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
反传统的哲学家李贽（1527—1602）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有穆斯林血统的商人家庭。1550年代他曾在当地为官，还做过云南姚安的知府，之后便辞官去了南京，过上了自由学者的生活。在那里他卷入了同王阳明门徒的激烈哲学争论，其中包括何心隐（1517—1579）、麻城的耿定理和耿定向以及定向的学生焦竑。该学派从何心隐开始采用讲学的方式，通过公开辩论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强调公开发言、与一般民众进行交流以及相对接受他人观点。事实上这是一个高度调和主义的圈子：耿定向支持风格独特的泰州学者王艮（1483—1541）所阐发的王阳明良知学说，耿定理致力于完善禅宗的养生之法，而李和焦则开始花费数年时间投入地集中阅读道家文献。1581年，耿氏兄弟回到他们的家乡，新设立的黄安县，为父亲服丧，定理邀请54岁的李贽来做客。年底时焦竑也加入进来。李和耿定向一度关系很好，《黄安县志》中选印了他们在这一时期创作和交流的往来诗文。但是哲学和政治上的分歧使两人开始产生隔阂，彼此之间越来越刻薄。耿定理和他们共同的朋友周思久试图调解两人的矛盾，但成功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1579年，何心隐因煽动叛乱而在武昌被逮捕并处决，其详情至今仍不明朗。尽管在此前大约五年时间里耿定向一直是何的保护人，李贽仍因为何的死而开始责备耿是道德上的懦夫，在他看来何是为信念而献身的英雄。随后，当定向接受新的任命、在杀害何的朝廷中担任副都御使时，李强烈地谴责他是只图自保的伪君子。1584年夏，耿定理因病去世，李也因此而受到耿定向越来越大的压力，打算离开黄安。起初他想回到南京，但焦竑因为经费不足而表示反对，于是两人接受周氏兄弟的邀请去了邻县麻城。李贽于1585年来到麻城，并在该县度过了随后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住在宏伟的芝佛院中一处树木丛生的宁静山崖上，在那里可以俯瞰龙湖。芝佛院住着40多位僧人，但它并不是正式注册的佛教朝拜之地；用李自己的话，它严格说来“非寺非庵”，而是一处私人的、无派系的祈祷和沉思之地，周思久出于“为国祈福”的爱国动机建造了它。焦蛇也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589年进京赶考并被任命为翰林。常来拜访的人包括周氏兄弟和他们的侄儿道一、袁宏道和他的兄弟中道（有一次宏道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梅国桢，以及来自当地和外乡的其他名流。这个所谓的龙湖集团浓缩了16世纪后期麻城社会的长期特征，一个全国异端思想的中心。芝佛院的住持是魅力超凡的东山人无念，他是将军梅之焕（国桢的侄子，不久就成为麻城的军事领袖）、诗人袁宏道之类名士的朋友和精神导师。袁曾在写给无念的一首诗中调侃他的思想玄妙深奥：李贽也受到了无念的影响。1588年，他将家人送回福建，剃度出家。和他的调和倾向一致，李坚称这与他公共文人的身份并不冲突。他对周思敬抗议道，自己“塑佛诵经”只是为了“祈国泰民安”。话虽如此，此举还是招来了非议。耿定向的反应尤为激烈，连周思久和持同情态度的麻城知县邓世阳都无法劝阻他。李贽在龙湖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他读的不仅有伟大的唐诗，据袁中道说，还有“宋元名人之曲”和“稗官小说之奇”。有时他一连几天耽于沉思，身边只有酒和书，不跟任何人说话。他个人有洁癖，连单衣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但他也经常和朋友们喝酒、交流诗文，是一位高产的书信作家。李贽最有名的作品都是在旅居麻城时创作的，包括他的历史批判论文，以及收入《焚书》、《续焚书》、《藏书》的散文和书信。同时他也继续讲学，他在龙湖的公开讲演不仅吸引了文人，还吸引了小商人和其他好奇的乡民，这更激起了当地保守精英的敌意。李在性方面的不检点，进一步助长了论敌攻击的气焰。李自己承认，他在黄安过的是僻静而节制的生活，而移居麻城后摆脱了耿定向严苛的目光，所以乘机“游戏三昧，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在出家之后，60岁的李贽也坚决不肯放弃与女性交往。