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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罗伯特·卡普兰:历史不是由最聪明的人推动的

罗伯特·卡普兰 勿食我黍 2022-08-18

《地中海三千年》
[美] 罗伯特·D. 卡普兰 著
龙瑾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1年4月


【内容简介】


与其说这是一本游记,倒不如说这是一本承载地中海历史的文化散记,沿着作者的足迹,叙述了从突尼斯的北非迦太基故地到西西里岛再到亚平宁半岛古老的修道院,以及渡过亚得里亚海抵达的的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和前南斯拉夫喀斯特崎岖海岸线附近地区的历史。作者并不是按照时间线而是根据路线和景观来展开的,这就使得本书更像一本历史散文,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历史叙述中,穿插了哲学、历史、政治、宗教、民族、神话乃至经济的种种信手拈来的探讨。


【作者简介】



罗伯特·D. 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美国前国防部长第一幕僚,美国海军学院特聘教授,《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100 位全球百大思考者”之一,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防务政策委员会委员,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美国《大西洋月刊》30年资深国际事务记者。他是第一位就巴尔干未来战争发表书面警告的美国作家,且早在2005年,他就预测了中美对峙局势的不可避免。他还是《巴尔干两千年》等15本国际事务书籍的最畅销作者,这些书籍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流行。他的报道来源于对100多个国家核心政治事务的采访,其作品深刻影响了美国历任总统。



【内容试读】


文学中的拜占庭

 
美国作家保罗·福塞尔在《海外:英国文学中的战时游记》中写道:“探险者找寻的是不为人知的事物,旅行者找寻的是历史中思想者所发现的事物,观光客寻找的则是生意经和大众传播艺术为他们准备的东西。”如此看来,探险属于文艺复兴,旅行属于19 世纪中产阶级的时代,而当公众需要从单调的工作中获取片刻解脱,观光旅游则让我们进入“我们的无产者时刻”。

旅行是一项工作,而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观光不是。对此,福塞尔解释如下:
 
以词源来说,旅行者 (Traveler)是受辛苦 (Travail)之苦的人,该词衍生自拉丁文的“Tripalium”,指一种以三根木桩架起犯人身体的刑具。早在观光兴起之前,旅行便被视作一项研究,而旅行的收获丰富了精神,有助于明辨是非。
 
从突尼斯南部沙漠到陶尔米纳,再到达尔马提亚,那个冬天我的体验都游移在旅行和观光之间。在突尼斯内陆地区及西西里本土,我往往感到寒冷不适,而且经常远离游人如织的热门景点,去的多是未经商业化的地方。尽管我竭力想要了解的是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但实际上我在那些地方遇见的仍是观光旅游业的产物,甚少新奇之处。不过也并非全无所获。实际上,即便有些地方仅属于观光客,也不意味着全无价值,至少能像课堂讲学一样带来一定的启迪。

尽管自称是名旅行者,但其实我学到的不比观光客多。20世纪70 年代,我知道对于选择了独自旅行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以接受最廉价的住宿和最艰难的环境,但比起探索当地文化,他们更热衷于找寻哪里可以买到大麻。与之相反的是,我在大型观光团中遇到的长辈,他们住在整洁的旅馆,自身仍是古老遗址的活百科。总之,我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一个全民观光的时代,游览地中海的经历增加了我对一个英国人圈子的好奇,按照福塞尔的观点,他们才是最后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者。

1927 年,一个夏夜里,罗伯特·拜伦和大卫·塔尔博特·赖斯这两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坐在希腊圣山半岛上基兰达塞尔维亚修道院客舍的台阶上谈论着小说的未来。在《驿站·圣山:宝藏与男人》这本旅行回忆录中,拜伦写道:
 
