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波本克｜理解帝国及其统治套路
帝国的长久国祚，不仅挑战了“民族国家合乎自然、必要且不可或缺”的观念，更指引我们转而公允地探索人们在时间长河中，是如何以广泛的方式，对政治进行思考，并组织他们的国家──不论是好是坏。深入研究帝国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要赞美或谴责帝国。反之，一旦了解帝国在自己独有的时代脉络下，呈现在人民面前的诸多可能性，就能揭示出它们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与行动，如何改变过去、创造现在、或许也将形塑我们的未来。
这里不会检视所有时间、所有地方的每一个帝国，而是着重在某些拥有独特历史、深富影响力、且在许多情况下彼此纠缠的帝国。诸帝国不尽然相同；它们创造、吸纳、且传布着各式各样的统治手段。我们会一一描述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能想像出来且可行的统治策略有多广，并勾勒不同权力架构下产生的冲突，进而探讨各个诞生于特定时间点、却跨越时代影响整个世界史的帝国，彼此之间引人争议的关系。
帝国的统治套路既不是能把手伸进去随便掏掏的百宝袋，也不是一组设定好用来统治的计算公式。帝国日复一日面对挑战，它既会即兴演出，也有其表演习惯。过去的惯例与既有脉络的局限，形塑了领导人所能想像、并付诸实施的做法；不只如此，其他与自身目标重叠的帝国，以及住在帝国缔造者所觊觎土地上的人民，也都参与了这样的形塑过程。居住在兵家必争之地的人们，会抗拒、倾斜，甚或扭曲自己，来认同或支持一个更加强大政权的入侵。认知到帝国的统治套路是受限于地理与历史条件、但又鼓励创新的灵活手段，就能让我们不至于用错误的二分法，断然将这些套路分为延续或革新、偶然或注定，并转而观看究竟是哪些行动与条件，促使帝国在统治策略中增添或排除某些特定要素。
我们的论点不在于把每个重要的国家都当成帝国，而是要阐述各帝国与它们彼此间的互动，塑造了绝大多数人类史的脉络；在这些脉络中，人们衡量自身的政治可能、追寻自身的野心，并展望自己社会的愿景。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反抗政府、忠心耿耿，还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都得把帝国、帝国的统治方式与帝国间的竞争纳入考量。至于这种帝国架构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会在最后一章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会从西元前三世纪时的罗马与中国开始谈起。这么做并非指它们是最早的帝国，毕竟埃及人、亚述人（Assyrians）、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宏图和更多中国古代王朝，都是罗马与中国了不起的前人；而是因为对后世的帝国缔造者来说，这两个帝国都成了历久不衰的参考座标。罗马与中国都成就了庞大的版图，将商贸与生产整合进（它们各自创造出来的）世界规模经济中，擘画了维持国力的制度且长达数世纪，此外，更发展出让人难以招架的文化架构来诠释、宣传自己的成就，确保人们对帝国权力长时间的俯首称臣。中国仰赖忠诚且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而罗马则至少在理论上把权力交给了公民；它们的统治方略，对人民想像国家样貌以及自身在国家中的位置，都有着长久且深远的影响。
接着，我们会细看那些试图取代罗马地位的帝国──通权达变的拜占庭帝国、活力十足但不断分裂的伊斯兰哈里发国（Caliphates），还有短命的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s）。这几个政权都以宗教为基础建立帝国；它们的历史也展现出以好战的一神教（monotheism）为武装的国家权力，所带来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让不信神的人改宗或杀掉他们以宣扬真实的信仰，这种驱力让战士们为基督宗教（Christianity）与伊斯兰信仰动员起来，但同时也让帝国内部因为“谁才有真正的宗教权威”以及“谁的权力主张才是神授”等争论而引发分裂。
十三世纪时，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率领下，根据极端不同的原理，整合出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他们采用的方法为──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宗教与文化上的差异。蒙古可汗握有游牧社会的技术优势，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来去自如、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的强悍军队。然而，各个被征服民族的技术与资源之所以能迅速为蒙古人所用，还得归功于可汗对帝国社会的宽容观点。结合暴力吓阻、对不同宗教文化的保障以及政治上的个人效忠，这就是蒙古的统治套路。
