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年9月20日-1973年10月18日），生于德国马堡的犹太人，曾就读于马堡大学，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至1932年，任职于柏林犹太研究学院。1938年移居美国。1938至1949年任教于纽约新社会研究院；1949至196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
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文化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文化”（cultura）首先意味着农作：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对土壤的照料，以及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文化”衍生性地、且在今天主要地意味着对心灵的培育，按心灵的本性对其内在能力的照料和提升。就像土壤需要其培育者那样，心灵需要老师。但老师的产生可没有农夫那么容易。老师自己也是且必须是学生。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必须要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这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那些伟大的心灵，或者，为了避免在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混表述，就是那些最伟大的心灵。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我们在任何课堂都不可能遇到他们。我们也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遇到。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然而学生们为其实践目的，无论其熟练程度如何，都可以而接近这些老师，接近这些最伟大的心灵，只要他们阅读那些伟大的书。因而自由教育由以适当的态度研读那些最伟大心灵留下的杰作构成——在这种研读中，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那些经验较少者，包括那些初学者。
这并非一项易事，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刚才提到的教育模式的话。那一模式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许多生命都已经、并仍将消逝在对这些注释的写作中。例如，说伟大的书应该被“以适当的态度”研读是什么意思？此刻我只提一个对你们任何人都很显然的困难：最伟大的心灵在最重要的主题上并不都告诉我们相同的事情；他们的共存状况被彼此的分歧、甚至是极大量的分歧所占据。无论如何，它都显然导致了自由教育不能是单纯的灌输这一结果。我还要提另一个困难。“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的教育。”在什么文化中？我们回答说：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然而西方文化只是诸种文化之一。把我们自己限定在西方文化中，这种自由教育难道不会被指责为一种狭隘主义，而狭隘主义不是与自由教育的自由主义理念，与它的兼容并包，与它的心灵开放性不相容吗？我们的教育方式似乎不能适合这样的一代人，他们知道，事实上存在的不只是某一种人（西方人）的文化，存在的是各种文化。显然，文化如果能容许被用作复数，它就完全不同于作为特指（singulare tantum）的文化，后者只能用作单数。像人们所说的，文化现在不再是绝对的，而已经成为相对的。认为文化能被用于复数意义也会有问题。这种含混性的结果是，人们已经或详或略地提出文化是任何人类群体中存在的任何行为模式。因此我们就不能不说存在着所谓的“郊区文化”或“青少年文化”，无论这些人的行为是守法或违法。换句话说，任何精神病院之外的人都可以称做文化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在探究的边缘就出现了像疯人院中的病人是否也有文化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文化”一词在今天的用法与它的原初意义作一个对照，它就好像某人可以说，对花园的培育可以由园子里的垃圾，由那些空的锡杯和威士忌酒瓶，由那些写满字的被随手扔在园中的废纸构成。既然得出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就认识到自己不知何故已经迷路了。因而让我们用这样的问题重新开始：此时此地，自由教育能够意味着什么？自由教育是某种文学的[２]（literate）教育：某种在书写（letter）之中或通过书写进行的教育。没有必要举例说明这种教养；每一位选民都知道现代民主制与之相辅相成[３]。为了理解这种需要，我们必须反思现代民主制度。什么是现代民主？有人曾说过，民主制是一种与德性相辅相成的政体：它是一种在其中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年人都禀有德性的政体，并且，既然德性要求智慧，它也是一种在其中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年人富于德性和智慧的政体，亦即一种在其中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年人拥有高水平理性的社会，即一种理性社会（rational society）。民主，简而言之，意味着一种扩展为普遍贵族制的贵族制。现代民主制还没有产生之前，对如此理解的民主制是否可能的疑问就已经提出来了。正如民主理论家中两位最伟大者之一所说的，“如果有一个由诸神构成群体，它的确能民主地统治它自己。而一个如此完善的政府对人类却不适合。”这一坚定而微弱的声音现在已变得如此响亮。这里有一种科学——政治科学，我是它成千的教授者之一——可以说它除了在民主的原初概念，或可称为民主的理念，与作为现实存在的民主之间进行对照之外没有其他的主题。按照一种极端的观点，亦即这一专业中的主流观点，民主的理念只是一个纯粹的幻想，唯一起作用的是民主（政府）的行为和其中之人的行为。现代民主，与普遍贵族制迥异，或许是一种大众统治（mass rule），但这并非事实，因为事实上大众并不能进行统治，而是统治于精英，即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处在上层或有很好的机会升到上层的人；对民主的平稳运作来说最重要的德性，正如大众被认定的那样，据说是选民的冷漠，亦即公共精神的贫乏；并非真的地上的盐，而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盐的[４]，是那些除了体育杂志和滑稽剧之外什么也不读的市民。