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新浪博客上读到一篇《复兴门外的英国公墓》（作者署名jnxu），附有两张抗战胜利后美国人航拍的北京西城墙外的英国公墓照片。文章说，该公墓始于1860年代，清末北京东单德兴堂印制的地图上标为“英国坟地”，位于西便门北的西城墙外，在航拍图上靠近西城墙的一个豁口。那个豁口是日本占领时期为在今三里河一带建设新行政区打通的，即今复兴门。照片显示，墓地北侧就是从豁口西去的公路（今复兴门外大街），周围都是农田，墓地院墙内大树婆娑，排列整齐的墓碑多在枝叶掩映下，一座教堂式建筑高耸于树梢之上。这个墓地消失于1950年代以后，何时平毁、墓碑与遗骨如何处理等详细情况，现在都不清楚，尚有待更多资料出现。不过，仅仅这一点信息，已经让我对这篇博文的作者非常感激，因为我关注这个墓地已经很久了，现在终于在照片上看到了它。我关注这个墓地，是因为丁韪良长眠于此。1916年12月初，年近九十的丁韪良在北京家里感染支气管炎，转为肺炎，12月15日开始昏迷，17日（星期天）清晨辞世。葬礼分成两部分：先是悼念与追思，用中文，在城内的长老会教堂举行，半年前才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派人致悼词。葬礼的后一部分是安葬，美国公使馆派8名骑马卫兵在前开道，一辆四轮马车运送棺材，棺上覆盖着中美两国国旗，这些旗帜来自丁韪良半个世纪前创建并担任校长长达二十年的崇实馆（今北京二十一中）。送葬队伍可能是从西便门出西城，向北来到前面所说今已不存的英国公墓，在那座教堂式建筑里举行教会仪式，整个仪式都用英语。最后是下葬，丁韪良的墓与先已安葬于此的妻子扬·凡森特（Jan Vansant Martin，1893年去世）的墓紧挨在一起。半年前（1916年5月4日），丁韪良给在美国的堂侄孙女写信说：“谢绝再渡重洋，我将埋骨战场。”当然，他是在传教意义上使用“战场”这个词。我很晚才知道丁韪良。大约是1998年前后，因北大百周年校庆，网络上、报刊上有关校史的一些文章提到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涉及丁韪良的文章，几乎都是讨论他在北大校史上的地位，确切地说，是争论他算不算北大第一任校长。争论的焦点乍一看是技术性的，就是到底哪个职位相当于校长，管学大臣还是总教习。北大官方校史上的校长名录没有丁韪良的名字，但有些研究者的反驳似乎难以忽视，其中沈弘的文章最有说服力。虽然理解官方校史的立场，不过我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沈弘的论证。很容易读到的晚清史料说，1898年8月9日光绪皇帝为奖励“西学总教习丁韪良”，“着赏二品顶戴，以示殊荣”。大学堂草创，学科规划的基础工作应该主要是丁韪良带领一帮原同文馆教习做的。一年多以后（1900年2月11日），代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的许景澄向光绪皇帝报告说，大学堂已开设课程有“经史、政治、舆地、算学、格致、化学、英法德俄日各国文字”，同文馆老班底的作用很明显。当然，争论肯定还会继续，正是这类争论使丁韪良的名字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包括我。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常见简写为W.A.P. Martin），1827年4月10日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在23岁生日那天（1850年4月10日）抵达香港，不久前往宁波，开始他漫长的在华宣教生涯，直到1916年12月在北京去世。这66年间，他四次离开中国，离开的时间合起来不足三年，其中差不多一年还耗在船上。清末民初国内外的评价，都认为他足以与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并列为最具影响力的在华外国人，而他们两人也算至交好友，彼此欣赏。对丁韪良作为传教士和教育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成就，前贤论之详矣，我对这些研究连大致上消化一遍都做不到，更谈不上敢对这个话题有所置喙。在我读过的论著中，美国人柯饶福(Ralph R. Covell, 1923-2013)所写的传记《丁韪良：中国进步的拓荒者》（W.A.P. 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最为系统、全面且深刻。这本书以柯饶福1975在丹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1978年在华盛顿出版。费正清写书评赞扬作者穷尽了相关资料，并认为他深入分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柯饶福本人也有和丁韪良近似的经历：他同样在23岁时携家到中国宣教，4年后因政权易帜离开大陆，改赴台湾，前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生活长达20年。之后他和丁韪良一样成了教育家，年逾半百才获得博士学位，长期在神学院担任教职，所写的几本书都以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为题。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传教事业，柯饶福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来为丁韪良写传记。不过，柯饶福是在美国基督教海外宣教史的框架内来写丁韪良的，读他的书，你看到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丁韪良。下面我将要提到的、本计划为丁韪良写传记的陆鸿基，1976年读到柯饶福的博士论文，之后在一封信里说：“这篇学位论文局限于传教史的狭小框架，对于作为人的丁韪良及其时代措意甚少。所以，我觉得还有一定的空间来另写一本书。”陆鸿基得知柯饶福已完成博士论文时一定极为失望，他在这场竞争中只落后了几年而已，却眼看着数年的辛苦努力要化为乌有，不忍放弃，只好探寻是不是还值得继续，似乎在柯饶福论文的不足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当然，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尽管如此，我感觉，他指出柯饶福未能写出作为人的丁韪良，这个批评还是有道理的，只可惜柯饶福留下的空间并没有，至少陆鸿基本人后来认为没有，大到可以容下另一本传记。柯饶福（Ralph R. Covell）：《丁韪良：中国进步的拓荒者》书影
本来，丁韪良远在我的知识、能力甚至兴趣之外，但几年前我偶然读到柯饶福，知道丁韪良生长于印第安纳，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立即感到很亲切。这十几年来，我多次访问印第安纳大学，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内亚研究机构（中央欧亚研究系与内亚研究所），以及一批杰出的内亚专家。一想到丁韪良在我相当熟悉的这个地方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忍不住想知道更多，更多关于他成长的细节。2019年夏天我再次到印大，过了一个紧张充实的暑假，最后两三周，我决定用来调查丁韪良。我想知道他的家庭、他的教育、他的生长环境。我和他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校园，只是中间隔着170多年，我试着依赖档案材料这种我过去接触甚少的历史文献来实现一场穿越。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一般简称IU，以下简称印大）的布卢明顿（Bloomington）校区是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最大和最早的校区，明年将迎来200周年校庆，城市和校园到处可见迎接校庆的彩旗与海报，上面醒目地印着1820-2020，喜庆之中透着浓浓的历史感。跟如今绝大多数追溯悠久校史的大学一样，印大在1820年建校时并不是一所大学，而是州立神学院（State Seminary），1825年开始招生，到1828年才转为大学，称Indiana College，次年迎来印大的第一位校长，10年后改称沿用至今的校名（Indiana University）。丁韪良和他哥哥孟子元（Samuel N. D. Martin）都是1843年入校，1846年毕业，算是印大的早期学生，他们的故事自然是印大早期历史的一部分。我的调查从印大的校档案馆开始，目标是了解这兄弟俩的注册、修课、考试以及他们读书时的印大校园设施等情况。这一番档案调查的经历，使我进一步切身体会到美国大学研究条件的优越，当然并不是因为，或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多么好，那种处处便利、左右逢源的愉悦感，基本上来自学校各种机构真正服务于学术研究的制度，以及无所不在的服务精神。对一个像我这样长年在中国大学工作的人来说，置身美国的科研环境，有时会沾沾自喜，发生自己特受偏爱的错觉，有时则甚感歉意，仿佛给人添了太大的麻烦。当然，我有过在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访问研究的经历，时间合起来不算很短，但限于专业特点，总是自己在图书馆找书，在办公室看书，从未做过档案调查一类的工作。现在为了丁韪良，我得尝试一次自我突破。从印大档案馆（the University Archives）开始。先在学校网站上查到了档案馆的所在，原来就在主图书馆的第四层，离我的办公室直线距离只有100米。我立即到主图书馆，乘电梯到四层，出来左转就到了。门口接待的小伙子说应该先预约，并递给我一张档案馆馆长Dina Kellams的名片，要我按名片上的地址发邮件说明我的查询目标。我回到办公室就写邮件，说我想知道有关丁韪良和他哥哥孟子元在印大读书时的一切，包括注册、选课、成绩、写作、社团和校园生活等等。邮件发出，我心下忐忑，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盘算着是不是找个印大的教授帮着说说。然而，第二天上午就收到Dina回信，说由于印大校园在19世纪多次遭遇火灾，旧档案损毁严重，丁韪良上学时的注册材料已荡然无存，但档案馆还是为他建有一个卷宗，收纳和他有关系的后出文件，现已调出，欢迎查阅。