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
我们希望在一幅双连画上描绘出苏联和法国两国知识分子的截然不同的形象。在画的这一边，为数众多的文人和专家似乎相分离：工程师不承认经理或金融家的权威具有合理性或值得肯定之处，文人则对政客的阴谋和警察的暴行感到愤慨，对于遭受不幸的人民——饥饿的印度农民、蒙受侮辱的南非黑人、一切受压迫的种族和阶级、被麦卡锡追逐的前共产主义者、受梵蒂冈决议处罚的边做工边传教的教士——感到具有一种责任感。在画的那一边，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文人和专家则签署决议反对同样的人和同样的事件。西德的重新武装、罗森伯格夫妇的被判刑、梵蒂冈和美国反对和平的阴谋等等，这些人和事件也同样燃起他们西方同伴的怒火。人民民主制度下的文人和专家保留了愤怒的权利，但是这种愤怒只是针对他们无法客观认识和访问的资本主义世界。他们对自己周围的现实表示赞同，对其他的、遥远的现实，则表示反对，而自由欧洲的亲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与之完全相反。人们将很容易地描绘出第三种形象，即西方的前共产主义者或反对共产主义者，他们与共产主义者一样相信同样的价值，但是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比人民民主制要更忠于他们的理想。他们有时在一切动议上签名：支持罗森伯格夫妇和反对苏联集中营，反对西德重新武装和支持释放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摩洛哥警察以及反对1953年6月17日镇压东柏林的骚乱；有时则有选择地在某一类动议上签名：例如反对苏联集中营，因为他们是遵守斗争逻辑的，而且感觉到了斯大林的压迫与资产阶级的压迫在程度上和本质上的不同。我怀疑这三类知识分子——莫斯科共产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者或进步主义者，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反共产主义者——中的任何一类是否会对自己的命运满意。我也怀疑苏联知识分子是否如他所表现的那样与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否法国知识分子如他想让人相信或自认为的那样抗拒现行政体。苏联和美国这两大帝国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都依附于一个与国家相混同的制度。无论是“反意识形态”还是“反国家”都未曾在他们身上出现过。这种准一致性（quasi-unanimité）并非源于相同的方法，也不是以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与欧洲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相悖的。“美国主义”（américanisme）既不用通过一套概念或体系来加以表述，也没有集体救星、历史的终结、未来决定因素、宗教的教条否定之类的东西。相反，它所包含的是：尊重宪法、鼓励个人创造力、受强烈而又模糊信仰激发的人道主义、对教会间斗争的漠不关心（只有天主教“极权主义”使其不安）和崇拜科学与效率。它并不包含具体的正统学说或官方观点。这一思想在学校得到传授，而社会则使这一思想成为必须接受的事物。如果人们愿意，那么它也算是一种“因循守旧”（conformisme）。但是，它并不怎么专制，因为它并不禁止有关宗教、经济和政治的自由讨论。尽管没有压迫，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些同情共产主义的“不守成规者”（non-conformiste）感觉到了集体谴责的沉重压力。个人如果想要对那已成为国家观念一部分的思维方式和制度提出质疑，就会成为犯有亵渎爱国主义罪行的嫌疑分子。从表面上看，苏联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非意识形态（non-idéologie）完全不同。它声称自己与一种唯物主义玄学（métaphysique matérialiste）紧密相连，并使日常措施与人类的终极目标具有了明显的相互联系。它将实践的所有方面都纳入到理论形式中，而美国则倾向于对各种决定进行一种实用主义论证，即使这些决定是关于精神世界的。正是国家宣布学说为真理，并在社会中强制推行；也正是国家将任何时刻的教条都确立为正统，它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并给予警察完全的自由。而美国则继续珍惜和尊重司法权的至高无上。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源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它能忠实地体现出苏联的特性吗？