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罗德茨基｜名声的代价：苏联驻英大使与他的“一项危险的任务”

戈罗德茨基勿食我黍 2022-08-10

收录于合集

作者｜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Gabriel Gorodetsky）

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荣休教授、卡明斯俄罗斯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机构访问学者，俄罗斯国立大学荣誉博士。专攻历史学和俄罗斯研究。发表了20世纪苏联外交政策史大量著作，包括《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莫斯科任务，1940—1942年》《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21世纪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等。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Ivan Mikhailovich Maisky）于1932—1943年任苏联驻伦敦大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二战期间苏联少数记录日记的政要，其日记独特而迷人。斯大林不鼓励随员提笔写作。写日记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实际上，1953年2月（斯大林去世前两周），迈斯基因涉嫌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他的日记及大量个人档案也被国家安全总局查获。

伊万·迈斯基

迈斯基于1955年被赦免，之后为了取回这些文档，发起了旷日持久的行动，虽然最终一无所获。外交部以日记中载有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数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无法查阅这些日记。

机缘巧合往往是学术发现的核心。1993年，在以色列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支持下，我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以官方联合出版有关以苏关系的出版物结项。当我查找有关迈斯基参与1947年苏联决定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信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管理员拿着记录了动荡的1941年的迈斯基大部头日记从书库走出来时，我的兴奋之情难以形容。在苏联档案中，不曾有一份为二战及其起源提供新见解的私人文献，具有如此的广度、价值和体量。翻阅过程中，我惊叹于日记的直观和坦率，还有迈斯基敏锐、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行文。这份日记有五十多万字，细致而直率地描绘了苏联驻伦敦大使无处不在的观察、活动和谈话。

完整的三卷本日记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附有我的大量评论和学术引证。然而，他们鼓励我制作这份精简版，以使更多读者可以读到。我的选择标准是保留叙述的特征和流畅性。因此，该版大量删减了引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完整三卷本的注解。在准备中文版时，我收录了三卷本中有关中国和东南亚的所有文献，并增加了相应的按语，使中文版成为一个独特的版本。

《伦敦日记: 苏联驻伦敦大使二战回忆》

[苏联]伊万·迈斯基著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

全克林赵文焕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出品

2021年8月

【内容试读】

名声的代价：迟来的压制

（节选）

雅尔塔峰会将成为迈斯基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后一个辉煌时刻。他坐在斯大林旁边（尽管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译员），可以被丘吉尔、艾登和罗斯福注意到。尽管他在赔款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喝彩（诚然，喝彩只来自西方国家），但他的重要地位只是表面上的。在给阿格尼娅的一封信中，他暗示说他的工作“进展得比预期要好”。但他又谨慎地补充说：“不能过早乐观，蛋未孵先数雏。”他被安排住在一间没有浴室的“阴暗简陋”的寓所里，这使他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莫洛托夫显然是故意不让他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相关工作，直到他被斯大林紧急召来，取代口译能力明显难以令人满意的巴甫洛夫。尽管迈斯基的翻译极其出色，斯大林却粗鲁地对待他，这也许是他们关系的最好缩影。根据迈斯基的说法，斯大林愤怒地转向他，问道：“‘你为什么不参加第一次会议？’我回答说，我没有得到需要我参加那次会议的通知。斯大林继续愤怒地说：‘你没有得到通知？你没有得到通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毫无纪律性，只会自行其是。你的失职使我们损失了好几个租借法案的项目。’”

最后的绝唱：在雅尔塔会议上为斯大林翻译（罗斯福在右上角；丘吉尔在左侧，背对镜头）

迈斯基在波茨坦首脑会议上仍有短暂露面，但丘吉尔在大选中的落败以及艾德礼和贝文“出乎意料的登场”，进一步凸显了他的无关紧要，因为他和后两者的关系相当疏远（如果不是敌对的话）。颇为矛盾的是，正是迈斯基在保守党人中的崇高声望使他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而他现在与工党政府成员的关系可能会成为一个隐患。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柯伦泰向准备离开莫斯科赴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克拉克·克尔解释说）“不会忘记，［贝文］属于‘旧国际’的人，从1917年起就一直反对布尔什维克”，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忘记”。在新形势下，迈斯基被证明不再是一份财富，尤其是苏联对工党的不信任，会重新引发对类似迈斯基的孟什维克历史的怀疑。

从波茨坦回来后，外交人民委员部疏远了迈斯基。他被解除了赔偿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任命。他甚至见不到莫洛托夫。经过反复恳求，他终于在1946年3月见到了这位外交人民委员。会面时他被严厉批评，说他“写的东西消极被动，他本人缺乏参与人民委员会日常工作的积极性”，此外，他在战后赔偿方面的工作也被批为“软弱”。他被再次降职，分配到一个集体编写一本苏联外交辞典的庞大团队。这项受到严格审查的工作是莫洛托夫改造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座丰碑，迈斯基肯定觉得参与此事是一种屈辱。

