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理性组织、组织暴力与民族共同体
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组织社会学十讲》等专著，以及《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官僚人事制度》，《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等论文。
“残酷的极致是在毁灭受害人之前剥夺他们的人性。抗争的极致是在非人的条件下坚守人性。”
很遗憾没有早点阅读这本书。很早就知道这本书，知道它的主题，也知道关于它的赞誉之词，电子版在Kindle中存放了很长时间。迟迟没有打开这本书的缘故，正如鲍曼书中所说，我与许多人一样，以为纳粹针对犹太人大屠杀这场旷世邪恶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曲折，已经遥远而去，与我的研究和思考关系甚远，无暇顾及。旅途中打开这本书不久就意识到，鲍曼所讨论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与自己多年研究过程中不时袭来的思绪息息相关。
简要概括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如下：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纳粹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不是人类文明史的暂时挫折，不单单是邪恶力量所为，而是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严密理性组织的产物，是随人类文明演变而来的现代性所孕育的副产品。鲍曼直言道，没有人类文明的现代性，没有理性组织，就没有大屠杀。这个认识令人震惊，也细思极恐，让我们重新审视近现代史上各种人为大灾难的渊源。（注：除了特别注明外，下面的引文及页码均来自中译本（杨渝东译）。我依据英文版对个别词语、表达有所修正。）
现代性、大屠杀与社会科学的失责
鲍曼的讨论始于针对社会学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工作的批评。关于大屠杀的解释中两种观点盛行：一种认为这是针对犹太人和犹太人历史所发生的特定历史事件，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按照社会学司空见惯的研究范式来罗列各种因素，然后在实证基础上一一检验其合理性，剥离出有显著影响力的因素，以为解释。
这些解释的基本思路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一个逐渐走出野蛮行为、走出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世界的过程。而“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p. 294）。换言之，这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挫折，是文明要素的暂时失灵所致。如此，人们常常将大屠杀归咎于纳粹暴徒的人性失落、病态以及某些特定的社会和种族冲突，特别是一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社会因素。
在鲍曼看来，这两种观点及其相关的研究工作，陷入当代社会现代性塑造的理性神话中不能自拔，成为这一制度的伴唱，无力超脱而反省之。而且，日益分工精细的学科研究把这些重大现象切割的支离破碎，从而将其局部化、边缘化。因此，鲍曼批评社会学研究在直面重大社会现象的失责。
鲍曼作为一名社会学家， 在文中主要列举和批评了社会学在这个领域中的有关研究工作，但从行文涉及内容来说，这是针对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倾向的起诉书。鲍曼以这个大视野开始了他深邃犀利的社会学解剖。
现代性、组织机器与道德人性的失落
书中提及这样一个情节：在1978年当代社会问题研究所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大屠杀有着深刻分析的学者鲁本斯坦提出，也许我们可以从大屠杀这一悲剧中重新解读“韦伯对现代社会趋势的一些人所皆知的诊断”。（p. 14）鲁本斯坦力图强调的是，在韦伯专注的现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等理论中，没有防范纳粹暴行可能性的机制。进而言之，组织理性化的过程有促就这一灾难的趋向。当时在座的韦伯专家罗斯（Guenther Roth）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指出韦伯持有自由主义主张，维护宪法，支持工阶级投票权，而纳粹暴行与之背道而驰。
“准确、快速、明晰、文档知识、持续、谨慎、一致、严格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这些特征在当代最为典型的官僚制度中被提升到了最优状态… 事务的‘客观’完成主要意味着依据可计算的规则并且‘无视人的因素’地完成事务。”（Gerth & Mills From Max Weber, p. 214, 215）。
鲍曼指出，正是具有上述特点的理性组织执行、实施了大屠杀的工程。现代性、理性化，诱发了社会工程的抱负，而理性组织的高度动员能力为这一抱负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为人类造福与作恶的可行性。现代性特别是理性组织兴起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道德与理性之间的隔离，对后者的追求导致了道德自抑（moral inhibition），即组织成员本身的道德判断被组织理性所抑制、排挤以至泯灭。理性组织导致了家庭与组织、情感与理性的分离和对立。正如作者痛心地指出，大屠杀再次提醒我们，官僚制度在追求效率时是多么地刻板冷酷且道德盲目。
对于理性组织的弊病和潜在危害，从韦伯到的默顿都有着思考和担忧。韦伯阐述了西方社会走向理性化和理性组织兴起的大趋势；与此同时，他也表达了对这一理性组织成为抑制人们自主性的“铁笼”的忧虑。默顿指出科层组织中以工具理性替代目的理性的危险倾向，并提出了以墨守成规、一味服从、技术取向为特点的 “官僚人格”（bureaucratic personality）这一分析概念。
在这本书中，鲍曼沿着这个方向上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开掘。鲍曼借用凯尔曼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导致理性与道德分离的三个机制，并在随后的讨论中做了细致深入的阐释：第一，暴力被赋予权威，这一点经由正式组织的权威结构加以实现；第二，行为由组织常规所构建；第三，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打入另册。
首先，理性组织建立在严密的组织纪律原则之上，要求成员放弃自我，接受组织指令。组织权威结构剥夺了其成员独立思考、道德判断的能力，将组织行为圈入不受道德判断的领地。“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p. 30）如此，组织纪律使得人们的行为与道德判断相分离，并通过一系列奖惩机制，如褒奖、进退升迁的职业生涯阶梯来强化这种分离。“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关于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p. 210） 正如一位纳粹战犯所说，“我迫使我的道德良知接受我是一个军人的事实，因为我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齿轮。”（p. 31）
