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样的赵如兰与其父母：赵元任与杨步伟 | 陈毓贤

陈毓贤勿食我黍 2021-12-24

陈毓贤，祖籍广东中山，生长于菲律宾马尼拉。曾就读台湾师范大学，获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波士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从事金融业多年。退休后写作聊以自娱，在美国及中国两岸三地报刊发表，主要写二十世纪人物。除《洪业传》外，与白睿文合作英译王安忆的《长恨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与周质平合作用英文介绍胡适和韦莲司半世纪的友谊和恋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我认识如兰多年，她是个我仰慕的人，但长久以来对我是个谜，一直到她去年11月逝世后，我到网络上查询消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网站上读到她1995年用英文写的《素描式的自传》，才对她有点了解。我这一年来常想到如兰，试图拆开这谜团，所以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感想。
　　1971年我在华盛顿大学读完比较文学硕士，便跟随新婚不久的艾朗诺坐三天三夜的火车从西岸到东岸；他在哈佛大学读中国文学，我没找到适当的工作，就在校长办公室做个小秘书，中午常穿越校园去和朗诺同吃午餐，就近光顾心理学系大楼的自助餐厅，总见到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华裔女子和一位白人共餐，朗诺的同学告诉我她是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除教汉语外还在音乐系授课。我问：“那人是她的丈夫吗？”“不，那是白思达（Glen Baxter）！她的丈夫卞学鐄是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物理系的名教授。”
　　赵元任我听说过，当时只知他是语言学家和替《教我如何不想他》谱曲的人。赵太太杨步伟在华人社区和赵元任齐名，著有美国第一本畅销的中国菜谱。而白思达在哈佛挂名是讲师，主要却是辅助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行政。我很好奇：赵如兰为什么不跟其他汉语教师吃饭？她和白思达天天谈什么？
　　不久就有近距离观察如兰的机会，她常和她丈夫请系里的研究生到他们家聚餐，菜肴很丰富。夏季来了，叶嘉莹照例到剑桥和海陶玮教授一起研究诗词，我们跟叶嘉莹和赵钟荪本来认识，如兰请他们夫妇又邀朗诺和我做陪。也就在如兰家一个迎春会上，有一群学生包围着洪业听他讲往事，如兰叹说真该有人录他的故事，我受了启发要求洪先生让我录他的回忆，于是写成《洪业传》。

　　赵如兰那时已五十出头，是个公认的美人，不是娇媚而是俊俏，有点男子气概，说话走路都那么明快。她非常好客，但似乎只供应餐饮，话不多，尤其不讲客套话，华人间相聚热衷评头论足她从不参与，更从不掏心掏肺地自我表白。学鐄话更少，近乎木讷。然而跟他们在一起并不觉得不自在，因为他们总是一团和气，就希望大家高高兴兴。大家常到他们家吃饭似乎也觉得是应该的。早些年赵元任夫妇在剑桥好客，他们去了加州，这传统理所当然地由他的长女如兰承袭下来。
　　有一次赵元任夫妇来剑桥看女儿，我们终于见到这两位名人。一个晚上尽是赵太太讲话。最记得她说：“我们外孙女比父母都强，在华盛顿当官！”原来如兰和学鐄的女儿是祖父母带大的，在联邦政府任职。赵太太“厉害”凡人皆知，果然名不虚传。我更想知道：如兰有这么一位言语犀利，喜欢逞强的母亲，是怎样走过来的？
　　如兰和学鐄在剑桥自然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但1974年音乐系推荐校方把如兰提升为哈佛有史以来第二位女正教授时，不服气的大有人在。她不仅是女人，还是东方人；况且如兰40年代便开始在哈佛帮助她父亲教汉语，也做过蒙古学家柯立夫的助教，后来自己授课了，东亚系的人仍习惯把她视为普通语言教师，不懂她在音乐系搞什么名堂，反正是旁门左道；多少学问渊博著作等身的学者在哈佛都没当教授，凭什么轮到她？
　　一年后校方居然又任命如兰和学鐄共任南舍院（South House，现叫Cabot House)的院长，成为哈佛有史以来第一任不是白人的舍院院长。这就更轰动了，哈佛本科生照规矩第一年住在老校园宿舍，第二年分流到各舍院。舍院有各种课外活动，有研究生做辅导员，还有象征家长的院长；学生在舍院里往往结交到些终身朋友，对舍院很有归属感。舍院院长传统上请特别有名望的资深教授担任，主要任务是办晚会。如兰获此殊荣，不少人嘀咕说她搭上平权运动的顺风车了。
　　说这话是有缘由的。一直到70年代，美国学界是男人的天下，而且几乎清一色是白人，这现象不限于学府，可以说略有地位有权威的位子差不多都被白肤色的男人占据。电视台的主播当然是，所报道的新闻人物也是，各机关发言人尽是，因为决策者全都是。经长期抗争，黑人于1964年终于争取到国会通过平权法，结束法律上的种族歧视。平权法通过前夕，有些保守的南方参议员耍手腕添进一条也不可歧视妇女的条例，想让这法案遭否决，因为即使赞成黑人不该受歧视的立法委员，许多仍认为男女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谁知这条例居然陈仓暗渡了。第二年“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成立，起初对女权不甚注意，但1968年始便规定招聘员工不准预设男性或女性。70年代各大机构备受压力，纷纷设立“种族多元”和“男女平等”的数据指标。不少亚裔妇女顿然获得空前的晋升机会，因种族成见深的机构，宁愿雇用亚裔而不用黑人，而聘任亚裔妇女则有利于达到“种族多元”与“男女平等”的双重目标。我可不讳言本人也搭上了这“顺风车”：我获企管硕士后，被波士顿名气最大的银行聘为投资分析师，发现它刚解雇一位香港来的男士，我正补上这缺；这银行当时并不在亚洲投资，为何专找华人就耐人寻味了。