生存本能让迈斯基在不那么危险但却很有声望的苏联科学院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早些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便迅速掌控了自己的命运。当斯大林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时，他向斯大林表示祝贺，贺信中充斥着阿谀奉承：

……我满心欢喜。我想不出还有谁能比您获得这一荣誉更加实至名归了。我很难想象，这些年来，尤其是艰苦卓绝的过去四年里，如果不是您担任苏联的领导人，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以及我们所有人来说会发生什么。

还有一件事：您上次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的演讲实在是太精彩了！您的演讲内涵深刻，也非常及时。
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
伊万·迈斯基

迈斯基马上对斯大林提出一个大胆的个人请求，他觉得自己在文学和研究方面的技能可以在苏联科学院更好地发挥作用—随信还附上了一家顶级英国厂家生产的两根价格不菲的烟斗。他已经六十二岁了，是该“认真考虑转向学术和文学领域了”。他给斯大林写道：“如果您对我的计划没有异议，如果它得以实现的话，我对您将不胜感激。碰巧的是，科学院致力于通过招募新鲜血液来提升自己的队伍质量……候选人的名字必须在6月24日前提出。”对斯大林而言，他不需要花精力说服，就可以确保迈斯基一个月后以全票进入科学院。尽管迈斯基具有胜任这一工作的出色资格——他自夸发表过将近二百五十份作品，同时还是一名富有洞察力的当代历史分析家，具有丰富经验—他任命的背景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斯大林同意了这一任命后，开始把他不再信任的政治家发配到科学院当院士，以此作为消遣。维辛斯基接受了这种荣誉，而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都拒绝了。

这一转变是及时的：1947年1月，迈斯基被解除了部里的工作，并被全票剥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选委员资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抬头，这使得科学院难以开展任何严肃的工作。迈斯基受托研究的项目没能使他振奋精神。正如叶夫根尼·塔尔列（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在迈斯基被捕和审判期间一直支持他）的外甥所观察到的：“迈斯基已经从一个谨慎但非常自信的外交官变成一名一无所知的院士。他研究西班牙历史上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他知道，但甚至连他也不关心。”

对观察者来说，迈斯基似乎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谨慎但非常自信的外交官”。原来与他一道同属于“契切林-李维诺夫外交学派”的同僚通过清洗、自然原因—也常常通过“转岗”—所剩无几。人们仍然可以在堤岸大楼的公寓里偶遇面色阴沉的李维诺夫。这对了不起的夫妻曾经深受朋友们的喜爱，但这些朋友们早已识趣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这对无儿无女的夫妇形影不离，在恐惧中等待”。反世界主义运动强烈反对“对外国事物的崇拜”，而迈斯基与这种崇拜脱不了干系。看到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的柯伦泰不得不把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及其儿子的肖像画从墙上取下，是多么令人悲伤。肖像画是送给她的纪念品，以表达对她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感谢。有一次，他们到一个朋友的别墅里吃饭，迈斯基“这个从前就习惯成为社交场合焦点人物的讲故事高手，现在变得迟钝且被动。而阿格尼娅起初还把自己当作大使的妻子神采飞扬地高谈阔论，当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当下的身份时，马上戛然而止”，“他们身上散发出难以摆脱的恐惧感”。

1952年，李维诺夫、苏里茨和柯伦泰先后去世。10月，一项对迈斯基在科学院工作表现的批判性评价成为对未来的不祥预兆。迈斯基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已经极度恶化，乃至后者对赫鲁晓夫说，他怀疑迈斯基是“一名英国间谍”。1953年2月19日，迈斯基果然被逮捕，审讯人员指控他犯下了“叛国罪”。他很快就“承认”自己是被丘吉尔招募的间谍。这次逮捕行动是在1953年1月的“医生阴谋”引发新一轮清洗运动之后实施的，当时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大部分是犹太人）被指控密谋杀害苏联领导人。然而，3月5日斯大林死后公布的特赦名单之内却没有迈斯基。

迈斯基被关押在卢比扬卡的一间地下囚室里，在斯大林死前，他接受了三十六次审讯。对于这位年过七旬、备受尊敬的外交官来说，这肯定是毁灭性的打击；他曾经机智地避开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镇压最恐怖的阶段。他在写给妻子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七十岁生日之际身陷囹圄的伤痛，感人至深。这首诗在语气上与贝多芬的《费德里奥》相似，暗指弗洛列斯坦在监狱里孤独的哭泣是因为他思念爱人、渴望自由：

……今天我七十岁了！
运动、革命、战争、开放
这是这些年来，我在我们的世界所看到的！
在别的时代，这可能需要三个世纪……
我承受了这一切
带着一个男人的骄傲我知道正是历史进程引领我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共产主义旗帜将会闪耀光芒，我的一生都在工作的旗帜下度过，我一生都在相信对乐观主义的研究……我快乐地生活，快乐地战斗，也快乐地经受磨难，我在战斗中从不吝惜气力，我的生活乐章用大调奏出……现在，我的星星正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前方的路隐藏在黑暗中，我在一堵石墙后面迎来这一天；