如果摆脱了解释性的经院哲学，人们就会注意到一种十分具有民族特性的意识形态因素：五年计划、“干部决定一切”、先锋队作用、选择精英、集体开发土地、正面英雄人物、新秩序的景象。这种意识形态不是源自青年马克思的思辩，而是来自俄国革命。同样，人们看到一种美国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它表现了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独有特点：崇拜成功、个人创造力和适应团体、道德激励和人道行动、竞争的残酷和遵守规则、对未来的乐观、拒斥存在的焦虑、将一切情况简化为可解决的技术问题、传统上敌视权力和托拉斯以及事实上接受军事国家和大公司等等。在美国和苏联，专家的结合必定是依据研究条件来进行的。物理学家受雇于大资本家的公司、国有苏维埃托拉斯或原子能委员会的实验室。他们共同工作，服从保守军事秘密的义务。他们都领取薪水，但专家们在苏联比在美国享有更高的特权，而且他们已经丧失了业余者或自由职业者的独立性。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中，像医生、法律界人士这样的专家仍然在反抗。专家从属于雇用他们的企业，这一点在未来将成为所有工业文明国家的特点。这种集体性把获得实用知识置于保存文化之上。同样的人，在过去也许只是文化人，在当今就变成了各类专家。不管是在苏联还是美国，对人的管理被提升为一种科学和技术。那些改写（rewriting）、广告、宣讲宣传、信息、心理技术方面的专家教人们读、写，组织劳动以使我们同胞满意、愤怒、消极和粗暴。作为他们职业基础的心理学并不必然是巴甫洛夫的反射心理学那类唯物主义。它同样也教诲道，要把人看作是可计算其反应的群体存在，而不是每个不可替代的个人。技术对文化的压制使一部分文人躁动不安，并使他们感觉到被孤立。严格的专业化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秩序的怀念，在这一秩序里，知识分子作为拿薪水的人，并没有和商业企业结为一体，但是作为思想家，却和人类集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美国，除了现存制度外，人们并不期待另一种制度，因而这些不满和怀念并未表现为主动的叛离。而导致这种相对疏远的原因在苏联表现得更突出，在那里，技术专家比文人地位要高，这一点要比美国更加明显。作家、艺术家和宣传鼓动者并不拒绝灵魂工程师的头衔；而坚持为了艺术而艺术或纯粹研究的人会因此而被开除。难以想像苏联生物学家不想讨论摩根和李森科的各自优点，物理学家不想与他们的外国同行自由通信，哲学家不想质疑机械唯物主义思想，音乐家不想毫无危险地犯形式主义错误。当然，并不能由此认为苏联知识分子是敌视现有政权的。可能他们认为经济国有化和政党领导是自然的，就像美国知识分子将私人企业视为是自然的一样。如果画家不再被束缚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家不被局限于强加的乐观主义，如果遗传学家不再被禁止为孟德尔主义辩护，那么他们就会觉得满意。斯大林死后的几年内，因“日丹诺夫主义”的衰落而出现的批评性小说和戏剧，比作家委员会的众多决议更能反映文人的意愿。美国知识分子并不渴望苏联知识分子的处境，但是在那些讨厌美国资本主义、着迷于无产阶级冒险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却来回打量着这两个“怪物”，思索着哪一个预示了自己的未来，哪一个更可恨。实验室设施简陋的法国学者可能对“美国主义”和“苏维埃主义”同样需要。但是与法国制度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制度，也并没有与现实决裂。法国人自发要求国家承担那些对于集体繁荣必不可少的任务，并梦想一个公共权力能毫不吝惜地为科学研究提供经费的国度。历史学家、作家、艺术家这样的文人惧怕官僚对文化的专制主义。同样，他们也厌恶报刊、广播、出版社的专家们对大众口味的专制。对知识分子来说，思想的商业化和服从国家意识形态一样是不能忍受的。文化人感觉到必须在出卖自己和孤独之间作出选择。在一个让技术为哲学服务的体制里，这种选择有可能被超越吗？在这一体制下，作家参加了一项伟大事业——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在这里，作家为五年计划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他像矿工一样生产，像工程师一样指导。他用不着担心销售情况，因为这是该由国家负责的事情；他也用不着依赖出版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商业问题；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奴隶，因为他忠于使人民、政党和公共权力相一致的意识形态。由此，他就避免了孤独、以写作为生的潦倒、第二职业的艰辛和改写的无聊。作为交换，他必须做出的惟一牺牲是：赞同现行制度，赞同信条和它的日常解释。这是不可避免的让步，但也是整体腐败的源泉。