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与⾃由的辩证：关于安德森的《全球化的时代》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

作者｜吴叡人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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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think [like an] Olympian! ”

──Benedict O. Anderson

一

班纳尼克．安德森是一个装了一肚子故事，而且很喜欢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见面聊天都有听不完的故事，仿佛在读〈一千零一夜〉一般。这个有趣的业余说书人常跟我说，他这一辈子最想写的是小说，不是理论书，而这本《全球化的时代》应该是他一生所写过最接近小说的文本了。它最初的书名《三旗之下》（Under Three Flags）看起来就像是小说标题，而他本人更明白说这本书是用“蒙太奇”和“连载小说”手法写成的。

所以，写了《想像的共同体》的民族主义理论大师到了晚年终于放弃枯燥乏味的学术论文，（令人兴奋地）改行写通俗小说，变成一个专业的说书人了吗？

我们的大师终究没有当成专业的说书人。即使书名像小说，叙事像小说，情节戏剧化，这终究不是一本小说，因为它所叙述的不是虚构（fiction），而是历史（history）：《全球化的时代》是一册用小说叙事手法写成的历史著作。

同样的，大师也没有摆脱《想像的共同体》的伟大阴影，因为这部小说化的历史所叙述的，正是该书第七章所提到的“最后一波”反殖民民族主义的一个个案──最后一波的第一个个案，也就是初期的菲律宾民族主义。换句话说，《全球化的时代》可以被理解为《想像的共同体》的延伸，或者《想像的共同体》理论架构下的一个经验个案研究。

安德森之所以用小说──而且是十九世纪后半通俗连载小说──的方式来写菲律宾民族主义史，除了出于大师对跨越文类边界无法压抑的游戏冲动之外，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要向本书的英雄之一，菲律宾最初的民族主义者与小说家荷西・黎刹（José Rizal, 1861-1896）致敬。换句话说，安德森以他书中主人公当年写小说的手法，书写了这位英雄和他同时代人的历史。对于任何写作者而言，我们实在难以想像有比此更复杂（sophisticated）而尊崇的恭维了。

然而安德森对叙事选择的思虑并不止于此。如果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仿作历史文献的目的是虚构，安德森则挪用历史性虚构文本的叙事来重建历史，而这种重层、反身的书写方式（reflexive writing）其实有着方法论上的考量。

二

《全球化的时代》既是《想像的共同体》的延伸之作，自然也承袭了后者的比较史方法。请容我在此引述笔者与班纳迪克・安德森 2011 年在东京对话时对这个著名的研究途径的描述：

安德森教授研究民族主义的途径或方法论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史，或者是比较历史社会学，但它又不只是一种比较史，而是以全球为范围的比较史。也就是说，那是一种世界史式的比较分析。  这种途径最关键的特色之一，是以鸟瞰的眼光看历史，看到大局，看到相似的事件与现象不仅在不同的地方各自向前展开（unfold diachronically），彼此之间也有共时性的连结。如此一来，在特定地方发生的事件，往往也成为一个更大个世界史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个过程有可以辨识的机制与模式，因此也是可以解释的。  在他几年前写给我的信中，安德森教授提醒我要“永远像奥林帕斯诸神一样思考！”（Always think Olympian！），因此我们不妨称这种方式为“奥林帕斯山顶的观点”（a view from the top of Olympus）。[1]

当然，即使是同样来自奥林帕斯山顶的眺望，视野所聚焦之处依然有全体与局部之别。作为一部解释民族主义起源与全球扩散的总论，《想像的共同体》的比较史关注全球性历史运动的扩散（diffusion），而《全球化的时代》的比较史则是一种全球史观点的个案研究──一篇个论。

不过，它不是当代全球史研究中常见的“定点观测”（日本学者驹込武语，指从特定的地方个案观察全球史过程[2]），反而着重于鸟瞰、并置、比较、移动、连结──具体而言，安德森在本书中经由探索、重建几位具有全球视野（cosmopolitan-minded）的民族主义者，如小说家黎刹、人类学家陆雷彝（Isabelo de los Reyes）和组织家彭西（Mariano Ponce）等人在世界不同地域之间的物理性与精神性移动，试图重新揭露地方性个案（主要是菲律宾，其次为古巴）所具有的全球史特性与国际化性格。

