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杰克·F. 马特洛克（Jack F. Matlock, Jr.）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在美国外交部门供职长达35年，是里根政府制定对苏政策的重要顾问。1991年退休后，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
当苏联最终解体时，我没有为它的灭亡感到哀痛，但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我也没有特别想庆祝一下。束缚在一个帝国中的15个国家终于解放了，所有自由的朋友难道不应为此而欢欣鼓舞吗？我认为应该如此，但头脑中的另一个声音又说：“不，等一等。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一样，都不是绝对的，两者不能画等号。我们怎能知道人们现在的处境是否更好了呢？”我之所以犹豫不决，不是因为我喜欢熟悉的东西多过不熟悉的新东西。苏联制度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事物都在大声疾呼改革，到1991年9月，它们被改变了。问题是怎样更好地创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就是“将俄罗斯历史颠倒过来”，创立一个新的社会，那里的决定是自下而上做出的，而不是自上而下。任何国家的领导都不可能直接做这样的事。政治领导人不必再假装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们应该自愿站到一边，允许人民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建立文明社会，确立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如果政治家能够设法鼓励这种变革，事态就会变好。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不让那些曾管理过旧的、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人阻碍新事物。然而，各共和国多数政治领导人是旧国家机器的代表，不能指望他们自愿把权力交给其他人。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支持独立，恰恰是因为那能够使他们更牢固地控制权力。除了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后者已经取得独立——没有一个苏联共和国在任的政治领导人想实行真正的经济改革。即便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也面临着可怕的障碍，尽管经过几年的讨论，却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去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从国有经济转变为私营经济的过渡时期保护平民百姓。如果在1991年能够真正实现过渡时期的安排——例如让联盟条约使政治经济改革得以持续进行，使得新机构有时间适应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那么它将比实际已发生的苏联的突然解体更为可取。然而，到1991年底，渐进的变革在长期推迟之后，已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只有激进的改革是可行的，但这肯定会导致普遍的贫穷和政治骚乱。除非那时管理俄罗斯的“民主派”极为灵活和幸运，否则，大多数人将对民主政治丧失热情，并对旧帝国产生新的感情，记忆的选择性就像哈哈镜，它会在人们头脑中美化旧帝国的形象。尽管突然的独立意味着不适应改革需要的中央机构被多数苏联共和国继承下来，但无论如何，到1991年底，渐进的变革已不再可行。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比，这些机构在个别共和国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肯定要小得多，因为没有一个共和国的政府或经济是为独自运转而建构的。由苏联帝国的分裂而形成的国家今后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但是，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俄罗斯逐渐演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满足于在其现有边界内的生活，集中精力开发它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那将有助于所有继承了苏联遗产的国家的发展。反之，如果俄罗斯沦为独裁统治或恢复为帝国，对其他继承了苏联遗产的国家来说，发展可操作的民主政治和建立健康的经济将是极为困难的。像其他曾经的苏联共和国一样，俄罗斯也面临非殖民化的痛苦。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这一过程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因为它要为自己重新定位。苏联帝国是否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如果是，俄罗斯便失去了一半人口及大片领土。俄罗斯曾是帝国的殖民地吗？如果是，它现在便避免了一位帝国统治者，获得了自身的解放。实际上，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两者都是，既是宗主国，又是殖民地。在1991年12月，叶利钦的行为以俄罗斯是个殖民地为前提，他坚决放弃了迫使其他共和国加入一个新帝国的努力，他和俄罗斯政府承认了其他所有苏联共和国的独立和它们的边界。为了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考虑俄罗斯的传统，也要考虑如果俄罗斯的领导人在1991年坚持这一传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记载是一部帝国强权的记录。