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人们常说，韦伯的著作体现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应。如其所述，这是一个误导性的陈述。实际上，对韦伯社会学著作而言，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是德国发展的迟滞。以英国模式的标准进行判断，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实质上是“成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到1990年，英国可以被视为已经“工业化”了近半个世纪。实际上，当绝大多数社会学宽泛地谈及“19世纪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指的是英国，它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楷模。但问题是，在德国"发生的向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转型仅仅是19世纪的最后时期；它的发展并没有同时出现“成功”的资本阶级革命，而是在普鲁士军事帝国主义所确立的政治集权化的进程框架之中展开。因此韦伯在其社会学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及其前因和后果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德国社会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特征的结果。这样的关注奠定了其对易北河东岸土地问题研究的基础。在出版之初，这一著作受到了保守集团的赞许，因为他在“波兰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但他在这个研究中更为普遍的观察实际上内含了对大地主的经济地位式微的赞赏，这构成了他后续政治思考的主要立场。作为普鲁士经济基础的东部“封建”的农业结构必须让位于商业资本主义。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安东尼·吉登斯 著
何雪松 / 赵方杜 译
格致出版社
2021年1月
然而，韦伯的分析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容克地主以前的霸权和他们式微的地位都不能以严格的经济术语进行解释。容克地主不仅立足于经济上对农民的“剥削”，而且是政治统治的一个领域，扎根于统治和被统治直接明确界定的传统关系。韦伯认定，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及其在德意志的政治成就，是在容克的传统权力基础之上实现的。但正是因为容克地主导致了德国的统一，所以他们“为自己掘下了坟墓”，国家的统一使得德国首次成为中欧的主要强权国家，这经由工业化的推进而得以维系。只有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才能与其他欧洲国家抗衡，也只有这样才有资源去面对韦伯终其一生都视为东部主要危险的俄罗斯。实际上，韦伯谈到，容克在维持着“贵族”的假象时，已经卓有成效地成为商业化的土地拥有者。资本主义已经
侵蚀了容克及其劳动者的社会特征。在上世纪（即１９世纪）的前半期，容克是农业领主，他的雇农的土地已为其掠取，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他们在小范围而言是务农者，拥有领主农业资源管理者的直接利益。但他们为不断攀升的土地估价盘剥，领主控制草原和土地，占有收成，付其工资。因此，老的利益共同体解体了，雇农成为无产阶级。
依附农民（Instleute）的地位不断被侵蚀的后果是，来自东部的农民迁移到德国西部扩张中的工业领域。“对德国而言，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的决定性问题，是与东部的农业社会和西部之间的对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与其进一步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韦伯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与世纪之交正统社会民主党派所倡导的明显不一样。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几乎全部从经济的层面对农业东部不断变化的特征进行解释，韦伯辨识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交织关系。因此，韦伯在解释劳工从土地上外流之时，抛弃了这样的问题可以从纯粹经济的角度予以解释的观念，更确切地说，近期的驱动力是从依附劳动者这一限制性关系中获得“自由”这一更具普遍意义的观念。韦伯重申，“面包与黄油问题是次等重要的”。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韦伯从其对农业问题的解释及其与德国政治的关系之中所获得的启示联结在一起并在一般层次上予以强调。将这部著作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面攻击——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是误读。更确切地说，韦伯提出的推理路线与德国的社会结构有关，立足于一般的智识路径，引出他的立场，而这与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典型概念是相抵触的。他在政治领域放弃与社会民主党派的纠葛，而这是基于他对德国社会发展趋势的阐释，从接受海德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的特定元素中获得了智识基础。韦伯1904—1905年间阐述的方法论立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李凯尔特，立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而这是后者的哲学。韦伯借此对唯名论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方法论批评，以作为一揽子计划应用于历史；在政治行动层次上，这确立了他抛弃社会民主的基础，因为后者体现了伦理和政治主张的不合理融合。正如他对社会主义的评价：“我将不会加入这样的教堂。”为了在方法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韦伯连带对德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具体特征进行了评估。他同意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分析的特定元素，但依然摒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单面性”，这样的“单面性”不允许任何宗教信仰体系具体形式的符号内容的积极影响。