在无念担任住持期间，芝佛院素有吸引女弟子的声名，连主持的朋友袁宏道都嘲笑这可能会导致性放纵：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李贽本人收下一位极著名的女弟子，即梅国桢20岁的寡居女儿澹然时，流言蜚语开始盛行，李的敌人终于找到了口实。李从不缺少敌人。他总会以不无偏见的方式去谴责即便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保护人，如果他们不能遵循他的标准的话。例如，他公开批评周思敬没能主动去职以抗议他的恩主张居正在死后被免职。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屈从于当权者：“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不过他怒火最旺的一次是针对耿定向的，直到1585年离开黄安、前往麻城时仍未熄灭。在李的《焚书》(1590)和《藏书》(1598)中，耿被看做伪道学的典型，与李本人声称代表的真道学（尽管他显然是一位离经叛道者）相对立。李辩称，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正是基于人类的真机。相反，虚伪者要求遵循武断的是非规范、坚守名教礼法，可事实上只在符合自己的利益时才那样去做。他们所谓的学问完全是为了应付科举、攫取官职，进而言之，不过是带着虚伪的面纱去追逐财富。商人在市场上诚实而高效地谋求财富，事实上比那些贬损他们的学者官员更有道德。李贽对耿定向的严厉攻击主要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周思敬、焦竑以及耿本人，他在有生之年竟公然辑录出版了这些信件（其中不少也收入了耿的文集）。耿定向的回应也采用了书信的形式，特别集中在16世纪 90年代初写给周思久的三封信中。这些书信看起来很像是为了私人传看，但被谨慎地藏起来没有付梓，直到耿去世后才收入他的文集。至少从表面看来，这些信没有一封涉及两人日益恶化的私人关系：耿公开表达了他对李伦理和社会观点日益增长的不满。在第一封信中，耿为自己坚持名教进行辩护，批评李所说的将社会关系根植于实际情况（真机）。耿提到他自己的使命是贯彻继往开来的有效社会模式，而李却固执地在危亡时刻沉迷于自我，罔顾过往的教训。耿坚称自己所尊奉的学习经典文本、弘扬传统家庭伦理更适于治理乱世，在那个时代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他承认孔孟传统中确实有关于真机的论述，但指出必须将其限制在道德范畴之内，即对仁和义的本真追寻。看起来，李本人对真机的观点显然是来自佛学而不是儒学。耿认为这本身并没有错，并提到他自己也曾花费多年时间研究佛学。但是，有必要对佛教学说采取批判的态度，特别是要考虑到他们的社会效用。耿的第二封信聚焦于如何实践“分别”，即做出适当的区分。耿指出，李贽并不相信这条训诫。例如，耿本人出于“分别”的考虑而避免与妓女接触，李却公开地和她们勾勾搭搭，甚至在本该为他故去的妻子服丧时也是如此。李当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符合自然之真机这一原则的，而耿与之相反，他自己更信奉明义道理。和他的行文风格一致，耿再次承认儒家论述中确有“无分别”的论述，李贽的观点正是以此为据。例如程颐就说过“万物为一体，视人我无分别”。但是这里的无分别与李所鼓吹的截然不同：它的本意是阐述对他人的道德关怀，而不是为自我放纵张目。最后一封信逐条驳斥了李贽所声称的信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耿对李强烈否定君臣之间、父子之间道德支配关系的驳斥。李对儒家的五伦进行了有名的颠覆，他认为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他以比过去任何一位儒家思想家更平等主义的方式对此作了重新界定）的平等关系，要比君臣、父子、长幼之间的明确等级关系更有意义。李认为君臣、父子的对位关系是“错误”或“专制”的（假合），耿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声称这种二元关系是“奇妙”或根本的（妙合）。在耿看来，以温情约束父子、以义务约束君臣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这封信和他的全部批评中，耿定向一再使用“自”和“原”这样的词，以压过李贽所声称的自然或先验的真理，这（在耿看来）构成了其哲学观点的道德合法性。