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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如何改变美国最高法院｜杰弗里·图宾
美国自由派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2013年3月，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法官就要满八十岁了。金斯伯格以斟酌寡言著称，但这其实有点令人意外，因为在目前的美国最高法院诸位法官中，她恰巧在诉讼方面最有成就。首席大法官小约翰·格洛佛·罗伯茨在成为法官前，比金斯伯格辩护过更多最高法院的案子，但他所处理的案件的重要性远不及金斯伯格。在七十年代，金斯伯格辩护过最高法院历史上几个最重要的女性权利方面的案子，她私下里略带踌躇的慎思作风并未阻止她面对最高法院的法官席，奋力推动女性权利。在那些日子里，金斯伯格就是先锋。1976年，43岁，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她，在最高法院作完整辩护，当时的首席法官沃伦·厄尔·伯格介绍她时，因为搞不清称呼方式而结巴了——“巴德夫人？还是金斯伯格夫人？”女性律师在那个时代还是稀罕事，更不必说冠双姓的女律师了。也是这同一个案件中，在辩护后期，波特·斯图尔特法官犯了类似的错误，称她为“巴德夫人”。
在那个阶段，当她有一次与女学生同去法庭时，她们极力主张她该坚持让法官们用“女士”而不是“夫人”称呼她。当时，不以婚姻状态称呼女性的方式刚出现不久。金斯伯格告诉我，她对学生们说：“我决定不在称呼方式上大惊小怪。就称呼方式辩论，那并非我出庭的原因。”她一贯自豪于自己对“哪场仗更该打”的判断力。（她赢得了1976年那个案子，她在最高法院辩护还辩护了另外五个案件，并赢了其中四个）积极推动变革的她当时占据了天时，她将关于女性权利的案件带到最高法院面前时，最高法院恰恰愿意作出对她那一方有利的裁决。
作为法官，她面对的时机则不是太好。今年是她在克林顿总统提名下获得最高法院法官职位的第二十年。这期间最高法院始终由保守派控制，这种情况下，她在很多最重要的案件中都是异议分子，少数派。2010年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退休后，金斯伯格已成为法院自由派四人帮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三位分别是斯蒂芬·布雷耶、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艾蕾娜·卡根。她比史蒂文斯大法官更有力地将四位法官团结在一起，让自由派发出一致的声音，尤其在他们持异议时。去年，金斯伯格为最高法院对《平价医疗法案》的历史性判决，写下了恐怕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有力量的一份意见书。她认为该法案符合宪法，是国会在宪法的贸易条款下合理行使权力；她的解释和赞成是响亮的辩护，让这一任政府获得权威依据，得以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立法。
鲁斯·巴德并不是在精致的艺术品味中长大的。她在大萧条最深重的时候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父亲是个毛皮贩子（你能想像，大萧条时买毛皮的人相当有限），母亲西莉亚·巴德则因癌症一直缠绵病榻，去世于鲁斯高中毕业的前夜。鲁斯读了康奈尔大学，在那里遇见了比她年长一岁的马丁·金斯伯格（朋友称他为马蒂），二人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那是1954年。
结婚五十年时，金斯伯格法官在最高法院为她各个阶段的法律助理办了一场聚会。当众人聚紧，她丈夫走向她，双臂将她拥起，在她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在她后背上粘上一张纸，上书“女王殿下”。和鲁斯不同，去世于2010年的马蒂爱社交，好开玩笑，很擅长烹饪。他也是位很有成就的律师。“通常都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税务律师”，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法官劳伦斯·西伯曼表示。马蒂常常将自己的职业角色形容为，“我将职业生涯中不成比例的巨大部分，贡献给了帮助理应富有的人免于将财产交至穷人和受欺压者手中这项事业。”在二人婚礼前，未来婆婆给了鲁斯下面这项建议，她后来经常向别人讲起，“每个好婚姻的前提都是，你得偶尔装聋卖傻。”讲起这段轶事时，鲁斯有时会加上一句，“在最高法院，也是一样。”
离开康奈尔后——对马蒂来说，也包括离开军队后，他就是在俄克拉荷马的一个军事基地，跟着烹饪指南书学会做法国菜的——两人一起入读哈佛法学院。那几年相当艰苦。他们边完成要求极高的学业，边照顾襁褓中的女儿简（主要是鲁斯），之后马蒂又诊断出睾丸癌。他康复了，毕业了，两人搬去纽约，他加入威嘉国际律师事务所。第二个孩子詹姆斯于1965年出生。