我立即赶到档案馆，在阅览室坐下后，工作人员拿来那个卷宗。卷宗内算得上第一手史料的，只有丁韪良两封书信的复印件，以及印大为早期校友重建档案时丁韪良自己提供的材料和校方给他写的条目，其他都是后来收集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中除了比较容易找到的报刊文章、海报说明和专书摘录等，非常有意思的是1970-80年代的相关信件。比如，一封写于1976年7月10日的信，写信者为Tadayuki Nakamura，信写给当时的印大校长约翰·莱恩（John Ryan），信中说把自己珍藏的两本书《天道溯源》和《万国公法》送给印大，因为丁韪良这两本书影响巨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信末还建议印大在图书馆为丁韪良建一个纪念专柜。上网一查，Tadayuki Nakamura就是中村忠行（1915-1993），日本天理大学教授，专业领域是日中比较文学。他生长于日据时期的台湾，23岁从台北帝大毕业，之后在台北教书，直到1945年3月应召入伍，好在不到半年日本战败。1946年，中村作为国民政府征用的日侨在台湾省立图书馆采编部工作。不久撤侨，告别他真正的家乡台湾，回到他只短暂到访过的故国日本，进入天理语学专门学校（不久改制为天理大学）教书。中村与印大的关系，是他于1973-1974学年度到印大东亚系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因为这层关系，中村1976年从天理大学退休时，决定把这两部书捐赠给印大，因为印大正是他和丁韪良之间的一个特殊连接点。还有一封中国学者用中山大学信笺写给印大校长的信，以及印大历史系执行系主任受校长委托写的回信。写信的是中大法律系的Wang Wei-chien，写于1984年6月15日，信中自我介绍说当他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开始对丁韪良感兴趣，希望能从印大找到丁韪良上学时的资料，比如他的宗教思想、他的生活与家庭情况等等，并说自己已读过柯饶福的书，但希望获得更多资料。历史系执行系主任George M. Wilson的回信写于1984年7月27日，信上说，丁韪良在校时期的档案因1883年大火已不可寻觅，随信附上的是两篇背景性文章，出自1926年和1927年《印第安纳历史杂志》。这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也包含在我面前的这个卷宗里。我随后向中大的景蜀慧老师求助，想知道这个Wang Wei-chien是谁。景老师又问了刘志伟老师，才知道是王维俭，早已离开中大。检索一番，看到他在1980年代发表过几篇文章，都是有关晚清国际法的。还有一封信，是柯饶福1973年11月12日写给印大档案馆的负责人玛丽·克莱格（Mary Craig）。那时柯饶福一边在丹佛的一所神学院当副教授，讲授海外传教史，一边在丹佛大学读博士，博士论文就是写丁韪良在中国。信里说，他计划1974年1月的头十天来布卢明顿，想知道印大档案馆里的相关材料有多少，用4、5天看够不够。看来柯饶福还打算前往丁韪良的出生地、布卢明顿南边的一个小镇利沃尼亚（Livonia），他在信里问那个小镇是否还留存有丁韪良家庭的遗迹。此外，柯饶福还想了解丁韪良读书时印大的教学情况，比如当时的校长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开设哪些课程，课堂教学使用哪些书，图书馆的藏书中有哪些会影响到后来丁韪良撰写《天道溯源》。据陆鸿基1976年初写给玛丽·克莱格的信，柯饶福两年前（1974）的确到访了布卢明顿。我猜他一定非常失望，当然，同样失望的还有他之后所有来印大搜寻丁韪良早期资料的人。不过，一年后柯饶福还是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再过三年（1978）正式出版，这就是迄今研究丁韪良最重要的著作《丁韪良：中国进步的拓荒者》（W.A.P. 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我估计，柯饶福在访问印大之后，也去了利沃尼亚等丁韪良生长的地方。他调查的重点是丁韪良如何形成自己的宣教观、教育观，以及他对科技进步的理解，等等，显然是为到中国后丁韪良的特殊表现寻找成长期解释。也许柯饶福不知道的是，在他完成博士论文写作之时，另有一人也在研究丁韪良，也许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确实在进行一场不折不扣的竞赛。随着柯饶福完成博士论文并很快出书，那个不幸的竞争者只好停止了自己的努力，两年辛劳付之东流。我在档案馆阅览室看卷宗，很快发现有个人的文件最多，就是Bernard Luk，都是有关他调查丁韪良资料的信件。上网一查，Bernard Luk就是香港人陆鸿基（1946-2016）。陆鸿基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前往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1977年获得学位，返回中文大学教书，著述多关于香港史。1993年移居加拿大，又返回香港任教，曾担任香港教育学院的副校长和代校长。2016年3月23日陆鸿基病逝于加拿大，两天后在香港将军澳圣安德肋堂举行纪念弥撒，他在中文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发表悼念词。悼词一开始就说：“各位朋友，我们认识陆鸿基先生的，都知道他很有正义感。我们也有正义感，但是，很多时候，在处事时会暂时放下。陆鸿基与我们不同，他是决不妥协的。”科大卫说陆鸿基“决不妥协”，是指2007年香港教育学院与香港教统局之间爆发冲突时，陆鸿基以副校长和代校长的身份卷入甚深，事件原委，网上都可查到。科大卫说他“面对着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为了学术自由而坚守原则，顶住压力。我相信在这次事件中，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大家都明白他的性格，他年青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科大卫回忆，当年他到印大探望陆鸿基，陆在校内当临时工，“那时候我看见他在抹地板，他对工作执着的程度，和写博士论文一样”。网上所见陆鸿基著作目录，没有与丁韪良相关的。可是，我看的卷宗里，有陆鸿基写给玛丽·克莱格的四封信，以及玛丽·克莱格给陆鸿基的一封信，时间在1975和1976两年之内。从信件内容看，陆鸿基从印大申请了一笔经费外出搜集资料，有义务向印大报告项目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对口的管理人员就是档案馆的玛丽·克莱格。1976年2月16日陆鸿基在伦敦写的信，列出自己前一年的调查工作一共花销230.09美元，其中主要开销在复制文件和订购缩微胶卷。印大给了陆鸿基150美元，超出的部分本可以再申请补助，但陆鸿基告诉玛丽·克莱格他自己可以应付。陆鸿基调查丁韪良，不是为了写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大概在研究艾儒略这位“西来孔子”时，陆鸿基对情形近似的丁韪良产生了兴趣，把丁韪良当成博士之后的研究主题，于是趁着毕业之前人还在美国，就开始搜集资料。他在信里说，启程前往费城（长老会海外宣教部门档案集中所在地），路上就想着要为丁韪良写一本书。“看起来，对丁韪良了解得越多，我去费城时心里想着的那本书也越来越可行了。”陆鸿基的这个项目可能开始于1975年8月，最早的一封信是这年8月20日在纽约写的。信上说：“亲爱的克莱格女士，我不知该如何感谢您的大力协助。好消息到来时我正收拾行李要离开纽约，我会在去费城之前先在普林斯顿停几天，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点研究。我计划用十天左右在费城读丁韪良文件，会向您报告我的进展。至于我的银行账号，随信附上我在布卢明顿的银行存款条。正如我和那个替您接电话的女士所说的，我跟家兄借了些旅费，所以您不必太着急往我的账户上打钱。再次感谢，请代向Chancellor Wells致谢。”Chancellor Wells指的是老校长赫尔曼·威尔斯（Herman B. Wells, 1902-2000），他于1938-1962年间任印大校长，是带领印大转型为研究型大学的关键人物，退休后被授予荣誉性的 Chancellor一职。陆鸿基申请这个项目显然得到了他的帮助。玛丽·克莱格8月25日上午收到此信，并于当天回信。她说周六上午已经把钱存入他在电话里说的那个账号，随信附有存款底单。信里还说：“我很高兴你会研究丁韪良，我在从前的学生期刊上看到非常多有关他的条目，我会找个男生予以复制。也许价值不大，但肯定要由你自己作判断。”可能为了这个项目，陆鸿基与克莱格已有较多往来，所以她的信上说：“你现在该知道我是不擅长写信的，我怀念你那美味的面包，却不曾写信告诉你，实在无可推诿。非常感谢。如果你恰好身边有做面包的秘谱，我很乐意知晓。我喜欢面包加有东西，不喜欢松松软软的白面包。”克莱格回信的最后一段，透露了陆鸿基是通过档案馆求助于赫尔曼·威尔斯申请这笔资助的，这也是为什么陆鸿基的每封信都会提到感谢老校长。大概威尔斯请历史系的韦斯特（West）教授来审查这个申请，整个过程非常简洁。信上说：“威尔斯先生目前在俄国出席国际大学协会的会议，等他回来我会替你向他致谢。韦斯特教授帮了你一个大忙，威尔斯先生要他来推荐，韦斯特教授返回布卢明顿后立即为你写了很好的推荐信，这样我们只用三天就拿到了支票。”一个月后（9月26日）陆鸿基在华盛顿给克莱格写了下一封信，汇报自己在费城的工作情况：“我8月24日（周日）晚抵达费城，在那里停留到周六，这样就有五天时间看长老会历史学会的档案资料。那里材料丰富，工作人员又极友好、肯帮忙。最后我决定订购16卷缩微胶卷，其中15卷应该已经到达印大档案馆了。我还复制了一些不在缩微胶卷上的文档。那些胶卷就交由您来保管吧？我计划明夏返回布卢明顿后，先完成我的学位论文，然后研读那些胶卷。待研读完毕，我打算把它们留存在印大图书馆，相信对别人也会有用，特别是相关主题，比如基督教宣教史或中美关系。胶卷内容并非都与丁韪良相关，不过我被告知整体复制最是经济。胶卷上丁韪良的文件我都按时间顺序编排，有关他同事的那些文件亦有助于了解背景。”丁韪良出生成长的小镇利沃尼亚，在印第安纳州南部，属于华盛顿县
