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
威尼斯帝国历史悠久，国家特征与奥斯曼帝国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威尼斯的“大爆发”是在1204年，当时它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没有直奔圣地，而是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与其同伙瓜分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当其他西欧国家的封建领主们用希腊内陆的贫瘠土地、浮夸的头衔犒劳自己时，威尼斯精明地挑选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其对商路的控制的地方。此后贸易成了威尼斯经济的生命之血。这些新财富链条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希腊西南端的两个设防港口——科罗尼和迈索尼，以及位于希腊大陆东翼的优卑亚岛。爱琴海上的一些小岛也被划归威尼斯。由于实际原因，威尼斯把这些小岛移交给了个别贵族，成为私产，这些贵族则成为这些岛屿的世袭统治者。（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是失败的。一些统治者成为小暴君，据说锡罗斯岛和蒂诺斯岛曾经为争夺一头驴的所有权而开战。）为了填补这一链条的重要缺口，也为了在主要贸易对手热那亚面前抢占先机，威尼斯此时还占领了科孚岛和都拉斯，尽管未能长期统治。更重要的是，威尼斯买下了克里特岛，并成功击退了热那亚的一些激烈竞争。威尼斯朝帝国方向发展的势头在14世纪中期遭到逆转，当时它不得不放弃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权益（转交给匈牙利）。但1386年，威尼斯得到了科孚岛，接下来的34年里，我们将看到威尼斯先后获得了一大批领地：14世纪90年代，都拉斯、莱什和斯库台；1409年，重要的达尔马提亚城市扎达尔；1420年，其他一些达尔马提亚港口和岛屿，加上科托尔。如前所述，乌尔齐尼也在这一时期落入威尼斯之手，巴尔和布德瓦也是如此，不过很快就被当地的斯拉夫统治者夺了回去。所以，从地理的角度看，威尼斯霸权在15世纪中期达到了顶点。临近15世纪末，莱什、斯库台和都拉斯的丢失是个沉重打击。优卑亚岛于1470年，科罗尼和迈索尼于1500年先后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但此时也有一个重要收获：威尼斯先是通过政治手段强迫塞浦路斯的末代女王，在事实上占有了这里，然后于1489年完成了法理上的吞并。
在帝国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商业动机是最重要的。威尼斯没有兴趣在巴尔干大陆开拓大片领土。当然，正如上文所述，城市有其自己的农业区，提供食物和收入，但大多数农业区的规模相当小（扎达尔除外）。尽管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到手后，它们自然也会被用作粮食、油、棉花和酒的供应地，但这并非威尼斯人取得它们的首要目的。威尼斯首先考虑的是经过漫长航程，航行到“黎凡特”（此处主要是指伊斯坦布尔、叙利亚和埃及）市场的实际用途。桨帆船和圆船一起被用于贸易目的，如有必要也可以作为军舰保护贸易。由于桨帆船载有大量桨手，因而需要大量劳力，但载货量却非常有限，必须经常补给食物和水，因此需要可以频繁停靠的地方。不可预知的地中海风暴是让这一需要更加迫切的另一因素。桨帆船舷侧的最低点只比水面高出一米多，这也就意味着海况差的时候的确有可能被大海吞没。因此拥有一系列安全的避风港将带来巨大便利。一位现代史学家认为，由于这一时期航海术已经足够先进，足以让水手离岸横渡地中海，因此获得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城镇是为了把它们用作中转由陆路运至的商品的港口。这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个辅助性的动因，但水手确实有强烈的理由，希望取得这些威尼斯根据地。一旦进入了这样一个避风港，他们就会发现它还有其他用处，比如招募人手充当船员。更大一些的领地，比如克里特岛，成为人手的重要来源地——不仅提供单纯卖力气的桨帆船划手，同时也提供有经验的水手和有相关技能的工匠。这些根据地的另一便利之处是能够提供有关前方状况的信息。对于船长和商人来说，这种情报是非常重要的商品。威尼斯要求船舶从黎凡特返回时必须停靠于科罗尼和迈索尼，以提供他们掌握的有关香料价格以及海盗和私掠活动的所有情报。1553年朱斯蒂尼安评论说，丢失乌尔齐尼将对威尼斯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原因之一就是商人将不愿冒险让船只前往阿尔巴尼亚诸港口。而目前，他们总会停靠乌尔齐尼，以得到这一地区海盗活动的最新情报。朱斯蒂尼安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乌尔齐尼和罗顿半岛上的居民达成了协议：当后者看到都拉斯的海盗出动，他们就施放烟雾信号通知乌尔齐尼。贸易活动需要得到保护，因而威尼斯的贸易利益也就催生了安全利益。威尼斯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论：整个亚得里亚海——它被称为“海湾”——是个威尼斯湖，其他势力的武装船只非经允许不得进入。位于亚得里亚海岸中途的重要贸易竞争对手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也不得不接受这一规则：例如，1562年，杜布罗夫尼克一艘武装弗斯特船就在杜布罗夫尼克城外被一位威尼斯指挥官扣押了。他义正辞严地警告杜布罗夫尼克当局，任何武装船只都会被彻底摧毁。大多数时候，奥斯曼人也接受这一规则。在奥斯曼人眼中，这赋予了威尼斯人保护亚得里亚海域的奥斯曼商人和货物的特殊警务责任，这是威尼斯－奥斯曼帝国贸易关系赖以维持的互惠性权利义务网络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舰队出于补给和其他实际目的，偶尔也会访问发罗拉，但他们通常不会继续北行。发罗拉城下恰恰就是亚得里亚海的窄点，在此处，意大利半岛和巴尔干半岛之间的海峡仅有50英里宽。