　　卞赵夫妇当了舍院院长，指派朗诺和我做南院的附属学人，帮他们和来宾周旋，我方知道如兰并不嫌我话多。
　　朗诺和我从学生宿舍搬到教员宿舍后，房子大些，偶尔也请他们来吃晚饭。记得有一次7月突然来了寒流，朗诺在壁炉生了火，四人围坐在熊熊热火边感到很温馨。另有一次在他们家，已是80年代了，陆惠风夫妇也在场，不知谁说中国的房地产松动了可以买卖，一万美元就可买到北京很不错的四合院，大家起哄着要合买一栋，装修了到北京便有地方住！那时到中国去一趟是件大事，说着玩而已，可是偶尔想起还是很懊悔没当真。
　　朗诺1987年离开哈佛到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教书后，我们仍和如兰保持联络。《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87）出版，她寄了一本给我们。1996年她和学鐄到加州玩，在我们家吃了一顿饭，详情我记不清了，只有照片为证，内除了他们夫妇，我们夫妇外，还有如兰的学生林萃青,以及朗诺的老师白先勇，大家都喜滋滋地眉开眼笑。
　　我2003年与普林斯顿的周质平教授合作，用英文撰写胡适和韦莲司长达半世纪的友谊和爱情，搜集资料时发现赵元任也认识韦莲司，称她为“胡适与我的共同朋友”，到剑桥便去看如兰。那时如兰和学鐄已八十多岁，两人走路拄着拐杖，如兰对韦莲司没有印象，但对我说她父亲和胡适情同手足。胡适40年代有一个时期住在剑桥离赵家不远的旅馆里，在赵家吃饭，如兰说：“我总打电话去说‘开饭了！’”接着如兰转用英语说：“我父亲和胡适不同，胡适是个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我父亲是个过私人生活的人（private individual）。”我注意到她厨房里大盘小盘泡着冬菇金针菜等，她说第二天要请二十多个人吃饭。辞行时如兰问我还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说要去看韩南夫妇，不远，可走过去；如兰便对学鐄说：“我们载她去吧！”说着便抓了钥匙促我上车。学鐄开车，我坐在后面，如兰转过头来问我：“朗诺退休了没有？”我愣了一下，说：“他才五十几岁，还没打算退休。”如兰对学鐄说：“没想到朗诺比我们年龄小那么多！”
　　如兰和我们父母亲的年龄相若，又当过朗诺的老师，我们一直把她当长辈。原来如兰从来没把我们当晚辈！我很诧异她“辈份”的观念居然这么淡。美国人是不讲辈份的，现在看了她《素描式的自传》才了解：她九十多年的生命中，在中国断断续续只有十多年。无怪乎“中国化”了的朗诺，和我这虽然也在美国住了四十多年的菲律宾华人，比她更“中国”。
　　2007年到剑桥再去看如兰，这次向她要她父母的照片，她有点不放心地把墙上挂的相框摘下来，让我拿去复印。还照片时学鐄午睡醒了，默默地坐在椅子上，膝头盖了被，看上去相当衰弱。
　　最后一次去看如兰，大概是大前年吧。学鐄已去世，周质平和我的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后我寄了一本给她，但我提及书上和她父母亲有关的情节，她便笑眯眯地说“赶快写下来！”回答了她一些问题，她数分钟内又笑眯眯地问同样的问题。我才醒悟她患了失忆症，心里非常震撼，又庆幸她有个幺妹照应她。
　　相处这么多年，我只听如兰说过小时侯喜欢打小鼓，除此外她从不谈自己，也不谈家人。“文革”时她最亲密的二妹在长沙被当特务抄家监押，她父母亲到北京获周恩来接见等等，我都没听她说过。
　　我不是如兰的学生，朗诺选过她中国音乐的课止于好奇。她逝世后，先后在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教书的Perry Link，在“财新网”英文版（2013年12月20日）发表一篇很感人的文章，描述如兰为人师的威严和魅力：

