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c Burckhardt, 1818-1897)，19世纪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
我们习惯于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用幸运和不幸两个概念来加以区分，并且想当然地把这种划分法强加到以往的时代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评价与自己相关的人或事的时候，我们的年龄以及阅历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到了生命的暮年时，我们才能够对所接触过的人和经历过的事做出最终的判断。此外，这个最终的判断又依我们寿命的长短，即我们有生之年是四十还是五十岁，可能会截然不同。对我们来说，这个判断性的结论只有一个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真实性。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他早年的愿望过了若干年以后在他自己看来显得多么愚蠢。尽管如此，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对世界历史中的事件以幸运和不幸的标准来进行评判；相比之下，现代的人们更愿意使用这种评价方式。当然，这种做法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比如在《布希莱阿斯的轮唱曲》（Skolion des Hybreas）中，作者对那个以亲民的方式行使统治权的阶层表示了赞许；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歌颂了1298年〔1〕，其目的无非是把这一年与随之而来的突变进行对照。出于类似的目的，朱斯廷格（Justinger）以同样的方式描写了1350年前后伯尔尼的局势。上面举的两个例子都有地域的局限性，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一些人的所谓的幸运是建立在另一些人的苦难之上，因此可以说，这种结论至少是幼稚的，而且也不是基于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考察角度。不幸的是，恺撒没有来得及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罗马帝国之前就被人谋杀。不幸的是，在民族迁徙中，数不清的人类精神的高级创造物被毁坏。幸运的是，在上述一系列的迁徙过程中，新的、健康的民族为人类注入了生命力。幸运的是，欧洲在公元8世纪没有完全被伊斯兰教征服。不幸的是，德国皇帝在与教皇较量的过程中败北，以至于教会此后得以掌握如此令人可怕的权力。不幸的是，宗教改革只波及到半个欧洲，并且新教而后又分裂为两个教派。幸运的是，西班牙以及后来的路易十四妄图称霸世界的计划未能得逞。毋庸置疑，越是接近现代，人们对以往的人和事做出的评判就变得越发多样化。其实，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一旦有条件纵观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就能够对事情的前因后果有更加详细的了解，从而做出相对恰当的结论。我们认为某个时代的人或者某个国家的人民幸运，其实，这可能是我们视觉上的一种错误。我们把这种幸运借用人生的青春时期，用春天以及日出等图像来加以比喻和形容。这就好比我们想象自己处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一个舒适的居室，好比看到傍晚时分遥远的小屋烟筒中冒出炊烟的时候，我们就联想到小屋的主人所享受的天伦之乐。我们有时把整个时代看做是幸运的或者不幸的。属于幸运的就是那些所谓人类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最好的例子当然是伯里克利时期，因为在这个时代，雅典无论在国家、社会、艺术、诗歌等方面都获得了整个古典时代最高的成就。其他一些例子，如一个贤明的皇帝统治时期，未能得到人们普遍的承认，因为把它们看做是人类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未免有些片面。不过，雷南仍然认为1815年到1848年之间的三十多年是法国甚至整个人类经历的最美好的年月。在某些时代，社会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这样的时代被看做是人类特别不幸的年月，而且当时的战胜者们所感受到的喜悦通常不被考虑进去（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对以往的人和事作如此这般的评价是近来的事，只有在最近兴起的历史研究中才成为可能。在古典时代，人们相信在远古时期存在过一个黄金时代，此后便江河日下。赫西奥德用灰暗的色彩描画了他所处的那个铁器时代（das eiserne Zeitalter）。目前，有一种肯定当代和未来的理论十分时髦，它认为时光越来越好（所谓的进步）。有关史前的考古发现说明，历史之前的人们在浑浑噩噩之中，怀着动物特有的恐惧心理过着野蛮人的生活。对某一个民族来说，历史上的一些年月相当于它的青春，但是对整个人类来说，到那个年月为止，时光已经流了许多且许久。那么，究竟是谁有责任或者有权利给已往的人和事下一个断言呢？我们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其形成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愿望和推断，另一个则是那些被无数人反复阅读过的历史学家的言论，其中有些是有据可查，而有些则是那些读者的创造。