三

安德森把他在本书中所描绘的亚洲民族主义者漫游世界──全球移动──的脉络，也就是十九世纪末交通与通讯科技飞跃式进展的时代，称为“早期全球化”（early globalization）。但他在书中所未明言的事实是，构成所谓“早期全球化”脉络的，正是十九世纪末叶新科技条件下形成的全球殖民帝国网络与其衍生的全球反殖民运动网络。换句话说，黎刹和他的民族主义伙伴们在本书中，是完全依循着由十九世纪末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所创造的核心与边陲交错连结而形成的路径而展开世界漫游的。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对全球化历史的分析，为本书所讨论的“早期全球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注解。他指出稳定的全球化秩序的形成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市场全球化与政治（治理）的全球化。

十九世纪末叶的初期全球化（他称为“第一次伟大的全球化”）得以达成某种稳定的主因，是帝国主义（尤其是大英帝国）创造了某种市场全球化所不可或缺的公共财，也就是跨国、广域的治理结构之故。当代资本全球化所以处处引发冲突、乃至濒临崩解，原因就在市场全球化虽完成，治理全球化却难产之故──当代帝国秩序正当性不再，但治理全球化的替代性方案（如联合国）也遭遇失败。[3]

罗德里克的洞见揭露了隐藏在本书叙事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辩证：帝国主义秩序（及其背后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既是激发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的不可避的他者，同时也是使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得以“全球漫游”，获得其国际化性格不可或缺的政治条件。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全球化的时代》。很明显地，本书所讨论的“早期全球化”主要指的是政治和思想层面的全球化，而当代政治经济学所谓的资本全球化过程则隐身幕后，成为本书的背景或潜文本（subtext）。

在概念层次上，安德森在这本书中想传递的主要理论讯息或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图式：十九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秩序所建构的一个跨国或跨地域移动的全球网络，如何既使（一）帝国中心的统治者得以远程投射国力，跨海支配殖民地，同时也使（二）殖民地人民得以移动、进入到帝国中心，学习帝国文明（亦即萨伊德〔Edward Said〕所说的“航入”〔voyage in〕），使（三）各帝国中心内部的反对势力相互移动（如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从德国、西班牙向巴黎、伦敦亡命／移动），最终促成了（四）中心与中心、边陲与中心、以及边陲与边陲的反体系势力（anti-systemic forces）的连结（如不同殖民地民族主义之间，以及中心的无政府主义与边陲的反殖民民族主义的结盟）。

那么具体而言，本书所谈的这些帝国，这些中心与边陲，这些反体系势力又指涉些什么呢？

首先，本书涵盖的时间范围，主要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也就是 1880 年代到 1900 年代。这个时期恰好是欧洲史上所谓“新帝国主义”兴起，也就是欧洲各国开始竞相展开对外殖民扩张（colonial scramble，尤其是在非洲大陆，但不限于非洲）以压制国内劳动阶级挑战的整合民族主义（integral nationalism）时期。这个阶段的帝国主义竞争，建构了一个重叠绵密的势力网络，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

其次，这个时期同时也见证了新旧帝国的交替，最重要的是美利坚帝国取代西班牙帝国在南北美洲兴起，以及在东北亚日本帝国的兴起与大陆的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衰落。

第三，在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运动经由帝国网络从欧陆快速扩张到新世界、亚、非殖民地，并且因其鲜明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强烈的反帝、反殖民立场而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前，率先与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建立了理论与政治同盟关系。[4]安德森之所以选择“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像”作为本书副标题，就是刻意要连结这个左翼思想脉络，来为长期蒙受来自自称左派庸俗论者“封闭、保守”污名的殖民地民族主义翻案。