耿认为，李只是在破坏自然、宇宙、道德和社会秩序。虽然耿对李的批评文字保持思想辩论的色彩，但他显然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有证据表明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关系网络对李发动了更致命的攻击。1580年代末，麻城文人反对李继续待在这里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强烈。李贽因其异端观点、腐朽淫纵、宣淫祸世、而受到谴责。1590年，由于对耿进行尖锐批评的《焚书》出版，连李在麻城的庇护者周思久也与之绝交（周的弟弟思敬显然没有这样做）。1591年，耿定向以前的学生、雄心勃勃的蔡义忠（1600年进士）出版了《焚书辩》一书，他是横贯大别山脉的光山县人。这本书远比策划者想要写的更激烈，大家都清楚是耿定向授意他写的。当年年底李和袁宏道造访武昌时，据说耿派他的家仆煽动公众去谴责李的左道，结果李在游览省城著名的黄鹤楼时遭到了暴民的攻击。自此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1594年，另一位自称是耿定向学生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史旌贤，来到麻城指控李大坏风俗。李坚决不肯离开麻城，据说他声称“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但是两年后，当李贽去访问一个山西的朋友时，却被当地官员赶了出来，他认为这是耿定向的爪牙在捣鬼。回到麻城后他写下了遗嘱，并向周思敬倾诉，说他相信自己很快就会被谋杀。次年他逃离该县，又去了山西，在梅国桢的总督府避难。这时焦竑回到了麻城，写信给李让他回到他们在龙湖的旧居，但李没有接受，他说麻城想见到他死的人太多了。他去了南京，寻求朋友的庇护，并利用这个机会出版了《藏书》，对已经故去的耿定向发起最后一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序言是由梅国桢和仍健在的耿定理写的。梅写道：自古豪杰之士，其识趣论议，与世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艰难危机之时用焉，当治平无事，往往无以自见。……余友李秃翁先生，豪杰之士也。当其时，士方持文墨，矩步绳趋，谈性命之糟粕，独一秃翁，其识趣论议，谁从而信之。……一切断乎己意，不必合于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与世人不相入，而曰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这段话中梅关于豪杰之士的论述非常重要，揭示了李贽思想的发展及其与麻城的特殊关系。这些传奇故事中，李贽在龙湖时最钟爱的是武侠小说《水浒传》。那段时间，李在青年学者杨定见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出版了这部小说的120回评注本，如今已成为“定本”。他的手稿由杨保存下来，在其他仰慕者的帮助下，于李去世后的1614年前后在苏州出版。李对《水浒传》的兴趣，既是由于他很关注不同于平和的文学规范的另一种散文风格，也是为了探寻一种超越传统儒家文人或官员的道德行为范式。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很敬仰烈士般的英雄何心隐。李尤其关注英勇无畏、强健刚毅的理想男性形象——一个不避暴力、有时甚至以此为荣的男子汉。他特别欣赏好汉（坚韧粗犷之人）观念。在《史纲评要》中，他反复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那些在危难之际采取大胆而异乎寻常的政治行动的豪杰——例如古典法家学派的官员商鞅和申不害，还有唐朝的创建者李世民。好汉的理想弥漫于整部《水浒传》，有人统计这个词在李的版本中出现了369次。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麻城和大别山地区的地方文化，梅国桢就是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例证。1600年春，李贽自觉地展示了他自己的英雄主义，最后一次回到麻城。他的情绪是嘲讽与挑衅的。李写信给焦竑说：他们指责我是异端的首领，可我除了闭门沉思和读书之外什么也没做。