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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如何决定自由的命运|阿西莫格鲁、罗宾逊
如果人可以十分自在、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行动、处分自己的财产和人员······不必请准或仰人鼻息,就是拥有自由。
这样的自由是所有人类的基本渴望,洛克强调:
但显然自由在历史上很罕见,今天也一样。每年中东、非洲、亚洲和中美洲都有数百万人出生入死、逃离家园,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所得,或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设法保护自己和家人,免于暴力与恐惧。
哲学家提过的自由定义很多,但洛克承认,最基本水平的自由,起码必须是人民能够免于暴力、恐吓和其他贬损行为之害,人民必须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能够在不受不合理惩罚或严厉社会制裁的威胁下,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
一
一九八九年,法兰西斯·福山预测“历史的终结”,所有国家会趋向美国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形成他所谓的“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趋于一致”。仅仅五年后,罗伯·柯普兰(Robert Kaplan)就在论著《无政府状态山雨欲来》(Coming Anarchy)中,描绘出截然不同的未来景象。
二○一八年,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文章“为什么科技对暴政有利”(Why Technology Favors Tyranny)中预测未来时,认定人工智能的进步,预示“数位独断政权”会兴起,政府会拥有监视和控制能力,甚至会主导我们的互动、通讯和思考。
因此,历史仍然可能结束,只是结束的方式和福山所想象的大不相同。但究竟会怎么样结束呢?是福山预见的民主制度赢得胜利,还是无政府状态或数位独断政权获胜?有的国家机器加强控制网际网络、媒体和人民生活,可能显示我们正朝数位独断统治的方向前进;同时,中东和非洲最近的历史提醒我们,无政府状态的前景并非遥不可及。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有系统的方法来思考这一切。
在专断国家打造的恐惧和镇压,以及暴力横行、无法无天状态这两种情势倾轧下,出现了一条通往自由的狭窄通道。社会与国家就是在这条走廊上,彼此制衡。这种制衡并不是靠某个革命时刻成就,而是两者之间日复一日地持续斗争。这种斗争会带来好处,国家和社会在这条走廊上,不仅互相竞争,也相互合作,这种合作会提高国家供应社会所需的能力,也会壮大监督这种能力的社会动员力量。
为什么是一条走廊,而非一扇大门呢?因为达成自由是一种过程:你必须走过廊道上的漫漫长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执行法律,国家机器才能开始为公民提供服务。这种是国家及其菁英必须学习的过程,学会跟社会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和平共存,社会的不同部门必须学会互相合作、无视彼此之间的歧异。
这条走廊会显得狭窄,是因为这绝非易事,你要怎么抑制拥有庞大官僚体系、强大军队和可以自由决定法律内容的国家机器?当人民要求国家在复杂的世界上承担更多责任之际,你怎么能够确保国家机器会维持接受控制的驯服态势?你要怎么在差异和分歧撕裂社会之际,保持社会一起合作,而不自相对立?你要怎么防止这一切变成零和竞争?这一切一点都不容易,难怪这条走廊会显得相当狭窄,难怪不论社会踏进或离开这条通道,都会引发深远的影响。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你无法策画的。当国家及其菁英太强大有力,社会却温驯服从的时候,为什么治理阶层要把权利和自由赐予人民?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你相信他们会信守诺言吗?
相形之下,英国女权运动的历史就比较成功,英国的女权不是由别人施舍,而是争取来的。当时的妇女推动“妇女参政”的社会运动,倡议团体是从一九○三年成立、只限女性参加的英国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中分出来的,成立宗旨是争取妇女选举权。她们没有等待男性颁给她们“最佳性别平衡行动计划”奖,而是动员起来,从事直接行动,发挥公民不服从精神,炸毁当时担任财政大臣、后来出任首相的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避暑别墅,还把自己用锁链绑在英国国会外面的栏杆上。她们拒绝纳税,又在被判决入狱后,发动绝食抗议,遭到狱方强迫喂食。
艾蜜莉·大卫森(Emily Davison)是妇女参政运动的重要成员。一九一三年六月四日,她在著名的叶森赛马场中,闯进赛道,跑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所拥有的赛马安默(Anmer)前方。根据若干报导,她手持紫、白、绿三色争取选举权的旗子,被安默撞倒,如书中所附相片所示,并被摔倒的马儿给压在身上。四天后,她因为伤重不治身亡;五年后,妇女可以在英国国会议员选举中投票。英国女性不是靠(男性)领袖宽宏大量的施舍,才得到权利,得到权利是她们发挥组织和争权力量的结果。
妇女解放运动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的特例。自由与否,几乎总是取决于社会的动员力量,以及社会和国家及其菁英达成权力均衡的能力。
爱丽丝十分惊讶地看着四周,说:「为什么我真的觉得我们一直都在这棵树下!一切都跟原来一模一样!」
「当然是这样啦,」红皇后说:「你们会怎么说呢?」
「噢,在我们的国家里,」爱丽丝气喘吁吁地说:「如果你像我们刚才那样,跑得很快、很久的话,你通常会看到别的东西。」
「像有点慢吞吞的国家!」皇后说。「噢,在这里的话,你拚命快跑,目的是为留在原地。」
梭伦设法激发红皇后效应的方式,说明了这些范围比较广大的问题,他的改革不但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也协助放宽直接限制自由,又在自由窄廊上防止必要政治参与的规范牢笼。
雅典人的牢笼不像其他很多社会的牢笼──例如本章即将谈到的蒂夫族(Tiv)社会牢笼那么令人窒息,却仍然沉重到足以阻挡红皇后的去路。梭伦藉着打破牢笼的这个部分,开启了社会的根本变化,也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形态,能够支持受到制约的新兴国家巨灵发展。
我们在本书后面会发现,所有与红皇后赛跑的过程都充满了危险;但是,这种效应发挥作用时,却会为雅典人和美国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创造出条件。但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社会还是处在巨灵并不存在国家的状况中?为什么他们不试着创造中央权威,再加以约束?为什么不让红皇后效应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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