接下来陆鸿基简略报告了经费使用情况，并估算最终花销可能会在255美元上下。“这样就比原定的旅行研究资助多出差不多一百美元，我并不期待印大会再次给我拨款。不过，尽管我绝对愿意自己承担这笔开销，对我来说这个数字毕竟不算很小，如果印大可以施援，无论多少，我会十分感激。”随后陆鸿基转入个人生活层面：“希望你过了一个很好的夏天。现在布卢明顿一定非常漂亮而且凉快了吧。这边的秋叶应该是相当美丽的，不过近来一直下大雨，下个不停，无从欣赏。我怀念布卢明顿和印大的所有人，但愿我此刻已返回那里。”信末附言挺有意思：“您的狗狗们怎么样？我自己的狗，我多么希望未曾送走呀。看到别人遛狗时，我感到很难过。”陆鸿基的四封信只有一封是手写的，1976年8月21日写于密歇根州大急流城（Grand Rapids）。跟丁韪良比起来，他的笔迹好认得多。看不出他为什么要到大急流城，但一定和调查丁韪良的资料有关。信里说“已经通过了大急流城公共学校的大部分繁文缛节，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工作”，那么他要找的应该是在公共学校系统内。还有这么一段话：“就在离开布卢明顿之前，我收到Janet Martin（丁韪良的孙女）来信。你准备好啊，有个让人吃惊的事：她对祖父仅有的记忆是，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看到他跳绳，说是锻炼身体。那时候他一定有八十岁了吧！”柯饶福1974年春访问布卢明顿时，陆鸿基还没有立志研究丁韪良，那以后他应该也不大清楚陆鸿基有此计划。不过，陆鸿基初起此念并接触克莱格时，后者一定会把柯饶福的情况告诉他。不知道陆鸿基是否与柯饶福联系过，看起来他还是有些自信。1976年春陆鸿基给克莱格的信上说：“我读完了柯饶福的博士论文，就是两年前从丹佛来向您咨询威利家族资料的那位。这是一部600页的很好的研究作品，尽管资料尚未穷尽，我赞赏作者对于研究主题和丁韪良其人的热忱。”柯饶福1975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稍后，也就是到这年年底，陆鸿基才有机会知晓，在伦敦时终于读完。对陆鸿基来说，这不算是一个好消息，无论资料还是主题，重合度实在太高了。所以他必须在柯饶福的论文里找到不足，找到继续工作的空间。根据初读印象，陆鸿基觉得自己找到了。他在1976年2月的信里告诉克莱格：“这篇学位论文局限于传教史的狭小框架，对于作为人的丁韪良及其时代措意甚少。所以，我觉得还有一定的空间来另写一本书。”空间在哪里呢？陆鸿基对克莱格讲了自己的初步想法：“我考虑的主题是‘丁韪良的两个世界’，一种中美历史的比较视角，透过此人89年的人生，他在两种文化间的桥梁作用，他如何帮助促成今日我们这个世界的出现。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关于人类的脆弱与热忱，以及历史的浩荡力量。太平洋两岸的许多事件提供了足够多的相似与强烈对比——太平天国与美国内战，义和团与旧金山大屠杀，对技术和军事发展的不同尝试及不同程度的成功，官员腐败与政治变革，等等。所有这些丁韪良都深深卷入，既在他的生身之国，也在他的第二母国。他所做的未必都可归功于他，但都值得探究。事实上，他的人生是如此丰满，正可借以观察19世纪中国、美国各自的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这样的观察是基于坚实的研究，并面向普通读者。这个工作，我希望一完成学位论文就立即着手。”之前一年，陆鸿基写了《中国与丁韪良王朝》（China and the Martin Dynasty），发表于《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周日专刊》（Indianapolis Star Sunday Magazine）（1975年11月9日）。这只是一篇生平简介性文章，目的是让丁韪良的家乡读者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乡贤。据陆鸿基1976年2月的信，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35美元的稿酬，以致于让他觉得不再需要印大补偿溢出的差旅费。值得注意的是，网上找到的陆鸿基著作目录，没有收入这一篇，也许是因为他本人不看重。据说，陆鸿基在印大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同时，还获得了比较教育学硕士，这可以解释后来他何以在香港一直从事与教育学有关的教研工作。无论如何，陆鸿基1977年从印大毕业返回香港之后，似乎就放弃了为丁韪良写书的计划。柯饶福的博士论文当然没有占满这个话题，但陆鸿基在信中说的那个写作构想似乎一时也难以实现。《中国与丁韪良王朝》竟是他有关丁韪良的唯一作品。陆鸿基写印大求学时期的丁韪良，有这么一段：“校园很小，师生关系相当亲密，大家常常到威利校长家。年轻的丁韪良爱上了校长的一个女儿，向她家求婚。可是威利知道丁韪良已决心要到中国传教，坚称他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去这样一个‘野蛮’国家，于是拒了这门婚事。这可怜的男孩儿只能在爱情与事业间二选一，他选择了后者，然后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前往新阿尔巴尼（New Albany）学神学去了”。这当然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我很快就发现，陆鸿基讲这个故事是有所本的，所本的是1917年发表在《印大校友季刊》上的一篇文章《赞丁韪良博士》（An Appreciation of Dr. W.A.P. Martin），作者是印大1855届毕业生、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John W. Foster, 1836 -1917）。福斯特显然是早期印大毕业生中比较著名的一个，现在印大的一个学生宿舍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宿舍区一共5栋楼，每栋楼各以一位著名毕业生的名字命名，其中一栋名为Martin,即是为纪念丁韪良。丁韪良与福斯特有过交集，比如，1896年李鸿章访美，福斯特以前国务卿的身份在纽约接待，他和丁韪良在那场著名的华尔道夫宴会上见过面。因此，获悉丁韪良去世，福斯特立即写了纪念文章（值得指出的是，福斯特本人很快也辞世了）。文中说：“当我晚了十年在印大当学生时，校园里流传着一个故事，就是丁韪良曾赢得一个姑娘的芳心，是当时的校长威利博士特有吸引力的几个女儿中的一个。可是威利博士拒绝了他，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被带去遥远的野蛮国度。”发表于1917年《印大校友季刊》的文章《赞丁韪良博士》，作者约翰·福斯特
那之后，经常有人提到丁韪良在印大时曾与校长的一个女儿约会，很可能都是从福斯特这段话来的。可是，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丁韪良的哥哥孟子元（Samuel N. D. Martin, 1825-1903）于1849年娶了校长的一个女儿并一起到中国传教，那么，怎么解释校长的双重标准呢？陆鸿基显然意识到了这个扞格，他在前引段落下用括弧补写了一段：“与此同时，丁韪良的哥哥孟子元与威利的另一个女儿相爱并成婚，之后，他们决定去中国传教。”按陆鸿基这个说法，似乎是孟子元因策略得当，没有在婚前泄露自己要去中国传教的计划，才闯过威利校长这一关。在考察这个传说之前，先介绍一下丁韪良的哥哥孟子元。用丁韪良自己的话说，他和孟子元直到1858年春季之前，一直称得上是分不开的连体婴儿（the Siamese twins）：“童年我们一起在印第安纳的森林和溪谷里打猎、抓鱼、游泳；长大一些我们一起上学，也同一天从印第安纳大学获得我们的第一个学位；我们一起在新阿尔巴尼的神学院学习；三年后的1849年11月，我们又乘同一艘船前往中国，那时可没有汽轮，从波士顿到我们的目的地一共走了四个半月，穿越了除极地寒带以外的所有气候带。”丁韪良和孟子元这两个汉名，是他们到了宁波以后取的。丁韪良1904年为哥哥写的纪念文章说：“他比我年长，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姓氏一分为二，他得到第一个音节，我得到第二个音节。”先在宁波的长老会牧师对汉文已颇有所知，可能还得到当地中国士绅的帮助，取名字时还是很讲究的。兄弟俩把他们的姓氏Martin分开，各得其一个音节。哥哥得mar，为汉姓孟，弟弟得tin，为汉姓丁。子元是从Samuel译音的汉字雅名，韪良则是William的音译。孟子元比丁韪良大两岁，他们在家里的十个孩子中分别排在第六和第七，算得上年岁相当，所以最为亲密。在他们前面是五个姐姐，大姐玛莎（Martha, 1813-1896）帮助父母照料弟妹，和几个弟弟感情最深，对他们影响也最大。丁韪良7岁那年（1834年），玛莎随他丈夫（Henry Isaac Venable, 1811-1878）前往南非宣教，历时五年，她写的家书成为丁韪良兄弟想象遥远世界最重要的凭借。玛莎1839年返回美国后，常常给弟弟们讲述传教士在南非的种种冒险，特别是他们夹在祖鲁人与南非荷裔人血腥战争间的种种冒险故事，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对远方的向往。丁韪良的父亲威廉·马丁（William W. Martin, 1781-1850）是拓荒时期印第安纳颇有影响的长老会牧师，他对传播福音事业无与伦比的热忱，当然是影响子女们后来人生选择的最重要因素。而身为马丁家的长女，玛莎的言传身教，也在弟妹心中烙印甚深。1896年玛莎去世，丁韪良写了一篇感情深至的悼文，提到他和孟子元都深受大姐玛莎的影响：“年幼时我常常有幸从她口唇间听闻惊悚故事，有关那些拓荒宣教士们所经历的危难与获救。”他的回忆生动细致地再现了姐姐历险记的一个片段。悼文最后说：“通过她的影响，她的两个弟弟（其中一个正是本文作者），以及我可以举出名字来的其他人，开始把他们的脸转向外邦的土地。”1898 年出版的《印第安纳长老会早期历史之贡献》(Contributions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Indiana, by Hanford A. Edson)第七章用了 6 页纸写老马丁1843年4月，老马丁把全家从利沃尼亚搬到布卢明顿，直接原因是这一年孟子元（18岁）和丁韪良（16岁）两兄弟要进印大读书。布卢明顿当时只有600人（如今是人口近10万的城市了），不过还是比利沃尼亚大得多、热闹得多，显然更有利于孩子们的教育成长。孟子元和丁韪良1846年从印大毕业，随后二人一起去印第安纳州南部的新阿尔巴尼长老会神学院学习，马丁家继续留在布卢明顿，直到1849年才搬回利沃尼亚，大概是因为丁韪良的弟弟Claudius也到了进印大读书的年纪。在布卢明顿的几年，显然是马丁家三兄弟一生中非常特别的时期。传说中丁韪良爱上校长家的千金，就发生在他和哥哥读印大的4年里（1843-1846）。