民主因而的确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种被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并因此极为廉价的最平庸的能力所占据的文化。但即使是大众文化也需要被称为新观念的事物的不断支持，而它们是那些被命名为创造性心灵的人的产品：因为甚至正在歌唱的广告节目也会失去其吸引力，如果它一遍遍重复而不更新的话。但是民主，即使它只被当成保护软弱的大众文化的硬壳，从长远来看也需要一些完全不同的品质：一种献身，一种专注，一种辽远，一种深邃。因此我们很容易地领会了此时此地自由教育意味着什么。自由教育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它针对的是大众文化的腐蚀性影响，及其固有的只生产“没有精神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５]的倾向。自由教育是我们促使大众民主提升为原初意义上的民主所凭借的梯子。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众社会中建立一种贵族制的必要努力。自由教育呼唤着大众民主中那些有耳能听[６]的成员，向他们呼唤人的卓越。有人可能会说自由教育的方式仅仅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教条地假定了民主制就是好的。难道我们就不能从现代民主返回到过去吗？我们就不能回归自然，回归到原始部落的生活吗？我们不是为那些像美丽而庄严的森林中的坟墓一样成堆的印刷品而感到受挤压、恶心和退化吗？认为我们今天不可能回归自然因而说这种想法仅仅是浪漫主义，是不够的：难道将来的世代，在一场人为的大灾变之后，就不会被迫去过一种未开化的部落生活吗？难道我们对核战争的思考中就没有受这种预见的影响？显然，大众文化的可厌之处（包括对整个大自然的旅游观光）使这种回归自然的愿望变得可以理解。一个未开化的社会，在其最好状态中是由沿着原初立法者，亦即诸神、诸神之子或诸神的学生传下的古老习惯统治的社会；既然还不存在书写，后来的继承者就不能直接地与原初的立法者相联系；他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否偏离了原初立法者的意图，是否用仅仅人为的附加或减少去毁损那些神圣的消息；因此一个未开化的社会不能前后一贯地按其“最好即最古老”的原则去行为。只有立法者留下的书写才使他们向后代直接说话成为可能。因此，企图回到未开化状态是自相矛盾的。我们被迫与书一起生活。但生命太短暂了，以致于我们只能（选择）和那些最伟大的书活在一起。在此，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最好从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中选取一位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因其共通感[７]（common sense）而成为我们和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那个中介。苏格位底从不写书，但他读书。让我引证苏格拉底的一段论述吧，它几乎谈到了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所有应被提及的事情，带着一种属于古代的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卓越。“就像别人爱马、爱狗或爱鸟那样，我自己甚至更喜欢一位好的朋友……古老的贤人们通过把他们自身写进书中而留下的财富，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展开它并穿行其上，而且如果我们看到了什么好东西，我们就拾起它并把它当做一次丰盛的收获，倘若我们因此能有益于他人的话。”传言这段话的人评论到：“当我听到这些时，对我来说不仅苏格拉底受到祝佑，而且他还将那些倾听他谈话的人引向了完美的贵族气质。”但这个传言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的事情，比如苏格拉底怎么对待古贤人们书中的那些他无法判断其优劣的章节。从另一则传言中，我们知道欧里庇得斯有一次将赫拉克利特的著作送给苏格拉底，并问他对这本著作的意见。苏格拉底说：“我已经理解的部分是卓越而高贵的；我相信我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同样是真实的；但为了理解这本著作，一个人肯定需要成为某种专门的潜海采珠者。”[８]作为对完美的贵族气质和对人的优异的教育，自由教育由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异与卓越构成。而自由教育通过何种道路和方式唤醒我们身上的卓越？在此我们无法再更进一步地思考自由教育的含义了。我们听过柏拉图关于最高意义上的教育是哲学的提法。哲学是对智慧或对关于最重要的、最高的或最整全的事物的知识的追求；这种知识，按他的说法，是德性和幸福。但由于智慧不属于人，因此人的德性和幸福总是不完善的。尽管如此，哲学家，作为不完全智慧的人，还是被宣称为唯一真正的国王；他被宣称为拥有所有人类心灵能够达到的优异，因而是最高水平上的人。从这里我们必须得出我们不是哲学家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最高形式的教育。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经常遇到一些自称哲学家的人所欺骗。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一个对管理的方便来说有必要的广义的表述。他们通常不过是说他们是哲学系的。而认为哲学系的就是哲学家，和认为艺术系的就是艺术家一样荒谬。我们不能成为哲学家，但我们可以热爱哲学；我们可以努力进行哲学化的思考。这种哲学化的思考首先和主要的途径，就是倾听伟大哲学家之间，或者，更普遍和更审慎地说，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并因而就是研读那些伟大的著作。我们应当倾听的最伟大的心灵并不只是西方的。妨碍我们倾听印度和中国的伟大心灵的仅仅是一种不幸的被迫：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而且我们不可能学习所有的语言。再重复一遍：自由教育由倾听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构成。但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我们的帮助这种交谈就不会发生--我们必须实现这一交谈。最伟大的心灵在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换为一次对话，使他们“肩并肩”地进入这一“聚会”。甚至在写作对话录时，最伟大的心灵也仍在独白。