因此，他同意，“教会属于欧洲国家的保守力量，首先是罗马天主教会，但路德宗教会亦是如此”。然而，他在卡尔文宗那里发现了并非保守的而是革命的宗教冲动。然而，正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显示的那样，路德宗表现出对加尔文派的重大“超越”，推动宗教伦理以“天职”渗透到理性劳动的规制之中。宗教改革本身并没有实现与传统主义的激进背离。总体而言，路德宗如同天主教致力于“支持农民的保守生活方式，反对城市理性主义文化的宰制”。两个教派都认为，领主和农奴所包含的人际关系比起市场里的商业关系更容易以伦理的方式进行控制。“常常将天主教和路德宗与加尔文派相区分的深层次的、历史上形成的对立强化了欧洲教会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因此，为了辨识加尔文派与现代理性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结，韦伯与此同时考察德国这一个案的具体情形。加尔文派认同“入世禁欲主义”，从而超越传统主义，这是以往经济结构的特征。德意志经历了现代时期的第一次“宗教革命”，但路德宗并没有与传统主义决裂，而是引出伦理动力，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相反，路德教会成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堡垒，并持续到20世纪。韦伯在其政治著述中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说明了路德宗与普鲁士帝国的兴起之间的直接关联：“新教将国家合法化为暴力的手段、绝对的天授团体以及合法的强权国家。路德将战争的伦理责任从个人转移给国家权威，在任何情况下遵从这一权威，而不是其他宗教信仰，绝不可能视为罪过。”因为这一著作将韦伯带入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结构分析的对峙，不可避免的是，针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争议主要围绕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观念的角色”。韦伯自己在这方面严厉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观念体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最终”会化约为经济因素这一主张“完全过时”了。事实是，“物质”的和“理念”的因素之间并没有单向的关系。但这一著作背后是与马克思主义更深入的分歧，涉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理性的基本结构，体现在凝练这一立场的含义——如同他在非西方文化研究之中所阐述的那样。韦伯再次将其出发点定格在他对德国现状和“俾斯麦遗产”的阐释上。韦伯著述之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他强调“政治”而非“经济”的独立作用。辨识出源自19世纪早期的两个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相应地在最小化国家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政治”被认为是次要的和派生的。马克思主义承认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视其表达了阶级利益的非对称性，因此是一种当阶级社会为社会主义取代之后就会消失的社会形态。韦伯的确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所宣传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运行其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断裂。社会民主党的确是在国家“之外”，特别是反社会主义法生效期间，但在韦伯看来，政党获取权力的唯一机会是通过选举制度。然而，根据他的分析，它在这方面越成功，他们就越是被迫成为官僚化的“大众”政党，从而整合进现有的国家体系之中，并不再能提供任何“替代选择”。他基于同样的理由摒弃了自由左翼。在韦伯看来，1848式的自由主义在德国统一之后已经陈旧过时了。对韦伯来说，自由左翼的假设——通过政治选举权的全面拓展而“最小化”政治权力——是与德国政治发展趋势不相容的。在德国国内，俾斯麦统治的主要残余是存在一个官僚国家的文官制：“群龙无首的民主”不可能改善垂死的、衰败的阶级的政治霸权这一现状。就外部而言，德国发现自己为强权环伺：德意志统一的实现就是普鲁士在其他主要欧洲国家面前伸张军事权力的结果。因此，如何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德国不能跟随英国或美国的政治发展所遵循的同一模式。韦伯在不止一个场合对美国和德国的历史处境进行了对比。德国已经处在这样一个状况，它“已经迫使我们维持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耀，可以说，是在一个刀光剑影的世界之中全副武装的军营里”。另一方面，美国“却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并且“也不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美国占据的次大陆的区域隔离是“形塑民主状况的真实历史印记；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强权和好战的邻居在侧，它将如我们自己一样被迫穿上甲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将其放在桌子的抽屉之中等候战争的行军号令”。这一评论指引着韦伯对国家与政治权力的一般性的概念化，这一点在《经济与社会》里进行了阐述。与同时代的思想家（诸如涂尔干）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道德设置相反，韦伯强调国家通过使用武力主张在明确的领土范围内的所有能力。现代国家是“基于领土的强制联合”，是在疆域内垄断合法控制武力的使用。他认为，不可能根据一个“政治”集团所服从的特定的目的类别而对其进行界定。“此处，没有政治集团偶尔寻求虚妄的目的，从个人安全的保障到正义的施行，所有可指出的都未忝列其中。”因此，集团的政治特征只能根据武力运用的垄断予以界定，这是“手段”而非“目的”。在韦伯的社会学中，法治—理性国家的组织被应用于导出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进展的一般范式。他对这一方案的应用——经由“官僚化”这一概念为中介——再次以明确的方式表达了“政治”相较于“经济”的独立特征。对马克思和广泛意义上19世纪的绝大多数社会思想而言，官僚的问题并不显著——这一事实可直接追溯到将政治组织视为严重依赖于经济权力（阶级统治）。当然，韦伯没有否认现代资本主义牵涉基于资本和工资—劳动的阶级体系的兴起。