而且，位于海峡之下的恰恰就是科孚岛，它拥有良港以及守卫良好的城堡，是威尼斯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科孚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是威尼斯舰队进行海上巡逻的基地，威尼斯的希腊领地也是重要的军事人力来源地，包括轻骑兵。“帝国”是个历史概念，也是个弹性很强的概念，因而用这个词来称呼这一系列威尼斯领地没有问题。但是，它当然不应该等同于20世纪或者21世纪的“帝国主义”概念，它仍缺乏“殖民主义”的意涵。事实上，整个威尼斯的故事仅有一个殖民计划的重要案例：在克里特岛，数以千计的威尼斯人于13世纪定居此地，贵族家庭成员取得了许多大庄园，并以此维持生计。在塞浦路斯，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定居，但此前的统治者培养了一个拉丁－希腊混合的精英群体，一些威尼斯贵族现在也加入了这一精英群体。这个弹性很大的多元帝国以不同方式对待不同领地。一些希腊岛屿成为小封地，克里特、科罗尼和迈索尼更多地由威尼斯进行直接统治。而在科孚岛、威尼斯属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则尊重当地法规，管理非常松弛。在非必要情况下，比如帕斯特罗维奇人这类威尼斯臣民就几乎不受管理。在希腊领地，特别是克里特岛，威尼斯确实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对东正教进行了一些限制。神职人员必须承认教宗的至上地位（如1439年东正教会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短暂地承认过的那般），克里特岛的教士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主教。在帝国全境，天主教会的高层职位任命也被严格控制。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威尼斯人没有系统性地推行意大利化，也没有抑制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比如，学校教育是地方性问题，威尼斯并不插手。仅有的全面“威尼斯化”的要求是必须使用威尼斯的钱币和度量衡；至少在重大罪行的审判上适用威尼斯刑法（然而民事案件则由法官遵循或者参酌当地法律和民俗进行裁决）；帝国全境须服从威尼斯经济政策的某些一般性原则，包括盐（这是一些地方经济的重要元素）的生产和交易由国家垄断，（1502年起）限制在威尼斯以外地区建造的船舶尺寸。16世纪早期，所有亚得里亚海的贸易必须经由威尼斯的规定已经是空头文件，在实践中被广泛忽视；只有威尼斯公民（与威尼斯臣民相对）才能参与黎凡特贸易的传统规则也被抛弃。这一海外帝国名为“海洋领地”，与此相对，威尼斯在意大利大陆的属地则被称作“大陆”。这种区分出于实际目的，比如威尼斯文秘署的文件中也会用到，但是它没有宪法意义。威尼斯宪法条文中，只有威尼斯城和其属地之间有根本差别。威尼斯城是统治者，只有其贵族成员才能担任高级公职；这些人被派去治理扎达尔、乌尔齐尼和科孚岛的方式与治理帕多瓦、维琴察和贝加莫的方式毫无区别。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那些意大利城市在理论上是跟达尔马提亚和威尼斯属阿尔巴尼亚的城镇，以及科孚岛一模一样的：在每种情况下，威尼斯统治的基本规则都建立在一个名为“让与”的法案的基础上，即该城镇或社区自愿臣服威尼斯。这一法案通常要求威尼斯尊重当地现有法规，而威尼斯对此大度接受。那些法规的运作在某些方面自然会因新的权力关系而改变：城镇议会此前是立法者，现在却变成了协助威尼斯长官的咨询机构。但很多权利也以这种方式保留了下来。如之前一样，法官从当地贵族中挑选，而不是威尼斯人。在一些情况下（包括15世纪的乌尔齐尼），城镇会坚持由自己而不是威尼斯长官对其乡村地区的村庄直接行使权力。威尼斯统治理论上基于自愿奉献的另一结果是，这些城镇可以不时派出“大使”到威尼斯，用阿谀的辞藻表达他们的忠诚，同时也要求特别的好处，或者处理申诉。那么总的来说，威尼斯以一种令人惊讶的低干涉模式对其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属地进行治理。在每一处通常有三个关键的威尼斯官员：民政长官、军事长官和财政官。在像乌尔齐尼这样小一些的城镇，前两个职位也许会合二为一。这些官员通常最多在一地任职两年，他们任职时不是作为职业行政人员，而是作为贵族，在其成年时光中必须完成各种公共服务，不停地上任和离任。一位历史学家尖锐地批评这一制度，认为它会造成普遍腐败，而且官员从未在一地任职足够长时间，也就无法充分了解该地的需要。这样的批评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任期短暂本身就是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旨在降低官员卷入地方利益网络的可能性。当然，正如对许多官员的指控显示的那样，腐败确实发生了。但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处理这一问题，而且威尼斯对腐败行径的处理要比几乎其他任何西欧政府都严肃认真。本文选编自《帝国代理人》。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世界犹如巨大的角斗场，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冲突不断。但就在激烈的对抗之下，双方依然存在着密切往来。凭借地域和语言优势，布吕尼-布鲁蒂家族以代理人的身份，活跃于大国博弈的台前幕后。他们跨越东地中海及欧洲腹地，游弋在威尼斯、罗马、伊斯坦布尔之间。为实现统治者的意志，也为谋求个人与家族的成功，深入间谍活动、反奥斯曼叛乱、公共与隐秘外交等一系列和平与战时活动。追踪这一家族的兴衰，本书展示了基督教国家互相矛盾的地缘战略，也描述了奥斯曼帝国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展现出现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纷繁复杂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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