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的是1927年6月2日所发生的事情。我开始动笔的这天，已经是1997年6月2日，恰恰七十年，选择这一天来写这篇既算不上论文也算不上散文的东西，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其实，七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人与事，早已经成了“历史”，透过发黄的旧报纸、重新出版的日记和种种回忆，纷纭的，没有头绪的事件，呈现在眼前，看上去杂乱无章，又朦朦胧胧，在这朦朦胧胧中，我回忆着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也体验着这一天存在着的各种人的心情：早晨，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里，王国维依然像往日一样，按时起床，在八点到了学校，只不过他的心情却很复杂，平静的面容稍稍显得有些疲乏，显然晚上并没有睡好。在上海，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胡适，租到极司斐尔路49号甲的楼房，看着这座楼房，他心里并不很满意，不过，才收购来的甲戌本《石头记》倒让他心里很高兴，摩挲着这部旧书，他又想起在泛太平洋俱乐部所讲演的《中国文化之再生》，他觉得可能真的中国有再生的希望，对于前不久发生的“清共”事件，他觉得蒋介石是对的，也许这样一来，中国真的就有了秩序，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胡适对没有秩序的中国也有些担心。和胡适一样，在浙江的方豪早晨起来就给远方的陈垣写信，他对这个自己很佩服的学者说，自己在编《浙江公教史》和《圣教词典》，并希望陈垣能写成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基督教史》，想到外面的情景，在信中又添了一句，“杭州自厉行清党后，景象尚不恶劣。而在广州，这个曾经是革命基地的城市里，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在中山大学辞职后的鲁迅蛰居在白云楼，一夜不眠后，推开窗户，让稍稍凉爽的晨风透进小屋，听见报童已经在沿街叫卖当天的《民国日报》，这一天的报纸上，头版用了半版刊登一幅口号，“肃清一切改头换面的……”，当年的联盟已经反目成仇。很多年以后，有一位当年的老报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自己的心情真是彷徨，不知道是怎么了，为什么打起来了？明明北伐要胜利了，为什么又变成这样了？那些天的情势真的是复杂，就在前一两个月，国民党中的蒋介石在上海宣布清共，与之分道扬镳，而这时在武汉，国民党却态度很暧昧，也许是在窥测方向，也许是犹豫徘徊。北京人心浮动，有的对南方传来的消息鼓掌叫好，而有的对北京的未来忧心忡忡。有消息传来，奉军已经退出了郑州，而原来不表态的阎锡山决定悬挂国民党的旗帜，只是现在还与张作霖打着哈哈，阎老西真是脚踩两只船。街上传说，孙传芳等人准备拥护张作霖在北京当总统，和南方分庭抗礼。地坛边上，聚着一帮清晨喊嗓子唱京戏的老北京，一面听人唱着西皮流水二黄倒板，一面扎堆儿，忙里偷闲地谈论国事。有人猜测，说不定哪一天北京会成了战场，可一个据说在京城里住了几辈子的旗人不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咱北京城是风水宝地，自打大清以来就从不兴刀兵。过了七十年后来看，好像他说的还真是个准。当然，也有人心里盼着发生些什么事。这一天，一个沙滩红楼的北大学生，买了一本四月底才出版的《革命哲学》，兴奋得一口气看完，作者朱谦之在里面用后来红 兵才用的口吻写道：“最彻底的革命，是把宇宙间的一切组织都推翻”，毁灭宇宙，才能重建本体，看得不明不白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从字里行间只体会出来两个字“革命”、“革命”、“革命”。当时，“革命”几乎是一个具有无上权威性的词眼，在人们心中它和“民主”、“科学”差不多，仿佛拿了它就拿了杏黄旗，说着它就说着真理。不过究竟革谁的命，似乎已经有些弄不明白了，原来都说要革命的人打起来了，连革命者有时自己也遭到了革命，不止是共产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已经决定，对那些不合作的名人采取惩戒性的策略，他们商量好，打蛇先打头，把威望最高的章太炎作为惩戒的首要对象。