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地虽近而心渐远：17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日本

葛兆光，历史学家、思想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何为中国》《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

编者按：7月23日曾推送了葛兆光先生的“明朝后无中国”——再谈17世纪以来中朝日间的相互认识，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和关注。今日补发葛先生在该文中提到的前一篇文章，以飨读者诸君。此篇推送发布在前，23日的那篇在后。因此篇是从繁体PDF文档转成，虽经修正，但错字、标点仍不免，诸位可予以指正。

      同时附上编者为上一篇所写的一段读后感，权作抛砖引玉：

      礼失求诸野，礼失求诸外。追索明清朝鲜、琉球、安南、蒙古、暹罗以及日本等国在“天下秩序”的构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他们在与“天朝”互动中如何强化了自我认同并最终脱离秩序而走向近代国际关系，等等，为我们提供了反观从天下到国家的一个域外视角，也勾勒出“天朝上国”与“蕞尔小邦”的文化心理图景的嬗变过程。由此看来，“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进路和极强的问题意识，启发的绝不仅仅是研究场域，而是越来越进入更深广的场景中了。这也是我不断关注葛兆光教授此方面研究的重要原因。

地虽近而心渐远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

China, Korea and Japan since Mid-17th Century

葛兆光 讲演

高翔飞 记录

壹、前言

今天我要向大家报告的，是一个有关亚洲或者说东亚的历史与文化认同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就这个问题，近五、六年以来我一直跟国内外的一些朋友有争论。记得二○○○年我去日本，就和东京的一些日本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了。到了二○○二年，我到台湾开会，当时台湾大学建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作为台湾最重要的文科研究基地，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讲“东亚”或“亚洲”，所以，我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想像的，还是实际的──关于晚清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论说》，后来也发表在《台大历史学报》上。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因为很多人要把“亚洲”或者“东亚”当作一个研究空间，当作一个具有共同性、同一性的历史空间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并不追究这个“东亚”或者“亚洲“是否在历史上、文化上一直就有认同，却把它看成像老欧洲一样，好像自然而然就是在历史上、文化上有同一性似的，所以，有一些人主张建立亚洲的知识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意思是与“欧洲”互为他者，可是，我总觉得这种想法缺乏历史感，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会后我还曾经和出席会议的林毓生先生简短地讨论过。到了二○○三年，我去韩国参加大文化讨论会，又和韩国学者有一些讨论。一直到二○○五年一月份，我到东京大学文学部去演讲，会上包括法学部的渡边浩教授、文学部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小岛毅、一桥大学的坂元宏子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尾崎文昭教授等很有名的研究日本、研究中国的教授，都在一起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就是在二○○五年四月，东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东京大学二○○五论坛“，这个论坛，最后让我和渡边浩教授进行了总结评论。于是，我又开始老调重弹，我发现，我的观点可能使那些主张亚洲研究或者强调亚洲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朋友听得不太愉快，但我认为自己已经讲的很委婉和客气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要和大家交代一下的背景。

贰、东亚或亚洲：想像的同一性与实际的差异性

大家知道，在中国学术界，大凡搞文化比较的人，所用的比较单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东就是西”，就是东方对西方。换句话说，我们一开始走的就是“东西文化之比较”这条路，从梁漱溟开始，而且，“东方”实际上就是中国，仔细想想，除了甲午战争之后的那几年，在文化上，中国学界并不怎么关心日本、朝鲜等其他国家，就像将他们当成裤腰上栓的小挂件似的，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中国一开始做的文化比较，总是“东”和“西”，或者“中”和“西”，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所以，我们通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至少在明清、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真正有重要影响的，是东亚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等，而西边，是中亚和南亚诸国。那个时候的所谓“中”和“西”还不大成为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常常忽略邻居而关注远客？为什么学者总是“中”“西”比较，而不太像日本、韩国学者那样，习惯考虑“亚洲”这个空间和概念？这是有它的背景的。

第一个背景，它和中国传统的天朝大国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好的观念，这种自大的观念是有它的问题的──由于长期以来作为朝贡体制的宗主国，那种历史记忆在中国人的心目里是很深的。特别是在晚清以后，中国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恰恰被逼出激烈的民族情绪，因此要凸显中国中心的意图就十分明显。所以，一般来说，他们不太愿意去谈论亚洲。尽管有些日本学者用孙中山的例子来证明“亚洲主义”在中国也曾得到呼应，但是请大家务必记住，这有点儿是一厢情愿。孙中山当时讲亚洲主义的背景，是当时他在神户，并且有求于日本，而且是日本人要求他讲这个题目。所以，历史上总是自居大国的中国人，通常不太会把亚洲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共同体，或者是一个文化区域。这是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跟中国特殊的，即晚清以后废除科举进入现代西方学科体制有关。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历史学自从进入现代大学体制以后，很快，就彻头彻尾的接受了一些区隔的观念，尤其是大陆的大学。历史系分世界史和中国史，可世界史不管中国史，中国史不管世界史，我们是“没有世界的中国史“和“没有中国的世界史”。譬如现在有很多学世界史的人，洋文讲得很好，西方的事情也知道的很多，可是对于中国却不怎么了解，于是，就像洋人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一样，世界近代史里看不到中国的身影。而中国史的研究者呢？也不太懂世界史或者亚洲史，像周一良那样兼通中西的学者太少，好像都被“专门化”了，铁路员警，只管一段。所以我们说，确实我们存在学科体制的问题。

