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知识分子？｜霍夫士达特

《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

[美]理查．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 著，陳思賢 译

八旗文化 2018年7月版

美国社会到底有何特质，以致使得“智识”（intellect）不受欢迎？在作此检讨之前，有必要先说明通常何谓“智识”？我们要了解对一个词语的偌大偏见前，先了解其通用之意涵是有帮助的。任何人查看美国社会通俗的文献，一定会惊讶于大众对所谓“智识”与“聪明”（intelligence）的态度差别很大。前者常被用来作一种标签，但后者绝对不会。从来没有人质疑“聪明”的价值，它是一种抽象的能力，大家都尊重它，而高度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大家也都敬佩。“聪明”者永远被大家称赞，但“智识”者只是偶而会被称赞，特别是当其“智识”显现出“聪明”时，但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会被敌视或怀疑。他们──而不是那些“聪明”人──会被称为不可靠、肤浅、不道德或是有颠覆性的，因此有时即使他们是具有“智识”者，人们甚至还会说他们是愚笨的。

虽然“智识”与“聪明”的区别是由人们自行创造出来而非本然如此，但是从社会通俗的用法中，我们可以找出二者有这些大家都了解的区别：“聪明”是指对特定范围内的主题或事情有好的想法，它是一种可操控、调整且永远实用的特质──所以它是动物所具有的能力中最为特出且宝贵的。“聪明”指欲达到特定且清楚的目标时所需要的能力，而且有时这能力可以帮助排除不必要的想法而直接趋近解决问题。最后，“聪明”是每天都用得上的一种能力，而无论头脑好或不好的人都会肯定此种能力。

而“智识”就是指心智能力中的批判、创造及思索的能力。“聪明”让我们掌握、操控、重新安排与调整事物，“智识”则帮助我们检视、沉思、思索、理论化、批判与想像。“聪明”让我们立即掌握状况并且作出评估。“智识”则是对评估的结果再评估，而企图了解状况的整体意义。“聪明”对动物而言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能力，而“智识”则是人类特有的，但同时受到肯定与抨击。当二者的差异如此被界定后，我们自然就可以了解为何有时很“聪明”的人被认为是“智识”不足，而很多很明显具有“智识”的人被认为“聪明”程度不一。

当然这样的区分可能过度抽象，但是却在美国文化中常可见到。例如在我们的教育中，虽然找出“聪明”的小孩并且助其发展无疑地是很重要的目标，但是对于教育是否应该帮助学生发展“智识”能力却多有争辩，而那些在教育领域中掌大权的人经常是反对者。也许最鲜明的例子在此：美国教育强调发明的能力，却不重视从事纯粹科学思考的能力。我们国家的发明天才爱迪生，几乎被美国大众神圣化了，大家都视他为传奇人物。而某些人在纯科学领域中的成就不可能获得如爱迪生一般的掌声，因为后者给了我们的生活不得了的影响。我们也许会认为美国科学界的天才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教授──他在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领域上有非常重要贡献──应该会在学术界赫赫有名，地位崇高。但他只在欧洲享有盛誉，而在他任教三十二年的耶鲁大学以及我们的社会中，他却不甚知名。耶鲁大学是十九世纪时执美国科学研究牛耳的机构，却在这三十二年中找不出几个研究生理解他的学说而愿意跟随他，而竟也没有在他的任教生涯中颁给他代表荣耀的荣誉学位。

当我们谈起“智识”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待遇时，会遭逢一个特别的困难；这个困难来自我们被迫用职业的观点来讨论它，但是显然“智识”并非纯然与职业相关。在通俗的用法中，“智识”被认为是与某些职业相关；我们常会指称作家或批评家、教授或科学家、媒体人、编辑、律师或是教士是知识分子。如同巴森（Jacques Barzun）所说，知识分子就是提着公事包的人。我们很难不用这样的描述，因为知识分子的角色与阶级意象就跟提着公事包的行业紧紧结合。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若以严谨的定义来看，不可能有哪种行业的从事者必然可称为知识分子。在大多数的行业中，虽然“智识”会有帮助，但是仅是“聪明”即已足够。例如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学术界的人都可称为知识分子，这点我们也觉得遗憾。我们都知道“智识”与经过专业训练而来的“聪明”不同，因为前者不是跟行业有关，而是个人特质。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智识”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时，我们不是对某一种职业的重要性在考量，而是在对一种心理素质的重要性作思考。