他们宣称章太炎破坏国民革命，与军阀勾勾搭搭，一个上海市党部的年轻人正在起草明天见报的文件，这份文件斥责章太炎“妄冀破坏国民革命”，宣布没收他的油车及碾米厂两处股本三千七百大洋和二十七亩地。不过，“革命”还是很有吸引力，《国民日报》的副刊《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陈安仁的文章《革命的理论》，第九节里讽刺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害怕革命的大潮，“见得眼前受些痛苦，对革命就怀疑起来，甚或反对起来，这是极大的错误”，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因为革命是为大多数人的，革命的幸福，“非一部分的幸福，是全部的幸福”。不管是革谁的命吧，反正，很多的年轻人都以为这一下，革命就要成功，中国就会统一，天下就会变得生气勃勃。可是，那个总是爱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在广州，却对兴奋不已的李任潮当头泼了一瓢冷水，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当早晨的太阳升到清华学校工字厅的屋檐上的时候，喜鹊已经叫了很久。学校里的树，颜色渐渐由浅转深，六月的树荫下，多少还有些凉。而城里好像比郊外热，各个公园里的牡丹已经“姹紫嫣红”，据说，士女如云，一个画报的记者发现，北京的公园里奇装日多，有二女郎“遍身绿衣，剪发，墨绿长巾束其头”，仿佛苟慧生《元宵谜醉卧书房》里的装束，而太太们则戴大花，似乎出自程砚秋的京戏打扮。他把这个现象写在给北洋画报的“小消息”稿件中，心里却暗暗忧虑，想到时下的情势，他想，这是不是乱世的“服妖”，古代以来的那种对奇装异服的象征性意味的警惕传统，总是在心里使他不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么多心事，也不是那么多人都在革命大潮中的。当旧事成为历史的时候，历史学家总是要替读者省略许多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这种省略有时是越俎代庖，使后人看历史时不免错以为没有细节，所以看看那些被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省略过去的小事，却也更能知道旧时生活的真实图景和历史人物的真实心情。几十年以后，我在大学学近现代史，在那些被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教科书里看到的，就是一个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革命史或政治史，可是稍后自己去读当时的日记、当时的报纸，却发现历史其实已经被用筛子筛过，剩下的仿佛都是历史学家认可了的“大事”，而生活常常被无情的筛子拒绝在历史书之外。其实在那一天，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里，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何尝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时候，尽管外面大江东去，风起云涌间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生活在潮起潮落中的人们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但是1927年6月2日，4.5亿中国人中，大多数还在生活中挣扎，为谋生而劳作着。虽然一部分人在革命的热潮中激情洋溢，为中国的前途而奋斗着，但大多数人仍然按着旧日的生活轨道前行。一篇署名“慎予”的文章《自述三大问题的经过》在《民国日报》上连载，说的是当时青年关心的三大问题，没有革命，而是“求学”、“恋爱”和“职业”。