他们入学时印大全校只有115个学生，5个教授（包括校长本人），外加兼职教师2人。可以想见，这么小的社区里，师生关系一定是非常亲密的。不管丁韪良是不是在校长家有过这么一段浪漫时光，他哥哥孟子元的的确确是在校长眼皮底下与他女儿相爱了。这就是印大第一任校长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 1789-1851）的第3个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 1826-1898）。马丁家这哥儿俩虽然住在自家，一定和那时其他学生一样，常常到校长家消磨时光。在威利校长的十二个子女中，当时在家的女儿共有4个，除了幼女简（Jane, 1836-1865）还太小，玛格丽特的姐姐伊丽莎白（Elizabeth, 1821-1900）和妹妹艾琳（Irene, 1829-1878）都正当韶华之年。毫无疑问，这三姐妹至少是众多学生喜欢上门的原因之一。如果丁韪良的确爱上过这三姐妹之一，如果他不是跟哥哥一样爱上了玛格丽特，那么只会是伊丽莎白和艾琳中的一个。伊丽莎白比丁韪良大6岁，艾琳比他小两岁，似乎都是可能的，当然艾琳的可能性更高一些。丁韪良他们所到的校长家，即威利校长1835年自己设计建造的那幢2层砖楼，如今保存完好，作为“威利旧居博物馆”（Wylie House Museum）由印大图书馆管理，位于当时校园的东侧，现校园的西南侧，在一个近便却安静的街区。在去档案馆的第二天，恰好有朋友来访，我们一起去看威利旧居。一个略上年纪义务讲解员正无所事事，在门口整理花草，见到我们立即振作起来，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不仅讲建筑、家具和室内布局，也讲19世纪中后期美国中西部家庭的日常生活。讲解员名叫Jim Shackelford，他对印大的历史这么熟，这么有感情，我以为他是印大校友。“哦不，我不是，”他说，“我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毕业的。”普渡与印大在很多方面是竞争对手，如同北大和清华。我还记得十年前碰到两校的橄榄球比赛，整个布卢明顿塞满了人和车，激动和亢奋燃烧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Jim讲得非常好，让我觉得自己上了一堂课。他特别提到，威利虽贵为校长，薪酬不薄，但因子女众多，家里用度大，还是请不起佣人，一切家务都靠自己，很小的孩子都要参与劳作。“你看威利本人，”他说，“他是怎么死的？是劈木柴时伤了腿，引发肺炎去世的。日常烧柴、过冬取暖所需要的木柴，都是他自己准备，工作量可是很大很大的。”威利校长死于1851年，是在爱女玛格丽特远赴中国两年之后。威利旧居博物馆也有自己的档案收藏，当然与印大档案馆属同一个系统。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威利家人书信。已经有许多印大学生，特别是历史系和图书馆系的研究生，以义工形式参与旧居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档案编目已经完成，部分档案还扫描上网。他们的研究则以短篇博客的形式，成为印大建校200周年庆典校史发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很喜欢读这些博客文章，从中不仅学习印大校史，也学习了美国历史。与我的调查直接相关的有一篇博客，题为《孟子元夫妇——在中国的传教士》，作者是研究生艾莉森·哈克（Allison Haack）。这篇博客也提到威利校长对女儿到外国传教的反对态度。文章引述威利校长写给他的某个儿子（我猜很可能是长子小安德鲁Andrew Wylie Jr., 1814-1905）的一封信，写于1850年（那时孟子元夫妇已经在宁波了）：“一般来讲，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情形，为了追求真理与公义（Truth & Right），换句话说，为了人类的利益，一个人理应牺牲他在此世的幸福。然而这要求有烈士精神。马丁家这两兄弟让我思索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真有烈士精神，我决不敢说一个字反对他们去中国传教。不过我对此存疑，因而我既不愿意提出反对，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支持。如果我没有结婚并且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异教徒的土地上传教，我也绝不会如这两位那样竟然要带着妻子前往。”艾莉森·哈克只举出了这一条证据，当然已经足以说明威利校长的立场。不过我还找到了更直接的证据。出于怜惜爱女之心，威利对孟子元带着玛格丽特去中国，无疑是反对的，他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女儿辞行时都不肯露面。印大档案馆藏威利家庭档案收有威利校长在女儿离开半年后给女儿写的第一封信（1850年5月28日），信里对自己不近情理的行为做了一点相当勉强的解释：“我常常想到你，有时会回想起自己曾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似是让你们负着酷冷远行。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对出国传教的看法和你们不同。此外，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从反面尽可能提出各种质疑，使你们对困难思虑周全，才能在真正的考验来临时不至于沉沦。当我看到你们心志已坚，便不再多话。我是很不情愿的，不过也就到此为止。我对自己说：‘这是主的意旨，我亲爱的女儿和她丈夫是在尊奉主的意旨，……’这就是我的想法。然而，我还是做不到不失态地为你送行，因此我决定不出现在告别现场，而是静静地做别的事情。我不复期待今生与你再会，这一点，我本无法承受的，如今也只好接受了。”也许陆鸿基的解释是对的，即孟子元和玛格丽特刻意不在婚前告诉威利校长有关他们出国传教的计划。不过，也可能他们那时真的还没有明确的计划，或者说，只有迷迷糊糊的想法。丁韪良半个世纪后写的《花甲忆记》（A Cycle of Cathay）说：“我对中国发生兴趣最早是在1839年，当时英军的隆隆炮声使这个国家的‘外部城墙’轰然倒塌。”当然鸦片战争只是使他开始注意到中国，离他计划到中国传教还远得很。多伊尔（G. Wright Doyle）《中国教会的建设者们》（Buil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一书称丁韪良于1845年决定到中国传教，也是没有依据的。威利反对女儿随丈夫去外国传教，这是很清楚的，但他并不反对女儿嫁给牧师，事实上牧师在那时还是很好的职业，更何况威利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印大最初也是一所神学院。孟子元与玛格丽特相识相爱当然在他1846年从印大毕业之前，毕业后他前往新阿尔巴尼读神学院，为获得牧师身份做准备。1849年，当完成神学院的学业，被按立为长老会牧师，他很快与玛格丽特完婚，当年11月即远赴中国。很难说婚前是否已有出国的明确计划，但无论如何，威利校长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直到女儿突然告诉他。也许丁韪良的确爱上了威利家的伊丽莎白或者艾琳，但这段浪漫没有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并不是因为校长反对。而威利反对玛格丽特随夫出国传教之事，在小小的布卢明顿一定广为人知。正是因此，在后来的印大学生中流传开来的故事就变形为校长反对女儿嫁给传教士，而故事中的失意情郎，自然只能是未能娶上威利家女儿的丁韪良。艾莉森·哈克在她那篇博客文章中写道：“传教期间，孟子元夫妇尽可能地与家人朋友通信。（旧居博物馆收藏中）有一封信，是玛格丽特的姐姐伊丽莎白写给弟弟约翰（John Hosea Wylie, 1823-1855）的，信里提到已经四个月没有来自中国的消息了。玛格丽特的信件对于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与工作有详细描述，她描述了当地人，还在一封给父亲的信里介绍中国农业种植与丰收的习俗。信函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讨论家乡亲友的健康和活动。在一封写于1850年11月的信里，玛格丽特告诉父母：‘……初到中国时，我惊骇于那些具有东方面目的事物——那些寺庙，高墙后面的城市和庭院，田野上的木屋——现在它们都变得很亲切了。’”印大档案馆藏威利家庭档案中，有玛格丽特写给家人的信函33封，从1847年到1886年，其中在中国期间（1850-1858）共6封。这肯定不是她所写家信的全部，比如现存最早的一封1850寄自上海的信里提到她上一封写于香港的信，就不见于印大收藏。由于1970年代这些信函尚未收集整理完毕，柯饶福和陆鸿基都未能利用。这些信是丁韪良兄弟传教生活的第一手史料，非常重要。而她在美国写的信也同样信息量很大，非常有意思。比如，在写于1849年、未标明日期的一封信里，玛格丽特第一次向父母披露自己和丈夫已决定出国传教，虽然还没有说明是到中国。信中用大段文字说明传教事业的正当、必要和高尚，也说这是他们夫妇思考已久的。这时，孟子元24岁，玛格丽特23岁，丁韪良22岁。信开头就说：“亲爱的双亲，你们读到此信下面的内容，发现我正认真地考虑这事，无疑会非常吃惊，不过无论是对孟子元还是对我自己来说，这都不是新闻。”孟子元夫妇可能早就想好了去中国，不过玛格丽特猜到了父亲的态度，特意在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才写信报告父母，而且一开始还故意不说要去哪个国家。在详述传教事业崇高性的大道理之后，她开始讲自己适合这一事业的个人条件：“我们去是有很多、很切实的理由的：我们年轻，没有衰老和无助的双亲需要我们照料，我们的身心都非常健康，身在海外时会有神的爱照耀我们的心。一定会有非常多非常大的困难，但，什么伟大的事业是没有困难的？”现存玛格丽特中国来信中的第一封，写于1850年5月23日。这封信是玛格丽特在上海写给父母的，信中最重要的是报告喜讯，4月29日，她在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早产（妊娠才七个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圆脸、阔额、蓝眼的漂亮男婴（即后来在宁波夭折的Willie）。