我是县志中时常提到的那种流寓之人。各郡都很乐意接纳这样的人，可在这里他们全都想着把我赶走该多好！想想吧！如果这些自认为是君子的当地文人真的相信我是异端首领，他们把我的罪恶加诸其他地方就真是绅士所为吗？当地精英圈子已经在酝酿一场拆除李贽居住的芝佛院的运动。为反对这一运动，李贽再次打出了一张“阶级牌”。他说，那些反对我的人都是财主人家，要是拆掉我住了好些年的芝佛院，那会显得他们多么小气？那年冬天，麻城新任县令冯应京的到来使当地精英们取得了胜利。冯雇了一帮家仆——提到李时称之为流氓——向龙湖进发，想要一劳永逸地把李赶走。李的学生杨定见拒绝交出74岁的老师，帮助他穿过大别山逃到商城，在那里另一位朋友马经纶将他带到了北京。盛怒之下的县令下令把杨抓起来候审，将芝佛院夷为平地。1601年的北京，麻城精英社会的性质以及李贽在其间的尴尬处境，为整个京城文人圈的流言和争论增添了新的话题。御史张文达要求谴责李在麻城期间的种种恶行，并警告说如果不立刻把李抓进监牢，同样骇人听闻的事情就会在帝国的都城发生。李贽的新保护人、同样身为御史的马经纶，用公开流传的三封信进行回应，为李在麻城的行为辩解，并指责“群狼”将没有恶意的“老翁”推向窘境的行径。马争辩道，李贽与过去那些流亡旅居的伟大儒者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借饮酒、垂钓逃避艰难时世的李博[译者按，疑为李颇，南唐画家]和司马光。《大明律》明确规定百姓要尊重身边的退休官员、敬重年过七十的老人，在麻城迫害李贽的那些人粗暴地践踏了这两条规定。而且，该县对李贽的指控不过是一小撮敌人挑起的谣言，无论如何不能反映他们自诩代表的舆论。但是张文达和那些指控者胜利了。1602年，李贽在北京的一间牢房里自杀了。马经纶为李贽所作的辩护中有一条很有趣，即李贽事件如何成为了麻城县内部精英之间争斗的导火线。马在第一封信中含糊其辞地暗示，对李的宣淫指控不过是诋毁当地一向显贵之族的不实之词，事实上是那些指控者而不是被指控者犯了宣淫之罪。他很谨慎地没有明说这是哪个家族。不过，马显然又做了更具体的阐述，指出这种诽谤的真正目标不是别人，正是品性正直、才能出众、替朝廷剿灭叛乱的将领梅国桢。马说道，国桢家乡的敌人想通过影射其女儿澹然来给他抹黑，可她虽是李贽在芝佛院的弟子，事实上却是一个作了尼姑的贞洁寡妇。马认为，指责澹然行为不检点的谎言完全出于麻城士大夫互相倾轧，其主要目的与其说是攻击李本人，不如说是中伤梅家的声誉、破坏国桢的仕途。他指出麻城许多文人都是或曾经是相对高级的官员，并暗示对梅国桢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攻击不仅涉及当地的精英争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国范围内官场派系在地方上的反映。马从未指名道姓地说出梅的敌人是谁。如果梅国桢是真正的目标，那么通过李贽来打击他就很自然了，因为16世纪末梅在当地精英中成了李的主要保护人。正如我们见到的，他曾在返回家乡时到芝佛院去拜访他，曾在他的山西总督府为李提供避难之所，还为李颇具煽动性的《藏书》写了一篇赞赏有加的序言。梅和李长期通信，探讨儒学和佛学思想，很显然，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李视为自己精神上和哲学上的导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李入狱和自杀之后，梅之焕（国桢的侄子和有力的政治继承人）仍是他的忠实信徒，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皆然。他写了一篇悼词，称李为“长者”。李贽真的只是梅、耿两家冲突的牺牲品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暗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如此，他认为梅家是麻城的老牌显贵，耿家则是暴发户、是他们当地霸权的挑战者。的确，16世纪70和80年代在麻城发生的关键政治事件中，耿、梅两家是相互对立的。耿定向是知县穆炜税收改革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极力鼓吹穆应得到帝国的嘉奖，他还是穆在当地的知己黄卷的密友；而正如我们所见，梅国桢对穆的创新之举颇为质疑。黄安县分离出去所导致的利益冲突，似乎进一步加剧了耿、梅两家的矛盾。