鲁斯第三年的法学院学业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时任哈佛法学院院长拒绝授予她学位，虽然她大多数课程完成于哈佛，因此她算作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此后的几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包括金斯伯格目前在最高法院的同事艾蕾娜·卡根法官，曾提出希望纠正这一错误。“马蒂总建议我拒绝，”金斯伯格告诉我，“不如等学校授予我荣誉学位。”这在2011年成为现实，和她同时接受荣誉学位的另一位是普拉西多·多明戈。金斯伯格对歌剧的热爱几乎和对法律的热爱一样深厚。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多明戈为法官骤然高歌一支夜曲，记录这一幕的照片至今都摆在金斯伯格办公室的壁炉架上。“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她说。
虽然1959年毕业时，金斯伯格在同级的法学院学生中成绩最优秀，她却连一项工作机会都没有得到。七年后，同为女性的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时，也面临同样的处境。金斯伯格拼命找工作，一位欣赏她的教授杰拉德·冈瑟几乎是逼迫曼哈顿一位联邦法官爱德华·帕米瑞雇佣了她。“冈瑟告诉那位法官，假如他不给我一次机会，他就再也不会把任何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推荐给他了”，金斯伯格回忆。之后，金斯伯格开始为第一个工作项目学习瑞典的民事诉讼法，为此她学会了瑞典语。她在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诉讼法，于1969年获得终身教职。
二
在流行文化想象中，六十年代是自由派的年月，尤其在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高等法院。在这种想象里，“反动势力”是到七十年代才掌握大势的，以沃伦·伯格在1969年成为首席大法官为开端。但是，假如将女性主义问题纳入考虑，趋势则恰好相反。沃伦法庭在民权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却对女性权利充满敌意。1961年，佛罗里达州立法，使参与陪审团成为男性公民的法定义务，却不包括女性公民。那年的晚些时候，在霍伊特上诉弗罗里达州法院（Hoyt v. Florida）一案中，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全体通过了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的裁决，宣判一个被控谋杀她丈夫的佛罗里达女人有罪。根据这些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州对女性公民的陪审团义务作区别对待，是因为“女性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我认为，他们在歧视女性时，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歧视女性，”金斯伯格这样评价沃伦时代的法庭。“那些人认为自己是好丈夫好父亲，他们不认为女性遇到的那些障碍算是歧视。他们真的打心眼里相信那种‘保护性观念’，也就是说，对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对待是一种对女性的福利，是保护女性的举措。当时的社会进步还没有巨大到足够撼动最高法院立场的程度。”之后，是社会进步带来了最高法院的进步。“那正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交时发生的事。”
这个观点看起来普通，其实却充满争议。在金斯伯格服务于最高法院的这些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论是原旨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应当按《宪法》在18世纪制订时的涵义来理解它。斯卡利亚大法官是这一派别的主要理论家，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宪法》已死”，也就是说，它的涵义不应当随时间改变。
我问金斯伯格是否真有人认为《宪法》只具备它于1787年时的涵义。
“没有人真的彻底那样认为——没有人，即使是我亲爱的同事，你知道，”她这样指代斯卡利亚大法官。“想想残忍的、不常见的刑罚吧，去威廉斯堡的监牢看看。我们再也不把人囚禁在畜棚里了。对今天任何人来说，抽谁二十鞭子、或者因为哪个人偷了一匹马就吊死他，这都算是残忍的、不常见的刑罚。”她继续说，“我认为在一个意义上，我也可以算作是原旨主义者：我认为宪法应当保持制订它的那些伟人的期望，即它应当能随时间流逝，始终葆有治理的效力。当年，那些伟人所期望的正是如此，他们希望它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个能够长期存续的工具。”
我问，她的这一取向是否会给予法官随当下政治的时局变幻来解释宪法的权力。
“《独立宣言》的作者本人蓄奴，然而这篇宣言是最伟大的呼吁平等的作品，”金斯伯格回答。她相信，在今天，托马斯·杰斐逊会说，“平等观念需要随社会变迁而逐步进步，我们属于普通法传统。就像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随商法的发展而发展，之后便出现了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的观念。”
三