我们认为,如果要写一部能与莎士比亚、委拉士开兹和贝多芬比肩的伟大小说,那要写的就是当下。只有讲述当下,才能探寻人类精神世界的非理性成分。而且如今,人类凭借机械化交通首次掌握了世界。目前艺术家能为后世留下的画作中,其内容无关乎语言或部落,也无关乎国家或大陆,应该关注20世纪的全球。但是机遇被搁置的时间越长,其价值就会越低。西方文明越来越普世化,世界也将同质化。我们有生之年将见到这幅全球场景的多元性大打折扣……
 
拜伦所述同样可以视作关于旅行书籍的前景。75 年后,世界仍然如此多元,西方文明在许多地区只是表象。不过,较之1927 年,世界的确越来越同质化了,当时存在的交通方式几乎能满足人们去到任何地方的需要(即使时间成本更高,且不甚便捷)。

那时旅行创作的环境也许比现在更为有利,有一个原因便是没有电视或其他分散注意力的电子产品,让那些接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有了更多的阅读时间,以打磨才智,如此其中部分人能够以精妙的语言进行思想交流。拜伦在拜访圣山上的希腊西蒙佩特拉修道院时写过:“这座建筑的三个主体高高耸立,每个主体都通过透视法的夸大效果形成了迷人的正立面,接近蓝色画布的背后是隐形场景的变换。”

像拜伦、大卫·塔尔博特·赖斯、弗雷娅·斯塔克、劳伦斯·达雷尔、帕特里克·莱伊·费莫尔这些作家,虽然他们是天之骄子,但他们也往往同地缘政治学无缘(弗雷娅·斯塔克在中东武断地对政治趋势指手画脚时,而后续的事件常常证明其论断是错误的)。在这个层面上来看,19 世纪穿越奥斯曼帝国的普鲁士将军毛奇,以及在苏丹和英属印度西北前线旅行的年轻丘吉尔,和他们并不相同。这两位都会利用旅行写作谋求战略和国家利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理想破灭,以及冰冷战壕和不知何来的大屠杀等令人沮丧的记忆,譬如拜伦等作家皆同时拒绝了英国的气候和政治,逃到距离他们最近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的地中海。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据拜伦的朋友赛克斯所言,拜伦才“自愚昧的现代信仰中”觉醒,之后他对于自己的国家“认识到了更为意义深重的责任”。

尽管如此,这些作家仍在其偶尔抒发的政治灼见中展现出了自身的政治才能。《苦柠檬》是劳伦斯·达雷尔接近晚期的作品。这是一本关于20 世纪50 年代塞浦路斯的旅行记录,初衷是要在海边买一栋“月光下令人心动沉醉”屋子的浪漫想法,而后的行文则转为研究丧气满满的年轻人如何“在一个高速都市化的农耕岛屿中”转向暴力的发展。达雷尔有个名为保罗的学生,是一个“瘦削而孤独”的孤儿,“从不在课堂上惹麻烦”, 且上交的作业“整洁又用功”。有一天,保罗悄悄地告诉达雷尔,自由必须经由流血换来。达雷尔明白,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享有几乎完美的国民自由”,然而,他发现“就公投普选情况看来,他们对自己的事都无发言权”,这给他们的生活笼上了一层“怪异的索然意味”。虽然在塞浦路斯的外国人都认为,塞浦路斯的中产阶级更关心自己的钱袋子,而不甚关心脱离大不列颠而独立(以及与希腊本土最终融合)的诉求。不过达雷尔可不这样认为,他说在马其顿和克里特解放后,站在岛民的立场,塞浦路斯的解放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然而,任何严苛的手段皆会同时伤到无辜之人和有罪之人,引发更多的怨念,产生更多的反英声音。他写道:
 
恐怖主义的鬼才就在于引起疑窦—— 一个驻足借火的男人、一个只身立于森林之中的护林人、一辆车轴故障需要援助的手推车、日落后回村的三名年轻人……维系人类关系的脆弱信任链已经断裂——而知悉了这一切的恐怖分子开始就地打磨利爪。
 