　　听来也许怪怪的，一个来自纽约上州的十九岁男孩怎可能爱上一个四十一岁已婚中国女人呢？事实就仿佛那样。她在课堂上蹦蹦跳跳，像皮鞋里有弹簧似的，而她讲汉语的声音那么清澈动人，让人非要把汉语学好不可。有些学生背地里替她取了个诨名叫“龙夫人”（dragon lady），但他们弄错了，她不是凶而是严谨，如果你的“喝”声喉音不够，她便命你反复再说。

　　有所谓“严厉的爱”，别人感受到的是“严厉”，而我感受到的是“爱”，班上不止我一个，另有个大二生……和我同是如兰迷，下课回宿舍途中我们便游戏般，使尽所有的词汇用汉语交谈，可惜我早已和他失去联络。
　　除我之外，跟如兰开始学汉语日后成教授的包括傅高义、魏斐德、黎安友……
　　到了台湾最令我错愕的是没有人讲像如兰的汉语。我不是指大多数人说台湾话，也不是指他们讲汉语时带有很重的南方口音……而是没人讲得像如兰那么鸣钟似地清澈，而我以为“汉语”就该是那样子，恨不得要如兰到台湾纠正所有人的发音；那当然不可能，写信向她请教应怎么办，她回信说：“坚持按照我教你的这么说。”
　　……我博士论文写二十世纪初上海通俗小说的兴起，把论文献给如兰。别的研究生——恐怕我研究院的导师们在内——都很诧异，他们目中她只不过是位语言教师……但我深感若不是她把我汉语教好，我根本没法了解中国文化……
　　我搜集胡适与韦莲司的资料时，曾把杨步伟的《一个女人的自传》与《杂记赵家》以及《赵元任早年自传》草草翻过，主要是想摸清楚他们几个人之间的关系。最近重读一遍，这次想了解如兰的成长环境。
　　杨步伟真是个奇女子，1889年生长在南京一个复杂的大家庭中，三十四口人加上佣仆与为数不少的长客，住在一百二十八间的大宅里。她九岁时家搬到延龄巷宅院就更大了，有网球场、竹林、照相暗房等。她祖父杨仁山是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虽然信佛，思想先进开明，暗地里赞助革命；杨步伟两个姐姐和二姑母不愿嫁人，祖父不勉强她们，各分了田地，这在当时社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杨步伟出生时祖父在英国做参赞，祖母作主把她过继给了仍没有孩子的二房，又指腹为婚把她给大姑母做媳妇，只贪图让自己的女儿和娘家添加一层关系，杨步伟的生母舍不得也只好吞泪依从；于是杨步伟一出生便有一大堆人争着宠爱她，偏偏她淘气好动，不爱女装爱男装，大家叫她“小三少爷”；我们现在读她的自传会感到她小时简直是贾宝玉再世，却样样都反过来，而在这大家庭中最呵护她的不是祖母而是祖父。
　　杨步伟从小把自己定位为“讨厌精”，对自己聪明能干非常自豪。且看她的表白：