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中国人也许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总觉得，日本和朝鲜和我们是同文同种，他们都是学了我大中华的文化，是吃一个奶妈的奶长大的，说明了中国也就说明了他们了，其实这是不了解日本和朝鲜，中国和日本、朝鲜的文化差异，未必比中国和法兰西、英吉利的文化差异要小。地理的接近不能证明文化的相似，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也不能证明现在文化上的一致，特别是经历了近几个世纪的天翻地覆，更不能停留在汉唐时代来想像异国。

所以，你如果说“亚洲”这个概念的话，中国即使有研究亚洲的学者，通常他也在一个不包括中国的亚洲史里面。反过来看日本，日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学科传统：从明治以后，他们的历史研究是是三分天下：西洋史、东洋史、本国史（日本的历史学科分布与中国不太一样）。这个“东洋史”在很大程度上，虽然和我们所说的亚洲史即没有日本的亚洲史可以重叠，但是，他们的东洋史和本国史又始终分不开。我想这也有三条原因：第一，在文化传统上，日本一直离不开紧靠着它的中国和朝鲜──当它回头东望的时候只有茫茫的大海，而西面则有隔着对马海峡的朝鲜以及庞大的中国。所以，它一直离不开后两者，即使他们在书写自己本国史的时候，由于这种密切关系的存在，研究日本史的人多多少少要知道朝鲜和中国的历史，这是它的传统。第二，自从江户时代以来，日本人为了确立自我，要挣脱中华帝国文化阴影的笼罩，在确立自我的时候，一定要确立自我的对立面即他者。这个他者，在日本来说就是中国，也就是确立“中国跟我是不同的、分开的”这种概念，子安宣邦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巨大的他者：中国”。过去，很多日本人受到中国影响，观念上会认为，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确立自我主体意识的时候，首先会把中国、朝鲜与自己分开，只有分开，才能划清界限，才能确立自己的存在。所以，那个时候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三分天下的情况──对于日本作为他者的“东洋”、跟东洋作为对照的“西洋”、自己也就是在东洋和西洋之间自称是“中华”的日本。

但是，要分开，就得先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反而使东洋和日本的历史之间，有了纠缠的关联。第三，从明治以来，日本有一个“脱亚”的思潮，但是，脱亚很难，“入欧”也是入不了的，到现在也是如此呀，即使它可以参加西方八国会议，人家也不大把它看成是真的西方。入不了怎么办呢？在十九世纪末打败中国、二十世纪初打败了俄国以后，日本的心里面很自豪，因为不仅过去强大的中国，连西方诸强之一俄国也为我所败。但是，当他要取代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霸主地位的时候，发现自己受到一系列的抵制，甚至连法国、英国都不允许他取代俄国的地位。于是，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德富苏峰的，就大哭，很悲伤，没想到折腾了半天，日本还是被欧洲排除在“西方”的外面。于是，此时日本出现了一个反向的运动，叫做“亚洲主义”，就是强调自己同亚洲的连带关系。这其实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思潮的一个前身。既然入不了西方，倒不如在自己已经比较强大的情况下，联合亚洲其他国家组成一个联盟，自己做“盟主”（めぃしゅぅ），同英美等西方世界对抗。这就如日本在二战侵华战争中所打的旗号一样，“将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可是，在这里面就有一个亚洲或者东亚谁是盟主的问题，日本人当然的认为自己是盟主，由此，日本就产生了所谓的“亚洲主义”或者说“亚洲连带论”。当时就有许多日本学者跟着当时的政治思潮而产生了一种要把亚洲作为一个空间来研究，建立一个亚洲文化或者知识共同体的一个想法。

最近这些年来，我感觉到特别麻烦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日本、韩国很多学者，几乎可以说是主流学者，在书写历史的时候，研究文化的时候，都喜欢用“亚洲”这个单位。从宫崎市定以后，他们就特别爱讲“ァジァ史”，这简直成了风靡一时的东西。到了九○年代，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高峰和热潮。比如说，在中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沟口雄三这样的学者，他和其他日本学者主编了一套影响很大的书，一共七册，叫做《ァジァから思ぇ》即《从亚洲出发思考》，同时，日本和韩国学者又写了一系列以亚洲或东亚为主题的书。大家记住，这个时候说的亚洲，实际上就是东亚。

