时刻的青年，小代和小杨。先生没了，他们不曾哭，也不说伤感的话，惟叉手站着，看着我，如丧家之犬。
我终于清清楚楚看见了他
12月24日，上午八点半，大告别厅。在花丛、灵台与大门口的近十米间距，围栏竖了起来，来客陆续增多，漫进大厅。不少学生模样的男女，好年轻，一声不响，靠墙站开。我记得自己与熟悉或初识的来人握手说话，或在门口，或在休息室，同时，工作人员不断走来确认种种琐事。曹立伟，我在美院与纽约的老友，居然赶到了，才刚伸手一握，他扭头望见先生的遗像，猛地，抚脸哽咽（1990年前后，先生一度借宿他家）。沈师傅，趁我稍空的当口探头说道：问问领导，接下去我和阿姨还在老先生这里做事么（是啊，人的离去是被这样的家事提醒）。在纷乱人丛中，小代，小杨，显得次要而孤单，无所事事，来客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却多年见惯了同一的情景：木心身边，就是他俩，如先生的家眷，也如我的孩子。
八点半，还是九点？忽然，昨日辑录的音乐响起来，瞬时满溢全厅。先是巴哈十二平均律的连串琴击，明亮愉悦，渐次增高、递进、飞散，接着是莫扎特安魂曲的集体女声，绝望透顶，升举盘旋：这里不是教堂，而这异质的文化即便在一座中国的殡仪馆，亦如霸权，挟持西来事物的律令与强势，堂而皇之，笼罩人群，不顾人群，以音乐自己的主张，宣说行进——奇怪，在北京选取乐章及在乌镇辑录时的得意、兴奋，全然消褪了。我几乎没在听，或者，竟未听见，此刻写着，这才“想起”那天的灵堂乐音——人越来越多了，纷然嘈杂，渐渐聚到围栏跟前，正对花丛环绕的灵台，对着遗像中的木心。
先生的遗体是在几点被推进大厅？不记得了。但我目击灵床被缓缓移入花丛中央。灵台的木边，已被深绿丝绒包裹，覆盖遗体的盖被换作沉稳的青灰色，缀连宽幅的白布，及于先生前胸。灵床的铁面也给垫了棉垫，这些，都是昨天我的内人在桐乡市遍寻终日，又请店家缝制锁边，连夜送来，今晨为先生重新装殓的。殡仪馆显然从未这般处理遗体，做得很认真，仿佛一件作品。
但我确切记得，快到九点，我给叫到羽化阁再次确认先生的遗容。装殓师，几位员工，还有其他一些人等在那里。
昏暗隔间。前厅的音乐声远了。先生已被移出冰柜，平放在灵床上，盖着新换的被面，停在帷幔边，等着推出：玻璃罩去除了——好似一份归还，也如找回失散的人，我终于清清楚楚看见了他。
木心！我立刻想叫他：不是哀号，而是，平日照面的直呼其名。但我随即吞声，自知什么都不能做，惟立定了，低头看他。前晚隔着玻璃罩，我错愕愤恨，此刻先生总算近在眼前，只觉得委屈，觉得亲。许多死亡面相的描述都说死者像是“睡着了”，现在木心果然好比睡着了，清癯，惨白，干干净净，胡须剃除了，帽子取走了，头发被小心地向两鬓梳齐。
催逼在即。这是最后一见的时刻。如起毒咒，我只顾狠狠地盯着看他……有那么一瞬，竟想发笑，是早先每见他打扮停当便即上前揶揄的本能——他变得好看了。异常生分的好看。当消瘦到不能再消瘦时，先生的骨相出来了，凛然决然，一脸置之度外的表情。他的眉与唇已被抹了不可觉察的浅黛与微红，装殓师特意指出了，我当即抬头谢谢他——现在，木心，像被细细打扮过的新郎，毫无光泽的脸容光焕发着，因为紧闭双眼，因为一动不动的无辜相，瞧着又像小孩，一个被家人好生摆弄后的小孩，听话，无奈何，停在生人面前，被展示着。
瞧这个人。我站着，看他死在那里，胸口涨满说不出的哀怜：不因木心死，而是为他这个人，为这个人的一生，也为我所目击的他的晚年……我真想请大家走开一会儿，容我单独与先生坐坐。来不及了。纽约，下雨天，我们撑着伞说话，鞋子进水……我说人为什么会放屁呢，木心，应声站住，那么诚挚开心地笑，说，你不懂啊，那意思就是，祝你健康！……如在桐乡医院，我渐渐抬手轻抚他的鬓发，试将后脑触枕的一缕抚弄妥帖，但不成功。有一瞬，掌心触及耳轮，果然，冰冷冰冷。
很安静。像是很久。其实顶多五分钟。大家围着等我。永别的时刻到了。
众人让开，灵床被推动，沿着甬道去向大厅。我跟在后面走，看见灵床的铁轮刮着水泥地，先生的盖被轻微颠动——他们用一块白布覆盖了他的脸——王韦，先生的外甥，紧扶床沿，筋脉涨红，一路号啕。在医院闲聊时，他曾说及小时候舅舅领他出去逛，教他歌唱。我也有舅舅的，知道什么是外甥的记忆……进入大厅，众目睽睽，再不能与木心私相面对了。我退回围栏外侧的人群，远远看他：他又好看起来了，那是我仅存的宽慰——好后悔！此刻我好后悔没在隔间的那几分钟，拍摄木心。
