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以自由看待发展
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当然，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的增长，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的手段，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由同时还依赖于其他决定因素，诸如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公共讨论和检视的自由)。类似地，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都可以对扩展人类自由做出重大贡献。但自由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发展所要促进的就是自由，那么就有很强的理由来集中注意这一主导性目的，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手段，或者某些特别选中的工具。从扩展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目标——正是它们才使发展变得重要——而不仅仅是某些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手段。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尽管就总体而言，当代世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裕，但它还远远没有为为数众多——也许甚至是大多数——的人们提供初步的自由。有时候，实质自由的缺乏直接与经济贫困相联系，后者剥夺了人们免受饥饿、获得足够营养、得到对可治疾病的治疗、拥有适当的衣服和住所、享用清洁用水和卫生设备等自由。在其他情况下，不自由紧密地联系到缺乏公共设施和社会关怀，诸如防疫计划、对医疗保健或教育设施的组织安排、有效的维持地区和平与秩序的机构。此外，对自由的侵犯直接来源于权威主义治理者对政治的和公众的权利的剥夺，以及对参与社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自由的限制。实效性和相互关联性
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1.评价性原因：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2.实效性原因：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我已经提到第一个动机，即应该集中注意自由的评价性原因。对于上述第二个即实效性原因，我们必须考察有关的经验性关联，特别是在不同种类的自由之间相互促进的关联。正是由于这些相互关联，自由、自立的主体才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自由主体不仅自身是发展的一个“建构性”部分，它还为增强其他类型的自由主体做出贡献。本书将详细考察的那些经验关联，把上述“以自由看待发展”思想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成就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建构性联系——虽然那是很重要的。人们可以成功地实现什么受到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权力、促进良好健康的条件、基本教育以及对开创性行为的鼓励和培养等等因素的影响。提供这些机会的制度性安排，又取决于人们对其自由的实施，即人们是否运用其自由来参与社会选择、参与促进这些机会发展的公共决策。这样的相互关联本书也将加以考察。一些例证：政治自由与生活质量
可以用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把自由看做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所造成的区别。尽管这一视角的完整范围只有通过远为深入的分析才能表现出来(在以下的章节中我将试图这样做)，“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个思想的激进性质用一些浅显的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首先，按照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工业化来定义“发展”的狭隘观念，经常会涉及以下问题：某些政治的或社会的自由，例如政治参与和表达异见的自由，或者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是不是“对发展有利”的?根据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一更为基本的观点，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往往缺乏一种重要的认识，那就是，这些实质性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或者接受基本教育或医疗保健的机会)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它们与发展的关联，并不需要通过它们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对工业化进程促进的间接贡献而建立起来。实际上，这些自由和权利对经济进步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种关联将在本书中受到密切关注。然而，尽管这种因果关系确实是显著的，但是由这种因果联系所证明的自由和权利的作用，只是这些自由在发展中所起的直接的建构性作用之外的额外的贡献。第二个例子是，人均收入(即使经过价格差别的矫正)，与人们享受更长寿命更好生活的自由之间的差异。例如，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加蓬、南非、纳米比亚或巴西的人们可能比斯里兰卡、中国或印度的克拉拉邦的人们要富裕得多，但后者拥有比前者高得多的寿命期望值。再举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人们经常提到，非洲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相对贫困，但比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要富裕得多。然而，重要的是应该看到，非洲裔美国人成长到成熟年龄的几率绝对地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例如中国、斯里兰卡，或者印度某些地区的人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制度以及社群关系各不相同)。如果有关发展的分析对于富裕国家也有适用性(本书将论证它确实是这样)，那么在富国内部存在这种群体之间的差异，是我们所需要理解的发展和欠发展状态的一个重要层面。交易、市场与经济不自由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市场机制对高速经济增长和全面经济进步做出贡献的能力，已经在当代发展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而且是正确的——承认。但是仅仅在衍生的意义上理解市场机制的地位是一种错误。如亚当·斯密所说，交换和交易的自由，其自身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基本自由的一部分。一般性地反对市场，就像一般性地反对人们之间交谈一样荒唐(虽然某些交谈显然是愚蠢的，而且会给别人甚至是谈话者自己带来麻烦)。交换词句、物品或礼物的自由，并不需要按照其有利的但间接的效果来加以辩护，它们是社会中的人们生活和相互交往方式的一部分(除非被政府法规或法令禁止)。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然是重要的，但它位于承认自由交换——词句、物品、礼物——的直接意义之后。经验表明，否定参与劳动市场的自由，是把人们保持在受束缚、被拘禁状态的一种方式。反对受束缚劳工的不自由状态的斗争，在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是重要的，其理由与使美国内战名垂史册的一些理由相同。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其自身就是对发展的显著贡献，而无关乎市场机制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事实上，马克思(一般来说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赞美者)对资本主义的赞扬，以及对美国内战是“现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1]的概括，直接与劳动契约自由的重要性相联系，而与奴隶制和被强制排除于劳动市场之外的情况相对立。下文将讨论，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严峻挑战，就包括使劳动者从公开或隐蔽的禁止进入劳动市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类似地，禁止进入产品市场常常是许多小农和贫穷的生产者由于传统性安排和限制而遭受的一种剥夺。