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与国际政治理论。
以“沉痛”之类的字眼与苏珊·桑塔格的名字相并置是不太适宜的，哪怕是用来凭吊她的逝去。她的一生是对生命最为热烈的礼赞。她的高傲、自信与坚定是摄人心魄的，她的博学、睿智和才华是夺目的，而她的激情、诙谐和热忱是感人至深的。面对令人哀伤的时刻，她的书写或格外沉静或极度义愤，但几乎从不流露伤感与悲痛。对于桑塔格来说，死亡如同疾病，不是“隐喻”而是一个质朴的事实。正如她在第一次被确诊身患癌症之后写到的那样，“每个人生来就持有双重公民身份，在健康的国度与疾病的国度”，而“疾病是生命的夜晚暗面，是更为费力的公民义务”。桑塔格的辞世是担当了自己最后的生命义务，从容走入永远的夜色。我们追忆她，心存敬意地寻访她走过的路程、寻求她赋予的启示。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美国文化评论家、小说家，被认为是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性的女作家及评论家，当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在纽约出生，童年在亚利桑那和洛杉矶度过。她的生父是犹太裔的皮货商人，主要在中国经商。在她5岁时，母亲独自从中国返回，告知父亲因患肺病在中国去世。家境贫困加上母亲酗酒，她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与欢乐。在桑塔格的回忆中，童年是“一场漫长的徒刑”，而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文学书籍。她从3岁开始阅读，8岁时候用所有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一套文学丛书，其中有莎士比亚和雨果的作品。她回忆说，那时她躺在床上看着书架，如同看着自己的50位朋友，而每一本书都是通向一个世界的大门。桑塔格一生寻访各种书店购书，去世前将25000册个人收藏转交给加州大学图书馆。在她15岁的时候，校长说她的水平已经超过学校的老师，决定提前3年让她毕业，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学。不久后她转学到芝加哥大学，交往密切的教师中有著名批评家肯尼思·博克和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在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天她走进教室听一个关于卡夫卡的讲座。演讲者是社会学教师菲利普·里夫，他在结束时问了她的名字。10天以后他们结婚了。那一年桑塔格17岁，丈夫年长她11岁。1951年她本科毕业后随同丈夫迁居波士顿，次年生下了儿子戴维。桑塔格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其间哲学家马尔库塞曾在他们家住过一年。桑塔格回忆说，那时候她所接触的文化与当代毫无关系，“我的现代性观念是尼采所思考的现代性”。桑塔格在1954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英语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然后在宗教哲学家保罗·蒂里希指导下攻读哲学博士，她修完了所有的课程，只差博士论文。1957年获得一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学习，但不满于那里的男权主义习气，很快转到巴黎大学。巴黎的先锋文化艺术圈使她大开眼界。一年以后回到美国，丈夫开车到机场接她，还没等到打开车门，桑塔格就对丈夫提出了离婚。这是1958年的苏珊·桑塔格，虽然还默默无名，但已经拥有两个硕士学位，领受了10年欧美最优秀的学院文化熏陶，见识了欧洲新锐的艺术探索。作为女人，她已经结婚8年，做了母亲，然后离婚。她经历了这一切，还不满26岁。此时的抉择成为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抛开了体制化的学术生涯，谢绝了丈夫的赡养费。用她自己是话说，就是执意要在大学世界的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1959年，她带着7岁的儿子、两只箱子和仅有的70美元，移居纽约。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开始疯狂写作。她说自己像一名身披新甲的武士，开始了“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与美学上的浅薄与冷漠的战斗”。