他眯起眼，显然不认得这里
九点半。音乐止息。仪式开始。人群静下来。桐乡市文联代表致辞，向宏致辞，王韦致辞，我致辞。之后，音乐再度播放——精力弥漫，兴高采烈，巴哈与莫扎特完全不管现场，同时，统摄现场——先生脸上的盖布被取走了。围栏中端解开。人群蠕动，我们四人一排依次上前，三鞠躬，绕行遗体，络绎走过，散去休息室。我记得上前之际终于泣下，随即狠狠止住，我也记得立定遗体前的最后一看——这回是在木心的左侧，隔着花丛——但心里并无所感，只狠狠做这总要做的事，心里堵着暴怒与嘲讽：不知要嘲讽什么。人到了一败涂地，大概就剩恶狠狠的嘲讽吧，我知道，在小隔间，我已和木心永别。
戏散了。音乐继续。我看见员工挪开花坛可被移动的那一格，退出灵床，推向通往火化间的边门。不记得从哪里弄到一包未拆封的中华烟，我撵过去，塞在先生枕边（他的脸又被盖了起来）。在医院，有一回小代进来，发昏的先生扭头巴望，以为他买了香烟。香烟。那些年回纽约总给木心带几条，剧谈过后，我起身，他说“……走啦。”我知道他又想了什么戏谑的话了，等我发笑：只见他喜滋滋摸了摸竖起排列的方方正正的烟条：
“喔唷……你看看，像煞半壁江山！”
大厅空了。好太阳。众人出外走动说话。过十二点，我被叫到走廊尽头的火化区，王韦一家、王韦小姐姐一家，先已在了。那是一方明亮的天井，左手是家属休息室，右手是玻璃排门，门下摆着大盆栽，门楣挂着五彩灯笼，灯笼下端的标语写着中国人惯说的漂亮话，“清慎勤思生，和善荣天下”之类，墙面画满吉祥鲜艳的图案。负责播放音乐的员工客气地说，快了，陈先生，稍微等等。我茫然站定，瞧着玻璃门。门开了。木心，手插在裤袋里，穿那件灰格子衬衫，一步逸出，随手关拢玻璃门，看向人群，找到我，朝我使眼色——在纽约的无聊聚会中他欲离开时，常是这样地斜眼瞥来，神色决然而调皮——天井上方投下正午的阳光，他眯起眼，显然不认得这里。
我不信幻觉，尤不耐烦阅读幻觉的描述。猛地一怔——也就半秒钟吧——装殓师，那位高大忠厚的人随即将我单独叫过去，打开靠墙的一扇小门，里面是办公室，桌上搁着电脑和当天的报纸。我被客气地让座，得到一支烟，一杯新泡的茶，于是聊天。
忽然好安静。众人隔在门外。事情先已商量好了：由王韦的闺女持先生遗像，王韦捧骨灰盒，出馆上车，去乌镇；到晚晴小筑，再由我接过骨灰盒，小代持遗像前导，迎先生回家。向宏关照说，本乡的其他习俗，就免了，但必须跨过大门口点燃的稻草，意谓完成生死的交割，当然，我都应了。
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遮掩焚化炉的彩色玻璃门拉开了，我们小小的行列走出来。候在甬道的众人见状拥来，又复闪开，随即簇拥我们，向外走。小代，小杨，如临大事，奋勇地跟着走——在医院的日子，先生忽有需要，他俩便是这样地耸身跃起，着即奔来——我唤他俩来我左右，拉起手，孩子有点错愕，随即手指握紧，脚步沉稳了。就这样，我们跟着王韦——仿佛跟着先生——继续走，穿过空荡荡的告别厅，走到阳光下。
车队向乌镇开。自11月15日先生离开晚晴小筑，此刻终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了。下车后，我接过先生的骨灰盒，走向晚晴小筑大门——现在他变得那么小，由我抱着——青天白日下，那堆点燃的稻草几乎不见光焰。二楼灵堂挤满人。骨灰盒有点沉的，我不知是这般重法。先生到家了。灵堂隔壁就是他的卧室。小杨帮我将盒子挪放壁炉的上端。
连串的事，一件接一件，做完了。死，葬礼，原来这般平实而肯定。我记得每个细节，但我不愿写出在办公室停留的半个小时。再不能问先生了——他在乎，且精通什么不要写，又使所写下的，仿佛不写——办公室尽头还有一扇小门，开进去，便是焚化间，成排的锅炉，很干净，有如厨房，绝不可怕，如死亡，明确而简单。
那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见么？我提前目击了我们全体的下场。他们要我戴上墨镜，然后打开炉膛的小小铁门，如赐特许的礼遇，让我正视熊熊烈焰。
