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
享有世界声誉的19世纪俄国作家
格拉诺夫斯基当然是有自尊心的，我认为，那个时代，我们一切有才干的人，应该说，都有自尊心，有时是受伤害的自尊心，——这是由于没有事业，没有可能为自己找到事业，可以说，由于事业上的苦闷。自尊到了这种程度，一些看来有事可做的人（有的是教授，是文学家、诗人甚至是伟大的诗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的职业，这不只是因为以拘谨的态度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职业，还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认为自己的禀赋应从事别的事业，在他看来比他当前做的更高尚、更有益、更有作为的事业。现在，一些优秀的、先进的、有才干的人物（自然只是有些人）自尊心强烈到令人惊讶的地步，都是由于上述这种原因。（我这里说的只是那些有才能的、天赋高的人，我现在还不去说那些胡作非为、动辄发怒的自命不凡和十分虚荣的很多当代“活动家”，虽然这种现象在当前非常突出。）这种为事业而苦恼，这种对事业的永无止境的探求使人们异常愤慨，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就是由于我们两个世纪的闲散，致使我们现在竟然不知道如何对待事业;不仅如此，我们甚至不知道事业在哪里，事业是什么。——有的人自命不凡，有的时候，这种自命不凡甚至是有失身份的，就个人的道德面貌来说,几乎使他成为可笑的人物;这一切都因为这位品德高尚的人物有时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和意义，可以说，不知道在实践中和事业中自己的分量和自己的真正价值。他对此如果有所认识，感到自己不善于从事某种事业，作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当然不会认为承认这一点是不光彩的；在目前时刻他满腹怨气，出于愤慨，他常常从事并非自己的事业。我重申一遍，格拉诺夫斯基的文章写得非常高明，虽然欧洲后来的事实证明文章也有政治性错误，当然这些错误是可以指得出来的;不过我不想议论这些错误,也不愿在这方面指责格拉诺夫斯基。这一次令我惊讶的只是文章中的强烈愤慨。我不认为文章的愤慨是出于他的自尊心，我也不想责备众所周知的文章的倾向性；我十分理解这篇文章所反映的“迫切问题”、公民情感和公民忧戚。最后，最公正的人也不可能总是不偏不倚……（可惜，格拉诺夫斯基没有活到解放农民的日子，当时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这件事！）不，我不为此而责备他，但是，在这个东方问题上，他为什么要那样轻蔑地谈论人民，而不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在这件事情上他根本不想看一看人民的参与和人民的思想。他武断地说，人民对斯拉夫问题和那场战争根本没有任何意见，只是感受到赋役和兵役的苦处。看来,人民也不应有意见，——格拉诺夫斯基写道：首先要排除这是一场神圣战争（即1853—1854与1855年的战争）的思想；政府竭力使人民相信，政府是为保护共同信仰者与基督教教会的权利而战。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的保卫者兴高采烈地举起这面旗帜，鼓吹反对穆斯林的十字军远征。但是，十字军远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再奋起去保卫上帝的灵柩，（对保卫斯拉夫人也是如此吗?）没有人再把穆斯林看做基督教的世仇；伯利恒教堂的钥匙完全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借口（在另外一个地方关于斯拉夫人也是这样说的）。当然，我们也打算赞同下述观点：近百年来，在斯拉夫问题上，俄罗斯的政策有时可能不是无可指责的；有时它可能过于克制，过于谨慎，因此，用急躁的眼光来看，会觉得它是没有诚意的。可能，有时过多担心眼前利益，由于某种外交上的考虑而模棱两可，敷衍了事，时进时停。但是，从实质上，从整体看，不能说俄罗斯的政策所追求的就是把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以此加强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政治意义。当然，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政策从实质上看，即使在我们历史上的整个彼得堡阶段也不能说，在斯拉夫即东方问题上背离了古老的历史遗训、我们的传统和人民的观点。我们的政府向来就坚信不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民只要一听到呼唤，总是挺身而出，因此，东方问题，就其主要实质而言，在我们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人民的问题。