人们并非无所目的地传播这类观点。在大众媒体中，他们把这类观点用作赞成或者反对当代某些思潮的证据。它们实际上属于舆论中迂腐的那一部分，并且很清楚地打上了相关时代的烙印（经常显得很激烈和粗俗）。这些观点无疑是阻碍我们真正认识世界历史的死敌。首先，有些错误观点产生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耐心。当我们现有的知识或者我们所下的工夫还不足以对过去某个时代做出一个评价的时候，如果写历史的人和读历史的人过久地因这个时代而绞尽脑汁，那么他们就很容易因为不耐烦而下结论。我们有时希望历史的流速快一些，比如我们宁愿牺牲古代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之前的某些朝代，以便让开明的阿美西斯（Amasis）国王早一点登上舞台，并给埃及带来进步。在米底（Medien）王国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许多国王在位，但是对那些不太出名的国王我们无法耐下心来。我们有一种感觉，好像那个让人充满幻想的伟大的居鲁士（Cyrus）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总而言之，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对那些能引起我们兴趣的人和事有一种偏爱，而且还自以为这些是历史上幸福的人和幸运的事，同时把那些无趣的人和事当做不幸的人和事。在那些遥远的年代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只不过它们是我们超强想象力的结晶。有时，我们感觉自己的观点仿佛以从前的某一个说法为根据，而实际上，那只是我们进行回忆时过分仓促造成的。我们同情以往为了更高的目标而长期作过斗争的某个时代、某个民族、某个党派，某种信仰，我们觉得它们是不幸的。如今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即希望那些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不经过艰苦的斗争就能达到各自的目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这样的愿望推广到过去，希望从前的人也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好运。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情古罗马的平民和梭伦（Solon）之前的雅典人，因为他们曾经与贵族及其残酷的债权进行了长达几世纪的斗争。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胜利才成为可能，而且获得胜利的人和事也才能有机会展示自身强烈的生命力和高贵的价值。但是胜利的喜悦又是何等短暂，我们又多么容易丢弃一个老朽的东西，却死守住一个同样老朽的东西不放！随着民主获得胜利，雅典在政治上陷入软弱无能的状态；罗马得以征服意大利，并且直至世界，而代价是被征服民族不可名状的苦难以及自己内部严重的腐败。见识了以往的宗教战争以后，很多人觉得那些斗争其实都可以免掉。令人气愤的是，真理只能借助外力才能站住脚，而一旦这个外力不够强大的时候，它只能遭受被压制的厄运。不可避免的是，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真理也会失去它内部的纯洁性和庄严性，因为代表和拥护这个真理的人们所持的目标有其时间性。宗教改革运动得以在世俗的政治领域站住脚跟，而运动的支持者试图以物质的形式与极端追求物质利益的敌人作斗争，为此，他们不得不让各国政府充当代理人。殊不知，这些掌握世俗权力的人所关心的是教会的财产，而不是宗教事务。我们不能不说这种结局是一场悲剧。至于从宗教争端中生成的新的生命，它只有借助斗争，而且不仅仅是口诛笔伐，才能成为全面的和充满生机的生命；只有斗争才有可能让双方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问题上，只有通过斗争，相关的人才有可能清楚自己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目的。首先，天主教经过斗争重新成为一种宗教，可以说它经历了一场正本清源的洗礼。接着，人们的精神从许多方面得到了唤醒，宗教矛盾渗透到国家生活和文化中间，并且与它们构成了各种联系和对立。最终，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精神也变得空前地丰富。假如一味地强调对新的宗教无条件地顺服，那么这些变化就不会出现。我们接下来谈如何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评价。问题在于，人们以现今教育的普及程度、文化的大众化程度以及生活的舒适程度来衡量以往民族的幸福程度和伦理道德水准。以往的民族哪个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如此苛求的人只好怀着极其或者些微的同情把他们打发掉。有那么一阵子，“现代”这个词成了进步的同义词，人们非常可笑地表现出一种狂妄，好像这种前进步伐正在迈向人类精神的完满，甚至人类伦理道德的完善。在评价这个所谓进步的时候，人们的安全感理应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尺，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如果没有安全感，以及上面提到的文化，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无异于成了空中楼阁。