从14世纪初，当古代的编年史作者第一次开始记载还很小的莫斯科公国的活动时，国家统治者似乎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扩张热情。首先，莫斯科吞并了其他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公国，接着又占有了位于其东西南北的非俄罗斯人居住的疆土。它在19世纪的最大疆域，西到瑞典、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边界，东达太平洋。它在西半球也曾占有土地，拥有位于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定居点。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赞扬帝国的扩张。有些人曾对专制行为加以批评，但却赞扬领土扩张，赞成加强国家权力。甚至像伊凡雷帝那样残酷的暴君，也因增强了俄国的实力而赢得很高的荣誉，受到普遍的赞扬。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民族的尊严、荣誉、安全、甚至幸福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帝国。苏联宣称它不是俄罗斯帝国，但其领导人聪明地利用了这种帝国情结，它成了俄罗斯政治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沙皇后没有几年，苏联领导人就把帝国的传统据为己有。历代沙皇获得的领土成为苏联历史中的光荣篇章。这就是被叶利钦及其政治伙伴在1990年和1991年12月抛弃的传统。1990年，他们正忙于宣布俄罗斯的主权；1991年12月，他们强迫俄罗斯尊重其他新的独立国家的边界。假如俄罗斯领导人采取不同的方针，会对事态发展有什么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须看看南斯拉夫的情况。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在1990年或1991年都决定解散联邦、走各自独立的政治道路，情况将会怎样。如果塞尔维亚愿意承认现有边界，克罗地亚和其他共和国也愿意承认，那么结果很可能是发生某种经济混乱，但不会发生任何战争；将会出现政治斗争，但不是流血冲突。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人都担心，如果各共和国独立，苏联将会陷入内战的地狱。但这并没有发生。独立后进行的民族斗争，在苏联存在时就已经开始了，但它发生在边远地区，而不是中心地带。为什么苏联的解体比较和平？因为俄罗斯领导人没有仿效塞尔维亚的做法，没有企图重新划定边界，或把所有俄罗斯人都集中在大俄罗斯，并把非俄罗斯人都从该国赶走。如果他们那样做，苏联很可能变为另一个南斯拉夫，一个非常大的南斯拉夫，因为与南斯拉夫不同，苏联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它们很可能脱离有效的控制。叶利钦对俄罗斯含义的重新定位是历史性的决定，与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武力维持统治同样重要。如果它能够保持下去，如果大多数俄罗斯人能够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逐渐接受它，它将是俄罗斯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它会像结束冷战一样，对未来的世界和平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1991年12月，人们还不清楚俄罗斯民族将如何确定其新的特性。比较聪明的俄罗斯领导人知道，帝国将不再是荣誉和权力的源泉，而是沉重的负担。这种看法不是很普遍，多数俄罗斯人已经习惯于相信帝国的意义。在即将到来的困难时期，有多少人会把经济上的贫穷和失去帝国一事联系起来呢？肯定有很多顽固守旧分子和政治投机分子会怂恿和利用这种失落和被出卖的情绪，正像20世纪早些时候，德国法西斯以指责其敌手在德国的背上捅刀子而赢得了权力。从感情和精神上来看，民主政治要想获得一个机会，俄罗斯仍须进行重新定位。只有当俄罗斯民族满足于居住在其现有边界之内，建立同其邻国的平等关系，才能够获得发展和繁荣。如果它试图重新恢复旧的俄罗斯帝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自身的独裁，这对每一个邻国都是悲惨的。由于认识到前面仍有如此严酷的斗争，我在1991年圣诞节并没有去庆祝苏联的终结。回顾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并成为历史的过程，现在能够以一份最终的报告概括我们的研究结果。死者曾是一位有恶习的病人，其恶习是医生治疗的主要对象。他们设法减轻病人的偏执狂，控制他的侵略行为，但是所用的药逐渐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他最终死于对健康人没有生命威胁的感染扩散。鉴于该病人的恶习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死亡，并继续威胁着几十亿人的生命，显然，医治那种恶习比拯救病人本身更重要。此外，该病人长期滥用强权，这已使他建立起一个对治疗极不敏感的僵化系统。因而，人们认为，有责任心的医生已经实现了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该病人未被治好一事，是他自身疾病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由于治疗不当。15个子女（其中3个是不合法的）幸免于难。他们都表示，一定要避免那种逐渐损害死者的行为方式，因为他们也确实深受其害。然而应该注意到，这些子女很可能携带着某些致病基因。实际上，恶性肿瘤显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医务当局应该对幸存的一代进行仔细的但又是同情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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