参与经济交换的自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指出这一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否定根据市场机制的所有作用和效果——包括它在带来经济增长以及在不少情况下甚至带来经济平等方面的作用——来对市场机制作一全面评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研究在那些仍与市场所提供的好处无缘的社群中继续存在的剥夺，以及人们对于与市场文化相关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所可能做出的一般评价，包括批判。当以自由看待发展时，不同方面的论证都必须加以适当的考察和评价。很难想象任何成果显著的发展过程可以在并不广泛深入地运用市场的条件下发生，但是这并不排除社会扶助、公共法规、治国方略在它们能够改善——而不是损害——人们生活的时候的作用。与经常用来不管是捍卫还是批判市场机制的思路相比，本书采用的思路提供了更广阔、更包容的视角来看待市场机制。最后一个例子取自于我对自己的童年时代一件事的一个回忆。当时我应该是十岁左右。一天下午，我正在达卡(Dhaka)市——即现在孟加拉国的首都——家中的院子里玩，有一个人从大门走进来，他痛苦地叫喊着，身上血流如注；他背上被人刺了一刀。那些天当地一直处于骚乱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残杀)，那是发生在印度独立和印度─巴基斯坦分治之前的动乱。那个被刺伤的人叫卡德尔·米亚，是个穆斯林，以打短工为生。为了一点点钱，他到我们附近一家人家打工，结果在这个大半是印度教徒的社区，被街上的暴徒刺了一刀。我给他水喝、哭喊家中大人来帮助，稍后我父亲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去。在这个过程中，卡德尔·米亚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叫他不要在这骚乱的时候到有敌意的地区去。但他不得不出来找工做，挣一点钱，因为他家里没有任何东西吃。结果，他的经济不自由带来的惩罚是死亡，那是后来在医院发生的。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惨痛的。它使我后来反思狭隘的身份认同——包括那些完全基于社区和人群之上的认同——的沉重负担(在本书中我将有机会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更直接地，它指出以下事实：由于极端贫困而造成的经济不自由，会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一个弱小的牺牲品。如果卡德尔·米亚家不那么穷，他并不非要在那可怕的时候到有敌意的地区去找工作来挣一点收入。经济不自由可以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不自由一样。组织与价值观念
还有很多例子可以用来说明，通过把发展看做是扩展那些相互联系着的实质自由的一个综合过程，能使我们的观念起决定性的变化。本书阐述并检视这一观点，并运用这一观点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考量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发展的过程。这种多维视野使我们能够同时评价许多不同的机构和制度，包括市场和与市场有关的组织、政府和地方当局、政党和其他民间机构、教育体制的安排，以及参加公开对话和辩论的机会(包括新闻媒体与其他传播媒介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观点也使我们能够领会社会价值观和流行的道德伦理的作用，它们可以影响人们享有的并有理由珍视的自由。共享的规范可以影响一些社会特征，例如性别平等、儿童保育的状况、家庭规模和生育模式、对待环境的方式，以及许多其他社会安排及其后果。流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也会影响是否会盛行腐败，以及信用在经济、社会、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对自由的行使以价值观念为媒介，而价值观念又受公共舆论和社会交往的影响，后者自身又受到参与性自由的影响。上述每一种联系都需要仔细检视。经济交易的自由通常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广泛承认，尽管仍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重要的是，不仅要给予市场应得的评价，而且要认识其他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自由在提升、丰富人们能够享有的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这适用于那种甚至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例如所谓的人口问题。对于自由在缓解过高的生育率上的作用的不同观点，已经存在很长时期了。伟大的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孔多塞(Condorcet)曾经预见生育率将随着“理性的进步”而下降，所以更多的安全保障、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更多的反思性决策的自由，将限制人口的增长。与他同时代的马尔萨斯却持有迥然不同的观点。事实上，马尔萨斯争辩说，“没有任何理由假设，除了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的困难以外的任何东西，能防止如此众多的人早早结婚，或阻止他们建立尽可能大的家庭”。这两种不同的论点——依赖于理性自由或经济压力——的优劣比较，将在本书后面进行分析(我将证明，证据显然是更有利于孔多塞的)。尤为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这个争论，只是在赞同自由与否定自由的发展观之间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论战的一个例子。这一论战仍然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在进行。组织机构与工具性自由
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将特别考察从“工具性”视角看待的五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它们是：(1)政治自由；(2)经济条件；(3)社会机会；(4)透明性保证；(5)防护性保障。这些不同类型的权利和机会各自促进一个人的一般性可行能力。它们也可以相互补充。增进人的可行能力和实质自由的公共政策一般可以通过促进这些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工具性自由而发挥作用。在下面的章节中，将对每一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以及涉及到的组织机构——进行研究，并讨论其相互关联。我们也将有机会来研究它们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从而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上，所各自发挥的作用。按照“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这些工具性自由相互联系在一起，而且与扩展一般性人类自由这一目标联系在一起。有关发展的分析必须一方面关注使这些工具性自由得以成为重要的目的和目标；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把这些不同类型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更好地发挥共同作用的经验联系。事实上，这些联系对更完整地理解自由的工具性作用至关重要。结语
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在从基本原则上确认了自由的评价性重要意义之后，我们还必须理解把不同类型的自由相互联系到一起的令人瞩目的经验关联。政治自由(以言论民主和自由选举的形式)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以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的形式)有利于经济参与。经济条件(以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的形式)可以帮助人们创造个人财富以及用于社会设施的公共资源。不同类型的自由可以相互增强。这些经验关联进一步明确了价值判断上的优先主次。参照中世纪关于“客体”(patient)和“主体”(agent)概念上的区别，对经济学和发展过程的这样一种以自由为中心的理解，是面向主体的观点。如果有适当的社会机会，个人可以有效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且互相帮助。他们不应被首先看成是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实际上，的确有很充分的理由来确认自由、自主的主体的积极作用——甚至理解他们的具有建设性的急切心理。
本文编选自《以自由看待发展》，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复制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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