　　我脾气很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是跟我横来，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我看见别人有不平的事情，我总爱去多管闲事。（《自传》，一）
　　我到今天也学不会外国开会式的交际谈话，非得等一个人一串话说完了你才能说，等轮到我说时我早把我要说的话忘记了。并且碰到个贫嘴的人你不打他的岔怎么止得住他呢？（《自传》，八）
　　原来我一小，祖父一有东西分时总喜欢叫我来分，因为我总给分匀了……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别人越拿他当大人他就越做大人。我被他们这样以鼓励，就更起劲做。（《自传》，十）
　　她十九岁获祖父的支持写信去把和表弟的婚约退了。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成立，有五百多员的半文盲“女子北伐队”不知怎样打发，革命军就建立学校给她们受教育，请杨步伟去当校长，于是才二十岁的她便当了校长；校址设在一所大宅院里，前面归学校用，后面归一位军长用。不料军饷发不均学校被叛军包围，杨步伟解围有功，二十八个为首的叛兵正法时就请杨步伟监斩；她看着他们一个个被砍头，因没有辫子了，无法挂就用一个耳朵钉了挂在大门口两边。
　　杨步伟没辜负她祖父的厚望，他过世后家里许多事都靠她解决和摆平。1913年张勋攻打南京再抓革命军，那军长逃命，把妹妹和两个儿子交托她带到日本。她在东京大学女医学校以优良成绩毕业，除学了日语德文外，还学会自己烧菜，她父亲去世四十二天应由女儿送酒席上祭：

　　我说让我自己来做一桌二十四样孝菜上祭，大家一听了哄堂大笑……大姑母和一个本家舅舅嘴最尖，说，对了，你做的菜只好请死人吃……我再用这个加那个，那个加这个做出一大些叫不出名字来的菜……上过祭以后大家都来尝尝，非常的好……结果我母亲忙的分菜，一共分成四桌，全体坐下吃着夸着。大姑母第一个佩服倒了，从此只夸不骂了。（《自传》，二十八）

　　杨步伟和赵元任结婚后，放弃了和另一位女医生在北京开的医院，跟随他到麻州剑桥住了三年。赵元任1925年到清华教书，她开了诊所提倡节制生育；赵元任到华盛顿当清华留学生监督两人又在美国住了一年多；途中到欧洲玩了一年才回国；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辗转从南京、长沙、昆明逃难到美国，自此在美定居。她热心公益，常带头替中国赈灾募款，赵家成了个留美学人的活动中心。
　　温文尔雅的赵元任比杨步伟小三岁，怎样爱上这位女强人，如何能忍受她刚烈的性情，是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赵元任早年自传》大半是本来用英文写的，去世后1984年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我们读了知道他小时随做官的祖父到处搬家，十一岁父母双亡，被亲人呵护着却没什么人管，过惯优裕的生活；十七岁获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在美国十年，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和物理，再到哈佛念哲学，到处受教授们器重。
　　赵元任一向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可任他选择的太多了。他说他读完博士后，“不晓得做什么、到哪里去，不论就地理、国别而言，抑或就学术及感情而言。我获得哈佛谢尔登旅行奖学金，就该从事研究哲学，可是我却浪迹天涯而不作有计划的旅行。”他到芝加哥和加州“浪迹”了一年，犹豫很久才决定接受康奈尔的聘书去教物理，第二年请假到中国去，主要为解除长辈替他定的婚约。
　　相信聪颖过人观察力超强的他，不免有点自满，但对人对事还是习惯性地毕恭毕敬的。遇到杨步伟，他发现中国此时居然有这样有趣的漂亮女医生，总做些令人惊讶的事，向陈规挑战，却又洞悉人情事理，完全可以和他分庭抗礼，跟她在一起他永不愁沉闷，便把她当旷世珍品欣赏，甘愿让她占上风，以她为傲。
　　赵元任大概亦是杨步伟平生第一个让她心悦诚服的人。他偏于客观而抽象、含蓄、被动、怕事，这都是自己承认的；而她主见很深、伶牙俐齿、果断、最爱兴风作浪；两人却能互相尊重，相辅相成，不啻成立了个终身互慕社。
　　赵元任在中国这一年不但解决了婚姻问题，还解决了他的文化认同问题，更解决了他一生专业的问题。杨步伟写道：