黄仁宇也不指名地提到李在当地的保护人是老牌的大家族（像梅家），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固地位看来允许他们容忍李的自由思想，而攻击他的则是相对弱小、根基未稳的当地学者（像耿家），他们不得不像清教徒式地捍卫公共道德，作为他们在当地社会权力的基石。然而，这种观点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我所见到的晚明耿氏或梅氏的现存文献中都没有直接提到对方（他们的后人还有过联姻关系）。耿定理同梅国桢一道为李贽的《藏书》撰写序言，而这本书正是攻击定理的哥哥耿定向的，这使得上述假设更加令人费解。周氏兄弟思久和思敬，可以被合理地视为耿和梅共同的朋友和他们的调解者，一个住在耿的新黄安县，一个住在麻城中部平原梅家的地盘上。他们在1590年代各自支持一方，思久与李贽断绝了关系，而思敬仍是他的知己。有必要承认，晚明时期麻城私人之间、家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可以说是拜占庭式的（极度错综复杂的）——事实上远比梅耿两家争斗的假说复杂得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梅国桢因公务而长期不在家乡，但到世纪之交时，仍使自己及其家族深深地陷入了与当地精英的相互纷争。有人猜测，1601年初领导驱逐李贽行动的知县冯应京是当地梅国桢敌人的盟友，但是几个月后四川人刘文琦接替了冯，我们已经知道此人其实属于梅党。当地政治的进程立刻改观。刘到麻城不久，梅就从西北任上写信给他，请他介入一场私人纠纷，刘照办了。他写到，许多小乡绅在吴克桐的带领下（名单中没有耿家的人），开始诽谤梅家并挑唆里乡平民（是梅家的佃户吗？）反对他。梅指控说，吴卷入了代理征税的欺诈行为，却将罪责转而推给了梅家。可否请新任知县费费心调查此事？梅还写到，他在外地尽量不卷入麻城当地政治，但看来形势已经发展到他必须回来亲自介入的地步了。年底之前他真的这样做了。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这是1588年以来自己第一次深入造访家乡，从那时起，当地精英的道德和精神已经令人忧虑地堕落了。县里的大家族之间仍维系着表面的寒暄，但这只是为了掩盖相互拆台的行径。诽谤、侮辱和污蔑成了当时的常态。他还提到——是否在影射耿定向攻击李贽的方式？——成名学者甚至网罗年轻的弟子卷入这些运动。他说，在种种物质因素中，税负分配的长期难题引起了他们的愤怒，这是需要解决的；但梅说真正让他苦恼的是，这些诽谤性、骚扰性的诉讼本身已经内化成了当地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梅国桢的说法可信，那么在16世纪推动麻城扬名全国的精英团结已经开始瓦解，而此时正是那些精英将要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刻——既有来自底层民众的起义，又有来自外族的入侵。这些挑战来临之时，那帮文人会像梅谴责的那样，如同被宠坏的孩子般吵个没完。中国思想史家几乎全都认同李贽的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视之为进步的思想家，但是他们倾向于一分为二地看待李贽所做贡献的性质。站在社义立场的人强调他思想中革命的、反封建的特质，把他描绘成地主阶级的坚决反对者。马主义者特别强调他对文人伪善的攻击和对利益动机的不时拥护，经常把他和市民思想的萌芽联系起来，但他们也强调他的平等主义观点与城市劳动者和农民的利益产生了共鸣，形成了反对封建“大地主”的同盟。相比之下，来自所谓自由主义阵营的历史学家——由岛田虔次(Shimada Kenji) 1949年的著作开创先路，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黄仁宇、彼特森（Willard Peterson），以及后毛时代中国的许多学者紧随其后，他们都以各具特色的方法进行研究——转而强调李贽的现代个人主义，认为他对个体声音的追寻或明或暗地捍卫了个人的思想自由，或者用李自己的说法，将“吾”从社会的粉碎性压力中解放出来。这些非马主义和后马主义的学者倾向于淡化李贽学说的阶级色彩，这种倾向在黄仁宇那里最为明显，他强调李有着顽固的“精英主义”，即便短途出行也坚持乘坐轿子，不亲自阅读而让仆人念给他听，在麻城和其他地方都享受着那个时代最富裕的舒适生活。在麻城的地方记忆中，李贽得到了不同的评价。