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英国国王一个名叫律劳卑（William Napier）的勋爵丢掉了他的苏格兰侍寝官职位，开始重新寻找一个谋生的行当。一年之内就来了一个机会：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是政府新增加的一个职位（是个吸引人的、大使级别的职位，年薪有6000镑），以代替旧有的东印度公司的货头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有的译为“专责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译者），这个委员会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就此结束。尽管律劳卑立即就想方设法要得到这个职位，首相葛雷勋爵（Lord Grey）还是拖了他一段时间，理由是还须得到内阁的同意。理论上看，律劳卑不是申请这个职位的人中最突出的。诚然，他有多方面的才能：航海、办养羊场（在这方面，他是发表过论著的权威）、修理风笛、吹奏长笛。然而，调解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最难理解的帝国之间的微妙的外交纠纷，却不是他的强项。
不过，葛雷没有被其他更适合这个职位的求职者弄得不知所措。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拒绝了这个职位，他是殖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是未来的印度总督，也是他命名了Canton（广州）这个城市的名字。这是广东省南部城市，1760年后欧洲商人被限制在这个地方。“这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欧洲人最不惬意的居住地。”英国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清王朝的关系应该是坦诚率直的，英国需要茶以及其他诸如生丝、瓷器等想要的东西，而中国愿意出售。双方的贸易有一套规矩。1760年，清王朝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把对外贸易交由广州的行商——就是欧洲人所熟悉的Hong——垄断，包括商品的采买和售卖、征缴通行税、遇到不公待遇时的告状申诉、征缴海关税——所有事项都要首先通过行商，行商会把其认为重要的问题转呈给负责贸易的广州地方官员，该官员再把有关事项转呈给省里的督抚，最后，督抚可能会上奏给北京的皇帝。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欧洲商人们不用在广州劳心费力地自己去找住处和存放货物的仓库，在贸易季节（大概从9月到翌年1月），他们只需待在由行商租给他们的一排“商馆”里就行。商馆被安排建在30英尺高的广州城墙外边，给欧洲商人们提供了大约15英亩大的地方，有住房，有仓库，俯瞰由外海通向省城的珠江。这几个月份之外，外国人需要撤到大约70英里之外葡萄牙人租借的澳门，或者回国。总之，在任何时候，欧洲人都要与中国官方和民众保持一段谨慎的官僚主义的距离。但是，如果说中国政府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小心谨慎的，那么，双方之间关系不好的真正根源可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国家的经济状况。到1780年代，英国正在积欠严重的贸易逆差，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很乐意满足英国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除了银子外，它对英国没有什么需求。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盈利不能抵消英国统治印度需要付出的成本，英国的茶叶消费者就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亚洲贸易的逆差。从1780年到1790年，英国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利润共200万英镑，在为了征服印度而留下的2800万英镑的债务中，这只是个小零头。到1820年代，英国人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解决他们的困难的完美办法，这就是印度的鸦片，在此前的几十年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已经越来越喜好上了这一口。1752年到1800年之间，有1.05亿万银元（大约合2625万英镑）流入中国，而1808年到1856年之间，则有3.84亿银元反向流动，贸易的天平显然由于繁荣的鸦片输入而倾斜了。从1800年到1818年，鸦片每年平均输入量稳定在大约4000箱（每箱约140磅），到1831年达到将近2万箱。1833年后，自由贸易院外游说团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渴望茶3叶和利润的私商大量涌入市场，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激增的鸦片成为最重要的交易品。到1830年代末，鸦片销售再次翻了一番多。鸦片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落入了英国政府的口袋，它在亚洲的代理人控制着孟加拉的鸦片制造。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公开弄脏自己的手，去把毒品运往中国，它只是委托、安排印度数以千万英亩的罂粟种植，监管鸦片的制造过程（不辞辛苦地割破每一个罂粟果实的壳以获取鸦片生膏，把生膏装盘晒干，压成饼，再把这些饼用晒干了的碎罂粟秸秆和罂粟叶子包装起来），最后，监督着把鸦片打包装进芒果木制成的箱子，运往加尔各答拍卖。从这一刻起，东印度公司就洗手了，剩下的事是任由鸦片走私贩子把鸦片运到中国海岸，停泊在珠江口的伶仃岛，在那里等待的中国批发商会先用银子从广州的鸦片商那里购买许可证，再到这里换成鸦片，而这些银子则会用来购买英国市场需要的茶叶和生丝。表面上看，这种安排与原先的银茶贸易一样干净：一方有东西要买，另一方则有想要的东西来交换。