从前的人过着纯朴的和富有生气的生活，他们尚保持了本种族体质上的高贵之处，并且共同对抗外敌。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的这种生存状态称为文化，何况他们的感情达到了更加纯真的境界。说实话，人的精神很早就已经达到了完备的状态！至于探寻人类道德的进步，我们可以把这项任务交给巴克尔。巴克尔很天真地道出了他的惊讶，说他没能发现道德进步的迹象，不过，道德的进步所涉及的实际上是每个人的生活，而不是整个时代。即使在久远的古代就已经有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而献身的情况，从那以后，我们人类又取得了什么进步呢？作为对以上内容的总结，下面我们将要谈到人们在对以往的人和事进行评价时的口味问题。正因为人们在评论过去的时候讲究特定的口味，所以他们一般把这样的时代及其民族视为幸福，即那些强烈地展现某些特定因素的时代以及与其相关的民族，而这些特定的因素恰好是那些进行评论的人们看来最为珍贵的。一般来说，情感、想象力或者理智构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主导因素，因此，以下的时代及其民族都有可能被冠以幸福的桂冠：占人口多数的人非常严肃地进行超验性的活动的时代及其民族；艺术和诗歌占主导地位，并且许多人有时间和机会进行脑力劳动的时代及其民族；尽可能多的人收入丰厚，而且人们孜孜不倦地从事本职工作的时代及其民族。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上述三个判断都非常片面，它们都未能考虑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对于做出上述判断的人说来，假如真的让他们到他们认为幸福的那个时代去生活，他们会马上发觉太多的不如意。还有一些评价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同情而做出的。有的人只是把历史上共和制的那段时间看做是幸福的，而有的人只把君主制那段时间视为幸福；有的人认为只有出现激烈运动的那个时段才是幸福的，而有的人则把平静的年月看做是幸福。作为典型的例子，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吉本（Gibbon）如何把一个好皇帝统治的年代视为人类最幸福的时段。显而易见，这些评价相互矛盾和抵触。当人们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对以往的时代是否幸福进行衡量的时候，类似上面所说的针锋相对的局面便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对历史上的人和事进行评价的时候很注重安全问题，当涉及到文化的情况下尤其为甚。在强调安全感的情况下，所有的幸福需要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把个人的意志置于受警察保护的法制之下；其次，要根据具有客观性的法律条款来处理所有的财产问题；再次，要尽最大可能地保证人们的收入和交易。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其实主要建立在这种安全感上面，有了这个普遍的安全感，个人就不必为了自己的房子和财物而烦恼，至少从道理上可以这样讲。有些事情政府都做不到，但是保险公司却能办得到，那就是通过每年花上一些钱来把可能的不幸卖掉。当人们的生存状态很理想或者他们的养老金很可观的时候，一旦他们不参加保险，他们甚至会招来众人的谴责。在过去的许多时代里，上面所讲到的安全根本无法保证。假如把这个安全问题忽略不计，那些时代会让自己的光辉永远四射，并且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占据一个极高的地位。不仅在荷马所描写的那个时代，而且在荷马所生活的时代，拦路打劫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可以礼貌地且毫无顾忌地向陌生人咨询有关抢劫的要领。那时候，出于自愿的杀手和被逼无奈的杀人犯随处可见，而且他们在国王们那里成为座上客，甚至奥德修斯（Odysseus）在他虚构的人生经历中也加进一个谋杀的情节。此外，那个时候的习俗多么简单，又多么高贵啊！那时候，史诗是许多歌手的共同财富，他们随处走随处唱的歌谣成了整个民族可以毫不费力地享受到的乐趣，而且这些人永远是人们羡慕的对象，因为他们拥有无穷的创作热情，还有各种各样的感受、超常的力量和可贵的天真。我们只需想一想瑙西凯厄（Nausikaa，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一个公主，曾帮助遭遇船难的奥德修斯——译注）就可以了。对于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于过安静和谨慎的生活的市民来说，他们恐怕没有一个愿意生活在伯里克利掌权时期的雅典，生活在那个躁动不安的状态之中；即使他们不属于占人口多数的奴隶阶层，也不是某个阿提卡同盟国的公民，而是自由的和拥有完全公民权的雅典市民，他们也会觉得死一般的不幸。在雅典，个人要对国家承担各种义务。为了保证每个人完成他的义务，国家习惯性地采用抢劫和法庭审判等手段，而且雇用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小人和告密者。尽管如此，当时的雅典人一定以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好和更有安全保障。现在很时兴根据伟大这个标准来对历史进行评价。不可否认，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和个人手中掌握了迅速膨胀和高度发展了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是以无数人受难为代价的。