　　“他早已美国化透了……可是出了一件事情使他永久在中国了，就是人不在中国，精神老是在中国了……赵元任找到了他的本行，找到他本国。因为他找到了我。”（《自传》三十三）

　　她说她丈夫因她而找到“他本国”有佐证：和胡适一样，赵元任许多价值观是在留美期间形成的，常感到有需要向朋友坦白交代他“以前的我”怎成了“现在的我”，是否背叛了当年的理想。胡适写信给韦莲司交代，赵元任起初也勤写信给韦莲司，后来干脆用英文写公开信发往中外友人，印数达数百，用绿封面装订，叫“绿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Bancroft图书馆赵元任档案里保存了他的“绿函”与他寄给韦莲司的信。他1921年4月的“绿函”说：

　　我仍“美国化”吗？如果“美国”代表西方文明的话我仍旧是的，但很奇怪，我回来马上感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我“中国”的成份还是比较多。我以为我离开美国会惘然若失，但这种感觉并不常发生而且很短暂……我1910年不喜欢北京。现在却喜欢北京。屋子里有暖气便不感到冷……我写上次的信时，可以说是以前的我，为了和人相处好往往蒙上保护色。我以前听不懂人家说“盎格鲁-萨克逊的虚伪”，因我自己也有点“盎格鲁-萨克逊”，但我最近变得比较“中国”，因此您必须把我当为一个有新想法的新人看。

　　写此信时他已决定和杨步伟结婚。
　　赵元任自传里说他中学时代便决定做个“世界公民”，从小到处漂流的他，以为四海都可以为家，但相信也感到仿佛无根浮萍似地无所适从。他现甘愿让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根深蒂固的杨步伟像一条线拴住他，让他不至离地面飘得太高太远。套胡适的话说：“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他1918年曾写信给韦莲司说他独自在麻州乡下山水间漫游，竟忘了身在何国何世。1921年8月婚后回韦莲司的信说：“你问我幸运的妻子是否会跟我一起到剑桥，应该说她幸运的丈夫跟她在一起才对。可惜我讲英语的朋友们将不易理解我这句话，因为她的思考和表达方式都是中国型的。”
　　结婚已四年后的1925年发自巴黎的“绿函”道：“我是不是在情网中？是，即使我已结了婚。跟谁相爱呢？自然是我的妻子。”又说：“我对人对事最厌恶的是什么？就是陈腔滥调和虚伪。”世界上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人比杨步伟更不虚伪更少陈腔滥调的了！
　　然而，杨步伟说赵元任因她而找到他本行却言过其实。赵元任从小便喜欢学各地方言，留学期间常和胡适讨论中国语言问题，如怎样让全国人民有共同的语言，怎样改革文字消除文盲等，有文章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他在哈佛就开始选修语言学，1920年到了北京恰巧“国语运动”如火如荼，但什么是“国语”大家议论纷纷，他被选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成员，马上把研究汉语语法，统一“国语”发音视为己任。
　　杨步伟又说赵元任不回康奈尔而到哈佛教书，目的要在哈佛进修语言学，和赵元任的说法不同。他自传里说理由是康奈尔医学院不在绮色佳而远在纽约市，哈佛的医学院就在附近，便于杨步伟准备在美国从事医务工作，但因她怀了孕作罢。两人说法不一，可能反映他们夫妻间罕有的分歧。杨步伟在《杂记赵家》里（第十九章）说他们共同生活数十年最大的争吵，便是赵元任一到美国就要她学英文而她不愿学，觉得日常生活能应付就行了，可见杨步伟没打算在美国扎根，过了三年她便催丈夫回中国。
　　父母亲密无间，往往会令儿女感到自己是外人，何况母亲事事逞强，作为长女的如兰首当其冲；杨步伟在美国仍我行我素，不时用她文法不通的英语奚落人，必定让如兰这做女儿的也会感到尴尬，对这母亲的感情更复杂。
　　杨步伟的《中国菜怎样做怎样吃》（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是1945年由赛珍珠第二任丈夫创办的John Day Company出版的，著者虽说是杨步伟，其实付诸文字的是如兰：母亲讲，女儿录，而经如兰编撰修润成书。序里有一段坦直地谈她们母女相处不融洽：