在七十年代，作为教授和律师的金斯伯格将精力奉献于证明“《宪法》根本未死”。她努力劝说坐在最高法院审判席上的那九位男性，在历史上第一次认定应依据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下述条款，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而不仅是禁止种族歧视：“没有任何一州可以否认... 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为达到这一目标，她首先从萨莉·瑞德的案件入手。
瑞德生活在爱达荷州，是位以照料残疾人为业的单身母亲。在1967年3月29日，她十多岁的儿子斯基普在探访他父亲西斯尔时，用一把来福枪开枪自杀。萨莉对死亡原因有所怀疑，因为西斯尔申请获得儿子的保险政策赔付。斯基普死后，萨莉申请由自己而非西斯尔成为他财产的管理人。爱达荷法院否决了她的要求，基于一条州法律的规定：在此类争端处理中，“必须男性优先，而非女性。”
这时，金斯伯格是女性运动在法律领域内的领袖，尤其当她于1972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之后。她联合她人，创办了第一份探讨女性问题的法律评论杂志《女性权利法律报道》，并合作编纂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本案例书。同样在1972年，她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联合创立了女性权利项目。当萨莉·瑞德的案件到达最高法院时，金斯伯格主动要求为此案写案情摘要。
“近年来，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对女性地位的新的评价，”这份摘要陈明，“在兼由男女两性别组成的女性主义者推动下，法庭和立法部门已经开始认可女性的如下要求：她们要求在“人”的类别中获得完整成员权，有资格获得正当法律程序所保证的生命与自由权利，以及平等的法律保护。”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在瑞德案中立场一致，首席大法官代表全体法官为案件写下意见，推翻了爱达荷法条，认为其“正是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所禁止的那种武断的法律选择。”换言之，性别歧视是违宪的。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教授苏珊·德勒·罗斯也曾在那一时期作为律师参与性别歧视案件，她如此评价金斯伯格，“她使最高法院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对性别歧视毫不插手——而且还带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性别问题——到一种新的最高法院，一项接着一项地否定对两性作出区别对待的法律”。
从瑞德案的先例开始，金斯伯格开始以对两性作出区别对待的政府条例为靶子，处理一系列案件。这个过程很符合金斯伯格的个性：审慎、一步接一步。金斯伯格认为，与其一次性地要求最高法院判处一切区别对待男女两性的法律法规为违法，不如一项项地轮流处理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秘书当时负责为她用打字机打出案情摘要，这位秘书给了她重要的建议。“那时，我在处理这些性歧视案件(sex-discrimination)，我的秘书说，‘我看到所有这些一页一页的案情，看到的就是性，性，性的字眼。那些法官都是男人，他们读到这些案情时的联想，恐怕不会是你希望他们所想到的。’”金斯伯格回忆道。因此，她把使用的术语从“性歧视”改成了“性别歧视”(gender discrimination)。
金斯伯格的当事人也经常是男性。她尽量挑选那些事实惊人，甚至带有一定悲剧性的判例案件。斯蒂芬·维森菲尔德是一位鳏夫，他做教师的妻子死于难产，而孩子存活下来。斯蒂芬希望独力抚养儿子长大，因此申请了他妻子社会安全政策下的“幸存方福利”。寡妇自动获得此项福利，但鳏夫则不然，他们必须充分说明，在妻子在世时，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妻子的收入。斯蒂芬无法证明这一点。金斯伯格将斯蒂芬的案件带去最高法院，于1975年又赢得了一次全体一致通过的胜利。
在整个七十年代，最高法院从未像对待种族歧视那样，将所有金斯伯格代理的性别歧视案例总结到一起作出裁决，一次性地禁止性别歧视。在1982年，金斯伯格支持的“平等权利修正案”未获通过。在实用的意义上，尤其是从现在回望，缺乏这“最终一击”并没有造成太大区别。“她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令立法者意识到，他们再也不可以制订任何在男女两性之间划出差异的法律。”苏珊·德勒·罗斯说。
1980年，金斯伯格受吉米·卡特总统任命，成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丈夫马蒂也前往华盛顿，担任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教授，同时在华盛顿的弗里德弗兰克事务所（Fried Frank）执业。“我的父母相互弥补，”詹姆斯·金斯伯格告诉我，“父亲是外向的那位，派对上挑起活跃气氛的那位，负责下厨的那位。母亲明显安静很多，更少表露感情。他们在一起真是合适。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令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在那时父母双方都工作还是很少见的事。人们总会问我父亲的职业，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他们不问我我母亲的职业又是什么。在他们婚姻的初期，母亲因父亲而去了纽约，后来，则是父亲随她去了华盛顿。”詹姆斯·金斯伯格在芝加哥创立并运营一个非盈利性的古典音乐厂牌，简·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法学教授（她与约翰·罗伯茨法官曾是《哈佛法律评论》编辑同事）。