如果“给一个家伙一个面罩和一把枪”,他一定会“先把自己的债主一枪崩了”,而后便是染指种族杀戮的恶行。达雷尔书中部分关于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当前形势的描述可比报纸上的更为详尽。
即便有诸如上述罕见的分析言论,拜伦、达雷尔等人最初仍是美学家出身,他们明白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就是欣赏美。因此,他们开辟了最佳旅游线路。拜伦那本关于阿托斯圣山之夏的《驿站·圣山:宝藏与男人》,开篇便是吸引所有向往古老大地的读者的话语:
 
我到那里旅行,是身体力行、跋山涉水那种旅行,而非游走于书籍或者是博物馆的回廊之间。在拜占庭帝国中,兴衰浮沉在黎凡特留下痕迹的、铜币一度在伦敦乃至北京城流通的,正是傲立群雄、坚不可摧的阿托斯圣山,这里形式与灵魂并存。曾经造访圣山的学者和考古学家还将再访。我记录了那样的画面。若是部分画面难免因一成不变的热切落入俗套,抑或湮没在大量过往的回顾中而显得华而不实,那么恳请读者回想自己的校园时光,并从中发掘缘由吧。
 
我发现《驿站·圣山:宝藏与男人》这本书那年,已经是其出版发行的第五十个年头了,那是我刚结束阿托斯圣山旅行的那个冬天。在书的结尾,拜伦解释了书名。“这便是阿托斯圣山,”他说着,以此向读者告别,“这是一座信仰的驿站,这些年的时光在此停滞了。”作为希腊东北部的半自治半岛,阿托斯圣山是拜占庭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习俗被完整保留的地方。900 年间,这里一直禁止女性进山,即使是雌性动物都不允许。僧人在罗马儒略历和拜占庭时间下安静地生活着——午夜和日落同步。在希腊人称的“阿托斯圣山”上,每天祷告8 小时,从拜占庭时间早8点开始(外部世界为凌晨2点)。在30 英里长的半岛上,只有沙路连接着20 座修道院,一些僧人在悬崖边的岩洞中独自生活了几十年。到达埃维隆修道院后,拜伦写道:“地球在我们身后。拜倒在客房中……我们置身于另一种形式的世界之中,回归神秘而无形的上帝之国,思想在文艺复兴精神中得以舒张。”

作者的激情被他刚刚留在身后灰色的英式环境衬托,显得更加热烈。对于阿托斯圣山环境的“色彩”,他写道:“和我自己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换句话说,传奇在比较中产生,拜伦和他在伊顿的朋友大卫·塔尔博特·赖斯以及马克·奥格尔维·格朗来到阿托斯圣山时刚刚22 岁,他们是来拍摄教堂和修道院壁画的。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欣赏拜占庭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一行人多年之后又到达位于伯罗奔尼撒的密斯特拉欣赏拜占庭壁画,之后又去了克里特饱览给格列柯创作灵感的景观。拜伦认为拜占庭艺术是西方画作的真正起源,而16 世纪与17 世纪之交、带有克里特血统的西班牙艺术家格列柯是两者的链环。

《驿站·圣山:宝藏与男人》对我来说是一次启蒙。这是一本旅行书,但是其中的论点又充满争议。拜伦用旅行的方式证明东方拜占庭的遗产对西方比希腊和罗马更重要(他在和塔尔博特·赖斯合著的《西方绘画的诞生》一书中更加深刻地阐述了这一论点)。他的学识有时很可疑。他的朋友赛克斯写道,他“在拜占庭发现的美德,他认为并不存在于拉丁基督教世界,而事实上上述美德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于两处,而邪恶面同样如此”。拜伦似乎不知道,像吉本这样的人“粗鲁”的反拜占庭立场已经被许多学者抛弃了。但这类事情只为专家所知,而不是像我这样的读者。正如赛克斯所说,拜伦是一个有用的大众化作家,他通过新颖而令人兴奋的写作方式,为普通人阐述了难以理解的话题。虽然我对拜占庭帝国的兴趣远不如拜伦,但《驿站·圣山:宝藏与男人》却引起了我对雅典市中心中世纪教堂的浓厚兴趣。