1960年代，桑塔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有过短暂教学经历，此后是位一直独立的自由作家。她发表过17部著作，被翻译为32种语言。著作包括小说、诗歌、随笔评论文集、电影和舞台剧本。这在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并不算非常高产。许多人惊叹她的天赋才华，但她说自己是一个迟缓的作者，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常常需要六到八个月才能完成。30页的文章会有几千页的草稿，因为每一页都要改几十遍。她一直梦想成为小说家，早期的小说创作并不特别成功，1990年代以后的两部小说《火山情人》和《在美国》较为畅销并获奖。但她对知识界和公众的影响主要来自她的评论与随笔，许多重要篇章最早发表在《党派评论》与《纽约书评》等杂志上。1964年至1965年之间，桑塔格相继发表了《关于“坎普”的札记》《反对阐释》《论风格》和《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等文章，使她几乎一夜成名，也使她成为争议的焦点。这并不是因为她开创或发现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坎普”文化，而是她将潜伏已久的“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最为锐利的方式挑明了、激化了。但还不只如此，桑塔格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双重性”，她既是高雅古典的，又是时尚前卫的，或者说，她是来自精英文化阵营的“叛逆者”。她的文章旁征博引、论题广泛，从康德、尼采和莎士比亚到卢卡奇、卡夫卡、本雅明、艾略特、萨特、加缪、巴特、戈达尔和布勒松，不一而足。涉及领域从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到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摄影和戏剧，几乎无所不包。以精英式的博学和睿智的写作反叛精英文化的等级观念，使她成为一个醒目的“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同时又是先锋文化的新偶像。这种双重身份对于桑塔格自己却并没有多少反讽的意味。因为她所抗拒的正是教条化的等级秩序，正是要打破“高雅与流行”“理智与激情”和“思考与感受”等习惯的疆界，因为这类观念分野是“所有反智主义观点的基础”。桑塔格的广泛声誉有一半是来自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从越战期间的“河内之旅”开始，她一直是美国知识界最为激越的异议之声。她的许多“政治警句”格外富有挑衅性，诸如“美国创立于种族灭绝”，“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是对人类增长可能性的一种侮辱”以及“白色种族是人类历史的癌症”，等等。她将“9·11”事件称作是“对一个自称的世界超级强权的攻击，是特定的美国联盟及其行动所遭受的后果”。如此评论引起轩然大波，其中有《新共和》杂志刊登文章问道：拉登、萨达姆和桑塔格的共同之处是什么？答案是：他们都希望美国毁灭。桑塔格对美国政府一贯的激烈批判，以及她对古巴卡斯特罗革命的同情，使人们很容易给她贴上“左翼”的意识形态标签。但她在政治上和她在美学上的作为一样，依据的不是教条的类别标签而是听凭自己内心的感受与判断。1982年在纽约抗议波兰政府镇压团结工会的集会上，桑塔格公然批评共产主义，令其左翼盟友大惊失色。她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但在1993年她几乎是孤独地呼吁，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对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进行人道干预，为此她甚至在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导演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在过去30年中，她为许多遭到政治迫害的流亡知识分子呐喊，从被霍梅尼通缉的《撒旦诗篇》的作者鲁迪西到苏联与东欧的流亡作家。以“左”还是“右”的派系尺度来衡量桑塔格的政治倾向常常会陷入迷惑。桑塔格虽然调整过自己的立场，但她总的倾向是清晰一致的：她始终是独立的、批判性的人道主义者，持久地抗议一切全球的、国家的和地区性的霸权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压迫。桑塔格在43岁时曾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只有四分之一存活的可能。但经过3年的强度化疗，医生宣布她治愈了。对疾病与生命关系的探索，以及对社会的疾病隐喻观念的批判，产生了她后来的两部优秀作品《疾病作为隐喻》（1978）以及《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2004年12月28日，桑塔格在纽约因白血病去世，享年71岁。西方主要媒体纷纷发表讣告和悼念文章，予以各种名号和赞誉：“唯一的明星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英雄”和“最后的知识分子”等等。BBC称她是“美国先锋派的大祭司”。桑塔格自己愿意接受这些名号吗？她生前曾有一位朋友在传媒中赞誉桑塔格是“美国最聪明的女人”。她却为这样一种形容感到“羞辱”。“首先，这是如此冒犯和侮辱性的，它如此强烈地预设了你所做的事情不适合它所命名的那种类别，即女人。其次，这是不真的，因为从不存在这样（最聪明）的人。”桑塔格并非无可挑剔。对她的批评与攻击中虽然许多出自偏见与误解，但也不乏正当的质疑。甚至在极端保守派学者的著作（如保罗·霍兰德的《政治朝圣者：寻求美好社会的西方知识分子》以及罗吉·金巴尔的《长征：1960年代的革命如何改变了美国》等）中，也存有值得认真对待的批评。