但是，清政府内忧心忡忡的人士对白银的流失感到忧虑——这与几十年前英国人对白银流失的感觉一样，对快速发展的吸食鸦片风气带来的腐化堕落感到焦急。18世纪，清政府曾经做了一些禁烟的努力，到1830年代，开始严肃认真地对鸦片开战，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继续禁烟——或是间歇地进行，或是持续地进行。英国的鸦片贩子也不满意，因为不论中国需要多少鸦片，印度都能供给，他们感到愤怒的是，清政府的贸易控制政策促使他们走上了非法经营之路。他们渴望有令人尊敬的形象，渴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商业往来，需要有合法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不论是通过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还是向英国货物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当然最好是二者都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整个1830年代，他们开始强行沿海岸向北推进贸易。这些商人主要是一帮海盗式的逐利者，由于被关在这个帝国的门外（不论怎么说，他们只是在广州窥见了这个帝国并不具有代表性的南方的一小片地方），他们对这个帝国充满了嘲讽。他们反感这个帝国的很多东西：在他们看来是高傲自大而且常常是贪腐的官僚体制，把他们及其贸易活动限制在一个谨慎的距离的决心，它的守旧，它的气味，它没有基督教，没有抽水马桶，中国人喜欢盯着外国人看的不礼貌习惯，盯着外国人看的傲气又往往败下阵来，如此等等。中国人，正像马地臣（James Matheson，又译“央孖地臣”“马德生”。——译者）——苏格兰人，大鸦片走私贩子，与渣颠（WilliamJardine，又译“查顿”“渣顿”“渣甸”“渣典”）合伙开设了最大的鸦片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又译“渣甸洋行”。——译者）——总结的那样，是“一个弱智、贪婪、自负和顽固等特点达到奇妙程度的民族。……这个奇特的民族一直奉行的政策，是把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都神秘地不可思议地封闭起来……表现出全面的排外精神”。在对中国人的不耐烦方面，新教（the Protestant）传教士们也加入了马地臣一伙。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07年派了他们的第一个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华南，他到达中国不久，伦敦会就问他，他是否希望对这个国家产生精神上的影响，他的回答是：“我不，但我希望上帝是。”30年后，他和他的同伙发现，他们既叫不出几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名字，也数不出有几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他们面对的处境是：疾病，沮丧，被限制在这个大陆的边缘地区。1830年代，灰心丧气的传教士用纯粹的帝国主义家长式用语评论道：“中国依然表现得傲慢自大，高不可攀，拒绝任何国家提出的平等相待的任何要求。对这种卑劣的自负感，基督教自己就可以将其有效地摧毁。其他招数不灵的地方，福音会取得胜利，它会使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如兄弟般亲密往来……增加它已经取得的成就。”传教士成为鸦片贩子的天然盟友：他们初到中国沿海的时候，与伶仃岛的鸦片贩子们住在一起；鸦片贩子沿海岸出售鸦片时，他们为之充当翻译，鸦片运上岸的时候，他们布道的小册子也随之散发；在广州出版的主要英文出版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澳门月报》《中国文库》，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创办的一份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英文月刊，1851年12月停办，共出版20卷232期，本书中统一译为《中国丛报》。——译者）上，他们开辟有一个论坛宣传他们的主张，认为亟须打开中国的门户，不论用什么手段。到1830年代，鸦片商人和传教士都倾向于使用武力。郭士立（karl Gützlaff，又译“郭实腊”“郭施拉”。——译者）注意到：“当对手要用武力支持自己的主张时，（中国人）就会变得顺从、温和甚至友善。”只需要一丁点儿挑衅就可以。这里顺便说一下，郭士立是个坚定勇敢的波美拉尼亚（波罗的海南岸的一个区域，位于波兰北部和德国东北部，郭士立是德国人。——译者）传教士，鸦片战争期间，他招募了很多中国间谍和汉奸，带领英国军队攻占了中国东部的部分地方。1831年，鸦片贩子们写信给英印政府，要求派遣舰队来中国，对中国当局进行报复，因为中国当局拆毁了英国人非法征用的一个房前花园的一部分。律劳卑谋求的职位，就是监督这一尽管利润丰厚但是不正当的买卖。他的使命就是用非法的鸦片贸易的收入来维持合法的茶叶贸易。在请求国王为他说项之后，他最终得到了英国派驻中国的这第一个官方职位。这位新任商务监督对面临的困难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给这个国家重重的一击使她屈服。“中华帝国是我的了，”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坦白道，“用一支军队封锁住天朝（the CelestialEmpire）的海岸，那将会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一艘炮艇就会轻而易举地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就会使他们对外国贸易开放口岸。我很愿意充当这场变化的介质。”为使他正确行事，葛雷在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对他做了指示：“不许做任何打击中国人的偏见和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事情……你采用的方法应该是说服和合作，这比使用有敌意的、威胁性的语言更为可取。”但葛雷的警告犹如东风过马耳。