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里斯多福‧德‧贝莱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
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为伊朗与印度研究。哈佛与牛津大学访问学者。1995到2007年间，他旅居南亚及中东从事新闻工作，为《经济学人》《卫报》和《纽约书评》撰文，也曾制作数个BBC电视及广播节目。其作品包括《波斯爱国者》《反叛的大地》《革命烈士的玫瑰花园》《伊朗的困斗》等。
如果你认为现代伊斯兰文明从未受到改革影响，你自然而然会相信你从西方历史所熟知的一系列人物，不会记载于伊斯兰过往的书页上，包括伊斯兰世界还在等待着的世俗哲学家、女性主义者、科学家、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者。同样地，有谁会质疑这个说法：“缺乏智识与政治改革的伊斯兰历史，必将错失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政治、教育、科学、医学、性别等对当今地球上超过十五亿穆斯林（接近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来说，尚未获得现代化洗礼，其范畴实际上根本是无限大。我们不必是伊斯兰社会的专家就能明白，这种思考脉络是死路一条。充满好奇而赴穆斯林国家旅游的西方人，一定会注意到，对那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现代化的挑战是他们生活中势不可挡的一个事实。这种双重义务，一方面追求现代化和普遍性，一方面又要遵从宗教、文化、民族的传统身分认同，使他们的一切作为变得复杂却丰富。那些人民正深陷现代化的泥淖，西方人还要他们更现代化，这固然出自一片赤忱，却完全不得要领。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数百万有穆斯林信仰或穆斯林出身的人民，在西方世界谋生，他们已顺利融入包容、重视经验、内化或淡化信仰的现代价值观里。他们并未获得太多关注──为什么要关注他们呢？他们又不会斩首、横冲直撞，或试着要非穆斯林的邻居皈依。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住在现代社会之中，且自认是穆斯林。他们如何调适，乃至和解，就是我要说的故事──透过我们以为不存在的穆斯林先驱者及其生平与冒险。我的目的是要证明，那些呼吁伊斯兰展开启蒙运动的非穆斯林和某些穆斯林，宛如正在打开一间马厩的门，但那匹马早就冲出去了。透过这本书提及的人物，我们将看到过去两百年来，伊斯兰一直在经历痛苦却令人振奋的转型──同时发生了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些地方的经验是残酷无情但生气勃勃的，有改革、有反动、有创新、有发现，当然也有背叛。但身在西方的我们，怎么会在中东逐渐成为旅游胜地之际──从赫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一八五七年造访耶路撒冷，看见“干旱的岩石”用“冰冷的灰眼睛”盯着他看，到维多利亚女王二十岁的儿子伯提（Bertie，即未来的爱达华七世）在一八六二年赴圣地（Holy Land）旅行，得在迦密山（Mount Carmel）射杀鹌鹑才能活着回来──没看到当地发生的一切转变呢？这是因为，很少有西方人──不论他们是谁──带着非常开阔的心胸来到东方。我们着实很少见到有说服力的十九世纪文献指出紧绷、变化无常、随时可能崩解的社会正在中东各地形成，或中东居民有可能构成活力十足、甚至革命性的力量。那些进步观念，狭隘到只包含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一心只想在陌生社会看到静滞和衰败的人，就只会看到静滞和衰败。无论是坐在自己国家发展的高速列车上欣赏窗外的东方，或希望──一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摄影师法兰西斯·贝德福特（Francis Bedford，他在一八六二年陪伯提前来）──靠永恒的橄榄山赚钱，这就是西方游客哀叹、嘲弄或拍摄，总之就是他们能注意到的东方死气沉沉的预设立场。西方史观的偏见已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这种认为东方人口还停留在婴儿状态的倾向，根深柢固。当事情在东方人懵懂未知的双眼前展开时，他们是被动的旁观者。这事不关己的立场，加上慵懒、被动、固执地想维持现状而备受谴责。无精打采和贪图感官享受是十九世纪作家写作的两个出发点，而我们已从他们身上承袭了穆斯林世界宛如环礁、不受历史潮流冲击的观念。“古老的东方，”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一八五○年在开罗写信给一个朋友（七年后他出版了让他被控伤风败俗的《包法利夫人》），在生动细腻地描绘埃及的娼妓时，他这么写道：“永远年轻，因为什么都没变。