1980年，金斯伯格受吉米·卡特总统任命
人们大多认为，金斯伯格走马上任成为法官后，会成为自由派的吹鼓手，尤其因为，她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其时正在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下激烈争斗。但结果并非如此。在她任职于特区巡回法院的十三年间，她与斯卡利亚法官、罗伯特·博克等保守派同事关系亲睦。“特区巡回法院令我惊异的一点就在于，她与其它法官相互往来、保持友谊，虽然她与他们明显有难以相互同意之处。”斯蒂文·卡拉布列思说。如今已是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的他，在金斯伯格任特区巡回法院法官时，担任她的法律助理，他当时参与创立了一个保守派律师组织“联邦党人协会”。更重要的是，金斯伯格在特区巡回法院时发表的法律意见，并不是一系列强烈的自由派看法。“她是一位普通法的立宪主义者”，卡拉布列思表示，“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应该走得太极端。“
金斯伯格作为法官的审慎，在她1992年在纽约大学法学院著名的麦迪逊演讲中，表达得颇为清楚。演讲中她质疑了美国法律史中一个具有妇女权利问题上里程碑式意义的案件，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一案件于1973年判决，当时正是金斯伯格经常将案件带到最高法院法官面前之时。虽然她支持堕胎权，但她对法院判决Roe v. Wade案的方式有极大保留意见。
罗伊诉韦德案的案情关键在于判定一项得克萨斯州法律究竟是否违宪。这项法律禁止一切除母亲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外的堕胎。哈里·布莱克门法官代表最高法院给出的判决意见大大超出了德州法律的范围，基本相当于宣布一切禁止孕早期堕胎的法律为违宪。金斯伯格在演讲中说，这一判决制造了“一个涵盖同类问题的体系，用一套法则替换了其时生效的每一个州的法律。”
金斯伯格认为，只有那条德州法律应当被取消。“她十分审慎，是爱德蒙·伯克那个意义上的保守派，绝不是威廉·布伦南或瑟古德·马歇尔的风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亚马尔·格林说，“她从根本上不相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应当来自于法庭。”
她坚持，罗伊诉韦德案中法官本不应颁布概括性的判决，而应像法官对待她呈堂的有关女性权利的案件那样处理。金斯伯格这样评价法官对待后类案件的方式的意义：“法院实质上开启了一个与政府的政治分支的对话。从本质上讲，法庭指导了国会和国家立法——想想古代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吧。”在她自己的案件中，“最高法院的意见谨慎，它没有去推进宏大的哲学立论。你或许可以说，法官把球踢了回去，踢到立法者那一侧场地，让其时的政治力量可以在另一侧球场施展力量，处理问题。”相反，罗伊诉韦德案的处理方式“无法开启与立法者的对话”。
四
2013年3月晚些时候，最高法院将听证两起与同性婚姻有关的案件。在第一起中，法官需要考察《婚姻保护法案》是否符合宪法，正是该法案使即便在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州，联邦政府都不能认可同性婚姻。在第二起中，法官将裁决加里福尼亚州禁止同性婚姻的“第八号提案”。这些案件为最高法院提供了一系列不同寻常地宽广的选择可能性，使它可以决定是否要回避宪法性的问题，但是，加州提案问题尤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裁决可能会令婚姻平等在美国每一个州实现。
金斯伯格在麦迪逊演讲中表达出的对罗伊诉韦德案处理方式的意见，明显表示她没有兴趣作出一个使对同性婚姻的权利对五十个州皆能适用的裁决。就像七十年代美国在堕胎权问题上的进步一样，同性婚姻问题在各州的政治过程中都正在取得坚实进展。目前已有九个州允许同性结婚，今年年内有更多州可望加入这一行列。在金斯伯格看来，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反而阻止了各州在堕胎权问题上取得的坚实的逐步政治胜利，为反对堕胎权的斗士打了强心针。她在演讲中说，“围绕着那一惊人的裁决，反堕胎运动反而更有组织性地联合，声音也更大，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胜利，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立法趋势推向了相反的方向。”类似地，在同性婚姻上概括性过强的统一裁决也可能反而会给同性婚姻者的反对者强射一支肾上腺素。但是，假若没有这样的统一裁决，不少州确实也可能永远都不允许同性婚姻。实际上，若不是罗伊诉韦德案，有些州到今天都可能会坚持禁止堕胎。