可是，日本和韩国学者的这一些做法和想法很有吸引力，现在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学者，也去谈论亚洲和东亚。我当然理解，用亚洲作为一个空间单位来研究历史，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性，这是它的好处，我们也承认它的意义，但是也要注意，在谈论这个“亚洲“或者“东亚”的时候，人们也很容易忽略一些历史问题。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我对这个“历史问题”的看法。请注意，在标题上，我们用“十七世纪中叶”这个词语，实际上讲的就是满清帝国。满清帝国是一六四四年建立的。

参、明以后无中国：朝鲜人这样看清帝国

我们首先来看朝鲜。下面是一个朝鲜使者来中国写的诗：“自古中华帝者都，只今回曩涕空双。山川不是陵为谷，风景殊非河异江。万代衣冠终泯灭，百年流俗尽蒙丧。夜来僧舍愁无寐，月满空庭风打窗。”在他的诗句里，过去的北京还是“帝者都”，用“帝者都”这个词，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还是认同中国就是明帝国的。但是，大家看到诗中提到：“万代衣冠终泯灭”，这就不同了，为何朝鲜人会这样说呢？这便是下面要说的故事了。

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看《燕行录》，而《燕行录》就是朝鲜使者到中国来出差，写的日记、散文或诗歌。这种日记是非常细致的。现在的韩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已经编了一共一百零六册。其中明代的有一些，主要是清代的，满清帝国在一六四四年建立以后，这两三百年间，正月、冬至、贺岁时以及皇帝生日等等时间，朝鲜的使者要到北京来朝贺，他们对中国的观察，非常仔细，仔细到让人简直不能想像的地步。同时，这些资料非常的多，现在有一百卷是韩国教授林基中他们自己编辑出版的，还有六卷是日本学者，京都大学的夫马进教授搜集了在日本保存下来的《燕行录》。我看过其中的大部分后，有很深的感触。给大家讲几点──我姑且举些例子来讲。

第一点感受非常深的是，他们对满清，从文化上是很蔑视和仇恨的，鄙夷之心简直是不得了。那鄙夷表现在哪里呢？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就是看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打扮。因为衣服是一种民族、传统和文化的象征物。

说起来，历代中国政府对朝鲜是另眼相看的，为什么呢？古代中国王朝历来认为，周边蛮夷之中，最接近中国的，就是朝鲜，是化外之人里面最化内的人──也就是说，是野蛮人里面最文明的。大家看到，当各种《职贡图》画朝鲜国的官员的时候，这个衣服、官帽、袍子，都很像明帝国的。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朝鲜人在明代的时候，不止是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也认同明帝国。他们认为，明代的汉族政权象征和代表着中华文化，所以不止政治上臣服，在文化上也认同。他们在穿衣服上，完全模仿的是汉族人，也就是大明衣冠。大家看《皇清职贡图》上的“高丽国民人”，朝鲜的老百姓即使没有带乌纱帽，他们穿着的也是汉族的衣服。

可是，当朝鲜朝贡使者到满清帝国来出差的时候，他沿路所有看到的人都是梳着辫子、穿着满清衣服的，于是他心里马上产生了一个感觉：这一国的人显然已经变成夷狄了，因为他们穿的都已经是夷狄的衣服了嘛。这些朝鲜人有时也很刁钻，我可能看到过《燕行录》里面有上百处这样的记录和描述，朝鲜使者到中国，总要故意问汉族人，“你们看我们穿的衣服怎么样？“这些穿着满清衣服的汉族人就比较不好意思。他们接着还会再追问，“你们知道我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吗？”这些汉族人就很尴尬了，只好说“这是前朝的衣冠。“朝鲜人接着说：“你们怎么不穿呢？”怎么回答呢？汉族人无可奈何，就只好说，“遵时尔。”所谓“遵时”就是遵守时王之制。可这个时候朝鲜人就特别自豪。自豪背后，就是深深的鄙夷，就是对汉族中国人的特别鄙夷，非常瞧不起汉族中国人。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已经是野蛮人了嘛，因为你们穿着野蛮人的衣服。