在这里，圣经是今天生活的写照。”他推测埃及的未来不会随着这个国家的作为而有所改变，反而是绕着其他国家对埃及的作为在打转。“英国会拿下埃及，俄罗斯会夺取君士坦丁堡。”他这么预测。在此期间，福楼拜则忙着寻花问柳。东方研究者，也是未来的殖民行政官员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照理来说应该了解得比较清楚──至少她懂她所造访的土地人民的语言──但一八九○年代她却形容波斯已“滑出生意盎然的世界……她的景色之单纯，就如死那般单纯。”回想站在德黑兰城门外的经验，她写道：“你明白你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东方望向它自己，面对广大的世界，虽身为世界的公民却一无所知，它对你不闻不问，对你的文明亦不感兴趣。”旅行作家、新闻记者或史学家不一样。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事实，而是他们替事实“妆点”的方式，因此他们不是可靠的记录者。年轻的义大利作家兼记者爱德蒙多·得·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更是如此。在一八七四年秋天造访伊斯坦堡时，亚米契斯的描写功力已颇负盛名，而他的书写方式是先做大量的笔记，再回家细细勾勒，就像为最终的油画“加强”透视和构图细节一般。他的旅行见闻录《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精彩绝伦地描述了横跨金角湾的加拉塔大桥上、后宫（“满是秘密与诱惑……这座庞然的宫殿”）和城市欧洲区（也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贩售的地方，书中通奸的场面想必没有被土耳其的审查员发现）的群众。在亚米契斯的例子中，旅游文学与生具有的问题又因这个事实变本加厉：他只在伊斯坦堡待一个星期，又不肯承认这样的写作流于表面。但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竟用现在式这种不受时间影响的时态写《君士坦丁堡》，仿佛他的所见所闻会持续到他离开之后，甚至持续到此时此刻，我们读它的这当下。亚米契斯在描述这个城市的狗时，更将他的浪漫感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是精雕细琢的哥德式小品文，全是怪诞的结合，有咆哮的大混战和浸毒药的肉丸子（当地一位医生分发的，这样他晚上才能睡一会儿）。尽管文学表现精湛，但看完以后，我们仍不明白狗在伊斯坦堡的现代化故事中重不重要。土耳其作家易卜拉欣·希纳西（İbrahim Şinasi）早些时候对同样的问题就不是这样讨论了。一八二六年生在伊斯坦堡的他受过相当广泛的教育，进而创立现代土耳其新闻写作。他描写城市恶犬的方式：翻垃圾堆、吠叫、咆哮、疯狂争夺地盘或碎骨而挡住人的去路等等，都露骨得一点也不优雅。这是注重实用之故。他在他的报纸专栏问道，当“正直的人”在城里上班的路上暴露于“这不理性的野兽”是对的吗？他建议把狗带走，如有必要就带到乡下做看门犬，接着用一句维多利亚时代卫生宣导人员一定会同意的格言做了结论，大致译成：“洁净仅次于虔信。”亚米契斯和希纳西处理同样议题的差异──一个是真正在伊斯坦堡生活的居民，一个是用观剧望远镜探看的观光客──就是强有力的告诫：别轻易相信东方主义的文字作品。事实上，这些欧洲观光客所书写的东方，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他们描绘的大相迳庭。欧洲观光客沿袭的见解和假设，也就是他们传递给西方读者的东西，说好听是“不完整”。这片被他们和其他作家形容为石化地层的土地，其实震动得非常剧烈。这场“地震”，正是那些旅行作家出身的西方人造成的，包括法国人、英国人、伊比利亚人、义大利人等等，他们在十八、十九世纪时，察觉到鄂图曼帝国正在衰弱，于是四散各地攫取利益。这些商人、大使、佣兵、诗人、传教士，以及压轴的征服者，纷纷踏上北非、黎凡特、土耳其和希腊。基于象征性的理由，他们的第一波冲击常被回溯到一七九八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当时世界最现代的社会之一，撞上了最落后的社会。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首次有大批西方人进入穆斯林世界。他们的到来，迫使当地菁英分子──统治者、神职人员、行政官员和军事将领──承认，唯有采用西方的做法和技术，他们才能避免在政治和经济上被遗忘。史学家胡安·柯尔（Juan Cole）精辟地概述了接踵而至的飞快变迁。不过数十年，知识分子就抛弃托勒密，改信哥白尼的天文学……商人组成股份公司（伊斯兰律法原本不允许），将领让军队接受新的训练，并设立军火工厂，地方上的爱国情操被强化、为民族主义铺路，人口拜经济作物和新医药之赐开始大幅成长，红海和波斯湾突然有轮船行驶，农业资本主义和工厂的出现，导致新类型的阶级冲突。