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 平克（Steven Pinker），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1976年取得麦吉尔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1979年取得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1982—200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任教，潜心研究儿童的语言学习模式，最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神经学中心的掌门人。哈佛大学约翰斯通家族心理学教授。1994年，他的《语言本能》一经出版，就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并入选《美国科学家》20世纪100本最佳科学书籍。2003年被聘为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2008—2013年，被授予哈佛学院荣誉教授头衔。。
何为启蒙？1784年，康德在一篇以“启蒙”为题的文章中做了如下回答：启蒙是指“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从因“懒惰和怯懦”而服从于宗教或政治权威的“条规戒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他宣称，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它的基本条件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一个时代绝不能缔结某种条约，以阻碍后来的时代扩展眼界、增进知识、消除错误。这将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于这种进步。”康德的观点在21世纪的物理学家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所著的《无穷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一书中得到了回应。多伊奇在这部为启蒙辩护的著作中强调，只要我们大胆地运用理智，就可以在科学、政治以及道德等所有领域取得进步：乐观主义（在我主张的意义上）是这样一种理论：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知识与完备状态之间永远隔着无穷的距离。有些问题很困难，但把困难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每一种特定的恶都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乐观主义的文明是开放的，它不害怕创新，以批评的传统为基础。它的体系不断改善，这些体系所实现的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检测和消除错误的知识。何为启蒙运动？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正式的答案，因为以康德的文章所命名的那个时代并没有明确的年代界限，不像奥运会那样有开幕仪式和闭幕典礼。同时，这次运动也没有一个宗旨明确的誓言或者信条。通常来说，启蒙运动指的是18世纪的后60年，不过它可以上溯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理性时代，也可以下延至19世纪上半叶古典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科学探索对传统智慧提出了挑战，宗教战争的血腥残酷让人们记忆犹新，思想的传播和人类的交流也比以往更为迅速频繁。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找到了一条理解人类状况的新途径。在这个时期内，各种思想纷涌迭现，有些还相互矛盾，但有四个理念将它们连在一起，也就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第一个理念“理性”是重中之重，因为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要你站出来讨论生活的意义，或者其他任何问题，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给出的答案真实可靠、令人信服，那么你就是在诉诸理性，并同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给客观标准来检验。如果说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便是主张积极地运用理性的标准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不能依赖空穴之风、虚幻之源，诸如信仰、教条、神启、权威、异能、神秘主义、占卜、幻觉、直觉，或者宗教经典的阐释文本。正是理性让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位干预人类事物的拟人神。理性告诉我们，有关神迹的描述查无实据、令人生疑，宗教经典的作者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各类自然事件的发生并不会考虑人类的福祉，不同的文化信奉着不同的神，它们壁垒森严、互不相容，没有哪一个不是人类自身想象的产物。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假如三角形也有神，那么它的神一定有三条边。”不过，并非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是无神论者。其中一些人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与有神论者不同，认为上帝在将世界这台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就退居幕后，听凭世界按照自然法则存在和发展下去。另一些人则是泛神论者，他们将“上帝”作为自然法则的代名词。不过，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信奉《圣经》中那位制定律法、呼风唤雨并赐子降生的上帝。今天的许多作家往往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鼓吹与另一种错误观念混为一谈，也就是认为人类是完美无缺的理性主体。这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像康德、斯宾诺莎、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以及亚当·斯密这样的学者都是刨根问底的心理学家，他们太了解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绪和弱点。他们坚信，只有明确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人们才有克服它的希望。可见，正是因为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并不一定能保持理性，所以才必须审慎精细地运用理性。由此便引申出第二个理念：科学。所谓科学，就是对理性的加工提炼，并以此去解释世界。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所带来的各种发现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二天性，以至于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然而历史学家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提醒说，在1600年，也就是科学革命的前夕，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风暴，淹没大海上的船只。