当然，他们也非常敏感地注意到三种情况下，人还在穿汉族服装。第一，除了遗民之外，还有在戏台上的演戏人也穿大汉衣冠。朝鲜使者讽刺中国人说，这种明明是很正式的庄严的汉族衣冠，竟然变成了戏台上的玩意儿，“大汉冠服，尽成场戏之装”。但是，他又反过来一想，这也许是汉族中国人不得已的计谋，把“大汉遗志”保存在戏台上，恐怕是保存民族主义的一种方法吧。第二，妇女还穿汉装，大家都知道，清朝有“男降女不降”之说，男的都必须剃头、穿满族的衣服。可是女的呢？好像还是可以保留旧时装束的。于是，朝鲜人就注意到中国culture现在果然完蛋了，男的都完了，只有女的还保留着大汉传统，恐怕这是将来“以阴覆阳之兆也”。还有第三是什么？他们很自豪，那就是朝鲜、安南、琉球等等外国使者。他们想，朝鲜、琉球、安南出使到北京的使臣，穿着大明衣冠招摇过市，等于在给汉族中国人昭示，你们的祖先是这个样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像，当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到满清帝国里来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对自己文化的自豪，和对满清帝国文化的鄙夷。这种鄙夷，不止包含衣服，还包括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宗的程朱理学。

朝鲜人的固执大家应该已经有所耳闻，直到现在，朝鲜人令人敬佩的和让人生气的，都是这一点，他们固执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坚守程朱理学是坚决不动摇的。到了中国来一看，发现风气大变，所以，他们左边把“王阳明之学“批一通，右边把流行的干嘉考据学批一通，只有“我们的”程朱理学是最正宗的。为什么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朝鲜当时有“两班制度”。两班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在朝鲜人中，只有世家子弟才有参加科举的权力。只有世家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就形成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由于不大流动，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自豪和自负，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经验捍卫特别固执。他们坚持说，你们清帝国根本不是程朱理学，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朱子之学”。不管当时中国的士大夫怎么跟他说，他总是认为，天下最好的就是程朱理学，朱子之学要始终坚持不动摇。

特别是，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礼崩乐坏现象，觉得这就是中国程朱理学败坏产生的结果。他们看到的主要是什么呢？第一，丧礼用乐，这个在《朱子家礼》中是没有的。所以，朝鲜人从现在的义州、凤凰城经辽东过来。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吹吹打打的丧礼，就非常生气。按照他们的理解，丧礼要寄托人的哀思，怎么能够吹吹打打呢。这就是伦理沦丧，程朱理学没坚持好的结果。第二，他们沿路看到，很多佛教的寺院和关帝庙，比孔庙还要庄严辉煌，他也很生气，认为这是由于夷狄主政，不能坚持儒家正宗理学的缘故，这倒不是冤枉，因为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相当崇拜关公，庄吉发有一篇文章就讲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爱看《三国演义》，所以在天命年间（1616-1626）在辽东就建了庙祭祀关公，到了干隆年间，朝鲜使者经过的盛京即辽东地区，竟然有九十座关帝庙。第三，他们特别看不惯的是男女无别。他们看到，满清帝国里怎么会女主人坐在车里面，男的奴才在前面赶车，而且居然可以回头和女主人聊聊天，他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生气。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观念来讲，这是男女平等啊、社会进步了，可是在他们坚持的传统观念看来，男女授受不亲，这是伦理崩溃，满清王朝的一般民众在这一点上，可能确实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第四，士人从商，这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一个进步。但是，当朝鲜使者──这些使者当然都是士大夫──看到连大学士都去经商，他们就很不屑。所以说，中华文化沦丧已极，而且“明以后无中国“，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个“中国”在他们心中就是“中华文化”，他们觉得，到了清代，文化已经沦丧。

再举两个有趣的例子。

一个是蓟州城外的安、杨庙，当每个使团快到北京的时候，都要经过蓟州，他们总看到一个不能容忍的事情，那就是，城东的山上有安禄山的庙，这本来就已经不对了。按照传统观念，安禄山是反抗大唐王朝公然造反的逆臣。但是，更不可思议的是，人们竟然在旁边再造一座杨贵妃的庙，把传说里的安李暧昧关系，居然变成公开祭祀的合理关系，他们就很愤怒，在他们的日记里、诗歌里愤怒地抨击这个怪现象。

另一个有趣的是关于江南女子季文兰的故事，据说一个叫季文兰的江南女子被满族将军王章京掳去沈阳，而这个季文兰是江南虞尚卿秀才的老婆。她在经过离北京不远的榛子店的时候，在墙壁上写了一首诗：“椎髻空怜昔日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这是一个悲悲切切的故事。这首诗写在墙上，到康熙二十二年，朝鲜使者金锡胄看见了，非常同情这个女子，和了一首“绰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他想像这个季文兰的故事，是满清灭掉明朝时，满人杀死了她的丈夫，又把这个女子掳到沈阳去了。可是，几年以后，这堵有诗的墙已经没有了，但每一个朝鲜使者路过，都要想像着去题诗，越来越多，都是想像一个美丽女子被掳到野蛮的满族地区沈阳去了。这是一个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生离死别的故事。至今留下了上百首诗，而且越写越玄，越写越动人，故事越写越多，最后一直想像到这个女子到了沈阳，被这个王将军的大老婆欺负得几乎要投缳自杀。