但对他而言，这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的不断分化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结构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韦伯不是从经济推导到政治，而是从政治推导到经济：任务的科层专业化（这是法治理性国家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特质）被视为资本主义最必然的特征。因此韦伯抛弃了工人与生产方式的疏离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这一观念，任何具有权威层级的组织形式都服从于这一“征服”过程。在现代国家，基于劳动分工的专家官员是整体性地为支配管理方式所征服的。“在当代国家——这是国家概念的核心——行政人员、行政官员和工人与行政组织的物质手段是完全分离的。”在这一点上，韦伯对德国政治发展的分析回应了西方资本主义成长和欧洲社会主义社会兴起的可能结果的一般概念。德国政治发展的具体“问题”是俾斯麦的遗产，它给德意志留下了很强的集权官僚，但没有与之互补可产生独立政治领袖的制度秩序，而这正是“国家的任务”所需要的。这样的政治领袖，在过去是由普鲁士的贵族承担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一资源不再有所为了。这要留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对社会民主党的具体特征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科层化劳动分工的兴起的一般论述都强化了这一论断：资产阶级宪制是德意志唯一的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力促成了这一观念，即国家的官僚机器可被革命的手段推翻和摧毁，在韦伯看来简单得如异想天开。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催化了科层组织，而且经济的社会化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科层制的进一步拓展，因为这是根据中央计划而协调生产的。在更一般的意义层次上，这一结论可以经由分析劳动分工的征服过程而得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预期是立足于这样的信仰：资本主义将为新的社会秩序所替代。但在韦伯的概念里，资本主义被替代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不再是劳工与资本之间的阶级关系，而是生产活动的理性取向。工人与生产方式“分离”只是现代社会所有领域推进行为的理性化的一个实例而已。这个迈向科层专业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既然社会主义是基于对经济行为施加理性控制（经济的集权化），是基于经由政治与“经济”的合并（经济事业的国家控制）而导致的“政治”的消失，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官僚化的巨大扩张。这将不是所谓的“无产者的专政”，而是“管理者的专政”。韦伯对德国政治结构的分析涉及三个元素的相互交织：传统上形成的“封建”容克地主的地位、迈向由国家官僚控制的“不受束缚的官僚统治”的趋势、围绕这些因素而导致的政治领袖的缺失。这三个元素一再出现在韦伯政治社会学更一般的层次上，出现在他的统治类型的划分之中：传统的、法理的和卡里斯马的。容克的统治毫无疑问是一个用于区分传统和法理统治的“纯粹类型”的对比的一般意义，以及它们与经济的关系的近似模型（连同罗马这一个案，他经常在早期作品中将其用于与德意志的进行比较）。韦伯明确指出：“因为政府的封建权力结构通常是继承的，所以封建阶层的统治倾向于对获利活动和市场发展的自由设置僵硬的限制。”但与其一般的关注点一样，他强调的是传统统治的管理实践，而不是他们的纯粹经济政策，这限制了理性资本主义活动的成长。特别重要的是，传统管理的“模糊”特征，阻碍了形式理性和社会秩序中“可计算性”的兴起。在韦伯看来，西欧的历史条件在促进理性国家的发展以及专家治国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作为一个重要条件（包括其他条件）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然而，德国的例子显示，理性国家的成长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在英国、荷兰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官僚制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如德意志。在德国，正是官僚制国家的存在以及俾斯麦时期所形成的具体指令使得这个国家落入了“缺乏天职观”的政客手里。如同韦伯对东方文明的研究中所指出的，“职业政客”兴起于所有发达的家产制国家。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服务国王，“不像卡里斯马领袖，他们不希望自己变成领主，只是希望进入政治领主的服务体系”。但唯有西方存在职业政客，他们的生命已经奉献给“服务权力，而非王室”，他生活在“政治”之外，他所认同的合法性只是非人格化的法理原则。这一发展过程可见于欧洲不同的地方，呈现为不同的方式，但总是涉及国王和依托其成长起来的行政官员之间权力斗争的可能发展。德国是特殊的形式： 只要王朝实权在手——特别是德国这样的情形——国王的利益与官员的利益就是共同的，他们都要反对议会及它们对权力的声索。官员对获取领导地位有兴趣，也就是说，他们承担的部长位置的位阶使得这样的地位成为官员事业的目标。君主这部分对能够根据自己的指令从忠心的官员序列中任命部长深有兴趣。然而，双方都愿意看到政治领袖以合作和团结的方式对抗议会。
当然，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涉及两类官员：行政官员和政治官员。韦伯对德国这两个类型的官员的讨论立足于政治领袖特质的分析，这与他对传统统治的一般阐述有着密切的关联。行政官员需要以持平的方式执行自己的职责，如韦伯经常说的，无爱也无恨。相反，政治领袖需要“有立场”和“有热情”。政治的常规化，也就是通过官僚制的统治，政治决定转型为行政决策，这与政治行动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一现象，占据了韦伯对德国缺乏政治领袖这一议题分析的注意力，成为他在一般意义上区分卡里斯马与传统和理性—法理统治的主要元素。卡里斯马，作为“纯粹类型”全面反对例行公事。传统和法理统治则是日常管理的形式，一个与世代相传的惯例结合在一起，一个与抽象的普遍原则结合在一起。卡里斯马型的领袖，“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宣传、创造或要求新的责任”。正是这样的理由，“卡里斯马元素”对于现代民主秩序相对重要；没有这样的元素，一贯的政策制定是不可能的，国家会落入毫无领导力的民主之中，沦落到被缺乏天职观的职业政客所统治。本文选编自《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注释从略，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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