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威（Joseph Henrich），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
今天我将以一个短暂的引言，说明“启蒙、革命——与抒情”六年之后的一个想法。我想在座绝大部分同学可能都没有参与过2011年那一次我访问北大时所做的演讲。那一次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文学的现代性而言，除了以“启蒙”和“革命”为坐标之外，在一个新的世纪，我们是不是有可能重新思考“抒情”的面向，并将其加入到我们对于一个未完成的现代计划的讨论中去。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引起了很多的回响，包括许多批评的声音。我非常乐于得到大家的反馈，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面，也因此完成了我个人的一本著作，题为《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这本书讨论的恰恰是二十世纪中期，在国家兴亡或社会动荡之余，“抒情”这样的一个观念或姿态是否仍然有它的一席之地。我个人的看法是，“抒情”是一个重要的介入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化讨论的话语参数或批评面向。它可能既会有正面的，又会有负面的不同诠释，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参数或批评面向，才使我们目前似乎约定俗成的以“启蒙”和“革命”为坐标的讨论变得复杂起来。所以在座的诸位不必，也未必会同意这样一个做法，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批评者，提出批评的不同看法，或提出观察历史的不同角度，是促进我们进一步理解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我想再稍微说明一下，我为何会对“抒情”这个词感到兴趣。大家可能觉得很讶异，“抒情”这个词在此时此地的语境里面，通常是和个人的、唯我的、唯心的或说得严重一点——小资的、颓废的——这一类的联想有所瓜葛。通常想到“抒情”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比较轻软的，尤其社会娱乐媒体上所呈现的，各式各样以浪漫感情作为坐标的一种生活、生命姿态。但是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抒情”，开宗明义，是希望把它重新放回传统中国文论的语境里面的。最简单的说法是在两千多年前，屈原在《楚辞》里就告诉我们“发愤以抒情”。这是“抒情”作为一个关健词第一次出现在文学谱系里面。时至十九世纪，龚自珍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提出“宥情”、“尊情”说，当然有其抱负。鲁迅在1926年也曾经提到他的文章事业并无其他，就是“释愤抒情”。可见时间横跨了千百年，但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人似乎都对“情”和“抒情”仍情有独钟。所以到底这个“情”为何物？这个“抒情”是不是必须简化为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随着西方浪漫主义延伸、传译到中国之后，五四之后的文人将西方浪漫主义嫁接到“抒情”传统语汇之上，所产生一个观念，或看待事物的方法？我认为这里面是有差距的。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必须再重新做一次考古学式的、探源的工作，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我想在座也许有部分来宾了解我个人的研究兴趣，一直环绕在对于文学和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谱系的探讨上。我在2003年左右完成了一本著作，中文名叫做《历史与怪兽》，英文名叫做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这本书讨论的是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和“怪兽性”（monstrosity）之间的辨证关系。将这两个词并列，不无玩弄英文两字谐音的用意。不过我认为，在上个世纪末或新世纪初回首二十世纪历史所带给我们的种种文明收获的同时，不得不感受到现代性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暴力，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暴力现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有不同诠释的可能性。作为文学研究者，在面对如此多样的名堂所呈现的文化、政治暴力之后，我们所能做的或反思的是什么？在暴力阴影下的审美行动是什么？因此我写作了《历史与怪兽》这样一部作品，以九个不同的案例来综论世纪中期现代性和暴力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完成了《历史与怪兽》（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之后，坦白说，有段时间觉得不断在暴力和残酷的事件中来往，自己都面目可憎起来了。与此同时，我针对自己发问，现代中国文学充满了各种不同张力，以“暴力”作为一个综论的名词之余，文学是不是仍有审美的可能？但一谈到“审美”，我们立刻就知道这是一个不无异议的词汇。“审美”这个词其实是18世纪启蒙主义以来生发而出的——讲的更直白一点——是中产阶级对于趣味以及生活状态的一种具有规约性的美学实践或陈述。我觉得“审美”这两个字不足以说明中国这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现代性的各种正面或反面的结果。相对地，我却觉得“抒情传统”或“抒情”这两个字，似乎有了“审美”的面向，但却更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中国语境下的伦理和政治的不同面向中去。