对帝国研究而言，蒙古人至关重要的原因有二。其一，他们的治国方式影响了横跨整块欧亚大陆的政局──包括中国、后来的俄罗斯，以及蒙兀儿（Mughal）与奥斯曼帝国。其二，蒙古人保护了从黑海到太平洋之间的贸易路径，更跨洲传布了知识、货物与治国的本领；而在当时欧亚大陆西方的边边角角（今天的欧洲），则尚未出现任何国家能大规模地掌握人心向背与资源。至于在今天的伊朗地区、南印度、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帝国，虽然它们促进交流与改变的时间也远在欧洲人登上强权舞台之前，但本书则不再赘述。
亚洲的财富与商业活力，终究将人们从今天认为是欧洲的地方，带向一块对他们来说，在商贸、运输等各方面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全新领域。在我们的笔下，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荷兰与大不列颠等帝国，不会以“欧洲扩张”的寻常扮相登台。在十五与十六世纪，没有人会将欧洲想像成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不管在任何案例中，地理区块都不是所谓的“政治推手”（political actor）。反之，我们会聚焦在当时各帝国间关系的重整；至于这个充满活力的重整过程所引发的结果，则会在许久后的将来变得清楚明白。
有三个条件造就了“欧洲的”海外扩张：在中华帝国领域内生产与交易的高价商品；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东地中海与通往东方的土地，造成贸易障碍；敌对的王朝与君主、具备有力支持者的领主与捍卫自身权力的城市，在欧亚大陆西部相互竞争，却没人有办法在这块土地上重建罗马式的统一。正是这种全球范围的权力与资源布局，让欧洲的航海家来到亚洲，随后更因为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意外发现而抵达整个美洲。
这些新的联结最终让全球经济与世界政治重新洗牌。然而，距离欧洲人主宰的单极世界，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在东南亚，财富以香料与纺织品的样貌出现；葡萄牙与荷兰的海上霸权一方面得靠武力限制竞争者的商业活动，同时还要确保生产者和地方权贵能从新型的长距离贸易中分到一杯羹；要塞化的商业“飞地”[1]，也成为欧洲人权力剧码中的关键因素。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他的王室赞助者得以在两块大陆上巩固势力，建立起“西班牙”帝国；他们强迫美洲原住民劳动，生产白银供应到西欧、东南亚以及商业发达、富庶的中华帝国，对其间的商贸活动产生极大的润滑作用。
在美洲，来自欧洲的移民、从非洲带来的奴隶与他们的帝国主子创造了新型态的帝国政治。避免治下的人民独立（无论是不是当地原住民）或跟敌对的帝国站在同一边，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任务。统治者必须利诱远方的菁英分子合作，而菁英们身处这个地位不平等的包容式政体（inclusive polity）里，则得对自己的身分有点概念，在本国、海外领土，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提供人力。这些努力并不总是产生同化、戮力同心，或是逆来顺受；帝国统治者、海外移民、原住民社群与被迫移民间的紧张与暴力冲突，在我们的研究中俯拾皆是。
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地方的帝国，都不会只局限于经济剥削。早在十六世纪起，就有部分欧洲传教士与法学家将正当与不正当的帝国权力区隔开来；他们谴责欧洲人对原住民社会的入侵，并质疑帝国是否有权从被征服的人们那里夺取土地与劳力。
要到十九世纪，才有某些欧洲国家靠着帝国的征服收益成功强化自己，并在技术和物质上与邻国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拉开了明显的距离。但这种“西式”帝国支配的时代，却怎么也称不上圆满或稳定。对统治者与移民奴役、过度压榨、以及残酷暴行所产生的反弹，让“殖民地究竟是个可以任意剥削的地方，抑或是虽不对等，但仍属于包容政体的一部分”这样的问题，成为公众广泛注目的焦点。此外，与过往一贯说法所描述的不同，中国、俄罗斯、奥斯曼以及哈布斯堡都不是陈腐的过气帝国；它们都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回击经济与文化上的挑战，同时在活络世界政局的合纵连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书将会透过这几个帝国的传统、彼此间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描绘它们的发展轨迹。
我们也会仔细观察帝国在陆上（而不只是海上的）扩张时，使用了多么不同的方式，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政治与社会布局。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美国与俄罗斯都将自己的统治延伸横跨整个大洲。俄罗斯惯用的统治手法，是从帝国的前辈与敌人那里综合继承而来，靠的是将人们一劳永逸纳入皇帝的关注（当然还有剥削）之下，同时保有被并吞群体之间的差异。美国的革命分子则诉诸不同的帝国政治观点，用“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观念跟自己的不列颠主子翻脸，然后──用汤玛斯．杰佛逊的讲法──建立一个“自由帝国”。[2]美国人征服了原住民、取得其他帝国的土地，创造了一种将新领土并入国家的模式。他们把印地安人与奴隶排除在政权之外，接着为了治理不同领土的歧异态度打了场惨烈的内战，打完以后还要想办法凝聚国家；在这样的过程中，整个美国也日益扩张。到了十九世纪末，这个年轻的帝国已经将势力延伸到海外，但国内却没有发展出对美国作为殖民地统治者，加以普遍认可的观念。