人们只知道尽力地把一个统治者以及他周围人的身价抬高，往他们身上贴各种伟大、宽容的标签，其结果是，后来的人们真的以为那些伟大和宽容的美名是他用行动换取的。人们甚至还假定，一个民族即使看一眼属于自己的天才，他们也会从他身上得到祝愿和祝福。至于上述那些数量巨大的受苦受难的人，人们会泰然处之，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不幸。这些人还以这样的事实当做自己的借口，即持久的和给人带来好运的局面都是经过可怕的斗争以后才逐渐形成。通常说来，那些对历史作评价的人都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局面产生以后才出生的，并且生长在那种局面之中，所以，他们下结论时当然会持宽容的态度。最后，我们还应当让笔锋触及到所有的人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评论时都不能避免的问题，即每个人的结论里面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一个因素，那就是自私！一些人下结论时说“我们认为”，而另一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也以“我们”来标榜自己。如果说得绝对一点，这种评价方式等于给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机会，就如同从事不同种植活动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上天降雨，或者让它送来阳光。我们在内心深处无比自私，而这种自私又极端可笑。我们首先把那些与我们自己有点儿相似的人视为幸福；那些与我们现在舒适的生存条件有关联的力量和人则值得称赞。似乎整个世界以及世界历史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才存在。每个人都以为他所处的时代实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他不愿意承认他的时代不过是时间长河中转瞬即逝的一个波浪而已。假如他有理由认为他基本实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那么他看重自己所处时代的态度不言而喻；假如他希望他所处的时代有所变化，那么他就会相信这种变化不久会出现，而且他还能为此做些贡献。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个人，他不仅是为了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缘故而生存，他的存在也是为了整个过去和整个未来。就这个巨大的和严肃的整体而言，某个民族、时代或者个人对永久的或者暂时的幸福和舒适的要求都显得不足挂齿，因为所有人的生命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时间和地域上会出现一些波动，当波及到我们人类虚弱的器官的时候，我们的器官就把这些波动感受为上升和衰弱、裨益和危害，而事实上，这些波动都属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我们应当想办法把“幸福”这个表达法从人类生活中剥离出去，然后用另外一个表达法加以替换，而“不幸”这个表达法则应当继续使用，其原因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说明。自然界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生存就不能避免令人心惊胆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也延伸到了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中。“幸福”这个词已经遭受了玷污，由于人们的滥用，它已经变得模棱两可。假如让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对幸福这个词的定义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其结果会是什么呢？首先，只有童话才把永远不变的状态当做一种幸福。在孩童天真无邪的观念里，幸福就是永远享受（在奥林匹斯山和极乐乡那里才有的）节日的欢快气氛。不过话说回来，童话也并非自始至终把同一种状态看做是幸福：当那个邪恶的魔术师倒地而死，那些可恶的女妖受到了惩罚，而且当阿卜杜拉（Abdallah）和法蒂姆（Fatime）这一对国王和王后在王位上幸福地生活到一百岁的时候，童话想象的翅膀离开了这对幸运的夫妻，并且把我们的兴趣引向其他幸福的夫妻身上，比如哈桑（Hassan）和苏雷卡（Suleika）或者雷娜（Leila）。这样说来，《奥德赛》的结尾显得真实多了，因为主人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一个接着一个，他似乎面临着没有尽头的考验。把幸福与特定的持续存在的状态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必须说，保持一种状态就意味着僵硬直至死亡；生命只能孕育在运动过程中，不管这种运动有多么痛苦。当然，原始的或者自然的状态除外，因为在历史开始的那段时间里，这一天与另一天，这个世纪与下一个世纪之间没有多少差别。尤其是把幸福当做一种实实在在感觉的观点值得质疑，幸福只不过是疼痛暂时缺席的结果，我们顶多可以把幸福与轻微的成长的感受联系起来。无疑，有些民族静止不前，他们几百年保持同一个整体的形象。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对自己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这种情况多数是专制所导致的。