作为法官，金斯伯格有义务在像同性婚姻或同性恋权利问题这样的公共事务上不采取一般的公开立场。当我询问她，作为法官的她是否批准过具体的同性婚姻婚礼时，她回答“没有”，但解释了原因：“我想没有人会来邀请我们批准，恰恰因为我们处理那些案件；同性恋平权运动中没有人想让最高法院的法官冒可能会受到批评或面临公众要求撤换法官的风险——我想这是没有人来问过我的原因。”
那么，如果有人来问你，你会主持一场同性婚礼吗？“为什么不？”
五
最高法院的法官获得影响力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是因为运气好，属于正赢得关键案件胜利的意识形态阵营；如今，塞缪尔·艾里托法官符合这一情况。也有人属于多数派，但利用这一位置写下单独的法律意见，以敦促法院在类似的情形下将步子迈得更大；如今，斯卡利亚法官与克拉伦斯·托马斯法官是这种角色。也有人坚决地持有异议，布伦南与马歇尔两位法官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末期正是这样的少数派。或许最值得向往的是“摇摆法官”的角色，这个人可以控制案件的结果，获得写下关键的多数派意见的机会。奥康纳法官，以及后来的安东尼·肯尼迪法官都是热忱的摇摆一族。
所有这些标签，没有一个能拿来注解金斯伯格。实际上，她作为“女权运动中的瑟古德·马歇尔法官”的名声比她作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名声还要响。马歇尔在进入最高法院后，也面对着和如今的金斯伯格相同的问题——这里的成员太多保守派。但是，与马歇尔不同，金斯伯格是以克制而非愤怒来应对这一难题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亚马尔·格林认为，“她将自己视为法院一员，一个有特定的治理功能的机构中的成员，而不是像斯卡利亚或托马斯两位法官那样在任何案件中都将自己当成自由的行动者。”
但是金斯伯格的挫败感每一年都更加强烈。她与已去世的前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很合得来。在1996年的美国诉弗吉尼亚州（United States v. Virginia）一案中，伦奎斯特邀请她写下了她法官生涯中最重要的多数派意见，她在意见中要求弗吉尼亚军校招收女生，再一次确认她在二十年前作为律师时的论点。“我十分喜欢前首席大法官”，金斯伯格告诉我。而至于他的继任者，罗伯茨首席大法官，金斯伯格则给出了一个相当模糊的肯定：“在面对公众问题上，我认为目前的首席大法官非常擅长与公众建立关系，他需要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发表五到十分钟的演说，而在这些场合，他的发言总是正确的。”
法官之间友谊的深浅可能是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他们各自独立作出判断。他们并不对投票作交易。他们在相互表示尊敬的问题上几乎向来毫无纰漏。他们很少在法庭之外一起度过私人时间。金斯伯格和斯卡利亚两位法官都是歌剧爱好者，很多人将这两位法官当成亲密好友，二人的家庭也经常一起庆祝新年夜。但实际上，在最高法院的崇高厅堂之外，这两位法官的关系也只能称得上友好。
金斯伯格用一种温暖的语气谈起与她经历了同一代女性斗争的奥康纳法官。其实，金斯伯格视奥康纳的离开（以及艾里托法官的上任）为如今这个最高法院的转折点。“自从我到达最高法院，最大的变化就是奥康纳的离去，”她告诉我。“假如你看看她离开后我们的选票情况，你会发现，所有五:四的情况下，当我是那四分之一时，我都本应是五分之一——假如她没有离开。”
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也可能受到她与肯尼迪法官目前不太和谐的关系的限制，肯尼迪恰好在当下影响力巨大。他意见书的写作风格花团锦簇，略嫌散漫，修辞性极强；而金斯伯格的风格精确、论断窄而具体、有时甚至流于枯燥。像她的前同事戴维·苏特尔法官一样，她也骄傲于自己即使在异议情况下都能礼貌地对待同事，但是肯尼迪的意见有时能让她至为愤怒。在冈萨雷斯诉卡哈特案（Gonzales v. Carhart ，2007)中，最高法院以5:4维持了联邦对所谓“部分生产”堕胎的禁止令。肯尼迪在意见书中写道，“虽然我们未能找到衡量此现象的可靠数据，但以下看法看来无懈可击，即，在决定对她们曾创造并维持其生存的婴儿作堕胎后，一些女性会为此决定而后悔。”在她的异议中，金斯伯格写下她的看法，她认为肯尼迪援引了“一个陈旧过时又显然毫无根据的说法：实施堕胎的女性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因此会经历‘严重抑郁和自尊丧失感’。这种思维方式展现的是关于女性在家庭中和宪法下的地位的一种古老观念，这种观念早应垮台。”在她与我的一次谈话中，金斯伯格说她认为肯尼迪在此案中的意见简直是“恐怖”。
即便如此，金斯伯格也没能赢得大部分同事的支持。在过去五年中，她写下的异议意见比任何其它法官都多。想到这一点，下面的情况或许就理所当然——她作为法官取得的最大胜利，是来自于一起她输掉的案件。
六
莉莉·莱德贝特1938年生，在阿拉巴马一个没有自来水的房子中长大。快要40岁时，她在固特异轮胎厂位于阿拉巴马加兹登市的工厂中获得了一份工作。一年年过去，她逐渐提升为区域经理，这是一个大多都由男性持有的职位。1998年，她快要退休了，然而她收到一个匿名条子，从中得知原来她一直以来的工资都低于同等职位的男性。莱德贝特每月收入3727美元，而收入最低的男性区域经理都能拿到4286美元，最高收入的男性区域经理每个月能有5236美元。