拜伦的严肃风格中还有一丝轻松搞怪。以下是他对阿托斯圣山上食宿安排的描述:
 
晚餐到了,随之而揭开的画面是圣山人最原始真实的面貌……肮脏的桌布和餐巾;勺子、刀叉带着滑滑的黏液……那些不堪回首的蔬菜就像大方钉,尝起来就像是腐烂的药用薄荷一样的馅儿填在果核里,还有一个涂了黄油的煎蛋卷。走到床边,看到成群的红色臭虫在水泥床垫上爬来爬去。当我们把它们拍扁时血液喷溅出来——我们也不知道那血从何来。
 
还有那些僧侣,他们的一生都是在与世隔绝中度过的。他们温柔地打探英国的政治状况,好像在关切“一个朋友的健康……很想知道我们是否参与了战争”。书中还有作者为特拉比松帝国写的优美挽歌,那是黑海上拜占庭的一小片土地,

“在面积上微不足道,政治上的成就可以忽略不计”,以一个“配角”的身份在1461 年君士坦丁堡灭亡的8 年后登上舞台。当他走进俄罗斯修道院时,他毫不避讳地将希腊文化和斯拉夫文化进行了比较:“如今斯拉夫的风格多浓郁,之前希腊的风格就有多浓郁,希腊主义的精巧和微妙已经让位于更遥远、更不协调的斯拉夫风格。塌鼻的蒙古人和高大的金发人走过,人们嘴里的叽叽喳喳声取代了先前为人熟知的婉转流音。”这种言辞激烈的论点让其描述更为有力。拜伦对美国花高价修复雅典集市嗤之以鼻,认为那只不过是“给猫提供了一个带柱子的游乐场”,而相较之下,只需要其中一小笔经费,便能保住阿托斯圣山上的圣像。《驿站·圣山:宝藏与男人》流露出了作者只身发现事物的热忱,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带上读者一起前行。

阿托斯山,因为法律承认了其半与世隔绝的状态,在拜伦写这本书以后的50 年里,它的变化可能比那年冬天我去的任何地方都要小。乌兰诺波利斯是阿托斯半岛上最后一个允许妇女进入的港口,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这里还是一个由土路和粉刷过的两层房屋组成的沉寂小镇, 那绿色和天蓝色窗框是新粉刷的。咖啡馆和餐厅的餐桌几乎都坐落在沙滩上,沙滩的尽头有一座防御塔楼,颜色像橄榄石,是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在14 世纪初为防范海盗而建造的。明亮的橙色渔船如同蚊蝇停在水面上。黎明时分,满载僧侣和几名游客的船驶向阿托斯山,薄雾从透明的海面上升起,像香炉里的袅袅香烟。

船穿过拜占庭式的圣山,驶过由修道院组成的杂乱无章的建筑群,它们的墙壁和屋顶被阳光照得泛黄。几小时后,船停在半岛南部海岸的小港口达芬尼,我从那里乘公共汽车沿着蜿蜒的土路行驶到圣山上唯一的城镇卡里耶。拜伦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活跃到近乎欢乐的气氛”,也许是因为他是从半岛较偏远地区的一座修道院来到这里的。当我从外面的世界直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卡瑞斯是一个寂静的沉睡之地。这是一个拜占庭式和维多利亚-哥特式混合体,铅皮圆顶,石板碎裂,木板翘曲,画面看起来很迷人,但似乎已经到了垮塌的边缘。我记得有一扇被搁在窗台上的空橄榄油罐撑起的窗户。僧侣们穿着脏兮兮、满是窟窿的黑袍,戴着圆锥形的帽子,肩扛油罐、面粉袋和煤气罐。他们胡须蓬乱,许多人牙齿残缺不齐。这些老僧人让我想起断了的树桩。他们似乎都很饿。有一个指示牌写着:
 