一般说来，刚刚（可能费尽了周折以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和社会不得不抵制反对势力卷土重来，而且为了保护自身可能会不择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专制的形成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对第一代来说，这种生存环境无疑是不幸的，而第二代则生长在这个先决条件之下，不久之后，他们便把他们无法或者不想改变的状态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直至把它当做一种幸福加以歌颂。当西班牙人在物质上极端贫穷的时候，他们只要想到卡斯蒂利亚这个崇高的名字，他们就禁不住激情满怀。很多人意识不到，来自政府以及宗教审判的压力根本未能让民众的内心屈从，西班牙最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也是这个时期诞生的。如此稳定不变的民族和静止不动的时间，其存在的意义可能在于把先前时代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加以保护，然后把它们完好地作为发酵剂传给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的静止并不是绝对的、致死的，而是可以比作能够驱除疲劳和养精蓄锐的睡眠。有些时代、民族和个人则截然相反，他们需要时不时地把他们的力量，甚至他们全部的力量，通过剧烈的运动释放出去。这些剧烈运动的作用是把旧的毁坏，为新的开辟道路。在这些剧烈的运动中，他们除了偶尔感受到短暂的胜利的喜悦之外，他们甚至享受不到任何幸福，更不要说长久的幸福，因为那些胜利本身就是暂时的。他们层出不穷的力量的源泉在于永远不满足，他们新迈出的步子还没有站稳，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迈出下一步。不管他们这种努力的结果有多么重要，不管这些结果的历史意义有多么重大，实际上并且从时间上讲，它总是披着人类最深不可测的自私这件外衣登场，那就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把自己的满足建立在别人的顺服上面，不仅如此，因为不可能赢得对方真正的顺从和尊重，它会采用任何形式的暴力。无法否认的是，暴力这个邪恶的东西，即强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弱者身上的权利，构成了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在原始的生存竞争中就已经形成，它充斥了整个自然，包括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而且扩散到人类世界，其表现形式是谋杀和抢劫，排斥、灭绝或者奴役弱小的种族，抑或同一个种族内相对弱小的民族，排斥、灭绝或者奴役同一个国家和民族内相对弱的社会阶层。比别人更强还远远不等于比别人更好（Der Starkere ist als solcher noch lange nicht der Bessere）。在植物世界里，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品种差却对周围不管不顾的植物得以广泛传播。在人类历史中，高贵的往往由于在数量上占少数而居下风，这种例子简直举不胜举。但是，当一个比较低级的文化占上风，并且因为自己占绝对多数而肆无忌惮地使用各种权利的时候，情况就特别危险。那些被战胜的民族或者国家更高贵、更优秀；而对那些胜利者来说，他们虽然只是受统治欲望驱使，但是却促成一个新的未来。问题是，这些胜利者对即将来临的未来丝毫没有概念。在这种时候，只有让国家免受一般道德准则的约束，而把个人置于这些道德准则的约束，那个逐渐逼近的未来才可能有一线希望。罗马帝国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最好的例子。萨莫奈战争结束以后不久，罗马人就以最令人恐怖的手段开始征服东方和西方，并且以血流成河的代价完成了扩张活动。另外，从根本上讲，萨莫奈战争是罗马贵族与平面之间的斗争。至少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罗马帝国扩张活动中似乎能辨认出世界历史潮流涌动的目的，那就是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并且借助这个文化让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宗教传播开来。后来，这两个元素传给了卷入民族迁徙中的野蛮的日耳曼人，并且最终成为新的欧洲的黏合剂。从一件以邪恶的目的开始的事情中能够产生出好的结果，一件不幸的事情能够转变成一种幸运，但是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邪恶和不幸在开始的时候与其他邪恶和不幸的东西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有付诸行动的暴力都是邪恶的，是一种不幸，或者最起码是一个危险的例子。（Jede gelungene Gewalttat war bose und ein Ungluck und allermindestens ein gefahrliches Beispiel.）一旦暴力掌握了权力，那些掌权的人就会想方设法把原先纯粹的权力转变成秩序和法制，他们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治理暴力横行的状态。同样不能否认，有些邪恶的政权以其邪恶的方式在这个世界统治很长时间，这样的例子绝不仅仅是法蒂玛王朝和暗杀十字军成员的穆斯林秘密团体。