可是这个故事，请大家记住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呢。首先，她题诗那一年是戊午，可是戊午这一年是哪一年？难道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年？可那个时候并没有在江南打仗呀。实际上，这个戊午是康熙十七年，这时候的战争，是康熙和吴三桂的战争。其实，有人已经很明确的透露了这个消息，显然这个季文兰的丈夫是吴三桂的部下，她是败军之将的夫人，所以，这根本不是明清易代时的一个家国悲剧。可是，一直到同治、光绪年间，还有朝鲜使者照样在写这种想像的诗，借此讽刺和抨击大清帝国。其实，朝鲜人自己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他们也知道这个“戊午”不对。但是他们视而不见，仍然固执地把它想像成明清易代的悲剧，坚持这种想像，顽固的想像另一个帝国的悲情，是在帮中国汉族人想像一个悲情故事，尽管中国人早就没有悲情了，可是朝鲜人还是在帮你想像，他们说，汉族人好悲惨，“痛杀春风上沈阳“。所以，“明以后无中国”，他们就自命为“小中华”，“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在很多文献里，他们就这样，在反反复复描述一个蛮夷的中国和文明的朝鲜。

康熙五十六年，一个叫做高时彦的朝鲜人在给通文馆冽泉楼写序的时候，说了一段很长的话，说朝鲜在文化上仰慕中华，“上自学士大夫，下至委巷之贱，莫不知尊周之为重，以血诚服事皇明数百年。至龙蛇之变，受神皇再造之恩，浃人骨髓。一自沧桑变易，陵谷贸迁之后，华夏文明之地，变为腥秽之区，数千里箕封山河，亦带牛后之耻。义人志士，掩抑悲伤，低回慷慨，常抱朱夫子所谓含怨忍痛四字于肠中者多矣“，这段话一是讲了对大明王朝的认同不止是文化仰慕，也包含万历从日本手中拯救李朝的政治感恩，二是说了明清易代以后，对于以夷变夏，甚至连累而及朝鲜也要朝拜满清的耻辱感，三是表达了一种跃跃欲试的恢复之心。这大概很能代表朝鲜士大夫的想法。大家想想，在这个时候朝鲜还会有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吗？大家知道，朝鲜李氏王朝有一个三报坛，祭祀的是明洪武皇帝、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这个坛一直保存了很久很久，甚至清朝已经建立了近二百多年，他们还一直在祭祀明朝皇帝，他为什么这么怀念明朝，难道仅仅是政治上的感恩戴德吗？

肆、华夷变态：日本人这样看清帝国

那么，再来看日本。

在日本锁国时代，日本人了解中国的一个视窗就是长崎。因为是唯一合法的通商港口的缘故，在长崎留下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资料。大家要注意，日本人对中国人资料的搜集是无与伦比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中国人的大国心态太严重，总觉得日本只是撮尔岛夷，不必挂齿，可是日本却不是，仅仅是《华夷变态》，它就记载了顺治元年（ 1644）到雍正二年（ 1724），一共八十一年之中二千三百多份记录。当时，在长崎，只要有来自中国的船，日本官方就要讯问和记录，这记录叫做“唐风说”，就是用来了解中国的，让你来汇报中国的情况如何。他们通常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大约有二百多个，可是，常常问的里面，有“有攻击他国增广土地之意耶”、“宰相之外，有器识雅量之人乎“、“何省何所为重”、“防日本何处为要”、“防外国之大略为何“、“古今共传要地之事情如何”、“风俗人情有何变异”等等。