律劳卑在赴任的6个月航海过程中，得出了下面的结论：第一，英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茶叶；第二，“我们英国的每一个武力行动都是富有成效的，或得到了补偿，或有其他好处”。因此，英国对中国“必须使用武力，而不只是恐吓它”。船过了马德拉岛（Madeira，大西洋岛名。——译者）后他提醒自己。船过了赤道海面后，律劳卑下定决心：总会有一天，中国人的愚蠢行为会“使他们受到大不列颠的惩罚，英国人将会轻而易举地满足自己的任何要求，并将永远保住它们”。顶着华南骄阳的炙烤，律劳卑于1834年7月25日下午2时抵达广州。黎明时分，联合王国的国旗高高飘扬在旧日东印度公司的商馆上空。两天之内，律劳卑成功地打破了英中贸易中6项实行已久的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他在没有得到通行证的情况下已经驶入了广州，没有得到许可就住在那里，还有他试图直接与中国地方官进行书面联系——想以此表明他在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而不是通过专门委任的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行商。律劳卑对规章的无视，令管辖广州的总督卢坤很不高兴，卢坤试图使他遵守规矩，下令他退到澳门，未经许可不得回到广州。中国官方被这一外交扰攘（即律劳卑决心直接向总督递交自我介绍的信件，使得中英双方的下属们顶着中午的烈日在城门僵持了3个小时）所激怒，于是在文字上搞了点儿恶作剧。在中国发布的告示中，律劳卑的名字被写成中国字，英国翻译尴尬地解释说，意思好像是“辛劳的，卑微的”。作为报复和抗议，律劳卑则称总督是“自以为是的野蛮人”，他散发中文传单，数说当地政府的罪行，发誓要对其侮辱英王国的行为予以惩罚。他很快就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又译“帕默斯顿”“巴麦尊”。——译者）说：“三四艘护卫舰和双桅船加一支沉着坚定的英国军队……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行动与英国的伟大和力量是相称的……这件事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即使占领一个微不足道的西印度岛（West India Island）也没听说过会有这么容易。”尽管律劳卑对中国当局很气愤，但是他对中国人民的看法却是令人惊奇的温和。他到达中国大约三个星期后说：“在这些勤劳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彬彬有礼，或者说他们对受到的侮辱和粗鲁无礼的对待很少有情绪化的反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们更斯文和温和的人民。”他相信，他们盼望他来把他们从中国当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告诉皇帝——接受这一点，要不就忍受它的不良后果——事情就这么容易……我预料不会牺牲一个人，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人十分想和我们做生意。”他推论道，假如充分了解英国商人在中国受到的冤屈，中国的民众“没准会盼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到来，来把他们从最专制的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可以肯定，把他们抓在我们的手里，是一个仁慈的行动，而且不是什么难事”。到1834年9月2日，律劳卑对中国政府规章的挑战促使卢坤停止了贸易，并封锁了英国商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律劳卑发快信给葛雷勋爵请求派一支驻在印度的英国军队来华，接着把他指挥下的两艘护卫舰（停驻在中国海岸）沿江开向广州，指望吓住他的对手，向他屈服。然而，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吓住的，珠江口的炮台与英国护卫舰交了火，打死了至少两名英国水兵，还打伤了一些。此外，卢坤下令在英国护卫舰后面凿沉了一些船，英国护卫舰太大，不能再向前行，退路又被堵住，陷入了困境。这时律劳卑得了严重的疟疾，被迫离开英国商馆和广州，在他返回澳门的途中，被存心报复他的广州地方官留在珠江里漂了一个星期，直到他们确认英国护卫舰回到了大海中才放他走。在船上的滞留加剧了他的病情，两星期后，他在澳门去世。不用说，一大群英国的旁观者认为律劳卑偏激、轻率，是很愚蠢的，他们认为赢得贸易应该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会讲中国话的汉普郡国会议员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坚定地认为，“从国家的角度看”，英国人“完全错了”。］也不用说，律劳卑打破了中国的一个又一个规定，对本国政府的训令也大多置若罔闻。还有，由于他散播反对清政府的煽动性传单，卢坤吓唬他说要砍他的头，在此之前，广州当局一直是在用和平的方式抵制他。［律劳卑就他由于没有通行证而与中国官员辩论一事给帕麦斯顿写信说：“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中国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到白厅（White Hall，英国伦敦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许多政府机关如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设在这里，一般被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称。——译者），阁下不会像他们允许我‘闲逛’一样地允许他‘闲逛’。”］现在，如果英国要决意利用的话，它与中国开战有了一个体面的借口，即中国皇帝在广州的官员威胁了英国国王在广州的臣民的生命，英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了凌辱和损害——现在，英国主战派认为，只有用战争手段来回应，才能洗雪这一耻辱。