“这是她那一代有工作的女性几乎每一位都经历过的故事，我离那一代也并不远，”金斯伯格告诉我。“她担任的是在她之前基本由男性独享的职务。她得到了工作，经常在工作中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但是她总是尽量不把船撞沉，努力维护大局。”莱德贝特最终还是把船撞沉了——她起诉了固特异公司。在官司之后，陪审团判决她应当收到三百八十万美元的赔偿。固特异上诉，案件一路到达最高法院。
2007年5月，在5:4的投票下，最高法院否决了莱德贝特的案件。依据1964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第七条，对薪酬歧视的索赔需要在侵害发生之日180天内上诉。莱德贝特的索赔则可以回溯到许多年前。艾里托法官为最高法院写的意见称，因为莱德贝特没有在收到每一张工资支票的180天内要求索赔，她的案件受限于成文法的条例。
金斯伯格代表自由派四人组写下了异议意见，认为在莱德贝特甚至不知道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薪水的情况下，她无法在180天内提交申请。“法庭对即刻申请的坚持是忽略了薪酬歧视中的常见要素：工资差别经常以小数额累积的形式发生，正如莱德贝特案件中这样，这使得对歧视存在的怀疑，只有经历相当的时间后，才逐渐增长；更何况，雇主往往向雇员隐瞒雇员薪酬与他人薪酬的比较的信息。”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塞缪尔·巴根斯托思在莱德贝特案件前曾为金斯伯格担任法律助理，他说，“所有人都说这是个有关性别歧视的案件，那确实是金斯伯格法律生涯的重心，但是，对她而言这也是一个有关诉讼时效问题的案件——关于联邦诉讼规则的案件，她对这方面的关注不比对性别歧视的关注少。”
金斯伯格没有停留在这里。她知道只有一个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莱德贝特的不公正对待上，而那个方法绝不是晦涩的法律分析。在大多数案件中，持异议的法官只将自己的异议意见成文，交由法律秘书存档。而当大法官希望人们注意其抗议时，大法官则在庭上将异议意见宣读出来。金斯伯格很少这样做，一年她都未必会这样做一次。但是在莱德贝特案件中，她作出了甚至更特殊的回应。她不仅在庭上宣读异议意见，而且用非专业的日常语言重写了她的意见。她说，“随着法庭宣读出《公民权利法案》第七条，莱德贝特过去每一张数额不够的薪水支票都得到了原谅，更别提所有那些累积起来导致她的薪水比其它所有男性区域经理都低的一系列决定。”
之后，金斯伯格采用了她最关键的抗议策略。她认为，在国会已经通过了《法案》第七条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在莱德贝特案件中对这条法律作的法律解释是拙劣的。这在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金斯伯格说，“在1991年，国会通过了一条公民权利法案，实质上宣布这一最高法院此前类似关于该问题的限制为无效。” 1991年的法案中，国会弥补了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断错误的决议中造成的损失。如今，国会需要再次挽回最高法院的错误了。“今天，球又被踢回了国会那边，”金斯伯格总结道，“正如在1991年，立法机构有理由去注意到并修正本法院对第七条法案过分狭窄的读解一样。”
这恰恰正是她十五年前在麦迪逊讲座中所倡导的那种法官与立法者之间的对话。这次，是国会，而不是法院，需要领导政治变革领域内的斗争。
在那时，莱德贝特案件还几乎没有知名度。但是金斯伯格通过戏剧性地邀请国会来推翻她同事的决定，将这一问题放置在了国家议程上。此时，民主党人刚刚再度获得国会控制权，民主党内的总统提名也热烈地战事初起。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们赞成金斯伯格改变法律的想法。共和党人在布什任期的最后阶段试图阻碍这一改变，但是当巴拉克·奥巴马成为总统，新国会通过了使莱德贝特案件判决实质上为无效的立法，该法律成为奥巴马担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条法律。金斯伯格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装裱起来的2009年《莉莉·莱德贝特公平酬劳法》的复制品。这是一份来自总统的礼物，奥巴马在上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感谢您为创造一个更平等、更公平的社会而做的工作。”
七
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教授与一些受邀的客人一起，在今年早些时候举办了一场聚会，庆贺首位“马丁·D·金斯伯格税法教授讲席”教授人选就职。聚会时，同样在乔治城大学教授税法的史蒂芬·B·库恩教授在介绍中，称金斯伯格为“公司税务方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专家”，并说他对税务规则的阐释“恐怕比美国最高法院的声明还要权威——在此向他妻子金斯伯格法官致以歉意。”