那么，这书为什么叫《华夷变态》？就是他们认为，清帝国由华变成了夷。记这个由华变夷的历史的《华夷变态》，主要就是根据对来长崎贸易的清人的笔讯记录而成的，二千三百多份记录，再加上《唐通事会所日录》、《古今华夷通商考》等等，这些资料很多很多。日本人关心的很多问题都在这里面。比如第一卷的《大明论》就是当时明帝国遗民写的，日本人关心明朝到底怎么样呀。那么，清到底怎么样呢，里面又有《清夷论》。在这里面，有关于康熙皇帝南巡杭州西湖、有汤斌如何以儒家学说教导太子、有满族统治如何用汉土遗俗、有各省如何办学、有哪里灾荒和海啸，连雍正的硃批谕旨都知道，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之多之细。我总觉得，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一直是非常细致的。从《华夷变态》，到后来清末由日本外务省编的《清国事情》，细致到那种程度，我们都觉得太震撼了。就是说，他对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对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明一暗之间，差别就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从《华夷变态》到《唐通事会所日录》，到后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各种调查报告。日本人对中国保持了高度的关心，就是在这种关心基础上，日本人对当时的中国很了解，而在这个了解的基础上，他们也对清帝国的文化产生了极度的鄙夷。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他们和朝鲜人一样，觉得“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所以，明清之间中国已经从文明国家变成了野蛮国家了，中国从衣服、音乐，到礼仪之制，基本上都已经蛮夷化了。所谓蛮夷化，就是说，日本人觉得中国已经从汉族文明变成了满族制度。有一个南京船的中国人船主，看来是很有一点儿文化的，由于意外事故漂流到了长崎之外的日本岸上，有一个日本文人和他交流，对他说：我这里有一件衣服，你来看看呀。并问，这是什么衣服？他不知道。日本人就教导他说：“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用现代话说，就是这是古代中国的深衣之制啊，司马光、朱熹一直坚持的文明服饰，难道你们中国人不知道？然后，又戴个帽子给他看，问：这是什么帽子？也不知道。日本人说这是“程子冠”，他们很惊诧，连程颐、程颢的“程子冠”，你们竟然也不知道？又有人问，那么，你们的朝廷宗庙之乐是什么？这次中国人担心受到讽刺，便朝古老的历史讲，说我们朝廷是唐代的音乐，祭孔是周代的古乐。但日本人追根究底，认为他们有意掩饰，说在满清皇帝之前怎么会奏周乐，明明是蛮狄之乐。特别是日本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动不动就故意问汉族船员，你们的辫子是怎么回事？并且常常讲“贵邦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弄得清国人很尴尬，只能含含糊糊地绕着弯高挂免战牌。

第二个，文献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些日本人很刁钻地追问当时中国商人，满清皇帝是哪里出身的人？一些中国人被他们追问不已，情急之下便撒谎说，我们中国的皇帝是江南人。可日本人不依不饶，故意揭穿他们说，听说皇帝是出身在长白山呀，长白山在江南哪个州啊？于是，中国人只好解围说，先生博学多识，于中国书无所不通。你今天问起这件事情，我们不好说。不过，这件事情呀，对别人不能说，可告诉你没有关系，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们的那个皇帝，确实是长白那一带的人。原本以为到此结束，没想到日本人更得寸进尺，接着说了一个更让中国人难堪的传说，据说在奴儿干地方有一个习惯，要贴祖宗的像。据说满清皇帝的祖宗是姓源的后代，就是《源氏物语》的源氏的后人。这个意思，在我们看来就好像是说，“日本人是中国皇帝的祖宗。”结果逼得一个中国人朱柳桥只好承认说，“我们也听说了，他好像是日本人的后代，是姓源，据说康熙皇帝自己也说过的。”

整个清代，虽然有锁国的政策，但是由于长崎的通商，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想像和知识还是不少的，大家可以看三个资料，一是寺岛安良《和汉三才图会》（1712），一是长崎唐通事中川忠英编的《清俗记闻》（1799），一是冈田玉山的《唐土名胜图会》（1805），可是在文化上，日本越来越对汉唐中华留有美好回忆，而对现实中国有一种实际鄙夷。十七世纪后期的《鹅峰先生林学士文集》里面有一篇《吴郑论》，里面说，“鞑虏掠华，殆四十年，……本朝升平，西海波稳”，这是一个对比，在日本人看来，大日本有着光辉的历史，所谓“邃古神功皇后征三韩，光烛海外，至今千万岁，一姓连绵，生民仰之，可不谓至治哉？“而中国呢？用他们的话说，“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怎么会瞧得起满清帝国呢？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当清帝国还是在朝贡体制的想像当中大而化之地去了解日本的时候，日本却非常了解中国，在他们心目中，因为他们坚持的是汉唐中华文明旧制，所以，他们认为，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华。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对满清帝国的文化越来越多地生出了鄙夷之心。