“在我心里， 他更多的是一位老人家”
“倘若他要走，是不是应该再晚一点？不要那么快，所以我很惊恐，不愿相信。”
“那天我在办公室，旁边一个女同志，那一刻我很想痛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无法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要哭。”
“十点钟熄灯了，我躺在座位上，一直哭，列车员发现了，他说怎么了孩子，我说家里有位老先生去世了。”
“我是一个没有编制的老师……我知道今天会有一群人在等候，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贫穷或者富有，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
“他非常有魅力，但是很害羞，一开始的谈话缓慢艰难。幸运的是，当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画作深受塞尚的影响，他非常高兴，突然不那么害羞了。”
“他的文字很美，让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你读不懂，可还是愿意读！” 。
“文学研究界，我坦率地说，是失职的，缺位的……刚才那么多青年读者表达了对木心先生的爱慕和敬仰，但是文学界评论界是缺席的，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研究深思。”
“他不情愿出来，他觉得关在地下室，有吃的喝的，很潇洒——我发现他在说谎，他用谎言和他骄傲的姿态，糅合着这种痛苦。但是今天大家说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种隔阂突然消失了。”
“我们有鲁迅的传统、周作人的传统、胡适的传统、张爱玲的传统，但是木心跟他们都不一样。”
“84年，他始终面临各种非艺术势力的剥夺和取消，他用自己的法子竟然逃过了一切的劫难。”
“在大家心里，木心先生是诗人、画家，或者是作家，但是在我心里，他更多的是一位老人家。”
……
这就是下午在追思会上我所听到的一小部分说话，全文记录后，近四万字。以上发言者我只认识四位：上海的陈子善，北京的孙郁、李春阳，纽约人弗莱德，其余都是陌生的青年，会散后，再没见过。
我也叨唠了。怎么那时还能絮絮说话呢。此刻想来，不知如何过了那一下午。两百多人坐拢时，长排轩窗的垂帘缝透入阳光，直射会场，散会时，已过掌灯时分——上午的葬礼，我不肯哭，午后会场听几位陌生青年口口声声说出这些话，好几次，我老泪纵横。到这岁数，大约能用这用滥的词语吧：眼看先生老下去，我总抱歉自己的年轻，今天他被烧掉了，我便成了一个老人。
小代、小杨，是我最先给大家介绍的青年，仿佛他俩是先生的未亡人。孩子应声起立，之后忘了请他们坐下，他俩老实，站了许久，有如罪犯，此后，什么也没说——中午先生还在，哪怕是尸身，之后，尸身也没了——从那天开始，我一见小代小杨，就如面对木心。
多数与会青年从未见过先生，也未来过乌镇。我已很难想象读者从文字中如何思量他们所想象的木心，而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径自来了，仅仅只为读过他的书，为书中那些字。那天追思会场一遍遍环视满座青年的哀戚，我不是感动，而是惊异，不全为了那份集体的哀戚，而是，这些动容的脸，何其年轻：哀矜之于年轻的脸，其实是憬然懂事的意思——因为文学，还是因为木心这个人？
两位纽约电影人也寄来悼念的小稿，当众念了，随即播放他们辑录的片花：忽然，木心活转来，微笑着，老苍苍的语音，年迈持重，戴着那顶圆形的毡帽，因改说普通话，有点结巴。古人与死者诀别后，没有照片，没有录影，惟苦思而托梦，或假鬼怪小说与死者神会，又再铺衍渲染，演成文学。这一层，今人于死者的追念方式，是属于进化么？逾是目睹死者的影像，愈是死的确认。午间才刚亲手捧了先生的骨灰盒，几小时后，木心复活，抽着烟，又在说话了……