……亲爱的！今天，在这珍贵的日子里，我在昏暗的房间里向你问好在我心里，我将你拥入怀中。由衷地感谢你，我最亲爱的人，为你给我的所有快乐，为你给我的爱，它闪闪发光，充满生机，给了我如此多的温暖和喜悦在挣扎之际，在磨难之际，在思考之际……

释放迈斯基的决定似乎是由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在苏联外交政策走向上的冲突触发的。1955年7月，赫鲁晓夫计划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脑会议。如果此时迈斯基仍被关在监狱里的话，情况将会非常尴尬，因为赫鲁晓夫会在日内瓦遇到安东尼·艾登（新当选的英国首相，英国代表团团长），而后者与这位前任驻英大使的关系是那么密切。然而，只有在1960年，当赫鲁晓夫成功巩固对党的控制，并战胜莫洛托夫对他的挑战时，迈斯基才彻底获得平反。

迈斯基最终被判决犯下的是管理方面而非政治方面的罪行。在他的请求下，他得到了一张桌子、纸和文具。他现在有足够的信心向监狱长抱怨说，监狱方面给的那张桌子“桌腿长短不一，桌面也变形了，而且我写字的时候没有地方放腿。桌子太矮了。是否可以给我一张哪怕是最简单的餐桌，至少在我写字的时候可以有个地方搁腿”。他首先给伏罗希洛夫写信，恳求得到赦免。两天后，他对这一判决进行了详细的批评，对审判的议定书提出了大约六十个需要修正的地方。法庭接受了这些意见。

迈斯基把在监狱里的剩余时间都用于写作一部寓言小说《近和远》，此前两年他一直在脑海里构思这部小说。7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他的赦免请求。将赦免证书带到布提尔卡监狱的警官当即开车把迈斯基送回家。

迈斯基初回科学院时，包括薪金在内的许多权利都已被剥夺，他被安排从事无关紧要的研究西班牙历史的工作。只是在1960年他得到完全平反并恢复党籍（尤其是历史研究所建立）之后，他才得以再次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自己设定的方向上—撰写回忆录，但他也总是与克里姆林宫的风向保持一致。他在八十一岁曾经遭受一次严重中风，但几乎没有影响到他多产的创作。然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迈斯基的工作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对他身体的康复产生了不利影响。他的弟子勒科瑞奇出版了一本开拓性的书，名为《1941年6月22日》。这本书受到公开谴责，作者也被开除党籍。迈斯基回忆录的英文版中包含了对斯大林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夕的行为的批评，也被谴责为“主观臆断”。向来谨慎的迈斯基还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与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一起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抗议试图为斯大林平反的人。

迈斯基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阿格尼娅对他照顾有加。他头脑清醒，继续写回忆录，直到1975年9月3日去世。尽管他在科学院的地位显赫，但他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再也没有进入苏联政治和文化精英的顶级圈子，并且被迫不再与他在伦敦结交的那些有权势的好朋友往来。迈斯基渴望在伦敦的辉煌岁月，他看上去非常羡慕他的朋友、激进的英国律师和下议院议员丹尼斯·普里特的生活，因为普里特仍然“在世界各地穿梭往来”，他却只能在乡间别墅里“伏案写作”回忆录，妻子“忙于园艺活”。

迈斯基必须继续为生存付出沉重的代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被迫为自己“很久以前”所犯的错误赎罪，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这些错误已经得到原谅，却没有被忘记。他的最后一份书稿名为《关于丘吉尔、他的圈子和他的时代的回忆录》，他的出版商俄罗斯国家科学出版社拒绝出版书稿，还把原稿弄丢了，只剩下一些零散的草稿。迈斯基给出版社写信：“你们的打击令我尤为痛苦，因为我现在已经九十一岁了，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在写这本书，并希望这本书成为我的收官之作（我意识到我现在离生命的终点已经不远了）。”

在伦敦的长期生活无疑仍是迈斯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他在苏联科学院度过的最后二十年，完全致力于记录那段影响深远且富有戏剧性的岁月。“他真心热爱英国和英国人，”战争期间驻英大使馆的武官团团长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明显带有口音……［而且］他似乎知道每个单词的所有含义。”他在去世前不久给时任苏联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伦敦的怀念：

……我们在伦敦度过了十一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此前我还在那里度过了五年（1912—1917年），我那时是一名来自沙俄的移民。我很自然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更具体地说，是喜欢上了一些特别的景点、建筑和纪念碑……我发现我现在有时仍旧会想：他的书房是怎样布置的？他们的餐厅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有二战期间闪电战遗留的某些痕迹吗？……我们时常回想起我们与韦伯夫妇、萧伯纳建立的友谊。当然啦，这个时代的伦敦与我们那个时代的伦敦已大不相同……

密不可分的伴侣：晚年与阿格尼娅在一起

迈斯基去世前不久，他忠实的学生和著名历史学家勒科瑞奇去看他，发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