不列颠、法国、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对于统治殖民地可没这么谨慎节制；十九世纪末，它们大力将殖民统治施行于非洲与亚洲新攫取的土地。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些强权才发现：实际治理非洲与亚洲殖民地，要比军事征服来得困难许多。正是那种冠冕堂皇、“要把『文明』和经济『进步』带给人们认为落后的地区”的主张，让殖民强权开始面对国内、敌对帝国以及殖民地菁英的质疑：究竟有哪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如果真有的话──能在政治上与道德上都站得住脚。
十九、二十世纪的各帝国和十六世纪一样，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关联。不同的权力组织──殖民地、被保护国（protectorate）、被迫接受主流文化的领土、半自治的民族行政区──以不同方式被整合于帝国之内，帝国则用超越任何民族政体所能达到的界限汲取人力、物力，同时尝试控制远近的土地与人民。
二十世纪时，日本加入帝国竞赛、中国暂时中箭落马，让各帝国间的关系更形尖锐。帝国之间的敌对态势就是在此时，把各帝国强权与它们遍布世界各地的从属子民牵扯进两次世界大战。帝国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灾难性结果，以及帝国内部与帝国彼此间所孕育出来的、让人无所适从的主权概念，一同为一九四〇至一九六〇年代间殖民帝国的瓦解搭好了舞台。然而，殖民帝国的瓦解，也为“美国、苏联与中国这样的国家，要如何让自己的统治套路适应情势变迁”这样的问题留下讨论空间。
是什么样的因素推动了世界政局中的这些主要变化？过去人们声称，是因为权利、民族与人民主权等概念在西方诞生，才使得帝国让位给民族国家。但这种说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当人民主权与自然权力（natural rights）在十八世纪占据了世界上某些角落的政治想像时，帝国还是好端端地活过了那个世纪。更有甚者，如果我们假定这些概念的起源与“民族”有关，就会忽略一项重要的政治变化动力。在不列颠属北美洲（British North America）、法属加勒比海（French Caribbean）、西班牙属南美洲（Spanish South America）和其他地方，为了争取政治发言权、各种权利与公民身分而起的抗争，早在还没有变成对抗帝国的革命以前，就已在帝国内部发生了。而且，这些抗争的最后结果并不总是与民族有关。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民主、民族与帝国之间的关系，仍是相当有争议的话题。
其他对世界史的研究，则将这种主要的转变归因于“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的“国家兴起”。有种观念和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认为有条唯一的道路，通往一种寻常且放诸四海皆准的主权形式，也就是“西方的”形式。关于“近代”国家体系诞生的时间，学者们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日期，好比说一六四八年与《西发里亚条约》、十八世纪西方政治理论的革新、或是美国与法国大革命。但我们如果将视野拓展得更广，回溯、聚焦在帝国上，就能看见这两千多年来，国家始终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将权力给制度化。欧洲国家发展，而其他人则“回应”；这样的故事，只会错误呈现国家权力在西方与世界其他各地，长期以来的运动历程。
就拿十七世纪末与十八世纪时，英格兰与法国日益强化的国家权力来说吧，这种转变是帝国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权力让帝国变得愈来愈强。帝国作为一种试图支配广大空间的强权，会将生产出来的各种资源注入国家组织，并集中税收与军事力量。十八、十九与二十世纪发生在帝国与帝国间的战争，则为后来挑战欧式帝制国家的革命运动铺平道路。
换句话说，我们对帝国的研究，必须要打破那种用民族、近代性与欧洲来解释历史演变路径的特定主张才行。这里采用诠释性的论述，奠基在对特定帝国脉络的分析上；透过这样的论述，我们试图阐明帝国的力量、以及存在其内外的相互斗争，是如何在过去几千年间形塑社会与国家，激发野心与想像力，从而开启或终结政治的可能性。
帝国在历史上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们有能力营造一种脉络，让政治得以在其中孕育产生。征服别人与获得财富的诱惑，都让帝国保持活力，并且与其他帝国或别种类型的国家持续着紧张冲突的关系。对帝国昔日的追忆，对帝国的排斥与恐惧，以及打造新的、错综复杂政体的雄心壮志，在在都激励着，也束缚着领导人与追随者、野心家、漠不关心的人，和那些身不由己的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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