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 ｜橫渠四句敎

马一浮（1883年4月2日－1967年6月2日），原名浮，字一佛，幼名福田，号谌翁、被揭，晚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今浙江绍兴上虞）人。中国国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是近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梁漱溟、熊十力齐名，是“新儒学三圣人”之一，有“一代儒宗”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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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張橫渠先生有四句話，今敎諸生立志，特為拈出，希望豎起脊樑，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個人。須知人人有此責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諉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為己任”的榜樣，亦卽是今日講學的宗旨，愼勿以為空言而忽視之。

為天地立心

《易·大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剝》《復》是反對卦。  《剝》窮於上，是君子之道消。  《復》反於下，是君子道長。伊川《易傳》以為動而後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於何見之？於人心一念之善見之。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程氏遺書》云：“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蓋人心之善端，卽是天地之正理。善端卽復，則剛浸而長，可止於至善，以立人極，便於天地合德。故“仁民愛物”，便是“為天地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心以惻隱為本。孟子言四端，首舉惻隱，若無惻隱，便是麻木不仁，漫無感覺，以下羞惡、辭讓、是非，俱無從發出來。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學者之事，莫要於識仁求仁。好仁惡不仁，能如此，乃是“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儒者立志，須是令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方為圓成。孟子稱伊尹“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橫渠《西銘》云：“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恂子）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此皆明萬物一體之義。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未有眾人皆憂而己能獨樂，眾人皆危而己能獨安者，萬物一體，卽是萬物同一生命。若人能自扼其吭，自殘其肢，自剜其腹，而曰吾將以求生，決無是理。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朱子注云：“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付】，不以人為害之。”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今人心陷溺，以人為害天賦，不得全其正命者，有甚於桎梏者矣。仁人視此，若瘡痏之在身，疾痛之切膚，不可一日安也。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袵席之道，使得全其正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學者立志，合下便當有如此氣象，此乃是“為生民立命”也。

為往聖繼絕學

此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但因人為氣習所拘蔽，不得理會，便成衰絕。其實“人皆可以為堯舜”。顏子曰：“舜，何人也哉？予，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學者只是狃於習俗，不知聖賢分上事卽吾性分內事，不肯承當。故有終身讀書，只爲見聞所囿，滯在知識邊，便謂已足，不知更有向上事，汩沒自性，空過一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茍）【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吾未見力不足者。”聖人之言剴切如此。道之不明不行，只由於人之自暴自棄。故學者立志，必當確信聖人可學而至，吾人所秉之性與聖人元無兩般。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孔孟，遠過漢唐。“為往聖繼絕學”，在橫渠絕非夸詞今當人心否塞、人欲橫流之時，必須研究義理，乃可以自拔於流俗，不致戕賊其天性。學者當知聖學者卽是義理之學，切勿以心性為空談而自安於卑陋也。

為萬世開太平

太平不是幻想的烏托邦，乃是實有是理。如堯之“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文王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都是事實。干羽格有苗之頑，不勞兵車，禮讓息虞、芮之訟，安用制裁。是故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無為而成。《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效，斯乃政治之極軌。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降而夷狄。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秦并六國，二世而亡，晉失其馭，五胡交亂，力其可恃乎？中外歷史諸生聞之熟矣，非無一時強大之國，只如飄風驟雨，不可久長。程子曰：“王者以道治天下，後世知識以法把持天下。”又曰：“三代而下，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從來辨王霸莫如此言之深切著明。學者須知孔孟之言治，其要只在貴德而不貴力。然孔孟有德無位，其道不行於當時，而其言則可垂法於後世。故橫渠不曰“致”而曰“開”者，致是實現之稱，開則期待之謂。茍非其人，道不虛行果能率由斯道，亦必有實現之一日也。從前論治，猶知以漢唐為卑；今日論治，乃惟以歐美為極。從前管、商、申、韓為淺陋，今日乃以孟梭裡尼、希特勒為豪傑。今亦不暇加以評判，諸生但取六經所陳之治道，與今之政論比而觀之，則知碔石民不可以為玉，蝘蜒不可以為龍，其相去何啻霄壤也。中國方遭夷狄侵陵，舉國之人動心忍性，乃是多難興邦之會。若曰圖存之道，期跂於現代國家而止，則亦是自己菲薄。今舉橫渠此言，為欲青年更進一解，養成剛大之資，乃可以濟蹇難。須信實有是理，非是姑為鼓舞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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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政变原因答客难

作者｜梁启超

来源｜近代中国网

语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行其志，乃至一败涂地，漂流他乡，则惟当缄口结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骂之，斯亦已矣；而犹复晓晓焉欲以自白，是岂大丈夫之所为哉？虽然，事有关于君父之生命，关于全国之国论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论者曰：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磋跌之忧乎？辨曰：中国之当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泻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培其元气，庶几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苓，则参苓即可为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当益速矣。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西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夫以练兵论之，将帅不由学校而出，能知兵乎？选兵无度，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武阶极贱，士人以从军为耻，而无赖者乃承其乏，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制，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帅不习风涛，一旦临敌，能有功乎？警察不设，户籍无稽，所练之兵，日有逃亡，能为用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且也用洋将统带训练者，则授权于洋人，国家岁费巨帑，为他人养兵以自噬；其用土将者，则如董福祥之类，藉众闹事，损辱国体，动招边衅，否则骚扰闾阎而已，不能防国，但能累民；又购船置械于外国，则官商之经手者，藉以中饱自肥，费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则练兵反不如不练。以开矿论之，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且也西人承揽，各国要挟，地利尽失，畀之他人；否则奸商胡闹，贪官串弊，各省矿局，只为候补人员领干脩之用，徒糜国帑，如是则开矿反不如不开。以通商论之，计学不讲，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察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输入，内币日输出，池枯鱼竭，民无噍类，如是则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论之，总理衙门老翁十数人，日坐堂皇，并外国之名且不知，无论国际，并己国条约且未寓目，无论公法，各国公使领事等官，皆由奔竞而得，一无学识，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如是则有外交官如无外交官。且使馆等人在外国者，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污秽难堪，贻笑外人，损辱国体，其领事等非惟不能保护已商，且从而陵压之，如是则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材乎？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庸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

凡此之类，随举数端，其有弊无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则前此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盖国家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纫新制，乌乎可哉？若知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海军之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之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延，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张之之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从容岁月者？然则，舍束手待亡之外，无他计也，不知所谓温和主义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谓急激者，岂不以疑惧交乘，怨谤云起，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以虑始。”从古已然，况今日中国之官之土之民，智识未开，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彼李鸿章前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过于李鸿章所办者数倍乎？

夫不除弊则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常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疏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阴曰：“观望持重，号称正义者，比比皆然，最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呜呼！世之所谓温和者，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阴、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

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遽行，故屡将先生之摺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诏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末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之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今以无权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责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难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谭嗣同之忠勇明达，当其初被征入都，语以皇上无权之事，犹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谭查历朝圣训之成案，将据以请于西后。至是谭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数月以来改革之事，未足以满皇上之愿也。谭嗣同且如此，况于其他哉！

康南海、梁任公

夫以皇上与康先生处至难之境，而苦衷不为天下所共谅，庸何伤焉。而特恐此后我国民不审大局，徒论成败，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鉴也，因相率以为戒，相率于一事不办，束手待亡，而自以为温和焉。其上者则相率于补漏室，结鹑衣，枝枝节节，畏首畏尾，而自以为温和焉。而我国终无振起之时，而我四万万同胞之为奴隶，终莫可救矣。是乃所大忧也，故不可以不辩也。

189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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