本书讨论的主要个案，是在西班牙帝国统治末期──或者应该说崩溃前夜──的东亚殖民地菲律宾出现的民族主义。安德森在书中追踪、重建了初期的几位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在西班牙帝国辖下不同地区的移动与连结，如他们在帝国中心马德里与自由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的合作，受到另一个帝国中心巴塞隆纳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启发，以及和另一个帝国边陲古巴的反殖民民族主义的结盟等。

另一方面，安德森也追踪了这些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在同时代诸帝国中心，如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乃至东北亚的东京，甚至位处欧洲之外的帝国边陲之间的移动与连结──他们如何受到时代思潮的启蒙、如何就地组织、如何海外结盟、如何书写、如何流亡、如何返乡，最终如何让祖国进入了世界的移动与连结。安德森以这几位特出的全球格局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在移动过程中连结的人物，作为节点（nodal points），将在每个节点发生的故事、故事与故事的交融碰撞，以蒙太奇手法拼贴，最后连结成一幅“作为世界史的地方史”图像。

当然，在故事的结局之中，西班牙帝国虽然灭亡了，菲律宾却没有获得独立，因为新的美利坚帝国取代了西班牙，再度殖民了菲律宾。安德森笔下“早期全球化”的时代所见证的，只是第一波反殖民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不是它的完成。

五

最后，我们必须谈一下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书中对于黎刹两部小说的讨论，因为他在这里的讨论不只直接呼应了《想像的共同体》所提出的现代小说作为民族想像之媒介的著名命题，同时也为本文所再三致意的“全球漫游的民族主义者”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绝佳例证。[5]

荷西・黎刹被世人尊为菲律宾民族之父，然而他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民族之父。他只有很少的实际政治经验，从不曾像孙文或尼赫鲁一样直接领导一个组织性民族革命运动，既没有甘地般的宗教性奇理斯玛（charisma），也不是蒋渭水式的群众魅力领袖，更没有乔治・华盛顿或本书另一位英雄，古巴独立之父荷西・马蒂（José Marti, 1853-1895）那种指挥武装革命的赫赫军功。他短暂的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为一个尚未出现的菲律宾民族写作──主要是小说，然后透过他的小说想像（imagine）了菲律宾民族的容貌，并且召唤（summon）出后来者着手建构民族的政治行动。

在《全球化的时代》书中，安德森提醒了我们，黎刹叙述民族的小说从来就不只是狭隘的本土主义叙事，而是远离故土，从世界想像家园，在世界召唤祖国，将世界带进祖国，不断以菲律宾和世界相互参照、比较、联想、置换的全球性叙事。也因如此，黎刹的小说完美体现了近代亚、非民族主义的世界性根源：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我们可以将黎刹先后完成的政治小说二部曲，分别理解为他对民族的“想像”以及“召唤”。第一部《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1887，拉丁文原意为“别碰我”），是黎刹对菲律宾与菲律宾民族的想像。在小说中，他以写实而略带嘲讽的笔法，描绘了一个从殖民官僚、堕落神职人员、本地协力者、新兴土著资产阶级、反抗知识分子到少女、农民、盗墓者、盗匪、与劳动者等等，包含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族群、年龄与性别的繁复图像，而这个图像构成了一个他称之为“菲律宾”的整体（social whole）。

换言之，黎刹以生花妙笔“想像”出了菲律宾民族的容颜。安德森指出，黎刹是第一个透过现代小说的叙事将菲律宾民族的全体像表现出来的本地作者，因此可谓“第一个菲律宾人”（the first Filipino）。事实上，这个用小说叙述民族（narrating the nation）的惊人语言行动，也使他成为近代东亚最初，而且最具创意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者。

在第二部作《起义者》（El Filibusterismo，1891）之中，黎刹一反第一部作的写实主义风格，将他在长住欧洲时期所经历或见闻的学生示威与无政府主义者四处“以行动宣传”（propaganda by deed）的恐怖暗杀行动等当时在菲律宾难以想像的场景移入、置换到这个殖民地社会之中。