“因他的出生在我们预期之外，我都没有准备好衣服，丈夫作为我唯一的护理，用法兰绒把他包裹起来，算是一种衣服吧。上帝眷顾，有一个医生同船前往上海，对他的专业服务我永怀感激，而且他是如此慈爱良善，竟拒收任何酬谢。”玛格丽特报告父母，自己的身体情况非常好，孩子出生两天后她就下地走动了半小时。信里还赞扬孟子元是一个好丈夫，自己对他非常满意。然后描述了自己见到的在上海的教堂和传教士，都是惊喜满意之词。因为孟子元夫妇从香港到宁波这一程未与丁韪良夫妇同行，信里没有提到他。写于上海的这封信没有及时寄出，11天后（6月3日）玛格丽特在宁波续写了一页。这次除了说明自己一家三口“非常健康，我们的人生从未像现在这样好”（也许是为了宽慰父母），还描述宁波的传教教堂情况：“抵达以来，我忙着认识这里的传教士们，昨天我们和Way先生夫妇共进晚餐，他们是这里最早的传教士。这里还有一个爱尔德赛（Aldersey）小姐，她负责一所有50个学生的女校（注：即爱尔德赛女子学校，创立于1844年）。女生中有一个已完成教育，现在成了她的教学助理。她是一个虔诚而聪慧的老人，她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和能力都用于行善。她也贡献自己的全部财富服务于主。对于绝大多数富人来说，她是一个多么好的榜样啊。”初到宁波，孟子元一家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呢？“现在我们住在Colter先生及夫人家里，和我们一样，他们俩都是印第安纳人（hoosiers）。在我们的房子建好之前，我们会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都非常善良，和蔼可亲，真的，自从来中国后我见到的人都是这么和善。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有这么多美国传教士，看起来他们彼此间都非常友善。我对中文还一无所知，不过我希望上帝保佑我很快掌握它。我会尽我所能，你们知道尽力才是唯一途径。我们的老师周一会到这里，那时我们就发愤开始学习。”信末附言：“宝贝很好，特别能睡，现在他已经5个星期大了，还从未生过病。”玛格丽特在上海写信两天之后，孟子元也给岳父母写了一封信，可能本想和玛格丽特的信一起寄出。这封信先按时间线介绍了自香港以后的经历：“通过玛格丽特在香港的信，你们已知晓那之前的事。我们在香港停留了17天。我兄弟丁韪良和他太太去广州过了几天，我们选择不动。在香港我们遇到一些真正友好的朋友，因而当我们高兴地加快速度前往我们命运中的目的地时，我们怀着复杂感情、不无遗憾地看着这个临时逗留地慢慢沉没在水波之下。在我们抵达香港17天之后，4月24日星期六，我们登上Lady Mary Wood号汽轮，前往上海。我兄弟丁韪良夫妇和其他一些人订了一艘葡萄牙船，定于5月5号出发，计划北上途中在厦门和福州停留。我们会和他们在宁波会合，如果他们的旅行一切顺利的话。乘坐汽轮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发觉玛格丽特的情况需要加快行程——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反倒会留在香港——而是因为我不想让玛格丽特在一艘小船上，遭受迎头而来的大风和海浪的折磨，在千吨汽轮上就不会有这些不适。”接下来孟子元详细汇报了儿子出生的经过：“我们出发才两天，刚刚进入台湾海峡，发生了一件我们本以为两个月以后才会发生的事。4月29日大约4点，我们成了一个儿子的幸福父母。从第一波阵痛开始，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4小时。每一次疼痛都不剧烈，母子平安。一两天里海浪甚高，我本担心会给她造成不适，结果什么事都没有。两天后风平浪静，天气转好，周五下午我们在上海下锚。出于谨慎我们本想留在船上直到周一，Boone主教让我们上岸，在他那里暂住，那真是一个愉悦的家。玛格丽特康复很快，我们一上岸她就和往常一样在家里自由走动了。然而那孩子！他长得很好，健康、帅气，少见地聪明，即便再大一些的孩子也未必比得上他。他四肢结实，发育完美，正如医生说的那样，他简直不像是早产。头四、五天我喂他竹芋粉，之后他的营养就全靠自然资源了，这的确需要先饿一下他才会接受，因为他习惯了依赖另一种方式。”孟子元除了介绍教会与传教士的情况，也写了他对上海的观察：“上海是一座城墙围起来的城市，有大约20万居民，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江上泊着5千至9千小舢板，它们经由江河与运河抵达帝国所有地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到这里，他们甚至听不懂彼此的话，不过都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各省人，无论是为做生意临时住在城里，还是移民来此长住，彼此之间，以及与城市原住人口之间，并不混合，而是住在各自分隔的特定街区，广东人住在一个街区，福建人在另一个。停泊在江上的小船也遵守这个次序，各省的小船各有自己泊船的区域。江两边完美地各泊一溜小船，空出中间的航道，有如大街，是走大船的。”和妻子的信一样，孟子元这封信也是从上海带到了宁波，所以6月3号他加写了一段，说这天一早他们就开始学习说中文，希望过一阵可以开始学习写汉字。“今天有个信使会把信函带往上海，每个月会有汽轮去香港，信函可从那里经欧洲到达美国。我们会坚持每月写信，不过本地与上海之间的交通不很规律，我们的信也许不能正常地每月抵达美国。我们希望家乡的朋友也能常常写信。”可见，就在6月3号当天，孟子元夫妇这几封信合为一函前往上海了。如果孟子元夫妇写信真是按照每月一封的频率，他们一共该写了上百封信。前引艾莉森·哈克的博客文章举伊丽莎白给弟弟约翰信里说“已经四个月没有来自中国的消息了”，也许是邮路不畅，也许是他们并没有写得那么频繁。现存一封大概写于1850年11月的信（信笺上无日期，但提到告别父母已经一年），是玛格丽特在接到父亲来信之后的回信，就是前述威利校长解释何以女儿长辞时不露面的那封（写于5月28日）。父亲的信8月抵达宁波，玛格丽特过了3个月才回信。可见在最初的思乡念家之情稍稍平静之后，他们忙于眼前事务，未必顾得上有规律地给老家写信。在11月这封回信里，玛格丽特首先用了很大篇幅总结她到宁波这半年的宗教感受，然后报告小孩子的情况：“我祈祷他长大成人，帮助我们周围的异教徒们皈依。等到他一开始学说话，我就会教他为你们，我亲爱的父亲母亲，为你们祈祷。我希望早早就在他心里种下虔诚与真理之爱。这里的传教士在教育孩子方面非常尽力，孩子们的言行也的确更像是年长很多。我希望把他们当榜样来学习。”信里接着介绍了自己夫妻的身体情况：“我自从来这里身体一直很好，可是孟子元就不太好，他已经两次患疟疾。疟疾是这里最常见的疾病，传教士中只有一两个人没有患上。浸礼会传教士Lord夫人和我们长老会非常了不起的女士Way夫人都得了这个病，已无望康复。Lord夫人的医生都已经不再给她开药，她也都说完了长辞的话，我相信这会儿她已在弥留之中。”威利校长病逝于1851年11月的消息，是姐妹们来信告诉玛格丽特的，1852年3月上旬信到宁波，玛格丽特立刻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宽慰妈妈的话，也报告了小Willie的夭折。“丈夫病了一个月，刚刚痊愈。……大概您已收到我们之前的信，关于我们亲爱的小男孩的死。”这封很长的信主要是回忆父亲和想念家人，把强烈的乡思都放在宗教性表达里：“岁时匆匆，当好好利用才是。当我回首过去，想到我在修心养德方面做得如此之不足，我不知我都是怎么过来的。这怎么可能呢？我都25岁了，却为基督做得这么少！”给母亲的下一封信（1854年12月25日）提供了较多宁波生活的情况：“我们在宁波有一个图书馆，收藏着我们读不完的书，虽然新书很少。我丈夫除了中文基本上什么都不学习，甚至礼拜天也不读别的书。他对学习非常尽心，有一次甚至收到前任教师的感谢，这可是很不容易的。……叛军（太平天国）与帝国军仍在战斗，报道如此之多、如此之不同，你简直不知道该信谁。叛军一方还固守着他们的地盘。丁韪良现在正尝试解救一个裁缝，他被控参与叛乱，有可能掉脑袋。丁韪良觉得自己可以证明他的清白，可是在中国只要政府官员想夺取某人的钱财，他是无法获得保护的。英国和美国的战舰正在沿海清除海盗，投身为海盗的人（因为这个国家的混乱情形）已如此之多，近来乘船外出变得十分危险。我们学校的厨子被我丈夫解职后不久外出经商，很快就传来消息，他和其他10个人以及他们的船被掳，货物尽失，身上的衣服都被扯走了，只放回4个人转告家人要赎金500元。不过，海盗非常害怕外国战舰，总是离得越远越好。不要因为这些就为我们担心，妈妈，我们都很安全，即便在危险之中，也会有上帝佑护。……亲爱的妈妈，鉴于如此不稳定的形势，如果我们的邮件未能及时抵达，您不要感到奇怪。……现在到了上床时间了，不然我可以更长一点。”玛格丽特1855年6月写给她的大嫂（长兄小安德鲁之妻）Caroline（昵称Cara, 1825-1896）的信。那时玛格丽特很久没有收到家人来信，希望嫂子能回信给她谈谈家里的情况：“我很久没有收到家里来信，就想还是写给你吧，因为你总是及时回信。”接下来介绍自己在宁波的生活：“我们到中国已经五年，苦也有，乐也有，这些经历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吧。我有两个闹嬉嬉的女儿，Susie和Mary，后者最小，两岁三个月大。和（妹妹）艾琳的男孩一样，我们的儿子Willie长眠于山谷下的冰冷之中。艾琳信中写她失去孩子的那些话，在我也完全一样，竟有巨大的相似。我们在本地的小小教会有24名成员，他们中很多都堪为开明国家基督徒的楷模。”从玛格丽特的书信，我们可以知道丁韪良兄弟在宁波传教生活的另外一面，即不见载于丁韪良回忆的那一面：“这个夏天到目前还是非常凉爽舒适的。去年夏天这里真是罕见的凉爽，和美国正相反，城里最热那几天温度计显示也才95度。自从我们来这里，还没有受过酷暑的折磨。三年来丁韪良一家住在城内，他们很健康，跟我们一样，我们住在城外河岸上。丁韪良这个安息日为两个中国人施洗，他们遭受到亲戚们的迫害，有一位甚至挨了打，但他们信受真理，奉主耶稣，（勇敢地）在乡亲面前皈依基督。”她还仔细讲述了教会里的中国教徒：“有一位兄弟W是教师，他一家都加入教会，包括他本人、他妻子、他的一个孩子、他母亲、他的两个姐妹以及他的一个堂妹，都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生活在基督中。他们都认字写字，你要知道，对中国女性来说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每个安息日，他们都聚在一起，诚为一个美丽的景观。看起来，每人都只想着行善于他人，他们身上似乎极少有自私和贪念，而自私和贪念正是如今大多数号称基督徒的人所难以避免的罪愆。