如果我们看一看柏拉图的对话，就会发现没有一篇对话是发生在最高水平的心灵之间的：所有的柏拉图对话都是在一个较高的人和一个较低者之间进行。柏拉图显然认为一个人无法写出一篇在两个最高水平的人之间进行的对话。我们因而必须去做某些连最伟大的心灵都不能做到的事情。让我们直面这一困难--它是如此巨大以致于自由教育看来是荒谬的。既然最伟大的心灵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彼此之间相互矛盾，他们就迫使我们在他们的独白中做出裁决；我们不可能对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都表示相信。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我们并不胜任做这种裁决者。事情的真相被一种轻便的幻觉与我们隔开来。我们不知何故竟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灵的观点更高、更优越——这既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时代的，而我们的时代，作为最伟大心灵所属时代的后来者，能被设想为优越于他们的时代；此外还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位就其角度而言是正确的，但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完全的真理：我们知道不存在完全真实的实质性观点，而只存在一个完全真实的形式性观点；这个形式性观点是一种洞察，即任何整全性观点都是相对于特定视角而言的，因此所有的整全性观点都是独断并因而没有一个是完全真实的[９]。向我们隐藏我们真实处境的轻便幻觉都导因于此：我们是，或能是比过去时代的最智慧者更聪明的。我们因此导向这样的角色，不是成为专注和温驯的听者，而是成为指挥或驯狮员。但我们仍必须面对让我们敬畏的境况，它由一种努力带来，在其中我们不仅是专注和温驯的听者，而且是裁决者，并且我们仍然不能胜任这一角色。对我来说，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我们失去了所有我们能够信任的完全权威的传统，丧失了给我们以权威性引导的习俗（nomos），因为我们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相信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被迫用他自己的力量寻找方向，然而这些方向都是有缺陷的。除了其固有之物外，我们不能从这一活动中获得其他的安慰。哲学，我们已经知道，必须谨防希望给人以启迪--它只能是一种内在的启迪。我们只有经常理解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才能发挥我们的理解力，而这一理解活动可以伴以对理解的领会，对理解的理解，对意向的意向（noesis noeseos），并且它是如此优越、如此纯粹、如此高贵的一种经验，以致于亚里士多德把它归之于神。这种经验完全独立于我们主要的理解是令人愉快还是令人不快，是美丽还是丑陋。它使我们认识到，要想理解，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邪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必然的。它使我们能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接受发生于我们身上的邪恶，而且很可能是使我们伤心的邪恶。在意识到心灵的尊严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人的尊严的基础以及世界的善。不管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自然的，它都是人类的家园，因为它是人类精神的发源地。自由教育，作为与最伟大心灵们的不断交流，是一种在温顺（modesty）而不只是谦卑 (humility)的最高形式之中的试验。它同时是一次勇敢的冒险：它要求我们完全冲破智识者的浮华世界，它和他们的敌人的世界完全相同，冲破它的喧嚣、它的浮躁、它的无思考和它的廉价。它要求我们勇敢，并意味着决心将所接受的观点都仅仅当成意见，或者把普通意见当成至少与最陌生和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出错的极端意见。自由教育是从庸俗中的解放。希腊人对庸俗有一个绝妙的词；他们称之为apeirokalia，形容其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历。而自由教育将赠予我们这样的经历，在美好之中。--------------------------注释：
[１] 本文（What IsLiberal Education）是列奥．施特劳斯文集《自由主义：古代与现代》中的第一篇，可以视为进入施特劳斯思想的入门性文献。Liberal Education一词或可译为“通识教育”，但施特劳斯强调的是其中的唤醒个体的内在自由和卓越的含义，而不仅是对整体性知识的教诲含义。——译注
[２] literate一词可译作“读写的”。正如德里达所说的，“文学”是一种特定的近现代西方-欧洲的建制，它暗含着某种民主制或言论书写的自由机制，因而不是普遍性的，虽然它可以扩展到非西方国家。施特劳斯也在相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译注。
[３]这一观点可以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关于法国大革命与当时法国文人及文学状况之间联系的论述。——译注。
[４]见《新约．马太福音．5-13》“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译注
[５]此处引文出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注
[６]见《新约．马太福音．11-15》：“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译注
[７]此处不宜译为“常识”。按施特劳斯，常识不过是一种意见；而这里强调的是苏格拉底与我们的共通感。——译注
[８]原文为“diver”，或译作潜水者。但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论本雅明》中也用了这个词，特指潜海采珠者。意义像珍珠一样深藏海底，时间的秘密在等待那些挖掘并保存它的人。——译注
[９]这种相对主义是指尼采式的透视主义。——译注
本文选编自《古典传统与自由》，译者一行。部分文字已经过本号整理、编辑。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求详细内容请购买原书阅读。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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