此外，他也在这部作品中大量暗示了 1890 年代全球地缘政治的种种冲突。借用安德森生动的语言来说，黎刹在《起义者》之中“想像了（第一部作中所描绘的菲律宾社会）在政治上的解体，以及整个统治菁英的濒临消灭”，而且这是一个空前的想像──菲律宾人从来没有想过殖民秩序解体，统治集团消灭的可能，但黎刹的小说大胆地、生动地，而且激烈地提示了这个可能性。如同安德森所言，黎刹这个想像的民族革命在现实中产生了巨大的后果，“仿佛这个天才的精灵已经逃出瓶子”，而小说中奋袂而起的反叛英雄开始获得了他们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起义者》的功能：它召唤了行动者。深受黎刹小说感动与鼓舞，终于在 1896 年揭竿而起，领导武装革命，并在两年后暂时终结了三百五十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英雄波尼费希欧（Andres Bonifacio，1863-1897，也是本书英雄之一），岂不是黎刹笔下“起义者”的化身吗？在这里，小说与小说家分道扬镳了：小说家黎刹并不支持武装斗争，然而他在小说中想像的武装斗争，却鼓舞、召唤、诱发了现实中终极的反抗与决裂行动。

六

就像许多十九世纪的通俗连载小说一般，我们这本《全球化时代》讲述的故事也是“未完待续”的，因为它终结于新帝国与再殖民，而不是殖民地菲律宾的独立。然而这本书必然是未完待续的，因为它讲述的是帝国夹缝之中的弱小民族的故事，而未完成、不可完成正是帝国夹缝中弱小民族主义的地缘政治宿命。

然而，这篇奇妙的文本完整、鲜明地描绘了一个在早期全球化过程中兴起的反殖民民族主义的原型──受胎于全球化（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因而也深受全球化形塑的一种开放的，高度意识到当代世界，非常重视相互连结、具有强烈国际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

这个图像彻底颠覆了通俗论述对民族主义封闭性格的描绘与指责，因为它捕捉到全球化时代，殖民边陲如何辨证地运用了帝国创造的全球路径进行抵抗。于是我们知道，原来安德森在奥林帕斯山顶上看到的景色，是一种双重结构：它显示了地缘政治对弱者的严厉限制（如帝国夹缝），但同时也提示了弱者的出路（反向利用帝国创造的全球网路进行国际连结与逆袭）。

我们所身处的当代距离本书所讲述的时代已经超过百年之久，可说是一个“晚期全球化”（late globalization）的时代。在晚期全球化的时代中，帝国虽然不再具有正当性，但新自由主义失控而不均衡的全球资本扩张与全球治理的失败，反而诱发了新一波帝国争霸。对地缘政治的弱小者而言，晚期全球化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危险的年代，因为帝国夹缝结构不动如山，新旧宗主国交替与再殖民的宿命如恒。然而安德森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所提示的帝国与殖民地的辩证，我们在奥林帕斯山顶上看到的制约与逃逸、压迫与自由的双重结构，在这个时代却也显得更清晰明确。

如同罗德里克所言，晚期全球化是一个“极端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年代[6]，没有全球治理制约的资本到处扩张、肆虐，并且诱发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把全世界紧紧地结合在一个共同灾难之中。然而这个地狱般景象的另一面，却是解放与自由的承诺：极端全球化同时意味着帝国更受制约，不易采取片面行动，而边陲弱者的国际化程度则更加深，国际知识愈丰富，国际连结愈强。在帝国正当性下降的条件下，这意味着今日弱者抵抗、逃逸的可能性更高。

……

如果一个黎刹就开启了想像民族之路，那么数以百万、数以千万计的黎刹可以成就什么？帝国强大而脆弱，因为帝国困守陆地，但岛屿却拥有全世界。受困与自由的辩证──这就是班纳迪克．安德森这本看似难解的《全球化时代》给我们的启示。

本⽂选编自《全球化的時代》（卫城出版社），原题目为“受困与自由的辩证：关于《全球化的时代》”，经过重新编辑。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复制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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