第一份真实的历史资料就是由麻城诗人、明朝忠臣刘侗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刘的文章恪守中立，如实记录了李在麻城的艰苦工作，既没有称赞也没有指责他或是他对手的立场：看起来重要的只是这位全国知名的显贵在我们麻城，并且住了那么久。这也是县志中李贽传记所采用的基本立场，这篇传记最初被收入1670年县志中的“流寓”部分，并在直到1935年的历部县志中被一再重印。李贽或许是有争议的，甚至是该指责的，但是他的到来证明了我们县的伟大历史。然而，到了1935年，这种中立性难以为继了。我们将会看到，民国年间的《麻城县志》是在该县社会保守势力取得巨大优势的背景下出版的。该书由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孟广澎作序，序言明确指认李贽破坏社会规范，从而导致了明朝末年的叛乱和当下的暴动。历史的教训是，必须压制李所散布的那些肆意猖狂、倒行逆施的思想。孟继续写道，好在该县百姓深明忠义，奋起赶走了李贽，正如今日团结起来粉碎了左派。与国民党对李贽社会影响的妖魔化针锋相对的，当然就是盛赞他对共义时代官方和半民间麻城历史编纂的影响。李曾指责其主人周思敬虚伪这件事——周笃信公共良知，却在粮食短缺时囤积谷物——被用来表明李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社会等级的直觉。他在公开讲演中号召不同社会阶层的听众醒目，将他们从文化压制中解放出来去反叛。李贽在20世纪麻城的出现——在大量的历史编纂中——成了每位作者政治态度的试金石，而且不论好坏，成了社会革命的象征。当然，指责李贽煽动社会崩溃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这种指控早在 17世纪就对准了他。例如，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保守主义声音来自顾炎武，他直接把李的狂妄思想与日后的激变联系起来。顾写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竟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不知遵孔子家法……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值得注意的是，李的攻击者中还包括东林党人。正如Jin Jiang所指出，批评李贽在麻城所作所为最严厉的两个人，驳《藏书》的蔡义忠和御史张文达，后来都成了满怀热情的东林党人。但是明末的党派联盟远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将会看到，在东林党人中，梅国桢的侄子梅之焕就是一位崇拜李贽的年轻人，而且终其一生都在纪念他。在明朝末年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运动中，麻城文人刘侗是最坚定的参与者之一，他为李贽曾到过麻城而感到无比自豪。把李贽、梅国桢及其侄子之焕，以及刘侗吸引到一起的，部分是由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践行它。事实上，梅家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使这样的假设变得晦暗不明，即李贽与他死后二十来年爆发的社会革命之间有着直接关联。梅家恰好是全国最大的蓄奴家族之一。梅国桢远不是一位社会开明人士，他的侄子之焕是明朝末年该县唯一极端坚持社会规范的人；可他们都很珍视与李贽的交往，李也欣然接受他们的款待和庇护。李的著作中无疑充斥着对文人地主虚伪和自利的批评，但他在麻城的作品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该县庞大的下层农民阶级，更没打算煽动他们造反。然而，李贽的确在这个相对偏远的县度过了那段岁月，那段极其活跃、畅所欲言的岁月。明朝末年的大规模杀戮也的确首先发生在麻城，而不是帝国的任何其他地方——事实上它就发生在梅家的土地上。无可辩驳的是，李贽在大别山区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当地精英社会内部的裂痕、加速了团结的崩溃，而那些想要颠覆这个社会的底层民众对此看得清清楚楚。—End—
本文编选自《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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