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这个世界上有权势的人就是撒旦。照此说来，最严重地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事情莫过于把德行和权力嫁接在一起，莫过于许诺俗世的人们来自上帝的物质的奖励，就像早期教会的作者们把上帝的祝福献给基督教皇帝们一样。但是，当邪恶的人掌握统治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不得忽视，那就是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无私和善良的人。假如善良的人不断地得到奖励，而邪恶的人不断地遭到惩罚，最终导致那些邪恶的人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假装善良，其后果不可想象，因为，那些邪恶的人仍然是邪恶的人，他们在内心里仍在策划着邪恶的念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可能不得不祈求上天，允许个别邪恶的人在人世逍遥法外，只是为了让他们把自己的本性暴露给世人。其实，这个世界上虚假的东西太多太多。现在，让我们试着给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该受到控诉的事件寻找一些能够聊以自慰的理由吧。首先，并非每一次的破坏行动都促成了新的生命。正如毁坏珍贵的植物可能会导致一块土地永远成为荒漠一样，有些备受蹂躏的民族确实再也没有复苏过来。我们好像无法否认，有些力量只具备毁坏的性质，在它的铁蹄下任何花草都无法生存。亚洲似乎一直未能从两次蒙古人的统治下所遭受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帖木儿造成的破坏尤为严重，他残杀了无数生命，并且用石头、石灰和人的躯体建造了高墙。帖木儿为了自己和自己民族的私欲而东征西战，把世界夷为平地。人们至少从这个破坏者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一个邪恶的人有时能够发泄出多么大的冲击力。在受到如此破坏的国度里，人们永远无法相信公正和善良。也许，帖木儿使得欧洲免遭奥士曼人的蹂躏。试想，如果历史上没有他，再加上巴扎泽特（Bajazeth）和胡斯信徒涌向德国和意大利，后果会是什么样子。说起来，后来的奥士曼人，包括民众和统治者，他们着实让欧洲胆战心惊，但是绝对没有达到巴扎泽特一世（Bajareth I）在安哥拉（Angora）附近的战役之前所聚集的那种不可估量的势力。如果我们联想到古时候人民的绝望和哀号的总和该有多少，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那个时代就已经充斥了惨绝人寰的行为。古代称霸世界的君主国都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苦痛之上。值得我们特别同情的包括这样的民族，即那些为了保卫民族的自主性而抵抗波斯国王，但是在绝望的战斗中被打败的民族，还有更早一些在抵抗亚述和米底国王的战斗中遭受失败的民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他一路上碰到了无数孤零零的王宫遗址，它们其实都记录了不同的民族（叙加尼人［Hyrkanier］、巴克特里亚人［Baktrier］、索格狄亚那人［Sogdianer］、格杜罗基人［Gedrosier］等）所进行的惨烈的战斗，只不过我们对细节一无所知。难道他们所作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吗？至于其他一些民族，由于我们对他们所作的最后的斗争以及他们的灭亡有所了解，我们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例子有：吕底亚诸城市抗击哈尔帕古斯（Harpagus）的战斗，迦太基、纽曼提亚和耶路撒冷抵抗提图斯（Titus）的战斗。这些例子已经成为值得人们学习的典范，因为在上述例子里，一个人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竭尽全力，为了民族最珍贵的财富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说，他的不幸促成了整个人类的幸运，这种幸运虽然略带苦涩，但是无比崇高。假如有一天我们能够发现那些描写波斯帝国东部的民族如何灭亡的波斯楔形文字，即便它们怎样充满了战胜者浮夸和毫无生气的词汇，我们也能够从中窥见被征服的民族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的痕迹。我们恐怕无法安慰自己说，假如没有亚述和波斯那种排山倒海似的征战，亚历山大大帝也许不可能把希腊文化的种子带到亚洲腹地中去。不管怎么说，希腊的影响并没有超出美索不达米亚的范围很多。我们一定要谨慎加谨慎，以免我们把自己的历史观点想当然地当做世界历史必然的结局。至于任何灭绝人寰的暴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个趋势，我们不可能得知，假如一件事情——不管它有多么骇人听闻——不曾发生的话，那么会发生其他什么事情。唯一可以猜测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历史长河中的浪头就会被另外一个我们无法知道的浪头所代替；也许，代替那个可恶的压迫者的可能是一个更加可恨的家伙。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有权势的人都不应当以为他可以用如下的话为自己开脱：“假如我们不干这件事，别人也会做。”假如真的如此，那么任何罪行都有它的理由。