伍、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亚认同的崩溃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东亚文化圈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还存在不存在？我们先来看日本。自从十五世纪足利义满以来，虽然对马藩曾经盗用“日本国王”名义进贡中国，但是足利氏已经不再对中国进贡了，而丰臣秀吉在一五八七年——一五八七年在日本的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发布了驱逐天主教士的命令，宣布日本是神国，并且在一五九二年出兵朝鲜，这就是著名的“壬辰之变”。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完全不顾及明帝国的威势，开始了东亚争霸的征途。丰臣秀吉在一五九六年干脆拒绝了明王朝的册封，并且非常明确的宣布，要建立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大帝国。丰臣秀吉一五九二年打到朝鲜，和后来明朝的皇帝万历派去救朝鲜的中国军队，打的一塌糊涂。后来，只是因为丰臣秀吉病死，日本人才退兵。在此之后继承他的是德川家康和德川家光，日本进入了幕府时代。德川家康这些人，他们逐渐统一了日本，国力开始强大，不仅要求和中国对等贸易，而且实际上对当时中国更有不屑的心思。即使是那些读中国书读的很多的文化人，也对中国产生了一种要分庭抗礼的想法。特别是当满清打败明朝，入主中原之后，当时中国曾经有黄宗羲、郑成功等等，多次去日本乞师，就是请求军事援助。那个时候，德川家光曾经非常想帮助明朝遗臣打击满清，这也是一种争霸。只是当时有人觉得不可轻易出兵，务必三思而行，在犹豫之间，当他几乎决定要出兵的时候，在福州的唐王政权被打败了，郑成功退到了台湾，这个时候他才放弃了出兵中国的计划。所以，在这时，很多日本人都已经对满清有很大的敌视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日本非常有名的近松门左卫门编的一个戏剧《国姓爷合战》。它想像的就是一个日本人的后裔，为了恢复民族权力，愤而起兵。这个日本人后裔就是郑成功。大家可以看，当时很多日本的学者对中国是很不屑的。大家知道，按照丸山真男的研究，日本近代思想史是朱子学、古学、到国学这个逐渐“去中国化”的脉络，但是，即使是最初的朱子学者，也说对中国很不屑的话。比如说林罗山，他的儿子就是《华夷变态》的编者，他在序文里就说得很清楚：“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另一个叫做山崎暗斋的朱子学者，曾经和学生讨论，我们现在尊奉孔孟，可是，如果现在中国以孔子为主帅，以孟子为副帅来打我们，我们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他就说：我告诉你们，要一鼓而擒之，这样我们就是真孔孟。而古学者山鹿素行，在《谪居童问》中，也曾经说应当将日本称为本朝，把清帝国称为“异朝”，在一六六九年编的《中朝事实》又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因为他们是万世一系，文化文明是绵绵不绝的。到了国学派起来的时候，这些人提倡国学，实际上就是去古典中国化，所谓国学，就是日本自己的学，日本固有的学问。这时，其实就已经确定了日本学说高于原本所崇尚的中华学问这样一个阶序。

接着来看朝鲜。尽管在整个满清帝国时代，朝鲜表面上都向清朝朝贡，但是这是政治上的臣服，朝鲜上层文化人从心理上对满清帝国的仇恨从来没有消失过。我们看一个例证，现在在韩国的首尔（也就是汉城）有一座碑，这个碑叫“大清皇帝记功碑”，过去也叫做三田渡碑，因为过去它立在汉江边上一个叫做三田渡的地方。这座碑是一六二七年皇太极打败朝鲜人、迫使他们签定城下之盟所立的碑，这个碑里有一句话很刺激人，意思是你投降，让你保全，不然，就统统杀了你们。大家知道，朝鲜人曾经因为万历皇帝派兵在日本丰臣秀吉手里救过他们，所以一直非常感激明朝，但是，对于打败他们的皇太极以及皇太极的后人，却一直是非常痛恨的。这就是为什么朝鲜人一直对满清怀有刻骨的仇恨的一个原因。在我看《燕行录全集》的过程中，看到几乎到处是蔑视和辱骂清帝国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话，这样，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承认大清帝国的宗主地位，在文化上，对中国的认同就渐渐变化了。大家再可以看三个小故事，第一个，过去朝鲜人承认殷商的箕子是他们的祖先，可是，后来慢慢变成了说祖先是檀君，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白鸟库吉的有名的论文《檀君考》和李光涛的论文《箕子朝鲜》。大家知道，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责任，是建立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这最重要的是寻根问祖。这种认同的方法之一，就是确立一个神话人物当民族共同的祖先，朝鲜人渐渐多谈檀君而少谈箕子了。因为箕子是殷商朝，也就是中国古人，为什么要奉一个“外国人”作祖先呢？这道理容易理解。第二个故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田渡记功碑。台湾的陈捷先教授曾经考察过近代韩国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这个记功碑在一九五二年被大韩独立青年团砸过，因为是朝鲜的耻辱嘛，所以一九五五年，被李承晚政权下令推到汉江里面，朝鲜人很痛恨这个记载着耻辱的东西。直到一九五九年，李承晚政权说是要保护文物，才又把它捞上来，安放在松坡洞，作为国家文物一○一号，成了一个提醒民族记忆的耻辱柱。你说这是不是很能反映朝鲜民族的民族意识？第三个故事，是一九九三年我去韩国访问的时候，曾经到过汉城奥运会组织者之一金集的家，他听说我懂一点历史，所以在那里就老是问我，《好太王碑》如何如何，我们朝鲜跟日本的历史谁长？这是很民族主义的话题，其实他要提醒我的，是朝鲜历史的久远和独立，大家只要想一想近年来韩国和中国之间，关于“高句丽”的争论就知道了。