改变，在十九世纪时加快脚步。没有边界，也没有红线拦得住它。十九世纪中叶，鄂图曼苏丹宣布他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子民一律平等、禁止奴隶交易、闺房象征的性别隔离也不再强势。谢赫（Sheikh，伊斯兰学者的尊称，或称教长）和穆拉（Mullah，指受过伊斯兰神学和教法教育的老师）见到他们在律法及公众道德中的特权，被逐渐扩张的政府官僚所取代了。反对医学解剖的宗教声浪被克服了，解剖手术室开张了。文化也转变了，非宗教的教育内容激增，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纷纷进行改革──为了更完善地在强而有力的新“舆论”大众前表现现代诗、小说和报导。这些十九世纪创新的特色之一是许多事件被重叠、压缩在一起。以下这个事实便是明证：可追溯到十五世纪的活字印刷术，与一八四四年发明的电报，几乎同时传入穆斯林地区。虽然百般不愿承认他见到的变化，但亚米契斯确实在《君士坦丁堡》书中提供了一段剧烈变迁的叙述。他在这特别的段落里写到，这座城市“正在转变，有颓圮中的古城、也有昨天才冒出来的新城，还有其他正在诞生的城市；一切都在混乱状态；每一侧都可见到巨大工程的残迹，被凿穿的山，被削掉的丘，整个地区都被夷为平地。”穆斯林现代化的故事有时被描述为少数权贵无视人民抵抗，强行推动外来规则之举。埃及十九世纪前半大部分时间担任总督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以及差不多同期（也是名义上的君主）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的确都身兼现代化推手与严厉执行者两个角色，他们的革新被形容为不敬神的，因而有许多平民反对的事例。像这类根本的改革会引发争议和反对，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就连在最承平的时代，现代化也代表着紧张、失序和躁动，以及──套用一句尼采的话来表现万花筒般怪诞的观点──“春天、秋天，宿命般同时降临。”但现代化在中东天生缺乏人支持的说法，并不符合进步的本质。进步，通常先由少数人明确有力地表达出来，过程遇上反对或讪笑，最后才克服障碍、生根发展。虽然现代化和进步的原则是从西方引进中东的，但它们源自于他处的事实，并未构成在新环境获得采用的阻碍。与西方人认定穆斯林落后又顽固的想法恰恰相反，伊斯兰反对现代化的情况，并不比早年西方犹太基督教文化来得严重。一如本书许多人物由衷感受到的兴奋之情可以证明，当构想被认为是普世一致、而非意识形态的敌对工具时，传播效果最好。个体的自主权、卫生的效益和君主制的不牢靠（这里仅列举三项）不算什么独特的标记，可以被所有人理解。其实对以上这些、甚至其他许多价值观来说，穆斯林世界适应的速度，远比西方设计的速度来得更快，只是重点不同罢了。实际上，在抵抗新的想法和做法时，穆斯林保守派和反动派发现自己根本无力阻挡，只希望能加以缓和与抑制。于是一个诱人的想法由此而生：现代性可分解为一连串有限的主题（和小玩意儿），虽使伊斯兰的主干精神焕发，却不会改变它。伊斯兰可以借用西方人在没那么讨人厌和不敬神的状况下设计发展，这些概念可嫁接到事物的表面，让事物运作得更顺畅，而內里那个优秀的老伊斯兰精神仍然持续，甚至比西方提供的任何事物都来得卓越。但这种避重就轻的途径并未真正奏效。当人们一心一意思考新的做事方法时，便很难放弃这种进步之道来看待世界。每一次朝这个方向做出实际的努力，似乎都会带来丰厚的回馈，无论是新获得的便利性、拓展的视野，或扬眉吐气、找到自我价值的感觉。进步，本身就是一种宣传。要了解伊斯兰社会到底在十九世纪改变了多少，只要看看埃及经历的变化即可。一七九八年拿破仑进犯埃及时，谢赫们对法国的价值观和知识论深恶痛绝，而在那场侵略中首要的埃及记录者阿卜杜·拉赫曼·贾巴尔迪（Abd al-Rahman al-Jabarti）乞求真主“让他们哑然失声……脑袋混沌，呼吸停止”。一个世纪后，贾巴尔迪原本蒙昧的国家已彻底转变了，连它的高阶司法权威──神职人员穆罕默德·阿布都（Muhammad Abduh）──崇拜达尔文，跟托尔斯泰（他已被逐出俄罗斯东正教）通信，并运用他对欧洲语言的知识，努力吸收异教的学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阿布都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士影响下，一种自由现代化的倾向，已经在中东三大智识和政治中心──埃及、土耳其和伊朗──强而有力地浮现，引来许多构想，并随即转传到毗邻地区。政治意识已经起飞，政治和民族的热切渴望逐渐以获得政治自由主义的普同象征──民主选举议会──为目标，没有民主选举的议会，政权就不具正当性。但战争爆发与其毁灭性的影响，让反对自由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人士大胆起来，并开始猛烈反击。