但桑塔格的文化批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反对陈词滥调，反对教条的概念，反对类别标签式的见解。而这对于我们的时代如此至关重要。1960年代释放出的解放能量如今已经烟消云散，生机勃勃的“坎普”文化最终沦为枯竭的、可怜的流行名词。作为反对现代性教条的“后现代主义”在公共话语中成为一种新的观念教条。保守派失去了尊严，激情派失去了活力，这是何等的讽刺。桑塔格的审慎早在1964年的文本中已经留下了印记。她在文章中特别提示了“坎普”与流行艺术的区别，甚至在结尾处关照：“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能这么说。”她曾一再表示，她并不是为了简单地鼓吹现代主义。“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说，要认真、要充满激情、要觉醒。”她批评美国传媒对“9·11”事件报道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智识性的，甚至是美学的。她所憎恶的是电视评论员在“童智化”美国公众。“我只是在说，让我们一起哀悼，但别让我们一起愚蠢。”论及知识分子的身份，桑塔格说自己属于一种“过时的物种”，一种“老派的自由民主知识分子”，但却处在一个对自由和知识分子都没有多少热爱的国家。桑塔格的政治与美学是一种镜像关系，其共同的追求是向着勇敢而持久的批判敞开无限的空间。她说：“在我们生活的文化中，智性的意义在一种极端天真的追求中被否定，或者作为权威与压制的工具而得到辩护。在我看来，唯一值得捍卫的是批判的智性，是辨证的、怀疑的、反单一化的智性。”她还说一部值得阅读的小说是一种“心灵的教育”，“它扩展你的感觉：对于人性的可能性，对于什么是人的天性的，对于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它是一种灵性的创造者”。激发心灵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开启智性的敏锐、严谨与深广，她为此矢志不渝。也许这就是她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如此“激进”又如此传统，但却是格外珍贵的遗产。苏格拉底曾说“我一无所知”。桑塔格说她一生内在的动力就是“知道一切”。不同的表述或许是相似的寓意。
《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 2003—2012》
刘擎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
2021.01
作者序言
如果“冷战”是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对抗，那么在苏联解体之后冷战并没有终结，而是展现为新的形态，走向“内战化”与“国际化”。不同思想阵营之间的分野不再是（至少主要不是）以“国境线”为边界，而是渗透到几乎所有国家的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主张竞争并存，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自形成跨国的话语联盟。于是，思想的世界似乎没有沐浴在新世纪的晨曦中获得片刻的安宁，而是进入了一个纷争不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界的纷争在多重维度上展开，既有政治立场的交锋，又有知识论的分歧。以惯常的意识形态立场而论，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当前最具影响的三种思潮，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竞争格局。苏联解体之后，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面临严峻的考验，使西方左翼陷入低潮。但经过十多年的调整与集结，左翼思想再度显示出新的活力。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西方左翼时常与自由左派结盟，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发出反战与反对霸权的强劲声音。而近年来欧美多国发生金融危机，又为左翼思想的复兴带来了新的契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声浪从大学校园波及公共传媒，甚至扩展到广场和街道，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抵达高潮。但西方左翼在今天似乎仍然面对一个旧有的难题：长于揭露批判，而短于制度建构。左翼强有力的否定性论述（“我们不要什么”）若缺乏同样有力而可行的建设性方案（“我们要什么”），就很可能永远奔走在“不断革命”的路途上，对未来的热烈希望被不确定性的现实感所笼罩，难以在政治实践中持久地维系对社会大众的凝聚力与感召力。欧美主导性的思想论述仍然是自由主义。它以个人权利为哲学基础，取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为政体的基本结构，致力于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理想。但自由主义常常同时面对来自左翼与保守主义的攻击。