　　写这本书，我不知道骂了如兰多少趟，她回我，两人又争执不休，如果不是无数好心的朋友劝阻，我们母女关系早就完全破裂了。诸位必定了解新式女儿和我们这些自认为新式母亲间的纠葛。何况我们两人饮食、烹饪、讲话、写作的经验都不同。幸亏完成最后一章我们和解了，我现在可趁机告诉读者此书所有的长处都应归我，所有的短处都归如兰。

　　这食谱很特别，有赵元任的脚注，大多解释一个名词，但有些则是他跟杨步伟近乎打情骂俏地抬杠。
　　食谱非常畅销，英语因而多了个常用字，就是stir-fry，之前英语只有“烤”和“炸”，而没有“炒”这动词。赛珍珠又鼓动杨步伟出《自传》，这次杨步伟写，赵元任译成英文，1947年便出版了，到1967年才有台北传记文学的中文版，中文版和原版间有些出入。此书讲到她和赵元任结婚，只有几处谈她的女儿，呼名提及如兰的只有一处：

　　前些年我的女儿如兰慨叹婚姻与事业不能两全，我就骂她净背些陈旧俗套的成语，从旧思想里如何能有新眼光呢？并他（她）自己也不用着愁，因为那次的话说了没有多久他就结了婚了……（《自传》，三十四）

　　传记文学1972年又出了杨步伟的《杂记赵家》，讲到赵元任退休，写得实在说不太好，本来是在《传记文学》杂志上连载，想到哪就写到哪，而且自圆其说的心态甚重，自己也承认。序里提到预备出英文版，结果没实现，理由很明显：除上述的短处外，中文读者对陈寅恪、傅斯年、徐志摩、金岳霖等人物和赵元任本身本来就感兴趣，对英文读者来说则是一大串陌生的名字；她有时又用不屑的口吻介绍欧美风俗习惯，更不易讨好；而许多能令中国读者会心微笑的细节，英文读者也不可能领会。
　　此时杨步伟已八十多岁，谈到已届中年的女儿笔触婉转些。她坦承自己不爱带孩子，如兰主要是由父亲带大的；说如兰儿时淘气，但赞她每次到美国学业很快就赶上了。美国1941年参加盟军作战后学鐄加入海军陆战队，杨步伟对如兰怎样于学鐄入伍前夕和他订婚，在他退伍前不声不响安排好婚礼让他惊喜，有很有趣的叙述，却有一段透露她们母女间的竞争：

　　（檀香山）中国城发起开国语课……结果请了我和大女如兰两个人去教了……年老的学生在我班里，很多年纪比我大，还有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呢。年轻的在我大女班里，也是年纪比他（她）大，因为他那时才十六岁。因为他的国语实在好，又是天生的教书匠。他很知道怎么教法，就是有时常到我班里来抗议，因为我的声音大，往往他的学生不听他讲而竖起耳朵来听对门我在讲和教，他就来请我声音小点，免得两面混乱了。（《杂记赵家》，十二章）

