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暴力与自由：人在政治中的生成

卡尔·雅斯贝尔斯勿食我黍 2021-12-24

作者｜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20世纪德国重要的哲学家、精神病学家

政治按照两极定位：一极是可能的暴力，另一极是自由的共处。

对于暴力借助暴力进行防卫是必要的，除非有一方情愿成为另一方的奴隶或归于灭亡。自由的共处借助制度和法律创造一个共同体。暴力政治（Gewaltpolitik）与协商政治（Beratungspolitik）在其意义上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一点造成至少今天乃至不可预见的未来的政治实际。

我们把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区别开来。哪一方占优先地位取决于一个国家面对另一个国家所处的地位。但是，两者也会交错转移。外交政策源自暴力政策，后者把一切言谈变成诡计。然而，通过条约和国际法，暴力政策被迫改变它自身，直至排除暴力。相反，如果政客在斗争中诉诸诡计、欺骗、可怕的阴谋、不公正的强求，直至发生内战或一方作为臣民屈服于另一方，那么国内政策就呈现外交政策即暴力政策的特征。

有人认为，政治力量无非是凭借暴力的权力，这是一个错觉。伟大的历史事件向我们展示了没有暴力的行为和力量。有人则认为，政治仅仅是以自由的方式建设共同体，暴力是与政治格格不入的反常现象，这同样是一个错觉。事实表明，暴力总是作为界限和背景存在下去。正如在1914年以前欧洲的安全时代中一样，如果这一点在一般意识中被遗忘殆尽，暴力就会以更加极端的形态爆发出来，显示其黑暗的威严。

政治历史的各种现象唤起某种恐惧。历史上的人物给人以魔鬼般的印象。自古以来，对统治、使用暴力的冲动，对杀害、折磨、拷问的冲动丝毫没有改变。在短时间内，也许这一冲动会被掩盖起来，似乎被抑制住了。但是，这只是假象而已。

无论怎样，人不得不一同生活。这是人的此在的先决条件。因此，从一开始，人就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在这个共同体中，他们相互帮助，并且凭借这个共同体，他们对外进行防卫，或者——不是全部而是若干——开始从事征服和掠夺。

一旦注视人的暴力行为、冥顽不化的固执，我们就会感到惊讶：“人们没有统统组成各种各样的强盗集团，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人们还创造了有秩序的政治体制和法制国家，创立了市民共同体。这意味着人身上有着不同来历的强大力量，只有这一力量才使法制国家和共同体成为可能。

人的秩序永远都不能摆脱那种暴力的力量。因此，人的秩序经常不公正，需要不断改善。进言之，随着历史的生存条件的不断变化，人的秩序方面也不得不改变模样。我们不能恰当地安排世界，因此不能把世界置于一成不变的永恒状态之中。人永远不可能完满。就像康德婉转地表述的一样：“从这样弯曲的木头中雕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来。”

一方面是混乱的此在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是奠基的、创立的、排列秩序的根源，二者在其相互斗争中形成历史。

因此，在世界中，政治乃是关于此在相互关系的最伟大的事业。政治家们因为他们的实际权力，因为他们左右此在的社会命运，所以他们拥有一种很高的威望。人民大众感谢他们，或者诅咒他们。政治家们成长为阴森森的存在。当他们造成灾难和破坏时，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这表明了一个特定的人群及其政治思想，因为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倾向于哪些以往的政治家，以及他们缘何评断这些人的伟大性。

我们在意识到对自由的责任的人那里看见政治家的伟大性。

这种伟大性并非存在于诸如凯撒一类的充满精灵的一只猛虎的强大的、可怕的雄伟之中，更不存在于诸如希特勒一类的精确地追踪权力地位的一只狡猾的昆虫的杀人暴力之中。由于听从凯撒，一个伟大的民族兴起，其中同时形成了反对者，而这些反对者为了自由而杀害了凯撒。希特勒侮辱了我们的人民、每一个单个的人以及大部分跟随他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出于政治自由的纯粹意志而能够消灭他。

但是，诸如梭伦、伯里克利一样的伟大政治家的责任却是借助暴力和通过遵循自由及其无暴力的理性来承担。凭借暴力的自我主张要求诡计和谎言，相反，理性则要求坦诚、诚实和可靠的契约。为了自身国家的权力，自我主张要求对某一政治行为的实际后果负责。理性要求道德信念，而道德信念唯当成果（Erfolg）、权力等自我主张有助于超政治的人的任务时，才对此表示赞同。

如果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实现自我诉求时为了保全理性而放弃成果和权力，他可以被视为不负责任。这里并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道德信念（Gesinnung）如何对结果负责，责任本身如何成为道德信念，这不是一种和解，而向来是历史的、唯一的决断。