美国文化中所称的“专业人员”（journeyman）──律师、杂志编辑、工程师、医师、某些作家与大部分教授等──的工作中虽然非常需要知识，但是并不能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一个需要“专业知识”或是“准专业知识”训练出来的人当然依靠一些特别知识才能够执业，他必须“聪明地”运用这些知识，但是对于他的职业来说，这些知识只是工具。而最关键的事是──如果我们借用韦伯讨论政治时的区分──专业的人靠知识工作，而非为了知识工作。因此他的专业角色与技术并不会让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劳心者（mental worker），一个有专业的人，当然他也可能同时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是这样，那是因为他为他的专业带来了某种对知识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原本并非其工作所需。要成为一位专业人士，他必须具备某种市场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虽然这种知识很专业，但是如果缺少某些元素，则并不足以使他可被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不偏颇的聪慧、推理能力、自由想像、第一手观察能力、创造力与尖锐的批判力。也许工作之余他是一位知识分子，但是工作上他只是被聘雇来使用心智以完成雇主交付任务的劳心阶级。劳心阶级与狂热分子（zealot）都是为了智识过程以外的某种目标而工作，前者不是为了自由思辨而是为了达到某种利益而劳心，后者则是沉迷于某一理念不能自拔。他们的目标都是外来而非自己决定的，但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行为，必须要有自发及自我决定的性质。知识分子们都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它是由他们对于理念的两种不同态度间的平衡所形成：虔敬的心态与实验的兴味。

所以如要定义什么是“智识”性的，就要先试着区分何谓作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律师与非知识分子的教授、律师。或是更准确地说，在什么状况下一位教授或律师仅是一位专业人士，而在什么情况下他可被看成是知识分子。差异不在他运用什么知识作他的专业工作，而是在于他如何看待他的知识。之前我们提到知识分子为了某种理念而活，也就是以宗教般的情怀面对智识生活。其实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原本即从教士而来：两者都透过理解而追求终极价值。苏格拉底昭示了这样的风范，因为他曾说没有思辨反省的生命毫无意义。在历史中，我们屡屡听见知识分子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文化与社会中发出如此的呼吁。但丁在他的著作《论王治》（DeMonarchia）中曾说出这样的话：“人类整体文明的目标应是倾全力发展智识能力，先求其在思想上开花，继而求其在行动上落实。”人所能从事的最高贵与最接近神性的一件事，就是追求知识。洛克（Locke）在《人类智性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也说了这样一句话，算是这种态度的较俗世版本：“人类由于智性才与其它万物不同，也由于智性得以超越与统御万物。”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其小说《布立德岱尔传奇》（Blithedale Romance）的末尾，提到大自然给人的最大任务是“发展智性与感性的生活”。最后，当代的小说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也在作品中问：“什么是人的最理想生活方式呢？”而他给的答案是：“尽可能地把各种生活经验转换成智识。”

“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虽然不只有怀疑论者才拥抱它，但却常是他们的中心座右铭。若干年前有一位同事写了一篇文章给准备投入其领域的学生，他要我先读读。这篇文章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教导学生如何适应专业上的要求，但实际上却是他自己献身于追求智识生活之表白。虽然此文出自一个极度怀疑论者之手，但我仿佛觉得我在读一篇决志的宣言，正如同史提利（Richard Steele）的《职人召唤》（The Tradesman’s Calling）或是马特（Cotton Mather）的《励志文集》（Essaysto DoGood），因为在此，追求“智识”的工作已经成为一种“召唤”（calling），很像老派的清教徒作家之语气般。他把工作视为一种投入奉献，一种个人的砥砺，他所以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自身的工作，是因为它已不只是职业而已了：它是一种专务思考的活动，它是追求真理的活动。知识分子的生命于是有了道德意涵。因为他们对于理念的这种态度，因此我称其为“虔敬”（piety）。知识分子是“献身者”（engagé）──他作出承诺、实践、献身。当多数人都承认思想在人的生命中很重要时，他却是亲身地体会实践。

但这一切不仅是个别的人善自砥砺与投入思辨与智性的生活而已。因为智性的生活虽然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形态，但它也是其它价值得以被提升、确立与在群体中实践的媒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时常担当道德前锋的角色，对于基本重要的道德问题加以发掘、思辨、厘清，以使其成为社群的规范。他们会觉得自己是理性与公义这类价值的捍卫者，因这与他们追求真理的使命息息相关。有时候当某些变化溢出常轨而超出他们对于合理社会的认知时，他们也会跳出来成为捍卫价值的台面人物。伏尔泰（Votaire）为卡拉斯家族的辩护、左拉（Zola）对德雷福斯（Dreyfus）案的发声，以及美国知识分子对于沙可（Nicola Sacco）与凡伽蒂（Bartolomeo Vanzett）的审判之愤怒都是例子。

一个社会中如果只有知识分子关心这些价值，那就太糟了。虽然知识分子有时也会搞错状况，但是他们确实比其它人对这些价值来得关心。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有一个光荣的历史，那就是在所有相对来说较为优越的阶级中，它的确持续地高度关怀弱势阶级的福祉。他们的使命感来自于：他们深切期待世界应该要合于他们所认知的理性，要有正义与秩序。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这些理念，而他们为人类带来的麻烦亦然。

本文选自《美國的反智傳》，经过本号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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