同样，悠闲的北京尽管已经听到了南方传来的消息，但中和戏院那天还是准备上演尚小云的《林四娘》，中天电影院那天还是准备上演西洋片《风流皇子》，一个江湖骗子叫什么金文弼，在《晨报》上大作广告，说他留学印度三十年，正准备作环球演出，要“证明人类能以精神克制物质”，在北京的演出中，他要让人们看一看，他可以“打破医学原理”、“打破力学原理”、“打破热学原理”，而证明科学失效的方法一是停止呼吸，二是以石击身，三是吞吐红铁，和现代的气功或魔术差不多。而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则在连篇累牍地讨论，是否应当取消有伤风化的饭店舞会，不过讨论归讨论，画报还是在下面刊出巴黎蓝磨坊演出裸体舞的照片。据称，荷兰某伯爵夫人为考察东方美术来北京游历，这天到梅兰芳宅中参观各种京剧的行头，一面看一面从鼻子里发出洋人惯有的“嗯哼”表示惊异。梅兰芳真是大忙人，他忙里偷闲又在饭店宴请英国公使蓝浦生（Milles Lampson），席间有记者问及他的日程，他回答说赴美演出的事情正在安排中，不日可以成行。他在当时也真是红透了半边天，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借了他的名，要生产“梅兰芳香烟”，《良友画报》刊登的广告中称，这种香烟的烟罐上有梅氏戏装像，买烟者可以一面吸烟，一面晤对佳人，“梅郎倩影，置诸案头，不啻与梅郎晤言一室也。”不只是演艺界，文学界也有平静的日子和平静的人们。在北京，有消息说，著名作家谢冰心已经与清华某君订婚，前些年他们曾坐了一条轮船到美国留学，成就了这一段姻缘，而刚刚从清华毕业的柳无忌则正准备步前辈的后尘，也在那里忙着订票放洋，清华毕业生出洋寻的是天经地义的前途。在杭州，那个写过《沉沦》的郁达夫则处在温柔乡里，这天他到聚丰园订餐，是为了几天以后大宴宾客，宣布他与王映霞的情事。订餐后他买了一件夏装，准备在宴会上穿。回到住所翻开日记本，前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梦里的光阴过去得真快，日日和映霞坐在洞房，晚上出去走走，每日服药一贴，天气好，饮食也好，世事全丢在脑后，这几天的生活，总算是安乐极了。”至于外面的天翻地覆，好像没有发生似的。其实，怎么会什么事也没发生？不必说国共两党的分裂，也不必说中原的战火，那个时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之外，实在是多灾多难，教会了中国人如何现代化的外国人，有时很是使中国人感到自惭形秽，像徐永昌就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不无感慨地写道，西洋人的差役很勤劳，而中国人的佣人懒惰，因为“人家有科学知识，会用，亦因新气提起，旧习不敢逞”。可是，有“新气”的老是欺负有“旧习”的，不免让中国人生出抵抗的心情。报纸上的烟草公司的广告则自称“金牌”是“真正国货香烟”。可是，就在前一天，日本陆军二千余人在少将芗田兼安的率领下，以保护济南的侨民为由，强行从青岛登陆，当局劝阻无效。这天，外长伍朝枢无可奈何之余，只能向日本外长田中发一份外交照会表示抗议了事，可是中国的知识界对这件事却很激动，觉得这真是“丧权辱国”。前几天的另一件事则更让人生气，一个英国军人强奸民女，本应由中国法院审理．但在英国领事馆的干预下，竟然被宣判无罪，理由实在是荒唐得可笑：“这不算强奸，只是睡觉。”清华园的荷塘，还没有荷花，零零星星地，矗立在水面的荷叶摇晃着在风中，朱自清《荷塘月色》里写的景象还要一两个月才能出现，不过古月堂和藤影荷声之馆的杂花还是不少。心情复杂的王国维和研究院的人谈了谈事情后，借了两元大洋，回到了办公室，这时他已经没有心思看任何东西了。在办公室里，他吸了不少烟，烟雾缭绕中，他深深地吸一口气，慢慢地从桌旁站起身来，向外走去，招呼听差叫一辆洋车。学术界和教育界好像跟社会政治有关，又无关，在那个时候的革命浪潮中，似乎学术与教育也还没有像后来十年动乱时那样，闹得都得停下来给革命让步。北京大学照样在这一天刊出“招考广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考试规则，要广招天下英才。两个月前，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就在这个月，《燕京学报》在未名湖畔问世。但是实际上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人们，心情实在是被政治风云搅得无法平静。三四个月前，康有为死了，这个月出版的《新生》十三期上，黄延毓写了一篇《康有为的生平与学术》，好像这个过时的学者倒不太被人注意，又能在学术界中混到冷猪头祭供了，相反，倒是像章太炎这样的当红学人，虽然曾经是革命中坚，却弄不好就要被权力严厉制裁，连家财都得被没收。