首位持有此教授席位的是丹尼尔·哈尔波因。在他讲话后，金斯伯格法官作了一场事前未经安排的发言，解释这一教授席位设立的过程。她首先说明，马蒂他自己一定不会像当天的诸位发言人那么高地评价自己的成就。“如果他自己来讲，他大概会说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时专修高尔夫球，而且是他那一年级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之后他进了哈佛法学院，在那里他成绩好得多了，因为哈佛没有高尔夫球队。”
金斯伯格解释道，商人罗斯·佩罗曾是和马蒂关系最好的客户之一。她回忆，为纪念她丈夫的长期服务，“罗斯说，我想捐赠一个马丁·D·金斯伯格教授讲席。你来挑所学校吧。”而她丈夫马蒂回答，“噢，罗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宗教里，命名这件事只能等人死之后。”
马蒂和鲁斯拖拖拉拉，总决定不下来应该在哪所学校设立这一由佩罗捐资的教授讲席。“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难办，直到罗斯说，‘你们花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那算了，我去奥罗-罗伯特大学设一个得了。’是这刺激了马蒂，他不假思索地喊了出来，‘乔治城！我希望马丁·D·金斯伯格教授讲席设在乔治城大学！”
“马蒂是个极为优秀的人，持有最高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佩罗告诉我。在佩罗将美国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EDS）卖给通用电器的过程中，马蒂给了他重要的建议，在其后帮助佩罗脱离不愉快的公司合并时，马蒂也帮助他省下了一大笔钱。多年来，佩罗也逐渐地对鲁斯·金斯伯格十分了解。佩罗说，“他们实在是惊人的一对，当你想想他们各自有怎样的才智。但是他们真正的献身是对彼此。”
马丁的私人执业十分成功。金斯伯格是目前所有最高法院法官中最富有的，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丈夫。根据她2011年公开披露的财产报表，她的身价在一千万美元到四百五十万美元之间。在二人位于水门的寓所，他们经常举办晚宴，马蒂负责烹调。他以一位税务律师的精确对待厨艺。他撰写过一份法式面包的食谱，长达1300多字，包括这样的描述“面团的自分解有发生的可能，这将使面团吸收水分，并使正处于膨胀过程中的面筋松解，此过程完成后，则应开始揉面流程。”而产品则是... “三只较小的法棍”。
马蒂不可思议的快乐性格贯穿了他一生中与各式各样健康问题的不断搏斗。在2005年前后，他感觉到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后背疼痛。最终，医生在他脊柱旁发现了肿瘤。2010年六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医生告诉鲁斯他们已束手无策。她告诉我，“我到达医院，领他回家的那天，我拉开他病床旁边的一个抽屉，那里有个黄色便笺本。”马蒂在本子上给她写了一封信：
2010年，六月十七日
我最亲爱的鲁斯，
你是我一生中爱的惟一的人。除了（也许吧）父母，孩子，孩子的孩子以外。几乎自从五十六年前我们在康奈尔第一次相遇的那天起，我就一直佩服你，爱你。
能够看着你一路在法律世界中走到最高峰，这是我怎样的幸运！
从现在开始到六月二十五日，我都会在约翰·霍普金斯医疗中心。我想，从现在到那时之间，我将很努力地思考我剩余的健康和人生，去想一想，是否总地来说，现在已经到了我应该作出决定的时候：是继续坚持，还是承认在生命质量的损失下，我不如从生命中告退。我希望假如我消极怠工，你仍能支持我，但我也懂得你可能不会支持我的决定。我对你的爱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减少。
马蒂
马蒂于六月二十七日在家中去世，那是个星期天。次日早晨，金斯伯格法官回到了最高法院审判席上，在法庭开庭期限的最后一天宣读了法律意见。“那是因为马蒂也会希望我那样做，”她告诉我。
八
“父亲死后，我们很为母亲担忧。她可能会只以果酱和奶酪维生。你想，过去做菜的人一直是他。”简·金斯伯格告诉我们。因此，现在她每月回华盛顿一次，为母亲烹饪好足够吃几个星期的食物，把食物分在每顿一份的小盒里，塞满母亲的冰箱。自马蒂去世以来，金斯伯格的社交和旅行日程表也几乎填满了。“她和马蒂在一起时，他总是更有活力的那个。她通常坐在一旁，”美国国家广播电台法律事务通讯员妮娜·图登堡从七十年代起就认识金斯伯格，以她为采访对象，也成为了她的朋友：“她在心里一定知道自己不能光依赖他，她现在更需要积极地参与社交。她比以前更主动了。假如你邀请她一起吃晚餐，她会来的。她比以前更多参与和法律无关的谈话。”
上个月，金斯伯格的“半母校”哈佛大学法学院为她举办了一场长达一天的活动，高潮是为她举行的晚餐典礼。（菜谱来自于马蒂的食谱编纂成的一本书，《最高厨师》，它是在他去世后由最高法院法官的配偶们在安·艾里托夫人的领导下编成的。）金斯伯格照旧向学生们谈起事业与家庭两全的生活的诸多好处。
“人们常说，如果你要爬到树的最顶端就必须牺牲家庭，听到这种话时我总是很烦，”她对我说。“他们说你看艾蕾娜·卡根法官，索妮娅·索托马约尔法官。”（这两位法官未婚、无子）“那么，奥康纳法官可怎么讲？她有三个儿子。而我有简和詹姆斯。”在哈佛这全天的庆祝活动中，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谨慎地谈起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任职的这二十年。很明显，金斯伯格不希望这个场合成为她的告别辞。但是，她的年龄仍然是个问题，她何时离开最高法院成了隐然回荡于整个仪式的一个问号，就像她最近出席一切公众场合时那样。