姐妹中有一位是寡妇，她的八岁大的女儿的能够背诵20页长的韵文《耶稣的事工》。毫无疑问，还没有任何男女宣教士能在如此幼齿之时做得到，可这个中国女孩真就做到了。”在人事之外，玛格丽特还说她邀请了从上海来的几个传教士到家里晚宴，晚宴都吃些什么呢？“让你知道我们吃些什么，煮火腿，竹笋，豆子，萝卜，梅子，桃，还有一种be-bȏ，跟咱家乡那种大李子差不多大，是一种甜而多汁的黄色水果。不过我们必须小心，不能吃太多，因为这里的水果都太酸，甚至连桃子都是酸的。这个季节下雨非常多，极少晴天朗日，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比起充分日照下的水果要缺乏甜度吧。”这个be-bȏ很可能是枇杷。三个月后（1855年9月20日）玛格丽特给姐姐伊丽莎白的信，是因为刚刚接到她的信报告哥哥约翰的死讯。在表达了对约翰的哀念之后，玛格丽特谈到在宁波的生活：“上个月第一天我丈夫去了离这里不足70英里的一个海岛，很喜欢那里的空气，也很享受游泳，所以当Nevins先生回宁波时，捎来他的信让我们赶快都去。我一天时间就做好了准备，恰好丁韪良夫妇一家也决定去，于是我们同乘一船，带上家具、床褥、炊具、给养等物，本打算住一个月，结果在岛上住了6个星期。我们回来前才两天，感觉健康已大大改善。那里的日夜温差只有1度，这里却是12度。”玛格丽特写这封信的时候，“雨正从屋顶漏下来”。信中说的海岛就是普陀山。玛格丽特给姐姐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普陀山的生活：“我想我以前肯定跟你讲过普陀，因为两年前我短暂地访问过那里，不过我愿再次加以描述。这个小岛4英里长、2英里宽，有一座很高的山，山上都是耕地，满是茶圃和红薯藤。岛上寺庙里住着2千僧人，寺庙萦绕在枝叶婆娑的美丽樟树间。Nevins夫妇、丁韪良夫妇、我和我丈夫、我的两个孩子、丁韪良的孩子，我们住在一座200年的两层楼古寺里，四周的围墙超过2英尺厚。我们住在楼上，用中国的席子隔出不同房间。在一个美丽的月夜，Nevins夫人用她带来的吉他为我们演奏小夜曲，直到断了一两根弦，她才把吉他放下。男士们用笛子来补偿吉他的损失。”普陀休假期间，丁韪良还遭遇了一次海盗：“丁韪良是如此喜欢这个小岛，要知道他来中国后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他的身体需要休养得更久些，于是他返回宁波，去取另一个月的补给（岛上只产水稻和茶叶），回来时共带了价值29美元的物资。和他一起还有Russel先生，也是为了补充物资跑这一趟，他的怀表、绒面呢套装等物，都叫海盗抢走了。海盗上了他们的小船，连船带物，一抢而光。不过几小时后他们还是坐另一艘船抵达了普陀，别无风险，因为这些海盗从不伤人性命，除非遇到反抗。他们告诉丁韪良，他们不当海盗就会挨饿，因为家乡广东战乱，他们失去生计，只好抢劫。镇海一带有人看见39艘武装海盗船，不过当他们听到有汽轮来追击，立即散入大海了。等我们返回到那里时，一艘也看不到了，虽然离开了6个星期，我们发现一切都和我们离开时一样安全。这个省的人民是中国人中最优秀的，据说他们比许多其他省的人教育更好，更勤劳，更和平。这里的广东人就非常不同，几乎都是海盗。”孟子元本心是要扎根中国的，不幸染病，在宁波宣教8年后，全家于1858年返回美国。丁韪良说他和哥哥孟子元到1858年春季之前算得上是“连体婴儿”，就是指孟子元夫妇在1858年4月带着孩子不得不离开了中国，丁韪良自己差不多同时北上上海、北京，开启了他在华生涯的新篇章。兄弟二人从此东西悬隔，再无相聚之日。在1904年为孟子元写的纪念文章中，丁韪良这样回忆他们半个世纪前初到宁波时的传教生活：“（到宁波后）我哥哥负责最早由R. Q. Way牧师开设的男童学校。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实在不好说谁的任务更艰难。他的老学生中有几个，仍在教会任职，现在也都有一把可敬的灰白胡子了，回忆起他们的孟先生（Mang Sien Sang）时，一定满怀着常新常在的爱意。”孟子元在宁波教学的成果，也见于玛格丽特于1867年5月21日写给弟弟雷迪克（Redick Mckee Wylie, 1831-1904）的信：“我相信他在中国所成就的善，将随着时光而延续——比如，他的几个学生已成为很有用的牧师，其中Ling Yien在6或8年时间里就建立起拥有100个信众的教堂。这些出身贫穷寒微的人正把自己贡献给传播福音。”关于孟子元染病，丁韪良这样写：“除了管理学校，我哥哥还在布道上花了很大精力，特别是夜晚，面对很多聆听者，在那座吸引了好奇人群的新教堂。事情发生在1857年夏天。布道之后，必须过河才能回到家，他常常把自己的老爱好派上用场——游泳过河。他频繁这么做，终于有一次，当他上岸后，发生了喉出血，这就终结了他在中国的宣教使命。没有什么医疗手段可以恢复他的声音，于是，过了几个月，他就接到命令返回美国。”非常遗憾的是，现存玛格丽特的家书没有这个时期的，晚于1855年的几封，都是返回美国后写的，其中最早的一封是在海上漂了四个月后抵达纽约时在船上写给长兄小安德鲁的（1858年8月9-11日）。这封信里提到：“我们到了这里，才听说了一些宁波的消息，我们的丁韪良兄弟去北京所乘的汽轮沉没了，他夫人病得很重。这可真是坏消息，然而只有上帝知道怎么样。”信末问候小安德鲁的儿子，叮嘱道：“问问他，是不是想见到他的中国表姐妹和表弟？”咽喉伤病是对孟子元事业的致命打击，丁韪良说他后来再也没能独立主持过一个教堂。前引玛格丽特写给弟弟雷迪克的信，提到孟子元因身体原因，在教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对待，诉了一些苦，又说：“倘若孟子元的声音能恢复，他应该可以在教会得到高级职务。听他布道，你会更爱基督。”在两个月后写给姐姐伊丽莎白的信中，玛格丽特又提到孟子元：“他周日早上的布道，讲的是经文‘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到场听众很多，听得很专注。尽管声音还是很虚弱，也许可以说是很小声，但他会是你听过的布道者中最生气勃勃、最实际的一个。无论在哪里，既作为牧师，又作为教师，他总是给出最大努力，让所有人都满意。”孟子元显然并未放弃。休整了十来年，身体略略恢复，他就计划重返中国。艾莉森·哈克写道：“1872年孟子元再次申请前往中国宣教，玛格丽特立即干预，她给长老会的一位上层写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丈夫申请重返中国，但他一点也没有同我商量。我必须承认，我对此有不同看法。我们的孩子，7 人中有5个还活着，他们都极为脆弱。……对此事通盘考虑之后，我觉得还是由委员会来决定吧，我知道您是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不奇怪的是，孟子元家未能返回中国。玛格丽特死于1898年，孟子元死于1904年。”丁韪良怀念哥哥的文章最后说：“我梦想着可以在他位于俄勒冈河岸边的新家与他重聚，然后一起钓鱼、打猎、游泳，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分开的这么多年都忘记掉。然而上帝召唤他去到那更高的愉悦了。如果我被允许前往那‘纯乐之地’，我最先要寻找的面容中，就有我哥哥的，那样，我们会重新结上我们两人间被死亡切断的纽带。”玛格丽特1859年2月10日写给长兄的一封信，是报告母亲去世的噩耗。他们一家抵美后返回布卢明顿，所以玛格丽特还有机会陪母亲走最后一程。信中也提到孟子元病情有很大好转，“但远远谈不上康复，路易维尔的医生建议他去德克萨斯，他上周出发，希望看到那个有着动人景致的地方。我估计他会在那里停留两三个月”。信中写母亲最后病痛甚重，咳嗽得厉害，呼吸困难，以至于说不出任何临终遗言。“愿她去到了一个没有罪负、没有苦难的地方。”我在追踪这些材料和故事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个也许对专业研究者来说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那就是传教士的历史，或者说海外宣教的历史，也存在官私两个不同的版本，这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是传教士的妻子们有否被提到。在我的调查中，丁韪良的大姐、孟子元的妻子以及丁韪良的妻子，她们三人的资料在教会官方历史书写中几乎没有介绍，有时甚至连名字都不提。她们的资料只见于家庭史料。如果不是关注孟子元，我不会注意到玛格丽特，而玛格丽特的材料是因为她的校长父亲才被整理被展示。只有当我们进入资料，这些妻子们的形象才生动起来、丰富起来，而且我们会发现，在海外宣教的大事业中，女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印大档案馆还收藏丁韪良1896年书信五封，其中一封给当时的印大校长约瑟夫·斯万因（Joseph Swain, 1857-1927），其余都是给波伊森夫人（Mrs. Boisen）。波伊森夫人是谁呢？就是路易莎·波伊森（Louisa Wylie Boisen, 1839-1930），是西奥菲勒斯·威利（Theophilus Wylie, 1810-1895）的长女。西奥菲勒斯·威利是威利校长同曾祖父的堂弟，从1837年起在印大任教，讲授自然哲学、化学、物理、数学、地质、希腊文、拉丁文，等等。他渊博多才，被称为“文艺复兴式的人物”（Renaissance Man）。
约瑟夫·斯万因（Joseph Swain，1857-1927），曾任印第安纳大学校长
路易莎·波伊森（Louisa Wylie Boisen，1839-1930）
在印大早期历史上，西奥菲勒斯·威利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多种课程的教授，还承担起图书馆长和校舍管理员的工作，并且两度担任代理校长，创建了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在印大早期的自然科学科系建设中至为关键。他在威利校长的寡妻、玛格丽特的母亲于1859去世之后，买下那栋二层砖楼，在那里住到自己于1895年去世（直到1903年他自己的寡妻去世后这栋房子才出售）。现在印大把那座楼命名为“威利旧居”（Wylie House），“威利”不仅指校长威利，还指西奥菲勒斯·威利。