全场僻静。我远远瞧着视频，心里藏着一桩秘密——他闪身走出，随手掩上玻璃门——直愣愣盯着木心，我又看见熊熊烈焰，看着，骤然想起他在病榻上的呓语，暗暗一惊：
我的话说完了。弥赛亚！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木心的身世
丧礼结束了。我不知道这篇文字怎样结束。回想种种，唯一未做的事，是不能临别与木心单独坐坐。单独坐坐，又怎样呢，我不知道。大半年过去，我被冻结的记忆就是小隔间的那几分钟，眼看先生死在那里：缩小了，像个孩子，一个满头白发的死孩。
我没读过详详细细的文字，描述死亡：不是小说，不是虚构，是真的死亡：如今我试着做，但做不到。人总有目击死亡的头一次。到我这岁数，不少人早已经历过，而我的初次的伴送，没想到，会是木心。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都以为先生起码活到九十九岁，以为有的是机会跑来乌镇看望他。我听着，却又想起先生昔时的笑谈。
是在抗战末期，木心十来岁，说是乌镇人成天聚在那里闲聊斗嘴，口气之大，一扯就扯到世界大战——于是木心改口说起乌镇话——“那么，希特勒，罗斯福，到底啥人赢？！”
终于有位年长的男子结束道：“总归美国人。不相信？你看看罗斯福那只下巴！”
木心也有一副狭长丰厚的下巴。还早哩！我对他说。那时先生才过六十岁，重拾写作没几年。“是呀，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刚刚开始呢！”这回翻阅他暮年的笔记，为其中一段所触动，大意是，真的艺术家便是活到九十几，亦属夭折的。
我懂他的意思。五十多岁去国之前，他的艺术，他的记忆，先已死过一回：文稿照片被抄没，先生没有私人的物证得以勾连他的过去。此所以他在病榻撞见自己十九岁时的照片，扭头恸哭。而他的幼年的形影，2009年初，寻上门来：王韦，带着家族老照片送到乌镇。
那时木心名叫“孙璞”，四五岁，拍摄年份是在1931到1932年间，距今八十年了，影像模糊，但是好看，一帧典型的民国家庭照——孙璞，穿着绣花丝绸的小长袍小马褂，头戴小帽，身后的小姐姐微微扶着他，左侧是父亲，当胸握着礼帽，右侧是母亲，前额一缕刘海，再右侧，是他的美丽的大姐，二七年华，模样介于女孩和姑娘之间，伸一只脚踏着花园的矮栏杆。
照片中的家人全都看着镜头，惟小少爷略微斜睨：先生早对我笑说这幅记忆中的照片，说他当时顾念衣襟不妥帖，袖手拽着下摆，未及正视，照片已拍好了。现在，我总算亲见了这份珍贵的影像。
那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也是先生一家最好的时光。两三年后，木心的父亲病死了；又若干年，小姐姐死在15岁年纪——1986年陪木心去哈佛办展览，车中听他说起小姐姐的死，说是装殓时身体已经满长了，她的男友跺着双脚，仰面大哭。言及此，先生看向窗外，哽咽而沉默了——1956年木心29岁，头一次牢狱之灾，囚禁半年间，母亲心焦而死，不满六十岁。1967年，木心40岁，时“文革”初，他的大姐姐被批斗至死：那照片中的美丽的女孩。
此后岁月，这份江南人家就剩木心一人活下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木心的身世。八十年代初识先生，他对我说起过父母姐姐的死，语气平缓。其实当他大姐姐出丧时，木心在灵车里放声号啕，连惯见丧事的殡仪馆司机也回头看他：这一节，是王韦告诉我的，当年他在灵车里和木心舅舅一起送别母亲——王韦说时，正手捧木心的骨灰盒，与我并坐在桐乡回向乌镇的车上。
先生的死日，是2011年12月21日。倘若木心喘息不止，到得今年2月14日，便活满85岁：孙璞，是族中最高寿的人，现在他潜入这幅民国的照片，与全家会合了。
2012年3月-12月写在北京
（经作者同意，此文删减八千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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