很多干了罪恶勾当的人根本不认为有必要道歉，而是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这样做，其结果终究是好的。”或许，就那些遭受厄运的民族或国家来说，假如他们真的长期存在了的话，可能后来就变得不值得我们的同情。一个很早在光荣的战斗中灭亡的民族，假如它没有灭亡，它后来也并不一定会幸福，也不一定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文化，它也许会因其内部的邪恶而不久就开始堕落，并且还把邻近的民族也牵扯进去。这好比一个英年早逝的人，人们以为他如果再活下去的话一定会更幸福，也会变得更伟大，但是谁又能断然否认，他那时其实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或者甚至已经在走下坡路。另外一个让人聊以自慰的原因来自那条颇为神秘的所谓补偿原理。这个补偿原理至少在一个方面得到了印证，即一场大流行病或者战争以后，人口就开始增多。似乎人类生命总量是固定的，一旦它受到了损失，那么它总会通过其他什么方式得到补偿。我们不敢肯定，但好像也无法否认，15世纪的时候，世界文化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出现类似退潮的现象。但是从总体上说，西欧各民族向海外进行的扩张在形式和内涵上可以被看做是上述退潮的补偿，只是世界的重心从一个地方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在上面所列举的前一个例子中，假如没有出现大流行病或者战争的话，其他天灾人祸也会夺取人们的生命，换句话说，一种形式的死亡代替了另一种形式的死亡；在后一个例子中，人类世界强大的整体力量用其新的生命弥补了在局部区域业已消亡的生命。这里所说的补偿不是对痛苦的补偿，也就是说，不是造成痛苦的人对受伤害者有所补偿，而只是遭受损毁的人类继续生存，而且其中心有所移动。我们也不能认为那些受害者的后代或者他们的其他亲属得到了补偿。对于奄奄一息的罗马帝国来说，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迁徙无异于一针强心剂。但是，罗马帝国东部那一部分未受迁徙民族波及的土地后来属于康尼努斯家族（Komnene）的势力范围。假如有人向12世纪的拜占庭人问起他们的感受，那么他们一定会极为骄傲地大谈特谈罗马如何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得以延续，并且以极端蔑视的态度看待那个“获得新生和新生力量的”西方；甚至现今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希腊斯拉夫人也不认为自己比西方人低下，当然也不比他们更不幸。总而言之，一旦有人让他们发表意见，那么他们就对任何复兴的理念表示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自身的衰亡以及大批蛮族的入侵。说起来，所谓补偿原理在很多时候不过是乔装打扮的单向美好愿望的表现形式而已。我们现在并且将来也应当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因为人们依靠它所能获得的真正的安慰实在有限。另外，我们对历史上的得与失也无法做出十分令人信服的判断。出生和死亡是地球上所有生命体的普遍命运，但是，只要一个生命被暴力（按照我们的观点）提前夺取了生存的权利，那么这条生命是无可替代的，即便用另一条同样鲜活的生命也无法替代。上面提到的补偿不能达到完满效果的原因还在于，有些看上去铁板钉钉的事情不断地被拖延。一件伟大的、让人满怀希望的事情迟迟不能实现，好像将来的某个时间会让它变得更加美满。在三十年战争中，德国曾经有过两次统一的绝好机会，但是德国人都与它们失之交臂。第一次是1629年，华伦斯泰（Wallenstein，三十年战争期间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统帅——译注）差一点完成了统一大业；另一次是163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差点完成了未能完成的大业。需要补充的是，不管上述二人中哪一个促成了统一，民族内部互相之间强烈的、无法克服的敌意却无法消除。统一的德国的诞生就这样被推迟了240年。只有时光流逝了这样久以后，民族内部的那种敌意才失去了往日的危险性。在艺术方面，我们同样可以说，假如教皇尼古拉五世（Papst Nikolaus V）建造了新的圣彼得教堂的话，它会远不如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参与建造的老圣彼得教堂。这种补偿的差异性还表现在文化的一个分支被另外一个分支代替的时候。18世纪前半叶，诗歌几乎处在荒漠之中，绘画也没有值得称道的潮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音乐达到了它的巅峰。当然，这里也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因素，我们不应当在诗歌、绘画和音乐之间轻率地断言孰重孰轻。不可争辩的事实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不可能同时占有一切，另外，一些犹豫不定的力量经常被正处在鼎盛期的势力所吸引。如果说我们有理由谴责命运的残酷，那无疑是因为高超的艺术品和优秀的诗作的失传。就古代的智慧以及分别坐落于帕加马（Pergamus）和亚历山大的两个图书馆而言，即使它们完好地保存下来，我们可能有一天也不得不丢弃它们，因为层出不穷的新知识已经让人喘不过气来。那些早逝的一流诗人让我们不禁黯然神伤；有些历史学家死于非命所导致的损失也无法挽回，因为人类思想重在其连续性，而现在却变得残缺不全。这种连续性是我们人类存在所关注的焦点，同时也为我们人类存在的重要性提供了一种超验的证据。