在左翼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所造就的现实与它所期许的理想目标相距甚远，自我改良的“进步”也从未撼动“资本”的支配结构，甚至以程序的形式正义掩盖了实质的社会不公。而在保守主义看来，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夸大个人自主性与理性的意义，在现代性潮流中抛弃一切高于“自我”的存在及其价值，漠视宗教的超越性、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以及关于人性、美德和政治的古典思想，最终陷入了自我瓦解的境地，成为没有根基的意识形态，导致政治上的软弱、道德上的放任以及文化上的浅薄。面对现代性的困境，保守主义诉诸回归传统文化，期待从古典知识与宗教传统中发掘深厚的精神资源，来滋养现代人的心智与灵魂，从而驯服现代理性的张狂，重新召唤人们寻求真、善、美的和谐一致，确立真理的标准与价值的尺度，关怀共同体的忠诚与团结，寄托对超越性存在（自然或上帝）的信念。保守主义与左翼分享了对自由主义主导的现代性的不满，因此有可能形成局部的联盟。这突出地表现在许多左翼学者对“保守派”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等）“出乎意料的热忱”，这种关注与青睐大多缘于学理的借鉴而非政治的认同。因为保守主义对自主主义的现代性提出了值得重视的丰富批判，但左翼的政治想象与保守主义的社会愿景相距甚远。然而，多元主义的事实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保守主义的诉求，无论多么具有吸引力，都将面对现代性条件的难题——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不是单个人而是人们生活在世间”。万众一心的共同体即便曾经存在，已经成为过去。而貌似“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正是在面对多样性的难题中显示其力量所在。以如此简短的篇幅勾勒当代西方的思想图景，这是非常冒险的简约化描述，既不够准确，更难以反映其中的复杂性。但这张粗糙的“草图”或许有助于读者获得概观性的认识，由此开启自己更为深入的探索。这部书稿的第一部分汇集了笔者撰写的“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系列年度报告。写作缘起于2003年末，当时上海《社会科学报》的副主编段钢先生邀请我撰写“年度盘点”文章，回顾当年西方公共知识界发生的重要事件。未曾想到，这个综述工作后来成为我每年元旦前必做的功课，竟然连续写了十年。文章最初以介绍为主，后来加入了更大比重的分析评论。篇幅也逐渐扩展，从起初每篇6000字增加到近年来每篇超过15000字。发表的报刊也转到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删节版）和《学海》杂志（完整版）。这些系列文章的期望目标，是对当年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具有影响的公共事件和焦点论题做出回顾，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但我深知自己阅读与学识的局限，议题的选择未必平衡得当，所做的述评也远非客观公允。当初只是希望能为读者提供西方思想动态的最新资讯，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文献参考的线索。而当十年的综述汇集起来，也多少能够反映出西方思想演变的趋势及其更为开阔的社会背景，或许具有“当代思想史”的史料价值。本书第二部分收录了笔者对著名西方学者的访谈系列。这个系列原本计划访问十位学者，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感谢友人徐贲教授的慷慨支持，同意将他做的一篇访谈也收录在内。四位著名政治理论家（桑德尔，贝拉米，里拉与米勒）的对话，展现出西方政治思想界的辩论焦点以及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尤其透露出自由主义在当代处境中的潜力及其面临的挑战。最后的附录部分包括笔者对几位西方学人和作家的侧记评论，他们的名字都曾出现在综述系列文章中。在本书编辑的建议下，我将这些旧文再次收入，希望能和读者分享一些背景故事和个人观感。本书的一些相关研究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思潮的历史变迁”，课题批准号 2005BZZ001）的资助，以及“浦江人才计划”与“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我也要向段钢、陆灏、黄晓峰和胡传胜等编辑友人致谢，他们的邀请与鼓励促成了连续十年的系列综述写作。最后，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以及范新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诸的努力。本文选编自《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 2003—2012》。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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