这是我在当时希望用“抒情”这两个字作为一个新的批判界面的起源。在此时此地，“抒情”或“抒情传统”可能带有负面的暗示，但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所谓“抒情传统”是从1950年代初期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研究项目。陈国球老师也可以说是在这个传统里面完成了他的问学过程的，等一下他会对这个部分的来龙去脉做一个简单的叙事，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我今天所要说明的是，在这样一个“抒情”的批评界面之下，我怎样看待我所关心的二十世纪文学文化的命脉及各种现象。我所选择的是历史张力最强的一些时刻。譬如我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选择二十世纪中期，这个可能是距离“抒情”两个字最遥远的一段历史，作为焦点。194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充满了战争、运动，国族的兴亡，千百万人民的流离迁徙，以及各种各样建设。在这里，“抒情”这个词似乎太轻了。说这是一个“抒情时代”甚至似乎有一点不负责任。但我觉得，恰恰如此，“抒情”可以见证历史世变最惊心动魄的碰撞。在这样碰撞里，我们来叩问文学“如何”成就自我。“我”指的不只是个人的、单数的那个“我”而已，而是“小我”和“大我”如何相互阐发，甚至以此产生了“有情”的动力，来面向家国各种各样的挑战。其次，我也认为“抒情”论述在二十世纪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传统”可以说明而已。我们只要看到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不论左派或右派，西方很多批评大家从海德格尔到阿多诺，到克林斯·布鲁克斯这位新批评的大家，到保罗·德曼这样的解构主义领军人物等等，都曾用“抒情”或“抒情主义”的观念来作为批判、反思现代性种种现象的依据。所以如果用比较文学或世界文学的观点在二十世纪末回顾“抒情”这个词语，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复杂甚至矛盾的定位：“抒情”既意味现代主义的病征（正如本雅明给我们的教训），也代表社会主义的美德（阿多诺的“否定之否定”的进入抒情的方式）；既投射小资感伤情怀，也呈显形上哲学隐喻（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做法）；既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也是革命想象的结晶（李杨教授也曾有著作谈到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如何作为“抒情的时代”）。所以“抒情”其实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词语身世的来龙去脉。但在今天回顾过去一个世纪中，“抒情”话语如何介入中国现代性时，我个人觉得有三个主题可以作为参考。第一个主题是把“抒情”看作是一种参数，将原有的“启蒙”与“革命”这样的二元论述三角化，也就是关注“革命”、“启蒙”、“抒情”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特别要声明的，我在这里所谓的“情”字，是感情，也是人情，世情；是人性内里的七情六欲，也是历史的情景状态。更进一步，“情”是本然真实的存在，也是审时度势的能力。有关“情”、“理”之辩，自古以来不绝如缕。但为何在此时此刻提出，自然有时代的考量。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革命”的能量既源于电光石火的政治行动，也来自动人心魄的诗性号召；而“启蒙”虽然意指知识的推陈出新，但若无灵光一现的创造性情怀则难以成其大。“革命”是一个集体的、大规模的，往往是有暴力作为因子的政治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没有那样诗情的号召，也无法启动千万人生死相许的那种决心。所以在那个最刚强、最坚硬、最集体的行动里面，那颗心可能是最柔软的，最不可思议的“有情”之心。而另一方面，“启蒙”如果仅用理性来诉求人生各种各样的面向，和规划各种各样的可能，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厢情愿的。在这里，“情”透过文学文字的媒介指涉了那个广义的“幽暗意识”的领域，它启动了各种各样的情动力。但我同时不把“抒情性”当作是一个无限上纲的审美乌托邦，或者是一个研究典范，这恰恰是待会儿要和国球老师对话的。过去海外的“抒情传统”论述，通常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完整的、象牙塔式的论述。这个论述从诗经楚辞开始，一直可以推到《红楼梦》。无论是在台湾或香港，中文系的同事对于清代中叶以后的“抒情传统”怎么接下去讲，常常进退两难。所以我在这里企图用我个人的“抒情”定义来冲破过去所谓的“抒情传统”的意涵，尤其要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抒情话语中已裹挟着时代的“幽暗意识”，这也是我认为文学、文学家及文学读者最善于调度和操作的层面。据此，我的“抒情”论述试图探勘传统诗学未能触及的矛盾：不食人间烟火的表述可能暗含暴虐与背叛的因子，狂热的意识形态可能召唤田园牧歌式的共鸣。更有甚者，“抒情”的精诚所至或不能至，竟可能以自毁——从自我批判，到沉默，到自绝——为代价。正如我们不曾忘记，告诉我们诗可以“发愤以抒情”的屈原是如何以永远的沉默来完成其“抒情”论述的反高潮的。第三点，“抒情”话语不仅从西方获得灵感，也从中国传统汲取资源。汉语中的“抒情”二字源于古代中国，同时具有自发的与喻象的、超越的和政治的维度。古典的“情”有情感、情实等多重涵义，而“抒情”既是感性的表达也是观念的思索，既响应历史情境也指向行为尺度。由此推衍，如高友工先生所说，“抒情”可以是一种文学和艺术类型，一种情怀，也可以是一种表征体系、知识系统，甚至可以是一种由情感、历史驱动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一种比较强烈的陈述了。