我们不知道，精神的相互联系是否存在于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器官之中，对此，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任何设想，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希望我们的潜意识能够意识到这种联系的存在。我们对那些早已灭亡的文明或国家有一种渴望，虽然这是一种无法得到满足的渴望，但是不能说它一点价值也没有。正是在这种渴望的作用下，许多古物的残片得到拯救，并且通过科学家们不懈的努力得以拼接；对流传下来的残缺不全的艺术品的敬仰，对传统中的残肢断臂进行不知疲倦的接合，其实这两者的结晶构成了我们今天宗教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内心值得敬仰的力量同那些令人敬仰的物体一样至关重要。也许，当时那些高超的艺术品也不得不湮灭，以便后来人能够不受任何拘束地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假如在15世纪的时候保存完好的古希腊雕塑和绘画作品大量出土了的话，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柯勒乔（Correggio）等人所创作出的那些杰作可能就无法出现，当然，他们可能以特殊的方式把那些从罗马人那里继承的艺术理念和手法与来自古希腊的东西进行比较。18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充满热情地投身于创新哲学研究和古典研究的活动中，假如恰好在这个时候，那些失传多时的古希腊抒情诗突然出现的话，这些抒情诗可能会让德国诗苑里正在盛开的花朵受到影响。当然，这种影响过后几十年，也就是人们从起初的目瞪口呆恢复过来以后，那些保存下来的古老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与新的进行一番比拼，而且新的东西终究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但是对那些新的东西来说，它们开花的最佳时间已经过去，而且它们盛开的最大能力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令人欣慰的是，对于15世纪的艺术和18世纪的诗歌来说，从古典时期流传下来的作品足以激起人们的创作灵感和热情，但是还不足以使人窒息。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做一个了结。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话题从幸运和不幸的问题转到人类精神永存的问题上。从我们讨论的结果看，人类精神类似于一个人的生命。它在历史中而且通过历史得到人们的感知，并且逐渐地吸引那些善于思维的人们的注意力，让这些人不断地探索和追寻它，以至于幸运和不幸的概念越来越丧失其原来的重要性。“一切都有其成熟的时候。”（Reif sein ist Alles.）对于那些有能力的人来说，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无奈，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幸福，而是认知新事物。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别人的哀号无动于衷——其实我们很容易因别人受难而受到触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保持客观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愿望的盲目性。换句话说，各个民族的愿望和每个人的愿望时常可以互换、可能相互抵触或者互相抵消。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弃自己的个体性，并且能够同时以平静和不安的心情看待不久的未来的话，如同我们观看自然界的景象，比如在陆地上观察海上的风暴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非常充分地体验人类精神历史上最伟大的篇章。那时，三十年战争（我们这些人成长的那段时期）中的那种迷惑人的和平已经一去不复返，一系列新的战争迫在眉睫；那时，几个拥有人类最伟大文化的民族在采取何种政治模式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或者正准备采用一个新的政治模式；那时，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人们对痛苦的感受程度以及他们的急躁情绪变得更加强烈；那时，各种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机构变得摇摇欲坠，此外还有许多堆积如山和久而未决的危机。对于生活在不久的未来的人们来说，作为身临其境的人，同时作为世俗的人，他们可能无法掌握和领会整个局势，但是，他们至少可以着手追寻和认识人类的精神。这将是一出多么令人神往的剧情啊。说起来，虽然人类精神到了那个时候会建造属于自己的居所，但是它仍会盘旋在上面所列举的所有现象上面，同时又与它们盘根错节。不管是谁，只要他意识到了这样的远景，那么他就会全然忘记诸如幸运和不幸之类的事情，并且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认识上述现象的追求之中。本文选编自《世界历史沉思录》，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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