因为金斯伯格的清瘦和娇小，她长期以来都看起来略显虚弱。上下楼时，她通常需要他人搀扶。在最高法院的公众活动中，她通常扶着斯蒂芬·布雷耶法官的手臂。1999年，金斯伯格因结肠癌接受治疗。（奥康纳法官在八十年代曾患乳腺癌，她根据经验建议金斯伯格将化疗都安排在星期五，这样就来得及用周末时间休整，准备下一周的口头辩论。两位女法官都从未告假过一天。）2009年，金斯伯格又因早期胰腺癌接受了手术，这次，她照样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辩论。
话虽这样讲，金斯伯格衰弱的外表以及她的病史，或许不能表现她实际的健康情况。“在我患结肠癌后，马蒂说，‘你必须找个私人教练’。他说我当时就像刚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放出来一样，”她告诉我。因此，过去这十多年间，她在最高法院小小的底楼健身房随健身教练训练。最近，布雷耶法官也开始使用金斯伯格用的一台健身仪器，她可以调到第六档，而他只能用第五档。卡根法官和金斯伯格的健身教练是同一位，当年轻的卡根法官艰难地与15磅哑铃作战时，教练会说，“加油！金斯伯格法官轻轻松松就可以举15磅！”
在口头辩论中，金斯伯格仍然是最活跃的提问者之一。实际上，根据乔治城大学厄夫·戈斯坦恩收集的数据，在22％的的情况下，第一个问题都是由金斯伯格问出的，这比她任何一位同事都多。她也有办公效率极高的声誉。每一年，最高法院最先公布的几乎都是她的意见。
但是，她的退休时间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她还会任职多久？“只要我还可以全副马力工作，”她告诉我。“那个时刻总会到来的，但不会是今年。我这个年龄的人永远都没法预测未来。但是，只要我觉得我还能足够发光发热，我就会工作。我想明年也没问题。在那之后，谁知道？”
有时候，金斯伯格会表明她愿意与她的法律偶像路易斯·布兰戴斯服务相同的时间。布兰戴斯是在82岁退休的，“对，有时候我会说，布兰戴斯接受任命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他六十岁进入法院，待了大约二十二三年。所以我说，我期待至少也工作那么久。或者我会说，至少得等约瑟夫·艾伯斯那幅画回来。”
金斯伯格在退休时间上谨慎地不愿给出细节（艾伯斯那幅画最近已经归还给她了），这掩蔽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今，最高法院的力量由五位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和四位民主党法官分割。在共和党法官中，肯尼迪是惟一一位支持堕胎权的。哈佛法学院教授兰道尔·肯尼迪（他并未参加那场哈佛为金斯伯格举办的典礼），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尖锐而读者极广的文章，在其中他敦促金斯伯格（以及74岁的布雷耶法官）在奥巴马仍持有总统职务时退休。“我非常尊敬这二位法官”，肯尼迪告诉我，“但最高法院法官的职位如此重要，又是一项政治职位。法官必须对目前的政治情况极其敏感，才能使自己的法律遗产得到完整保留。冒险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是生命有限的人类，而最高法院法官必须对此有充分意识。”
我问金斯伯格，对她来说，当政总统所属的党派是否是她决定退休时间的一项因素。“我想，对我们每个人，这都是因素，”她回答。
金斯伯格对奥巴马明显的好感似乎在她的考量中有其权重。詹姆斯·金斯伯格早在奥巴马还在芝加哥时就关注着他，甚至在奥巴马于2004年成为参议员之前，詹姆斯就提醒母亲注意奥巴马的政治事业。当最高法院为参议员举办晚宴时，金斯伯格提出希望安排奥巴马与她坐在同一张餐桌。（米歇尔·奥巴马也参加了那场宴会，当时她告诉金斯伯格，她同意丈夫参选议员的条件是，“那他得戒烟”。）自那时起，总统就经常对金斯伯格有特别对待。当他在2009年就职典礼前礼节性地拜访最高法院时，安东尼·肯尼迪法官邀请他在法院最高一层的健身房一起打篮球，奥巴马回答，“我不知道我成不成，我听说金斯伯格法官投篮技巧高超。”在2011年白宫举办的年度光明节庆祝活动中，奥巴马提到，“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法官在这里，我们对她的到来极为激动。她是我最喜爱的人之一。我在心中为金斯伯格法官留有一个小小的柔软角落。”在金斯伯格办公室里，她在自己与多明戈的合影旁摆放的是一幅奥巴马在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上拥抱她的照片。
在哈佛那场漫长的全天庆祝活动后，金斯伯格表现出明显的倦意。当天早上，她从华盛顿飞去哈佛，参加了一堂民权课程后，然与法学院的女性教授共进午餐，其后在五百名学生与教授面前作答问（其间，她不得不暂时告退，去接一个最高法院打来的紧急电话）。之后是那场晚宴，包括一位年轻歌剧演员的表演，法学院院长米诺的演讲，以及四位前法律助理的讲话。最后是金斯伯格自己的发言。庆典结束以后，她还有工作要做。
本文英文版原载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2013.03），中文版转自“三尺Bmagazine”。该选文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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