圣母玛利亚花园,远离俗世。这片土地充满奇迹。
 
从卡瑞斯步行到半岛北部海岸的瓦托佩迪修道院,花了两个半小时。我沿着深冬也开满野花的小径走去。阿托斯山,一个白雪覆盖的三角形,像一个巨大的影子在我身后若隐若现。灰色石板的边界墙、巨大的灰绿色树木、橄榄和樱桃树林,以及骡铃的叮当声预示着瓦托佩迪即将到达。它的屋顶覆盖着黄色的地衣。这正是拜伦所描述的,“在下面的蓝色海湾上长出许多高大的白色烟囱……”,俄罗斯洋葱圆顶上镶嵌着意大利的钟楼。相比之下,狄更斯的查特斯沃思庄园似乎更为实用。

小鱼在河沟里吐着泡泡,蝙蝠在空中盘旋。我独自穿过像医院病房一样空洞的山,走着走着就能发现一幅壁画或者一个小教堂。我晚上和僧人一起吃的饭是不新鲜的面包、扁豆、稀粥、水和苹果。晚饭我没吃饱,但也没有拜伦描写的那么糟糕:鳕鱼“已经在炎炎夏日中酸腐后才用盐腌……通心粉浸在羊奶中冻成酸奶块”。主教堂内储存了圣像和黄金,如同充斥着硫黄味儿的地下藏宝地,在其间回荡的东正教诵经声大有将希腊神话中的冥后珀耳塞福涅唤醒之势。

第二天早上,我又走了两个半小时,这一次是去位于两个海岸之间半岛内部的佐格拉古保加利亚修道院。天气很冷,雨下得很大。我膝盖以下的裤子和鞋子、袜子都湿透了。最后,我跌跌撞撞地跨过几座桥,穿过一扇大门,在薄雾弥漫的大山中布满了茂密的柏树和橄榄林,一座座巨大的城堡等着我,却不见一个活人。整个地方都荒无人烟。我走进教堂,在那里我的孤独和不安都被敬畏取代。一座披金戴银半掩在香云中的神像,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异教徒寺庙的入口一样。一个长着金牙、面容光滑的斯拉夫僧侣让我大吃一惊。他那钢铁般的金色长发被一根细绳绑在脑后。他看了看我颤抖的脸,笑了,用演哑剧的方式邀请我跟着他出去,又走进雨中,然后进了一栋楼,爬上几段吱吱作响的楼梯。我们走进一个小而温暖的厨房,一个厨师站在那里,前臂横在胸口,双手像猿猴一样晃来晃去。他喝令着另一个表情呆滞、衣衫褴褛的僧侣做事。很快,我就吃上了饭:冷的菠菜粥、加糖的米饭和土耳其咖啡。

我看了看这个神奇的院子,窗户破损,横梁下沉。这里住着多少人?我以磕磕巴巴的希腊话问。答曰:“6个人。”6个僧人,部分看起来神志已经不甚清楚,却真正占着这一整座华美的宫殿!

当我吃完午饭时,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来自美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院的学生,正在游览阿托斯山。我们很快攀谈起来。我决定陪他们去希腊的多凯里奥修道院、色诺芬托斯修道院和俄罗斯的圣潘泰利蒙修道院,都在南部海岸。当我们开始步行时,空气清新起来,阳光晒干了我的裤子和鞋子。半岛南部的气氛更像是典型的希腊风格。修道院里粉刷得更白,植被更稀疏,也不那么沉闷。我们在多凯里奥修道院短暂停留的时候,僧侣们给我们带来了土耳其咖啡和水。我此前并不喜欢水,直到我去了希腊:这里水质清澈,蒸馏过后闪着金属的光泽,提神醒脑,别有一番风味。在色诺芬托斯修道院,我们受到了更为隆重的招待。我们被带到一个沙龙,里面摆着低矮蓬松的缎子沙发,头顶上是拜占庭皇帝和现代希腊君主的肖像和照片。他们又给我们提供了土耳其咖啡和水,还有水果和被称为“土耳其之乐”的糖果。巨大的宴会厅被一盏昏暗的煤气灯照亮。当我喝完凉扁豆汤时,透过一扇小窗户,我看到了海面上的日落。