　　我寻找胡适资料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里发现一张四人合照的相片，除胡适和儿子祖望外，有位潇洒的年轻人和位穿白衣的中年女子，我怀疑那女子就是胡适40年代的护士与情人，而小子是胡适好友金融家徐新六的儿子徐大春。徐新六1938年乘的飞机被日军轰炸身亡，胡适和当时在上海办保险业的美国人施太尔（C.V.Starr）负起监督徐大春受教育的责任；后来徐大春成了施太尔的左右手；施太尔无子嗣，设立了个庞大的慈善基金会，徐大春多年任其会长，造福各地教育机构，包括冠Starr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加大伯克利校区的东亚图书馆。我到纽约拜访久仰大名的徐大春，他老先生健谈得很，呵呵大笑说我猜的一点都没错。谈到赵元任，他说他40年代有个暑假在赵家住，赵伯母很喜欢他，常要他陪她去买菜，但喜欢骂人。他亲眼见到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到赵家赴宴，受她奚落没吃完就含泪离席——这费正清夫人也并不是轻易让人欺负的——“可怜如兰长期活在她母亲的影子下。”他感慨地说。
　　赵元任是个明白人，我们读了如兰的《素描式的自传》，就知他完全了解杨步伟的脾气大大压缩了孩子们的空间，刻意为孩子开辟另一个园地，是杨步伟没兴趣侵入的，这园地就是音乐。所幸四个女儿都有他的音乐基因，尤其是长女如兰。
　　从《素描式的自传》叙述的另件事里，也见得赵元任确是位不平凡的父亲，他1938年决定携妻女赴美避难，为帮助女儿练习听英文，在昆明每天读一段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给她们听。这部书关于一个被父亲虐待而逃家的男孩，遇上一位偷跑出来的黑奴，两人相濡以沫。此书在当时是具争议性的，内有不少粗话，而且暴露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残酷，并不是一般父亲替十来岁女孩选择的读物。
　　《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附了如兰本来用英文写的《我父亲的音乐生活》，说赵元任有个爱吹笛子的父亲和会唱昆曲的母亲，自幼受音乐熏陶，到了美国又正式学和声、对位、声乐和作曲，还学了几年钢琴。他在康奈尔时把《老八板》和《湘江浪》改编为风琴曲，曾由该校的风琴师公开演奏，他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集》收集了替刘半农、胡适和徐志摩这些朋友的新诗谱的曲，常采用中国传统音乐词汇。如兰说她父亲晚期的作品把东西方音乐的特色成功地糅合了。
　　这《全集》也附了《新诗歌集》原序，讨论国乐和西乐的同异，替中国诗配音乐应怎样处理平仄和平上去入等。赵元任说他写的歌曲预料中国人听了仍感到它是外国音乐，而西方人听了则会觉得它不是中国音乐，因为他们认为中国音乐是只用五个音阶，全篇用传统和声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全国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来参观”。他说要看音乐好不好，就问和它长期相伴会不会仍觉得它可爱、温暖、生动。
　　如兰继承了她父亲对节奏、旋律和音色特别灵敏的触觉。读了《素描式的自传》，我们就知道音乐成了她和这位不多说话的父亲间的共同语言，也成为她探索四周复杂纷纭的环境的管道。透过音乐，她可以撇开心烦的政治，领会家里老妈子和街上贩夫走卒的心情，流离失所难民们的苦痛，到前线冲锋陷阵的军人的感受，以及欧美人的情怀；对她来说不管局势如何，谁是谁非，这些情感是真挚的，而反映真感情的音乐都值得珍惜。于是她有机会便搜集民间音乐，试图厘清各种流派，探讨音乐跟日常生活、跟戏剧的关系，从而扩展了中国音乐研究的领域。
　　《素描式的自传》是如兰为《中国音乐研究会学刊》（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创刊号写的。如兰和她的学生以及她学生的学生，便是这学会的主要支柱。这篇很长的“上文”没有下文，而且说是自传，很大程度上还是写她父亲。
　　记得我和如兰谈到胡适时，她突然说她父亲和胡适不同，是个过私人生活的人。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想：“令尊在许多人眼中亦是个公众人物！”现在才领悟这是如兰替她父亲的定位，也是替自己的定位。只因如兰是赵元任的女儿，人们对她有太多的“想当然”了；身世显赫的她，能够远离是非过平实的生活实在不易，多少名人子女被毁了。其实她的处境很复杂，说也说不清，而且一不小心就仿佛是炫耀。她不谈自己是一种保护色，防止自己成了他人各样投射的产物。
　　如兰没有她那一代女人常有的心计或浮躁，因她没有那种需要，她尽可以安心生命的筵席上有她的座位。是的，如兰是个命运的宠儿，但她执意不让自己被惯坏。她的作风和她母亲恰恰相反，却可以说体现了她父亲心目中的理想音乐——糅合东方和西方的特色，和她在一起长久觉得她可爱、温暖、有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