那些试图避开自我主张与道德信念之间的张力的政客让人瞧不起，这种政客恰恰做抵抗最小的、看上去一蹴而就的事情。政治家的伟大性却是在这种张力中发现自我主张的途径，以此来提升自己民族和自身的存在价值。这种政治家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永远承担责任。他不会听命于所谓现实政治和机会主义。他不想通过看上去一蹴而就的卑鄙行为而在道德上毁灭自身所服务的国家。他以自己的行为同时教育国民。如果他的良知在政治上、道德上禁止对违反自身人民利益和尊严的事情负责，那么他无论如何都不会继续掌权。

政治目标可以表述为下述一个命题：与政治自由一道人成为真正的人。人既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自由，又拥有对外自我主张，从而人成为他自身所是的人。

先于政治的、超政治的问题是：在政治中，如果我们能够从事物的根据出发肯定我们自身，那么政治应该如何进行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上述那个命题，对此我重复如下：只有政治自由才能使我们成为完整的人。

为了法律的权威和个人的自由，应该通过政治来克服暴力。对个人自由而言，只有一个界限：个人自由只能与他人自由共同存在。

政治想要借助相互对话，借助契约，借助合法手段的共同意志的形成而控制暴力。这种状况需要与此相适合的政治家。这种政治家不想当独裁者，因为他们没有奴役人的欲望。他们仅仅在自身受到委托的时候才渴望权力。但是，这也只有在他们受到人民的信任和市民的信任的时候而不是在受到臣民的信任的时候才如此。一旦他们失去信任，他们便放弃手中的权力。他们厌恶暴力，但他们却是真正的民众领袖，亦即人民的政治教育者。在具体境况中，借助事实和根据，他们说出人民的心声，以便市民进行自我检验，并且在他们之中重新认出自身的判断力，激励自身的决断。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名垂千古。

但是，政治自由不是从虚无中产生。从历史上看，最初的自由曾是一种非政治的、活生生的东西。凭借联系而被实现的自由意志不是空洞的，而是保存了共同体生活中传统实质的内容。这种还根本没有意识到其自身的自由究竟从何而来，这是不可理解的秘密。从人种和民族的天赋中谈论这种自由显得空洞无物，同时就这一自由的伟大性而言，也是低估了它。

自荷马和伊奥尼亚人以来，希腊的城邦自由在希腊自由意志中就有其前提，而这种自由在独一无二的梭伦那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并且在波斯战争和随后的时代里渐臻完成。瑞士自由的农民生活是誓约结盟的前提。在13世纪，遵循简单却庄严原则的这一誓约结盟以文书形式得到确认，它对内主张自由，而对来自外部的压迫提倡誓死的抵抗。美国人的自由基于朝圣者祖先的信念以及在许多共同体之中发展起来的美国式的生活。随着反对英国的斗争获得胜利，美国人制定了内部宪法，首先是各州宪法，然后是联邦宪法。以后到处出现了关于国家全体的各种学说，其中，创始人和后继者想要维护的东西得到了确定。

康德曾说道：近代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瑞士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自由斗争。在这种精神中，美国人的自由斗争产生于新的根源。所有这些自由战士们的伟大勇气、高昂热情、尺度和审慎令人惊异，不可思议。这些自由战士们由于自主性，也拥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凭借自身的力量，更机智、更无私地超过了一味顺从暴力的大众。

尽管为时不长，但至今存在过的这种可信赖的政治自由，对于我们后继者来说，这一事实永远是令人肃然起敬、鼓舞人心的典范。

令人不安的东西是，在自由本身中具有毁灭的根据。

没有伟大的政治家，政治自由的世界就归于消失。只有通过训练自由的人，伟大的政治家才有可能一代又一代地重新成长。凭借自身的一切行为，他们在已知的自由机会中为自由而斗争。他们知道危险。对于他们来说，冒险是值得的，因为这关乎人的生存的至善。他们富于勇气、判断力和忍耐精神。适用于他们的正是人们有关伯里克利的说法，自从他领导雅典以来，人们再也没有看到他的笑容。

政客则不同。他们是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企业主、奸诈的人、勒索者等。他们以自由之名，毫不在乎地干些违反自由的条件的勾当。当他们丑态毕露时，他们就通过谎言和诙谐来摆脱窘境。他们对议会持讥笑态度，而议会则因其同样的本质而几乎觉察不到这种态度，因此也想不到把这些政治精神的亵渎者赶下台。他们用感伤的话语伪装严肃认真。他们是自由的败坏者。

这种类型的政客缺乏使命感，只把自己的任务视为一种职业，一种大有前途的、带来丰厚收入和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职业。他们认为，这种职业是安全的。他们无责任心。因此，在危急中，他们全都不知所措地屈服于自以为是安全的或至少是解救的权力。正如1933年的情形一样，在他们那里，在他们的国家里，没有比轻蔑更丢脸的东西，而且也没有比轻蔑更正当的东西。1933年希特勒和戈培尔在迫使政客们完全屈服时向他们倾吐的讽刺语就是这种轻蔑。