对丁韪良来说，威利校长的影响固然大（柯饶福在书中重点从神学思想角度论证较多），西奥菲勒斯·威利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丁韪良在中国办学极为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这些科目可以追溯到西奥菲勒斯·威利。在1896年10月11日的信中，丁韪良告诉波伊森夫人，他翻阅了印大的新手册（Catalogue），“惊讶于印大与自己在校时相比已大大扩张，那时您可敬的父亲一个人就打理着化学、物理和地质三个系。不过，教授越少，学生与老师的联系越紧密；学生越少，他们得到的关注就越多。这不正是小学院的好处吗？我们1846届学生一共才9个人，几年间我天天都会被点名诵读拉丁文或希腊文，要不就是在黑板上写一篇悲悼文（lamentation）。”1896年丁韪良出版《花甲记忆》（A Cycle of Cathy），让出版商给印大的斯万因校长寄了一本。丁韪良这时在纽约治病已经一年多，他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因病（可能与他夫人去世有关）辞去同文馆总教习一职，回美国治病，住在纽约第156街的Audubon Park。经过一年半治疗，身体明显好转，也许丁韪良静极思动，想起自己从印大毕业已50年，有了返回母校参加纪念仪式的念头。于是他给斯万因校长寄书，并主动写信给波伊森夫人，后者自然立即邀请他返校，并代表自己的母亲邀请丁韪良到家里来做客。波伊森夫人本人也是印大的一个传奇。她是最早从印大毕业的7个女生之一，又率先加入以希腊字母命名的、最早的女生社团Kappa Alpha Theta（1871）。不仅她本人隶属这个社团，后来她女儿、她女儿的女儿，都加入了这个社团。和她一起读书的女生中，有3个嫁给了印大同学，显然是读书时就打好了基础。波伊森夫人自己毕业后嫁给了印大的一个教授，所以她一生都是在印大校园里度过的。她接过父亲生前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为印大补写早期校史，因为1883年及之前的几场火灾毁掉了印大早期档案，连学生名录都需要重新填补。印大档案馆的丁韪良卷宗有西奥菲勒斯·威利为丁韪良写的小传，并附丁韪良本人应西奥菲勒斯·威利的要求而填写的表格。在1896年5月12日的信中，丁韪良给波伊森夫人的信一开头就说：“我相信你是印大的校友，所以我给你写信，作为一个老朋友，向你打听个事。”他要打听什么呢？就是印大毕业典礼的日期。他说：“我6月10-18日因事要去纽约州西部，如果时间不冲突，我想把旅行延伸到印第安纳。我的1846届老同学中，唯一我能见到的是克拉克（D. J. Clark），他在伊利诺伊州的Puducah（丁韪良把肯塔基州误写为伊利诺伊州）。这是我们的50周年庆典（jubilee），可是50年前毕业的9个同学中，少于一半还在世，而且我很怀疑我劝不劝得动一个来母校和我见面。我会给克拉克写信。……请代向你母亲致意。你父亲去世时我给她写过信。”信末添了一行附言：“请允许我加一句，这封信只是求问信息，不可理解为寻求邀请的暗示。”丁韪良1896年与波伊森夫人的通信（收藏于印第安纳大学档案馆）
波伊森夫人一定立刻就回信了，正是丁韪良期待中的邀请。他5月28日的信中说：“感谢你这么快就回信，特别要感谢你和你母亲的热忱邀请。”但这时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波伊森夫人在回信里肯定说了毕业典礼的日期，跟他的日程冲突了。于是他写道：“恐怕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了。毕业典礼时，我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呢。只有我一个人去当46届的代表，痛苦会多于愉悦。我的感受会有点像那些骑士候选人在坟墓间孤独地守夜。我给在肯塔基州Paducah的克拉克写了信，不过还没有回信。其他人，我只知道我哥哥的地址，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在东岸还是西岸。”在第二页与第三页的夹缝里有一行小字：“我的信刚刚退回来了，上面写着‘已故’。”
可能波伊森夫人信中写到了布卢明顿和印大校园，当然是为了勾起丁韪良对母校和故园的甜蜜回忆。也许是一种回应，他在信里提到了布卢明顿：“对你来说，布卢明顿总是同一副面孔——尽管阴云曾一再笼罩你的人生——因为变化都不是发生在一天两天之内，而且你会随着你的孩子的成长而更新你的人生与兴趣。对我来说，它是年轻时的伊甸园，如同不复存在的特洛伊（Troja fuit），只时不时地浮现于记忆中。”有两封信都写于1896年10月11日，第一封是因收到波伊森夫人寄来的印大新手册，为了表示感谢。这封信寄出两个小时后，丁韪良收到波伊森夫人的来信，于是赶紧写了第二封信。可能波伊森夫人在信里再次邀请他前去布卢明顿做客，他回信说：“感谢你和你母亲邀请我去访问你们，不过这种快乐我不太可能享有了，医生宣布我的身体亦然康复可以远行了，我正期待着返回中国，度过我在尘世葡萄园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段辰光。”大概这封匆匆补写的信主要是为了回答波伊森夫人的提问，她一定提到了8月底9月初李鸿章到访纽约之事。丁韪良写道：“至于你说起李鸿章，我记得是从Café Breton去会见他，在华尔道夫的宴会中坐在他的右首，替他写了一段演讲词——全文发在《独立报》上——那段演讲词里，我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事。我的书里对身居高位的满大人的描述（与此无关），早在他动身前来西方之前就已经进印刷厂了。”波伊森夫人的信应该还说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她的妹妹玛格丽特（Margaret, 1843-1938）的丈夫、曾任南达科他州州长的印大校友Arthur C. Mellette（1842 -1896）在5月去世了。玛格丽特之所以会嫁给他，也许是因为他在印大读书时曾租住在威利家。我参观威利旧居时，Jim特别让我看二楼摆着两张窄木床的房子，说，这间房是租给学生的，两人一间，威利自家的孩子则要三五人合住一间。波伊森夫人之所以会提到此事，可能此时玛格丽特正在布卢明顿看望母亲。丁韪良对此也作了回应：“我清楚地记得Mellette夫人。我某一次到你家时，看到过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和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两人看起来非常相爱，那小伙子就是后来的达科他州州长吧。请代我问候你的妹妹。”丁韪良在信里详述了自己返回中国的旅行计划，比如要先到新奥尔良，从那里坐火车到旧金山，再上船进入太平洋。他强调自己不会早于次年3月动身，事实上他1897年春就已返回北京，这说明他出发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在5月的信里他说会和儿子（一个梵文和希伯来文教授）一起过夏天，还提到他的弟弟（一个神学教授），显然这一两年里他享受了和家人的欢聚。在给波伊森夫人的最后一封信里，他解释为什么还要回中国：“在这里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是在那里有特别的工作在召唤我。”这时他快70岁了，大概他自己都想不到，两年后，还有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相当于校长）的重大使命在等着他。丁韪良出生成长的小镇利沃尼亚，在印第安纳州南部，属于华盛顿县。我在调查丁韪良家世的过程中，逐渐对19世纪中西部拓荒史有了一定了解，原来印第安纳的拓殖是从南部开始的，因为拓荒者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肯塔基州，而那些穿过俄亥俄前来印第安纳的，则往往顺俄亥俄河而下，也是在南印第安纳上岸。所以在印第安纳州的早期历史中，南部发展在先，北部在后，这非常不同于人们今天对该州经济发展的印象。丁韪良的父亲老马丁也来自肯塔基，是印第安纳州边疆（Frontier）时期最具影响的长老会牧师之一。研究者的共识之一，就是老马丁对丁韪良一生事业的深远影响。当然，他对子女的影响不只反映在丁韪良一人身上，他的十个子女中，三个儿子都成为牧师，其中（如我们已知）两个远赴海外传教；他的七个女儿中，有五个嫁给了长老会牧师。老马丁自己同样生长于一个宗教氛围极为浓厚的家庭，他的三个姐妹夫都是牧师，其中William A. P. Alexander因在夏威夷岛的传教事业而声名远扬（丁韪良的中间名就来自他）。我在印大图书馆查到的本州教会史和本州地方教育史的著作，都表彰了老马丁在拓荒时期的独特贡献。
1898年出版的《印第安纳长老会早期历史之贡献》（Contributions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Indiana, by Hanford A. Edson）第七章用了6页纸写老马丁，其中有关教会内派别纷争的我们这里可完全忽略，有关老马丁个人特点的记录可以帮我们想象丁韪良眼中的父亲：“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瘦高个儿，六英尺多高，面容白皙，年轻时俊秀，上了年纪也挺帅气。他感情丰富，多愁善感，容易流泪，声音既甜美又有力。无怪乎这些才具使他在边疆吸引了那么多听众。”该书引证许多人的回忆，描述老马丁布道演讲的特点，那就是口若悬河，感情充沛，一气呵成，泪水涟涟。比如，多年后有人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马丁神父，他可绝不是那种虚情假意的人。当他讲到基督所受的苦难时，他会声音哽咽，眼中满含泪水。”老马丁不仅在传教布道方面足以载入印第安纳的历史，他还在该州早期教育史上有相当贡献。1819年秋，搬家到利沃尼亚之后不足一年，他就建立了一所学校，先设在自己家，后在家旁边专门盖一间木屋，这所学校后来获得了一个特别的称号“老木屋学院”（Old Log College），是印第安纳州历史上第二早的同类学校。1927年，本县历史学会的敏妮·克拉克（Minnie B. Clark）在《印第安纳历史杂志》（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上发表《利沃尼亚的老木屋学院》（The Old Log College at Livonia），是迄今有关这所学校最重要的研究文章。敏妮·克拉克说，老马丁建立这所学校的最初目的是“教育他自己的儿女，邻居的孩子，以及任何愿意来受教育的人，从而提升茫茫林海里这一小小社区的生活”。据她考证，生源从一开始就超出了本地范围，甚至吸引了相邻各县的家庭，学生数量出乎意料，老马丁的妻子只好参与照料学校事务，后来大女儿玛莎又代替妈妈成为学校的助理教师。从这个小木屋里启蒙的学生，有很多后来成为了律师、牧师、商人和学者。敏妮·克拉克引述多位老学生的回忆文章，生动再现了老木屋学院的往昔时光。在正式入学之前，孟子元和丁韪良就已经每天都泡在学校里，和学生们一起嬉闹、一起上课，孟子元还被一个学生打伤过。丁韪良后来回忆说，他最早就是从一些学生那里学得零零碎碎的希腊文单词。