而格拉诺夫斯基根本不承认这一点。噢，格拉诺夫斯基是热爱人民的！在自己的文章中，他为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而悲泣。是啊，像格拉诺夫斯基这样的人们哪能不爱人民呢？这种同情和热爱表现出他的高尚心灵，但同时也自然流露出毫不妥协的西方派对我们人民的看法，西方派一直都承认人民有很好的天资，却只存在于“消极的形态”中，停留于“封闭的田园情调的日常生活”的水平，至于人民的真正的、可能从事的活动——“最好不去谈它”。在西方派看来，我们的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因循守旧、默不作声的群众，——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大家当时几乎都是相信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敢“责备”格拉诺夫斯基，只是揭露那个时代，而不是他个人。文章流传很广，产生了影响……问题也正在这里，使我惊讶不已的是这篇卓越的文章和文章的卓越见解与我们现在的、今天的时刻形成的对照。不，现在甚至西方派格拉诺夫斯基也会吃惊，也许是会相信的。这些给予东正教斯拉夫人的自愿贡献和人民的捐助，村社派遣自己的医疗队的旧礼仪派教徒的贡献，作坊工人拿出自己最后一文钱或者按照村社决定整个村庄做出的奉献，士兵和水兵拿出的饷钱，最后，各阶层的俄罗斯人为援助被压迫的东正教的兄弟姐妹而奔赴战场，为他们而流血。不，已经明确表现出来的这一切不能说是消极的，不能对这一切置之不顾。运动已经出现，不能不承认它。贵族夫人和小姐手持募款箱走上街头，为斯拉夫兄弟姐妹们募捐，于是格拉诺夫斯基严肃地、激动地注视着这种对他来说完全新鲜的现象：“可见，大家又都聚集到一起了，可见，并不总是各扫门前雪，这表明，我们全都是一样的基督徒。”这就是人民一定会感受到的，也许，人民已经在思考。当然，人民是了解一些情况的：他听人谈论报纸，自己也开始读报了。当然，他也听到，并且已在教堂为那个把自己生命献给了人民事业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吉列耶夫做过安灵祷告了，说不定人民会为这样的死亡、牺牲编出民间歌曲来：是的，这是“为人民而死”，不只是为一个斯拉夫民族，而且是为整个东正教事业，为俄罗斯的事业，对此人民在任何时候都很理解。不，我们的人民不是唯物主义者，他们在精神上还没有堕落到只顾眼前的好处和实际的利益。在面临伟大目的时，他们会精神振奋，并把它像精神食粮一般接受下来。难道现在，直至目前这个时刻，人民还不了解、还不能领悟：这个“斯拉夫人的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使我们面临战争的威胁，就可能点燃战火？到那时，又将像二十年前的东方战争那样，兵役和重负要落在他们的身上；现在请观察观察人民：他们有什么畏惧的吗？没有。在我们人民里面，精神力量和进取力量比某些了解人民的“行家们”所想象的，显然要大得多。格拉诺夫斯基最好是将这一观点介绍给另外那些人，就是那些为数众多的“了解人民的行家们”，以及某些描写人民的作家，这些作家一生都像研究俄罗斯农民的外国人。在最后我要重复说：我们的理想主义者常常忘记，理想主义并非可耻的事情。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只要他们为人正直，胸襟开阔，他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对人类的爱，他们的对象也是相同的人，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对象的形式。不必为自己的理想主义感到惭愧：它是达到同一目标的同一条道路。因此，理想主义实质上如同现实主义一样，是现实的，永远不可能从世界上销声匿迹。格拉诺夫斯基们是为宣扬“美与崇高”而出现的，他们不应为此而惭愧。格拉诺夫斯基们如果自惭形秽，由于畏惧冷嘲热讽的和盛气凌人的最高评议会的智者们而几乎附和梅特涅，那么谁还来做我们的先知呢？历史学家格拉诺夫斯基不该不知道，各族人民最珍重的是——有理想与保卫理想，某种神圣的思想不管在智者们最初看来是如何渺小、不实际、玄虚与可笑，但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最高评议会成员与“名叫大马哩的女人”，他们从一开始就相信传道者，追随光明事业，不怕与自己的智者们分裂。就是这个渺小的、不符合时代的、不实际的“可笑想法”却在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终于战胜世界，而最高评议会的智者们则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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