在这里，我最后再做两点回应。对那些认为“抒情”将现代中国文学“去政治化”的批评——我想对于我的批评主要来自这个方面。不启蒙、不革命了那还行吗？我的回应是，当代中国“去政治化”的危机，正是由于曾经万众一心的革命情怀——一种集体的，解放自我的“抒情”渴望——早已枯竭。马克思不是曾教诲我们，“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么？“革命”缺少不了诗情，在此时此刻，如何再号召那样一种诗情呢？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挑战。我想这正是在当下情境中讨论“抒情传统”时大家可以用力的目标。“抒情”是一个古老的观念，我们可以在中国的脉络和历史渊源中，找到这样一个绵延的谱系。第二点是要回应海外做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研究的同事认为我偏离了“抒情传统”。我的回应是我所理解的“传统”，不是僵化的“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而是一连串的发明、反发明、不发明，和再发明所汇集的洪流。历史的“传统”不见得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逻辑的推演过程。历史的“传统”也可以是许许多多的断裂所形成的一个延续性的表彰。到了二十一世纪，尤其当我们来谈论现代中国文论的时候，怎样赋予传统文论以现代性，我觉得对于延续和断裂之间的辩证，似乎可以再做考量。这大概是我在今天看待问题的一些基本的立场。作为总结，我想用四个不同的方向说明我所谓的“抒情”之于已成为显学的“启蒙”和“革命”之间的联动关系，并用“批判的抒情”作为一个收束。我认为“批判的抒情”，不只是说“抒情传统”可以被批判，同时也指“抒情”作为一个批评的界面有其强大的批判能量，能够和“启蒙”与“革命”作为相对应的话语。尤其是时至今日，我们需要“抒情”。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明以下的四点观念。第一，海外的“抒情传统”的确是我在批评方法学上的一个策略上的选择。我今天到这里谈“革命”可能太不够资格了，有很多需要就教于在座各位的，但如果从国外的方法学进行考量，也许我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层面来作为对话的开始。这个所谓“抒情传统”的位置反映了我们在海外对自己的问学位置的一个策略性的选择，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立场。第二，我觉得到了今天，“抒情”，尤其是“批判的抒情”对我们当下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谈“启蒙”与“革命”将近一百年了——再过两年就要庆祝“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了，在这两个已经被我们如此尊崇、思考、辩证的话语的典律之外，“抒情”或“情”的问题的提出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是我个人面对当代情境的一个反思：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失去了感受的能力，失去了有情的能量，变得无情或滥情，矫情或绝情了。“抒情”的“抒”有抒发、调节、编织的含义，恰是我们面对“情”所需要的能量。第三，我认为“情”或“抒情”的问题连贯了我们对于古典和现代批评的论述，它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不是唯一的切入点，而是切入点之一。无论是从“文”与“心”、“诗”与“史”、“兴”与“情”的观点出发，我都希望可以导向一个具体的实践层面，这是我目前一个暂时的结论。除古典之外，这当然也和西方当代的各种批评论述，譬如“情动力”（affect）的论述有所呼应。最后，在今天谈“启蒙”、“革命”与“抒情”的时候，“抒情”对我而言，或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而言，才是我们所长。当社会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大说”不断流行甚至流窜时，我们既然在这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讨论我们所热爱、所钟情的文学，那我们觉得文学到底能对“启蒙”与“革命”贡献出什么呢？文学当然在行动方面有所实践，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有这样一种勇气，打破过去所谓“情”与“理”、“情”与“法”、“情”与“义”，或者西方的“知”、“情”、“意”等各种各样的结构，重新在历史脉络里探勘“情”的不稳定性与多变性的特征。而这样的“情”，唯其多变，唯其不安，是否也正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所必须捍卫的领域，并以之作为抵抗现实的方法呢？“抒情”是一个丰富的、多变的领域，在文字的各种的幻化之下，我们有我们的“神思千载”，有我们“视通万里”的可能性。我在谈现当代的“兴”的问题时曾讨论到闻一多。他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我们都需要有一种“通关秘语”，一个特别的密码作为彼此沟通、投射共同的心情或心志的方式。在这里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抒情”是我个人捍卫与解释文学的一个“通关秘语”。所以我的总结是，谈论“抒情传统”，无非就是强调今天与此时此地，我们对“文学是什么”、“文学能做什么”以及“文学能够真正影响我们什么”这些问题的一个最强的辩论，以及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文学传统的致敬。本文为2017年10月23日王德威教授在北大中文系的“再论‘启蒙’，‘革命’——与‘抒情’”座谈会上的发言。来源于“论文衡史”。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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