这一天，胡适在上海，可是武汉的《中央日报》却在副刊发表了一篇《何物胡适之》的文章，讽刺他依违于政治之中，自称不求popular，其实只是想当贵族，作超然状，其实说到底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萄萄酸”。而王国维在北京，却想到不久前湖南发生的事情，那个有名的乡绅尽管有学问，却因为鱼肉乡里免不了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也是在这个时候，当年《新青年》的盟友已经四分五裂，连表面上的友情都所剩无几，就连一道发表过关于建立“好政府”，主张“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的朋友，其实也已经分化，虽然胡适之还坚持着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文化界当领袖，但聪明的王宠惠当了官，而李大钊却已经在一个多月前为理想被杀害，“五·四”时期短暂的精神一致似乎昙花一现地过去，相对较自由的思想出现在相对较混乱的时候，各种思想学说在混乱的时代中上演，各种政治权力则在上演各种思想时也不甘寂寞地要动刀兵趟浑水，这使得人心情更加混乱，于是一个词在当时很流行，叫作“彷徨”。在武汉的《中央日报》不谈武汉，却连篇累牍地大谈北京，南方的力量显然对这个古都表现了太多的兴趣，这使得住在北京的人很有一些议论，身在北京的学人们也不免有些彷徨，王国维也彷徨，但是他太内向，心里的很多话不能向别人说，于是彷徨就成了苦闷，而苦闷郁积得太深，就只好自己找一个了断的方法。在离传说中屈原自沉的端午只有两天的时候，他坐着洋车，出了西门，直往不远的颐和园。这时不过十点左右，纤波不起的昆明湖水很柔和，闪着漾漾的光，他在鱼藻轩中又吸了一支香烟，这时，他的心情大概已经平静下来了。在那一刻，不知道王国维想了些什么，不过我想，他的心情一定很平静，因为很久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吴方，曾经写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的学者，在他决心离开人世的时候，曾经也很平静地做着一件一件他觉得要做的事，然后才飘然而去。我想，王国维那个时候的心里可能也是很平静的，佛教说大彻大悟时候，一切妄念顿消，心底里是一片澄澈。很巧，就在这一天，当年曾经大红大紫地当了一回“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的吴虞替别人拟挽联，他琢磨了许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柏林夜月，巴里春花，回首清游成昨梦。建业多才，全身无术，始识人生最可哀”。过了一会儿，他又觉得对这种丧气悲哀的话不满意，于是再写一首，想了半天，心里能想出来的竟然就是佛教箴言：“百年本是浮生，地下埋忧，喂虎饲鹰同—视。三日不汗亦死，人间何世，老彭殇子总成空。”这一天，北京晴转多云，杭州阴有小雨，成都的人觉得闷热。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4日，《晨报》第六版登了一条消息：我国之世界的学者，王国维教授投昆明湖自杀。”记者说：“吾人接受惨报之余，不禁感觉我国学术界前途之寂寞矣。”可是，中和戏院的京剧依然上演，那个江湖骗子即将表演他打破各种科学定理的绝技，仕女们还是遍身绿衣婷婷袅袅地穿梭于花间，中山公园的几百口大缸里，各色金鱼仍然悠闲地摇头摆尾。这一天恰逢端午，陶然亭的茶座酒馆，都是宾客爆满，地坛那没有经过修缮的红墙里，那帮天天在那里听戏练嗓的老北京还是在那里聊大天，那个几辈住在京城的旗人还是自信满满地在宣称咱北京风水宝地不动刀兵。一个穿了夏布长衫的中年人独自登上景山，天色有些阴沉，站在山顶的亭中望去，近处的紫禁城上，炊烟笼罩而王气黯然，护城河边，杂草丛生。眺望南方，似乎浓密的云端隐隐地透出隆隆的炮声，随风飘来的云彩中，嗅一嗅，总觉得夹有一些硝烟。
1997年6月2日-10日断断续续写于清华园北
本文原载于《天涯》（1997年5期），来源于“思想与理想”。特别推荐阅读此刊相关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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