除了中间为三个儿子上大学搬家到布卢明顿6年之外，老马丁一家一直住在利沃尼亚。1849年冬孟子元和丁韪良兄弟齐赴中国，老马丁一定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生的志业：既是教会的牧师，又是学校的教员，是布道者，也是教育家。孟子元不幸因健康原因未竟其志，丁韪良则在中国为这两项事业努力了66年。丁韪良兄弟俩到达宁波三个月之后，1850年9月10日，老马丁在利沃尼亚去世，享年70岁，葬在离家不远的利沃尼亚墓地。我在布卢明顿和印大做调查时，就已给华盛顿县的历史学会发邮件，说明了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并说打算去查看一切可能与丁韪良有关的资料。很快就收到回信，说资料不多，但愿意核查，欢迎来访。照说我还应该调查丁韪良兄弟出国之前就读的长老会神学院，但这家神学院早就从印第安纳的新阿尔巴尼迁到芝加哥了，我去信询问，收到热情回复，但很显然他们那里并没有我想要的资料。而且我相信，柯饶福对教会系统内部的资料早已挖掘罄尽，所以我放弃了调查神学院档案的计划。不过在离开美国回北京前，我还是到芝加哥大学旁边的这所神学院看了看，算是稍稍补偿。因而，我对丁韪良的调查一直局限在印第安纳境内。这一调查的最后一站是丁韪良的故乡。9月11号我和朋友一起开车前往华盛顿县，在去历史学会所在的县治萨勒姆（Salem）之前，我们先访问利沃尼亚小镇。穿越一片又一片美丽的农田，南印第安纳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先到小镇西头的长老会教堂，那么醒目，无疑是这个不足100户人家的小镇最高大的建筑，远远地隔着树林和玉米地就看得见。当然这并不是老马丁时代的教堂，那时小镇整体上靠南一些，如今那里只有玉米地了。这意味着不仅老马丁时代的教堂、家宅都已不再，我十分神往的老木屋学院亦无可觅踪。虽说已临初秋，暑热依然逼人。我们向南到利沃尼亚墓地，进去寻访老马丁的墓碑。艳阳亢热，一棵树都没有，形态各异的墓碑反射着阳光，草间虫子激烈的鸣叫几乎没有变调，仿佛均匀地弥散于空中。看到了许多个写有Martin姓氏的墓碑，都不是老马丁的。最后，终于，在汗流浃背之时，找到了老马丁，原来在墓地的最北边，一座灰色石灰岩、高高挺立、本该一进来就看到的方尖碑式墓碑。墓碑上半部朝东的一面，刻了一把倒置的火炬，火是生命与光明的象征，火炬倒置大概寓意着“那不可避免的时刻”。火炬之下，在墓碑的下半部，是有点漫漶的铭文：“为纪念Rev. W. W. Martin，许多年里他担任利沃尼亚的长老会牧师……终其一生服务于主，至死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墓碑朝东，那不仅是太阳升起的方向，也是他的家、他的教堂、他的老木屋学院所在的方向。现在，从墓地所在的低矮山丘往东看，只有无边无际的、青苍苍的玉米地，只有和平与静谧。我们随后向东开车一刻钟，到县治所在的萨勒姆。和许多中西部小城一样，萨勒姆也是以法院广场为中心，广场正中矗立着庄严的县法院。这个广场隔开了东西向的市场大街和南北向的主街，形成一个交通繁忙的方形环岛。广场东的东市场大街路面深红，迥异于全城其他地方，原来密密地铺着红砖，两侧都是历史建筑，大树高耸，花丛掩映。县历史学会就在这条大街的南侧。忐忑不安地按下门铃，黑色大门打开，一位看起来60多岁的女士笑盈盈地说：“我们正在等您呢。”回我邮件的Kathy是主持历史学会日常工作的，开门迎我的应该是一个义工。之所以拖到今天才来，是因为Kathy说学会的县史专家杰里米·艾略特（Jeremy Elliott）一直休假，本周才回来上班。现在他正在图书馆找我在邮件里特别列出的几篇文献。还未坐定，（非常抱歉）我没有记住姓名的义工女士拿来一叠文件，说是他们找到的与丁韪良及其家庭相关的材料。首先吸引我的是一张剪报，看不出是什么报纸，日期是1900年7月20日，第一句就是：“在北京被杀害的美国人中，有丁韪良牧师，他是在中国地位最高的美国人。”京师大学堂有一个美国教习被义和拳民杀死在街上，消息回传到美国，讹为丁韪良被杀，上了报纸。和印大档案馆的那个卷宗一样，这个县历史学会收集的材料包括了一切相关的地方史史料的原件或复印件，比如马丁家族的各类注册档案和法律文件，地方史著作中有关老马丁或利沃尼亚长老会教堂的章节，很多年前研究者调查老木屋学院时收集的原始史料与工作笔记，以及学会接待过的研究者们的往返邮件。由这些文件可知，印大研究生罗伯特·加里森（Robert L. Garrison）1985年2月曾来信调查丁韪良，不知道他的研究有没有后续发展。从陆鸿基的文章看，他来这里调查过，只是没有反映在卷宗里。可以想象，下一个调查者很可能会看到我与Kathy之间的邮件。杰里米·艾略特从东侧的图书馆出来了，带来了我在印大图书馆都找不到的一本书《上帝之下的朝圣者》（Pilgrims under God），作者是曾在利沃尼亚担任牧师的Keith A. Kensinger。没想到只是一本小册子，是1966年教会自己印制的，难怪不见于印大图书馆收藏目录。不过这个小册子里记录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对理解老马丁时代本地长老会内部事务是非常有用的。杰里米·艾略特果然是县史专家，任何问题都应答如流。比如，我提到在利沃尼亚墓地看到很多墓碑都是姓Martin的，他马上说，Martin是本县最大的姓氏之一，差不多都与丁韪良家族有关。然后历数马丁家族在本县的各个支系、居住分布，第一个就是老马丁的父亲，一位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我后悔没有先来学会，再请他一起前去利沃尼亚，那样一定可以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历史知识。就我的调查来说，这个历史学会最重要的藏品是丁韪良晚年所写的两封信（1914年和1916年），似不见于任何著录。这两封信都是写给Cousin Grace的，这个Cousin Grace是丁韪良的堂侄孙女，她这时与丁韪良联系，可能是为纪念长老会在利沃尼亚建立教堂满100周年做准备，有些家族历史问题要问丁韪良。丁韪良年事已高，笔迹潦草，难以辨认，但看不出有手颤的痕迹。写于1914年4月28日的信主要内容如下：你对往昔的调查走得如此之远，我怕是帮不到你。我祖父Jacob Martin在我长大到能记住他之前就去世了。据说他常把我抱坐在他膝上，称我“我的白头孙儿”。他的儿子中有一个，我们称为Cousin Issac，是同一时期去世的。
那座小小教堂的庭院（墓地）里宝藏着多少珍贵的灰尘啊。我父母都在那里，还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们其余的则住在地球上的各个地方。我最小的妹妹Anna（Morten夫人）三月在加州去世，享年82岁。我是10个子女中仅剩的一个，而我的生命也正如秋天的树叶。
我在保定府过了生日，和我的养女A. M. Cunningham一起。我本不欲人知，可是她把街坊邻居都叫来了，晚餐时还上了一个巨大的蛋糕，点了87根蜡烛。
11号回来，我看到上百封贺信和一车装的卷轴，其中最棒的来自袁总统。
64年来，我操劳于把十字架种植在中国人心里，我的努力虽不能说是尽付东流，但中国官员似乎更欣赏我引介国际法的工作。
信中说的袁总统就是袁世凯。前举福斯特那篇文章引长老会高层人物布朗牧师（Rev. Dr. Brown）的话：“我1909年在北京见到丁韪良时，后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儿子，每周三次来丁韪良的住所，接受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方面的训练。”这说明丁韪良与袁世凯一家早就相熟，所以他87岁生日时总统本人会送一幅贺寿的卷轴。
第二封信写于1916年5月4日，这时去丁韪良之死只有半年多了。主要内容如下：多谢来信和新教堂的照片。
我父亲到此100周年是值得纪念的，我自己出现在这里却不早于1827年4月10日。
我生理和心智的生命是从那里开始的，对它的回忆我现在可以写上好几页。
我记得你的曾祖父（我们叫Uncle Aleck）和你的祖母。
那个教堂庭院以前是我和好多人的社交场所。谢绝再渡重洋，我将埋骨战场。
感谢上帝，这场战斗并未以失败告终。
我们从各方面都看到事情会好起来的迹象。
卸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校长（president）之后，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督察崇实馆，这所有120个学生的学校，是我自己53年前创建的，如今学校已大大扩展，建筑增多了一倍。Deo Soli Gloria（唯神荣耀）
与堂侄孙女Grace的书信往来，是丁韪良在生命进入秋天树叶将落阶段与故乡意外的连接。看到我用手机一页页地拍照，Kathy说可以复印，只是复印要收费，A4纸一页收25美分。我请她把眼前这些文件全都复制一份，那位义工女士很快复印完毕，数了数，要交10.75美元。我给了一张20美元，跟Kathy说不要找零，算我捐给学会的。其实这远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总是在真感激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即使是用中文。告别萨勒姆，结束我在印第安纳追寻丁韪良之旅。太阳挂在西天，仍是那么明灿灿，只是不再有炙烤之威了。晚风清凉，北返布卢明顿的旅程十分惬意。按最初的计划，我还要向南去，直到俄亥俄河边，因为丁韪良可能是在河里做出前往中国的决定。丁韪良去世后，美国长老会传教组织在上海出版的月刊《中国纪录》（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了阿瑟·史密斯（Arthur Smith）的文章《丁韪良的人生与事业》，文中讲了一个可能源于丁韪良本人口述的故事：大概是1847或1848年，正在新阿尔巴尼神学院读书的丁韪良为了挣钱养活自己，中断学业，到河对岸的路易维尔教书。有一天他过河看望到那里走亲戚的妈妈，带了一本法国小说在船上看。读着读着，丁韪良感觉小说故事在道德上实在无法接受，他把这本书丢进了急速西流的俄亥俄河里。这一瞬间所感受到的强烈冲击使他认真反思自己的人生计划，他说这是他思想上的转折点。几天后他返回新阿尔巴尼，继续神学院的训练，为传教士人生做准备。我知道，今天的俄亥俄河已完全不同于一个半世纪前，正如利沃尼亚不再有老木屋学院。我所能做的，只是勉力在档案中窥探往昔，哪怕只是恍恍惚惚的一瞥。本文来源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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