陆、结论：地虽近而心渐远

显然，从历史上看，简单地谈论“亚洲”或者“东亚”，把亚洲或东亚当作一个不需要历史论证的、似乎现成的共同体，会产生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它想像了一个具有共同性和同一性的亚洲，而忽略了亚洲和东亚的内在差异。中国、朝鲜和日本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差异可能比中国和英国、中国和法国的差异更大，未必中国和日本的差异就小──我们不可以用黄皮肤、黑头发这样的表面现象去想像文化，文化和人种是两回事──所谓“同文同种”，是很有疑问的。

第二个问题是，它忽略了东亚的历史变化。实际上东亚文明的“一体性”，常常只是想像中的汉唐中华的时代。我们通常讲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一类的概念，却常常忽略了实际上从汉唐以来到明清，历史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国家、这些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汉唐时代共同接受的中华文明，到了宋元明清时代的朝鲜、中国和日本，恐怕已经渐渐演化成了各自的文化。如果说，过去曾经有过一个共同基础的话，我们可以相信西岛定生等人的说法，文化认同是建立在汉唐中国文化的法律、文字、儒家观念、佛教等等共用的文明基础上的。可是到了明清以后，真的还有这个认同吗？

第三个问题是，当我们想像一个亚洲或东亚的同一性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个新疑问，怎么解释在同一性文化中间的这三个国家──中国、朝鲜和日本──在进入所谓全球性的近代的时候，它们的经历和路程是不一样的。

所以，包括我在北京大学的“东大论坛”上的发言（论坛的题目是“亚洲视野中的中国学“），我就一直在讲，我同意用“亚洲视野”这个词，但是，亚洲视野只是中国研究的背景，就是说，研究中国学的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是要考虑到亚洲这个背景，要用这个背景来解释一些问题，但是，并不是用亚洲来取代中国。实际上亚洲和远东一样，原本是来自欧洲的一个地理描述。它并没有文化上的天经地义的联系性。远东这个词，是欧洲人在描述整个地球的时候，一个空间单位──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单位而已。而在文化上，我们就必须讲清楚一个问题：实际上，所谓同文同种的东亚，表面好像有一个认同的，不言而喻的基础，可是事实上，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基础已经崩溃了，否则，你怎么来理解中国、韩国和日本现在这种彼此的小心、偏见和敌视。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十七世纪以后的三百多年中，由于历史的变迁，在文化上，东亚三国实际已经分道扬镳了，过去也许曾经有过的文化认同，只是在汉唐时代才曾经有过的，而现在只是在历史记忆中存在，它的基础已经随着东亚权势的变化而崩溃了。说起来，那个时代里，只有清帝国还固执地维持着这种朝贡体制的想像，想像着“万国来朝”的景象。所以，在东亚三国的观念世界里面，十七世纪以后，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上的“东亚”，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东亚”。在我看来，日本学者也好、韩国学者也好，要谈论亚洲认同，要谈论亚洲共同体，就需要考虑以下这些问题：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一个有着天经地义文化认同的东亚吗？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成为，或者什么时候成为过一个可以互相认同的文化共同体？日本、韩国所认同的“亚洲”，是不是中国也认同的那个亚洲？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善意的理解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关于亚洲作为历史研究和文化认同的空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共同体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东西？还是我们需要建设的东西？“我想，实际上恐怕是后者。

最近这些年，“亚洲”或者“东亚”这个词很常见，经济学家热心地讨论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和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政治学家又常常讨论一个作为可以与欧洲相比美、和美国相抗衡，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亚洲政治共同体，历史学家则由于区域研究的风气，常常希望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来讨论东亚或亚洲历史，而文化研究者则觉得，最好有一个可作为西方文化“他者”的“东方文化”或者就是“东亚文化”。这些想法当然各有各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今天给大家的报告，则是希望讨论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现实问题，虽然这个历史问题也会影响到现实，这就是从历史上看，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日本之间，在文化上已经互相不认同了。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简单地反对这个经济、政治、文化或者知识共同体，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觉得首先要讲清楚的是这几百年的历史，应当说，过去东亚的对于所谓中华文化的想像和认同，只不过是汉唐时代的那个中华，连这个想像，到了十七世纪以后都没有了，因此，未来如果能够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它的文化认同基础是需要重建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和一些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学者也许意见有分歧，当然，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包括理解他们听了我的这个意见之后，心里产生的不愉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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