这样，尽管律劳卑在外交上屡次失败（并去世），但他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第一，由于相对和平的实用主义被经济利己主义和高傲自大的民族原则所取代，他把英中之间的关系推进到了武装冲突的边缘；第二，他把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冲动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是对中国人的“仁慈之举”，英国炮舰播种的只会是友谊。尽管在1839年之前，战争的鼓吹者们并没有说服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但是他们对中国人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自大的谴责，在这期间却对英国的公共舆论产生了影响。从19世纪到20世纪，鸦片战争及其前后建构起来的这种武力对抗中国的正当性（这种意见认为，是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中国人迫使我们自卫），以及中国人是愚钝的排外的这一刻板印象，一直严重影响着西方的对华态度。《中国丛报》在1836年年底宣称，中国是“一个独立成长起来的、不大理会其他国家的自命不凡的国家，她视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如她，她在文明、资源、勇气、艺术和军事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华帝国的整个社会基本结构自身没有破碎分裂，这似乎的确很奇怪”。一记“来自外国强国的有力、准确的一击”，“就会动摇她的基础”。1839年，清政府拒绝在英国鸦片贩子做出停止把他们一船一船的鸦片运送到中国的承诺之前，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淡水并恢复贸易，广州英国商人的院外游说团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施加压力，要求他予以干涉，这时，英国政府决定给予中国这一击。10月18日，帕麦斯顿通知他在中国的代表查理·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翌年将会有一支舰队到达中国向清政府开战。看到英国远征军舰队于1840年6月底到达中国，发动第一次对华战争，在中国南部的《中国丛报》欢呼道：“有这么一支军队在这里，全世界一定会感到高兴。”然而，在鸦片战争时，中华帝国的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指挥战争的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正在与英国进行一场鸦片战争。直到1840年7月底，亦即英国认为武装对抗已经开始一年以后，道光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他要打一场仗了。直到那一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英国的军舰开到了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天津，致送了一封英国外交大臣给“中国皇帝的大臣”的信件的时候，他对英国的枪炮为什么连续轰击他的帝国东部沿海地区还一头雾水。在终于正式确认中英之间发生了冲突后，道光帝和他的大臣还是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他们更倾向于把它称为是一场“边衅”，是中国海防线上一系列单个的地方性冲突。即使是在英国人用当时最新的军事技术打败缺乏训练、指挥混乱的中国军队时，英国人在中国朝廷的文件中仍然被看作是“丑类”“匪类”“强盗”“贼寇”“叛贼”（偶尔也被称作“横逆”）——这些都是用来指反抗清政府仍在坚定地作为其核心观念的世界秩序的犯上作乱者，而这些犯上作乱者都是不能长久的。在中国统治者眼里，英国的犯上作乱不过是又给他们多添了个麻烦，与中国政府那时正在镇压的其他相比，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不论怎么说，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鸦片战争已经从一次不起眼的“边衅”转变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端。这场冲突的当代重塑是要让中国人民记住，他们的国家曾经遭受西方的欺凌，“旧社会”的所有问题在后来都已经得到解决。然而，如果越过当今中国正统的历史观点再看远些，我们会看到中国及其与一个西方强国第一次公开冲突的完全不同的画面开始浮现出来。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个天生就排斥外来事物的国度，而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一样）能对外部世界做出多种反应——半信半疑，疑心重重，盛气凌人，充满好奇。20世纪的中国赋予鸦片战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一事实，是中国对西方开放程度、而非敌对程度的试金石。鸦片战争还在打着的时候，在西方观察者看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对众多中国观察者来说，它看起来不过是这个帝国其他边疆地区的地方性骚乱这一宏大叙事中的边角料而已。不过，从1920年代起，通过重塑，鸦片战争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中国当政者已经认可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主义对其过去历史的看法，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个“沉睡中的国家”，在等待西方把它唤醒。读读19世纪中叶英文著作对中国和那场战争的叙述，你就会自然地认为，在遇到英国的炮舰之前，中国没有历史。扫一眼比较详细的近代中国历史编年，就会明显发现，中国动乱发生的内因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外因：19世纪造成百万人死亡或流离失所的多次农民起义，20世纪的多次内战。官方媒体努力使读者和观众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历史如果被描述为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的历史，也一样会让人相信。