自由世界的精神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印象（Bild）。我们的自由人民政治上还完全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在经济舒适中，在得过且过中，在单纯的兴奋中并不存在任何自由。明智的贵族政治正在缩减。责任分派导致无责任状态。民主成为党派寡头政治。在很大范围内，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成为文坛（Literatentum）的泡影。

因此，尽管在人民头上飘荡着可怕的威胁，他们却不为这种威胁所内在地激动。至多人民具有一时的不安，即一旦情况好转就会被迅速遗忘的不安。只有少数人才感觉到在自身的国家中，在地球上，人的自由走向何处。精神正在失去其压严性。

如果群众和知识分子同样地丧失基础，沦为全面统治的素材，那么这一经济舒适中表面上稳固的状态就会马上被颠覆。如果人们业已在不再被理解的、外化的自由中，“志愿地”走进无信仰世界的虚无之下的被奴役状态之中，那么不久之后他们丧失那个外部自由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仿佛数十年前德国精神和政治运转的喧哗为自身自由挖掘了坟墓，仿佛今天由外面侥幸解救的西德在其内部再次发生同一的事情。但是，今天威胁整个西方世界的东西不正是同一个危险吗？

面对时代的不祥征兆，对自由的可能性的基本异议具有某种诱惑人的分量。

政治自由不是一种乌托邦吗？政治自由不是自希腊人以来西欧内部少数人的单纯信念吗？而且，这种自由，实际上不是为大多数西方人和对自由盲目无知的所有其他人所拒斥吗？

我并不想否定从未了解、从未实现自由的人们。这些人在形而上学的思维中，在诗和艺术中，体验到了奇异的深度。我也不想否定自苏美尔人以来在中国、在印度、在古代文化中产生过的统治者们的伟大性。但是，当我们似乎十分内在地逼近他们的时候，那里到处都存在着陌生的东西。在我们的宗教中世纪中，我们与伟大人物相遇，由于他们自身几乎意识不到，他们也就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是，在他们与我们之间横亘着一条令人惊愕的、可怕的深渊。在人们意欲和发现政治自由的地方，在他们令人痛苦地感到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绝不存在我们所遇见的人物。

我们也不能把历史视为自由获得进步的过程。在西方，自从犹太人和希腊人以来，自从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以来，自从都市和自由农民的中世纪以来，进言之，在渊源于此的今日旧的政治自由领域里，政治自由一直以强有力的萌芽方式存在着。特别是，这种政治自由出现于压倒性多数的不自由的人的此在之中，因此总是令人惊异的、无限珍贵的，并且总是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政治自由仅仅在小范围内得到了实现。尽管与希腊人、荷兰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较，古代冰岛人在精神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像这种偏远的地方，政治自由也能够获得巨大的现实。但是，很快到处都丧失了自由。压倒性多数的人民和国家的现实对自由是不利的。

反对自由的人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由超出了人的能力。”自由给人以不可消逝的，最高的勇气，但也会使人遭受最大的危险：“其实，人为了成为人，应当是自由的，但是，事实上，人作为人民大众中的现实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从这种异议中，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凭借绝对权威的统治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统治总是到处存在。今天，这种统治将使俄国在世界中谋得优势。

事实上，放弃了政治自由，余下的就是权威的暴力，是以公认的权威之名进行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但是，与权威统治状态针锋相对的是这样一个不可克服的命题：“对人进行统治的总是人。”在世界之中，从不存在神或绝对的真理。以神之名，或者以绝对真理要求权力的并非神或真理本身，而总是人。只有人才为了权力而使用暴力。这种权威是完全不值得信任的。在其所有形态上，这种权威都由于可耻的、卑鄙的、邪恶的行为而信誉扫地。

我们不应当掉以轻心，仿佛自由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还能够坚持政治自由乃是基于人的本质这一命题吗？

在此，不可能有一种令人信服的正确认识。这关系到一个本质决定（Wesensentscheidung），而这种决定取决于全体人类以及每一个政治上与自身同命运的单个人的思维方式。

站在二者择一面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着，如果我们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想要把未来奠定在什么之上。洞见（Einsicht）和决断（Entschluss）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哲学思维中，它们成为我们自身。

的确，在自由中，毁灭是巨大的，彻底的毁灭是可能的。但是，没有自由，毁灭是确定无疑的。

同与生俱来的人的高贵相适应，政治自由允许希望。其他道路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如果我们放弃希望所立足的那个理性勇气，我们就等于轻视我们自身。

即使人被暴力吞没，人的真理仍然是通向这种自由的人的道路。失败并不能驳倒自由，正如不能驳倒地球的崇高一样。即使有朝一日地球在宇宙海洋中化为乌有，仿佛通过自身的没落而消逝无踪，这种崇高也不会被驳倒。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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