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战胜的协约国瓜分战利品，并强制德国割地赔款，也让鄂图曼帝国正式落幕。穆斯林的土地遭到分割，成为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禁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全球掀起强烈的反殖民潮流，这里却成为冷战期间两大集团争夺影响力的战场。这般忍辱负重，也难怪许多穆斯林寻求政治手段，来表达他们对西方的憎恨。一次世界大战是伊斯兰启蒙运动史的分水岭。战前，这个地区一直朝现代化和接纳自由、世俗的价值观迈进。战后，这场运动便遭遏止，而穆斯林对殖民剥削的强烈反感，则在抵抗的意识形态中找到出口。这种意识形态迅速崛起，随后又突变成暴力，让我们不禁想问一个与伊斯兰启蒙运动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如果伊斯兰在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化非常成功，为什么一次大战后，反动的信仰复兴运动能席卷更广大的穆斯林世界呢？政治伊斯兰──俗称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因反对帝国主义及后来的共义瓜分中东而起家，为许多害怕的穆斯林提供宣泄恐惧的管道避免中东会无可挽回沦为其他渗透力强大的意识形态所掌控。激进伊斯兰由此而生──一个多数穆斯林仅有模糊印象且兴趣缺缺的千禧年主义。今日，我们经常看到被少数穆斯林颂扬的暴力和无知，其实应该视为源自于伊斯兰启蒙运动的一种后座力。尽管可憎，但仍是现代化本身的一个面向。在处理“现代化”和“进步”等生于西方且已于西方流传的词汇时，我们应当谨慎。“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或许是其中最棘手的基准，因为它有“自鸣得意”的包袱。牛顿爵士的“启蒙”也好、法国的“Lumières”也好，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Aufklärung”也好，不管你用哪一种欧洲语言说它，这个词都会让人想起对现状最前卫的挑战和质疑，从笛卡儿对个体性的肯定，到莫札特《魔笛》（Magic Flute）──启蒙时代出类拔萃的歌剧──庄严的开场与和弦皆然，这些光彩夺目的事件，发生在更普遍的骚乱和变动之中。教育（例如从中受惠的简爱）、大量印刷和舆论的兴起、卫生与家庭生活的提升（现代核心家庭在十八世纪开始成形）、各种“世界”被发现（天空中的世界、显微镜底下的世界）、博物馆的兴建、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及为法国大革命这个现代的典范所做的各种准备。我们现在提到启蒙运动时联想到的成就，穆斯林都不是一员。伊斯坦堡没有铁匠发明活字印刷术，尼罗河畔没有穆斯林版的伏尔泰抨击神职人员。但认同启蒙运动并非穆斯林文明的启迪者，跟指出穆斯林未接受启蒙运动的成果，甚或未享用它的果实，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相当大胆的主张。这意味穆斯林要不是先天的与世隔绝，就是更糟糕地刻意闭关自守，排拒许多人视为普世一致的价值。这也意味伊斯兰的土地依然疏远科学、民主与和平等原则。这是在今日分歧、恼人、焦躁的世界中常听到的指控。这是在胡说八道。伊斯兰启蒙运动确实是在西方的影响下所发生的，但它找到自己的形式。“伊斯兰”和“启蒙运动”二词并列，或许看来怪异，但就像我们将罗马和大英帝国并列时，也可以理解它们在组织、精神气质（ethos）和经济上互不相同。我们也可以采用“现代伊斯兰启蒙运动”一语，而不指望它遵循和欧洲或美国启蒙运动相同的路径。“启蒙”暗示着教义已被验证过的知识打败，神职人员从社会的仲裁者位置上被拉下来，宗教被贬谪到私领域。它预示民主原则占了上风，个人可以出来质疑他或她所属的群体。这些概念可转移到所有信仰体系，也确实进入到伊斯兰的信仰里。如今它们仍在起作用──即使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它们已遭抵制。西方的觉醒已有详尽彻底的纪录，但本书却是第一本用英文、为一般读者撰写，彻底记录伊斯兰转型的书。我援用了学者、新闻记者和传记作家的作品。作品内容许多来自该作者的亲身经历，强烈、尖刻地说明了伊斯兰世界为何从十八世纪起不得不改变，不仅受西方影响，也受嘈杂的内部需求所驱使。伊斯兰世界在剧烈摇撼中进入新的时代。本文选编自《伊斯兰启蒙运动》，注释从略，已重编。推荐购买此刊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否则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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