他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狼人存在，尽管碰巧在英国没有，不过迟早会在比利时发现它们。他相信女妖喀耳刻真的把奥德修斯的船员都变成了猪。他相信老鼠是从秸秆堆中自己长出来的。他相信那个时代的魔法师。他见到过传说中的独角兽的角，尽管他并没见过独角兽。他相信，如果一个人被谋杀，那么只要凶手在场，尸体就会流血。他相信世上有一种药膏，只要涂抹在匕首上，就能愈合这把匕首所造成的伤口。他相信可以通过植物的形状、颜色以及纹理来判断它的药用价值，因为上帝设计自然的目的就是让人类能够理解。他相信炼金术，尽管怀疑是否有人知道如何去做。他相信大自然讨厌真空。他相信彩虹是上帝的旨意，而彗星则是邪恶的预兆。他相信梦可以预示未来，只要能掌握解梦的方法。同样，他相信地球静止不动，日月星辰每24小时绕地一周。然而130多年后，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就不再会相信这些东西。这不但将人类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也让人类远离无谓的恐惧。社会学家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指出，在中世纪，“这种认为有某种外部力量操控日常生活的想法导致了一种集体妄想症”：暴雨、雷电、狂风、日食、月食、寒流、热浪、干旱和地震，凡此种种，都被认为是上帝发怒的征兆。如此一来，“恐惧之妖”寄居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海洋成为邪恶之域，森林里到处都是妖兽、女巫和魔鬼，以及真实存在的窃贼和凶犯。……黑夜降临之后，世界上也充满了预示各种危险的信号：彗星、流星、月食以及野兽的嚎叫。对启蒙运动思想家而言，这个从无知与迷信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既表明传统认知会犯下怎样的错误，又表明科学的方法，例如怀疑论、可谬论（fallibilism）、公开辩论以及实证检验，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指导我们获得可靠的知识。在这些知识中，也包括对自身的理解。建立一门“人的科学”的要求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并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观点各异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康德、孔多塞、狄德罗、达朗贝尔、卢梭和维柯。他们相信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并认为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他们成为诸多学科的早期实践者，而这些学科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被正式命名。他们是认知神经学家，试图通过大脑的生理机制来解释思想、情感和精神病理。他们又是进化心理学家，试图描述生命的自然状态，并辨识那些“注入我们身躯之内”的动物本能。他们还是社会心理学家，著书立说，讨论将我们结为一体的道德情感和相互对立的自私情绪，并分析那些干扰各项完美计划的短视行为。他们也是文化人类学家，挖掘旅行者和探险者的实地记录，既收集有关人类共性的数据，也关注世界不同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多样性。普遍人性的观点将我们引入第三个理念：人文主义。理性与启蒙运动思想家普遍意识到，必须为道德确立一个世俗基础，因为他们被几个世纪以来宗教屠杀的历史记忆深深困扰，例如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猎捕女巫以及欧洲的宗教战争。他们为今天所称的人文主义奠定了一个基础，也就是将全社会男女老幼的个体利益置于部落、民族、国家或者宗教的荣耀之上。真正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幸福和悲伤的是单独的个人，而非组织或团体。无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最多的人能获得最大的幸福，还是出于“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绝对律令，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看来，正是人类个体对痛苦和幸福拥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发了对道德关怀的呼吁。幸运的是，人性为响应这个呼吁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被普遍赋予了一种能力：同情。同情，有时也被称为仁慈、怜悯、恻隐等。只要拥有同情他人的能力，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同情之环向外延展，由家庭、宗族出发，去拥抱整个人类，尤其是当理性告诉我们，自己以及所属的群体并没有什么异于他人的属性。我们不得不接纳世界主义，接受世界公民的身份。这种人文情感促使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谴责宗教暴力，同时也对所处时代的世俗暴行大加声讨，例如奴隶制度、专制主义、滥用死刑，以及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轮辗、火烧之类的残酷刑罚。启蒙运动有时也被称为“人道主义革命”，因为它促成了种种野蛮行为的废止取缔，这些行为在各种文明中都曾普遍存在，而且延续了千年之久。如果废除奴隶制度和残酷刑罚都算不上进步，那这世界上就没有进步可言。由此进入第四个理念：进步。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义的引发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断扩张。因此，人类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进步。不必屈从于当前的苦难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必试图将时钟回拨，去寻找失去的黄金时代。我们不应该将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念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信仰混为一谈。浪漫主义者相信神秘的力量，相信法律和辩证法，相信斗争、演化和命运，相信古希腊人对人类时代的分期，也相信进化的动力会将人类社会推向理想之境。然而就像康德关于“增加知识、减少错误”的表述一样，启蒙运动对进步的理解并没有那么诗意，进步不过是理性和人文主义的结合。只要关注并了解法律、习俗的现实状况，并设法去改进、实践，然后保留下那些可以造福人类的措施与制度，我们就能逐渐让世界变得更好。科学本身就是在理论和实验的循环中逐步发展，在局部的挫折和倒退中累积经验、持续前进，并由此证明如何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也不能将进步的理念与20世纪的社会重塑运动混为一谈，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技术官僚和城市规划者提供方便，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之为“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 High Modernism）。这场运动否认人性的存在，否认人性对美、自然、传统和社会亲密的复杂需求。