其次，组织行为由组织常规（routines）所构建，这是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以确保成员行为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些常规程序使得人们在操作性日常工作中扮演了一个“行为中介”（mediation of action）的角色，即他的行为只是官僚体制长长指令链条的一个环节，要通过其他环节才能及达被影响者。如此，行为与后果之间的隔离减缓了道德自抑的压力，提供了道德催眠药。鲍曼进一步指出了两个过程：其一，事务功能的精细划分；其二，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即理性组织中的非人性化。其结果是，一方面制造出指令制定者、各环节执行者与受影响者间的社会距离；另一方面导致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分离的向上负责制。理性化的进程为野蛮和残酷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即使行为的初衷并非如此。
第三，剥夺受害者的人性，从而为实施暴力提供正当性，表现在以各种边界构建的类别，将“无价值的生命”打入另册。使用权力将人群分类，将某些范畴的人群标签化进而污名化，直至将他们排挤出人性顾及的领域之外，使得对他们实施暴力而不受人性道德的约束。在纳粹第三帝国的制度设计中，种族主义正是这样一个分类基础。“只有在一个有完美社会的设计并通过有计划且持续不懈的努力来实施这个设计的环境当中，种族主义才能盛行起来。”（p. 89） 在近现代史上各种暴力导致的大灾难中，我们看到类似过程一再重复再现。
鲍曼提出了一个关于“道德消失点”的形象比喻。当人们之间距离很近时，通常会有着相应的道德感。而社会分类将人们隔离，拉大社会距离。随着社会距离的延长，人们对他人的道德责任开始萎缩，对方的道德意义显得模糊不清，直到两者完全分离，视而不见。组织的服从纪律、组织常规和人群分类，稀释以致摆脱道德责任，直至其完全消失在视野和思想的地平线之外。那正是“道德消失点”。
不难看到现代性为此负责的原因。理性组织、组织基础上的暴力、以及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是当代社会，特别是现代性的突出标志。“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在现代官僚体系中，理性化趋势这种普遍的成就已经被顺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 使道德保持缄默是理性化趋势的主要关怀；准确一点，是它作为行为的理性协作工具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 （p. 38, p. 39）
引人深思的是，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理性设计，而是理性组织的运行过程的趋向所致。对此，鲍曼有细致的论述。对于希特勒要在德国境内清除犹太人的这一目标，官僚机构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但具体操作方式却一直变动。起初只是将犹太人迁移出德国，随着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疆界变化以及管理负荷不同而不断变化。但“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地”走向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行动。而这一切“都是官僚体系平淡无奇的例行行为。……这个选择就是当连续不断的问题涌现在变动的环境中时，最急切地想去找到一个例行解决方案的结果” （p. 23 ) — 这一描述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官僚机构运作过程何其相似乃尔！
让我们仔细阅读一下鲍曼的这段话：“我以为，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逐渐地但持续地推进，并最终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驾驭’并加以‘改进’或‘重塑’的一种‘自然状态’，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将社会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强力来符合其规划目标的花园（即园艺将植物划分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p. 25）
如此，鲍曼引出了本书的一个深刻、痛心的结论：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或人性摧残，只能发生在现代性和理性组织的当代社会之中。在这里，“典型的社会设计和社会工程的现代雄心，加上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集中趋势，这两者的结合制造了屠杀场。”（p. 104）
现代性、理性与人性：余思
阅读这本书时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重的，因为书中讨论的种种机制和情景在今天的世界中举目可见，虽然性质不同、程度不一，但似曾相识的情形在身边也时有见闻。各种社会工程可能有着良好的愿望，但理性组织及其成员或按部就班或紧张匆忙地贯彻执行上级的部署指令和应对压力时，道德与人性判断被搁置一边；抑或不是被搁置，而是在组织理性从未为人性和道德判断留下生存的空间。那些司空见惯、耳闻能详的口号 — “我不管过程，只要结果，”“这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好”— 不正是为鲍曼谈及的当代理性组织的弊病和潜在危害的极好脚注？！
更多的情形是，现代性、理性化大环境使得我们时常漫不经心地将人性价值丢置一旁。我回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段往事。
一个夏天的深夜，在农村中学一间空旷大教室里，两方正在进行紧张的讨价还价谈判。当天，一位学生擅自下水库玩水，不幸溺亡。死者家属与当地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赔偿谈判。家属一方的主要发言人是来自北京的一位亲戚，见过世面，能说会道，大声吵嚷，威胁若不答应赔偿要求，便抬尸体到政府门前发难，而政府一方则软磨硬顶，力图降低赔款数额。在那个争吵不休的长长夜晚，我注意到，那位少年的姐姐，一个自己还是少年的女孩子，坐在家庭方席位的末端，默然无声，只是悄悄地试泪不止。在这场理性的博弈过程中，惟有这个女孩身上显露着人性的本色。现代性给了人们理性来据理力争，讨价还价，却挤走了基本的人性关怀。
几年前在德国访学时，我参观了慕尼黑郊区Dachau的纳粹集中营展览馆。这是纳粹于1933年建立的第一个犹太人集中营，从开始至纳粹投降，从未间断。入口处即是当年犹太人进入集中营的黝黑大铁门，铁门上用钢筋焊制出的纳粹口号：“Work brings freedom。”实际上，如展览馆所介绍的，凡是进来的人第一失去所有财产，第二失去所有权利，第三失去所有尊严。集中营犯人居住的狭小床铺，囚犯监狱，外貌不扬的一排平房内面目狰狞的焚烧炉，以及展览厅外正中矗立着因饥饿所致的瘦骨嶙嶙的肢体交错叠加，挣扎而出的雕塑，令人压抑。从一开始走进去，就有尽快离开这里的压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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