和两个学生的谈话增添了这个陌生环境给我的不真实感。这一天开始于一场残酷而孤独的雨。在佐格拉古修道院的奇特背景下,我遇见了这对学生。当我们步行的时候,天气转晴了,我突然感到温暖,我感受到了友谊和好客之情,我忘记了两个同伴的名字,也傻到忘记在日记里记录下我们之间的谈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谈话的主题。

25 年前,第一次听说苏联解体时我正在圣山上,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见证历史的体验。两位年轻人向我讲述了沙皇和俄罗斯东正教的伟大,他们向我保证,总有一天沙皇会在俄罗斯再次受到尊敬。他们所说,令我既着迷又害怕。在我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大学里,有教授告诉我,苏联的制度尽管有需要完善之处,但仍然比反动的沙皇进步。而且,因为冷战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不自觉地认为它是永恒的。但这些学生却实事求是地谈到了苏联即将解体的问题,就好像它将在下周就发生,他们的确信无疑令我震惊。他们没有提供分析,也没有作出什么解释。根据他们的说法,俄罗斯不久就会恢复其“真正的自我”。

我试图和他们争论,但他们对我不屑一顾,只提到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东正教的过去。我喜欢他们,但我不相信他们。然而,我相信我周围的环境。一台时光机把我带回了拜占庭。在这个时代,东方教会以其全部的热情和阴谋盛行一时,对此你很难有不同意见。

不久之后,我又想起了这一切,我发现了达雷尔的《苦柠檬》。他在书中提到自己遭到一个以色列年轻记者的责难:“你这个英国人,”记者说,“似乎……完全处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魔咒之下,你对一切的判断都不涉及拜占庭。然而,拜占庭才是发现希腊思想、希腊风俗的真正源头。”一个民族的历史塑造了它的民族性格,在变革和冲突的时期,民族性格重新确立。在意识形态的外壳之下,俄罗斯和希腊一样,是一个东正教的东方国家。这一事实将如何重见天日呢?

勃列日涅夫于1982 年去世,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统治虚弱而优柔寡断,接着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直至其新一代资本主义倾向的专制主义无意中颠覆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体系。随着岁月流逝,和那两个神学院学生谈话的回声越来越响亮。东正教全面回归俄罗斯人的生活,现在是“俄罗斯人”的,因为苏联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则是末代沙皇家族的二次安葬礼。

我了解到,历史不是由最聪明的人推动的,而是由那些最坚定的人推动的,那些最坚定的人往往并不完全理性。但他们在理性上的缺失却在用激情加以弥补。阿托斯圣山充满了激情。我所看到的这些圣像皆是情感的艺术表现,而不是智力或聪明的分析。

我记得自己和这两位新朋友在俄罗斯圣潘泰利蒙修道院分手作别的场景。这座修道院在俄罗斯大革命时期曾拥有1500 名僧侣:1913年,俄罗斯东正教“妖僧”拉斯普京来访。但在20 世纪70 年代,只有十几个被流放至此的僧侣,在苏联属于贱民身份。罗伯特·拜伦在1928 年的观察仍然是正确的。他写道:“不胜悲凉、近乎悲剧的是,在这一切的破灭景象中,这里一度人满为患,却被剥离了祖国和传统,成为爱琴海上古俄罗斯的边区部落。”

在这些圣像中,金色的科林斯柱和烛台之间,12 位僧侣和两名年轻的俄裔美国人在晨祷时高声而热烈地歌唱,他们的声音补偿了从这里失踪的数百人,他们总有一天会魂归故里,我想应该就在不久之后。

我从阿托斯圣山回到雅典,几天后,我向南前往密斯特拉——希腊大陆上拜占庭的另一个极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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