这些现代主义者从一块“干净的桌布”出发，设计出各种城市更新项目，用高速公路、摩天大楼、露天广场以及粗野无比的建筑取代充满生活气息的街道社区。他们从理论上解释说“人类将会重生”，并“生活于整体的有序关系之中”。虽然这些发展有时也被冠以“进步”一词，但这种用法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因为缺乏人文主义引导的“进步”不是进步。启蒙运动思想家并不试图去塑造人性，他们所希望的进步主要集中在人类的各项制度方面。像政府、法律、学校、市场和国际组织这样的人造系统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并由此改善人类的状况。就此而言，政府并不是一个具有神圣使命的统治机构，也不是“社会”的同义词，或者民族精神、宗教教义、种族之魂的某种化身。政府是人们依据彼此默认的社会契约而发明的一种机构，其目的是协调人们的各种行为、制止损人利己的自私举动，以此来增进公民的福祉。就像启蒙运动最著名的精神成果——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述的那样：“为了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授予而产生的。”在人们授予政府的各项权力中，惩罚是其中之一，而孟德斯鸠、切萨雷·贝卡里亚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对政府惩罚公民的权力做了重新思考。他们认为，刑罚的实施并非是为了替天行道，而是社会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在保证不造成更大伤害的前提下阻止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例如我们主张罪罚相当，这并不是为了维护神秘的正义天平不至倾斜，而是为了确保罪犯能够止步于较小罪行，从而不会升级成更大的罪恶。反观酷刑，无论是否属于所谓的“罪有应得”，它都不如适度而必要的惩罚更为有效，而且酷刑还会使观刑者变得麻木不仁，使这个实施酷刑的社会变得残暴无情。启蒙运动还首次对财富展开了理性的分析。它的出发点不是如何分配财富，而是如何创造财富。在法国、荷兰以及苏格兰等国经济学家的基础上，亚当·斯密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指出，大批量的产品无法依靠独立的农民或者工匠来制造，它有赖于一大批高效的专业劳动者，以及那些将他们的才智、技能和劳动成果汇集起来进行交易的人。亚当·斯密举过一个有名的例子，他计算出一个独立工作的制针人一天最多只能制作一枚扣针，然而在工厂中，“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如此一来，平均每个工人一天之内就可以制造将近5 000枚扣针。专业分工在市场中才有效，市场让专业劳动者能够交换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亚当·斯密解释道，经济活动是一种互惠合作，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每个人收获的利益都大过所放弃的利益。借助自愿交换，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来使他人受益，就像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我们并非求助于他们的博爱，而是求助于他们的自利心。”亚当·斯密并不是说人类无比自私，也不是说人类应该如此。事实上，亚当·斯密对人类同情心关注之切、阐释之深，史所少见。他只是强调，在市场中，即便一个人只关心自己与家人的利益，他的工作也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交换不仅可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为富有，也可以使它变得更为和谐，因为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购买商品总是比盗窃商品的成本更加低廉，而对你来说，他人的生存总是比死亡更有价值。正如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几个世纪之后所说：“如果裁缝向面包师开战的话，那他就必须自己烘焙面包。”包括孟德斯鸠、康德、伏尔泰、狄德罗以及阿贝·德·圣皮埃尔（Abbé de saint-Pierre）在内的许多启蒙思想家都赞成“温和的商业”（doux commerce）。而美国的缔造者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尤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为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设计了各种制度，以培养商业的发展。这将我们引入和平这个启蒙运动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曾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和平只有在救世主降临的时代才会到来。但现在，战争不再被认为是来自上天的惩罚，对此只能忍受和哭泣，它也不是一场光荣的竞赛，值得赢取和庆祝。战争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且有朝一日终会解决。在《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一文中，康德列举了一系列能够防止领导人将国家拖入战争的措施。康德认为，除了国际贸易外，能够阻止战争爆发的还包括建立代议共和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民主制”）、国家之间开诚布公、制定一系列反对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准则、允许自由旅行和移民，以及建立一个能够对争端做出判决的国际联盟。尽管这些开国者、制宪者和启蒙哲学家都是高瞻远瞩的伟人，但本书并不想掀起一场偶像崇拜。启蒙运动思想家也不过是生活于18世纪的男男女女，他们中有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反犹主义者，也有奴隶主和决斗者。他们所担心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理喻，他们在构建一系列精妙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大量愚蠢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得太早，无法预料现代人理解现实的一些基本原则。但我相信，他们会是首先站出来对此表示赞同的人。如果赞成理性，那么你关注的重点就应该是思想的健全，而不是思想家的人格魅力。如果致力于进步，那么你就不能轻易宣称自己弄清了其中的所有奥秘。如果我们对人类状态和进步本质有重要的理论发现，而这些发现并不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知，那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在我看来，这种发现有三个：熵、进化与信息。选编不易，如想转载，请标明原始来源和“转载于‘勿食我黍’公众号”字样。
反思“启蒙”理性主义：托马斯·卡莱尔与法国大革命 | 艾奇里曼【延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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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演讲：这个世界在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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