与任何一个经常遭受外来侵略和占领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有与外国人合作的丰厚传统。）但是，自怨自省而不是找外国替罪羊，已经主导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努力。看一看中国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叙述，就会发现，他们不是把中华帝国的失败归咎于外来侵略，而是归咎于中国自己的官员和军队缺乏组织和懦弱胆怯。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以及一般地对帝国主义的反应，有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这并不能丝毫削弱19、20世纪许多西方人对中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种族主义态度，这种种族主义态度表现在西方政治家、军人和普通评论者的著述和行为中。即便柯文（Paul Cohen）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对帝国主义加之于中国的影响作了简单化的诠释，他还是写道：“有一点不用怀疑，即：在今天，每个人——或不论在什么程度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帝国主义看成是坏的。”正如许多人已经论述过的那样，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对抗经常是扭曲的、泯灭人性的。但是，鸦片战争及其后果的确暴露出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怎样的碎片化：即使是一场看起来明白无误的外来侵略，却怎样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愤慨、艳羡、自怨），出现了不同的效忠对象。本书将从这场战争的一些戏剧性事件开始——清代中国在边疆地区与世界的广泛接触；清政府内主张禁烟者们的错误估计；两国相互间的不理解推动着双方走向战争；英国投机取巧的伪善；英国占压倒地位的优势和中国对军事现实缺乏认识导致的可怕流血冲突。然后跳过鸦片战争之后的170年时间，厘清中西双方对鸦片战争神话的构建，再叙述中国强化了的帝国主义造成的“国耻”——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义和团及随后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0年代的日本入侵……通过这一宏观叙述，将把禁烟者们奇怪的、矛盾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其中有西方传教士禁烟者的歇斯底里，试图用砒霜、海洛因和可卡因戒除吸毒者毒瘾的医生，20世纪中国两个最大的领导者蒋、毛的毒品清教主义——众所周知他们二人都是鸦片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这里，我想就本书的范围做个简单说明。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倾向于把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合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西方侵略中一个连续进行的单元。毫无疑问，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是一次令人感兴趣的冲突：它的政治象征意义，它的历史讽刺意味，以及内乱外患交织在一起。但是，由于两个原因，本书主要集中论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历史细节。一个原因是知识上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编纂中的重要地位——“百年国耻”的开端——我特别想探索它的真相，以及这场战争是怎样被做了不同的理解，从而构建了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在这里，我把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作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以说明中英之间早期冲突造成的对中国的谬见是怎样迅速生长为暴力、偏见和罪恶的。第二个原因是实际的考虑。在我写作本书时，（就我所知）还没有一本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文著作，既利用了英文资料，也利用了1990年代编辑出版的大量中文资料。开始写作时，我意识到，相关资料的丰富及其所蕴含的历史问题（涉及中西之间的关系、汉满之间的紧张、清帝国的运转失灵）不是一本书所能涵盖得了的。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如黄宇和（John Wong）和何伟亚已经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些关键方面（它的合法性，它的象征意义，它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作了出色的论述，英文读者还是缺乏一本完全把西方资料和中国资料结合起来并进行比较的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普通历史读本。很遗憾，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这一研究包含进目前这本书中，但我非常希望1856—186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一天会得到明确的、利用双方资料的研究——它们值得进行这样的研究。
本文选编自《鸦片战争: 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涅槃》，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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