西方作家有的为了成功而不惜改变原有立场，有的则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他们都很想与塑造未来的群众相联合，并想像着国家出版社所保证的平静生活。对于大清洗的不可预料的动荡所带来的不安全，他们并不太难接受，因为这种不安全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责任的另一面。但是他将如何忍受这种狂热的责任呢？被解放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们歌颂着他们导师的丰功伟绩。他们忠诚的可靠性在公共服务的义务下能维持多久呢？三十年前，朱利安·班达使这一表述大获成功：学者的背叛。当时的舆论还未忘记莱茵河两岸文学和哲学界的一些最有名的人士签署的宣言。知识分子不断向军人们重复：他们也在战斗，一些人是为了文化，另一些人是为了文明。他们揭露了敌人的野蛮，却没有对所引用的证据进行批判；他们将强国之间的竞争转变为类似于欧洲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圣战。他们为国家利益、民族间的仇恨披上了一种确定的和所谓理性的形式。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为真理和公正这样的永恒价值服务。通过争论得出的这些结论同样是含糊不清的。朱利安·班达毫不费力地就描绘出思想的世俗化：大多数知识分子此后不再关注彼岸，他们为了终极目的而保持国家组织。他们教导人们珍视人间幸福、国家独立、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生产水平的提高。甚至基督徒都受“内在性”（immanence）的迷惑。如果背叛意味着抬高现世的地位和贬低永恒，那么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背叛者。一旦脱离教会，知识分子们就抛弃了教士身份，因为他们渴望占有自然和控制自己的同伴。通过不断的说教，这些知识分子的职业活动就和历史冲突混杂在一起了，他们如何才能逃避政治冲突和束缚呢？德雷福斯事件为朱利安·班达提供了一个理想模式。为错判的无辜者辩护的学者们是遵守他们等级的原则的，即使他们损坏了参谋部的名誉和军队的战斗力。学者应该将对真理的尊重置于国家的辉煌之上，但是如果君主的判断与此相反，他也不应觉得震惊。那些著名的案件并不全都符合德雷福斯事件的模式。当两个国家相互争斗时，当一个正在上升的阶级试图取代昔日特权者的地位时，何为真理和公正？假设中欧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的直接责任比协约国的要大——这一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学者应如何判决呢？无论哪一阵营胜利，其结果都和战争爆发的原因同样重要。为什么德国知识分子不能真心相信德意志帝国的胜利最终将有利于人类的最高利益？由抽象术语定义的价值很少允许在政党、制度和国家中进行选择。如果我们排除了为暴力而暴力的党派分子、理性的否定者和要求回归野蛮状态的预言家，那么每个阵营都代表了一些价值，没有哪一方能满足学者的一切要求。那些宣告未来之公正的人使用着最残酷的手段。那些拒绝杀戮的人轻易地就听命于地位的不平等。革命者变成了刽子手，保守者则转向犬儒主义。在国家的命令下，知识分子正成为政党或企业组织的仆人、为美国航空业或原子能委员会服务的研究主管，他还可能摆脱行动的束缚吗？签署决议以反对世界上的一切罪行，这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对教士行为的可笑模仿吗？在他们受软弱和分裂保护免受一致性威胁的那些国度里，知识分子既担心自己计划的有效性，也担心它们的公正性。当“美国占领”被知识界名流们看作是重要危险时，是否应该揭露苏联集中营？在对立的另一边，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轮到反共产主义者为了斗争的需要而牺牲一切了。和一般人一样，知识分子也未能摆脱“激情的逻辑”（logique des passions）。相反，他们更加渴望证实（justification），因为他们想减少自身的无意识成分。但是政治上的证实总是和善恶二元论（manichéisme）混合在一起。人们再一次要问，叛徒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在此我只能提出我自己的回答。珍视国家的理性组织的知识分子将不满足于只是在一切反对不公正的宣言上签名。虽然它尽力唤醒一切党派的良知，但是它将投身于支持那个在它看来为人类提供了最好机遇的党派——这一历史选择有犯与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错误的风险。知识分子并不拒绝实际行动，一旦他参加了行动，就会忍受行动的艰难。但是他们尽力去永远不忘对手的论证、未来的不确定、自己朋友的过错和战士之间隐藏的博爱。作为党的“负责人”的知识分子们组织群众、训练他们如何战斗、送他们上学、鼓励他们工作和传授他们真理。因为他也传授教条，因此成为教士。他变成了一名战士，但他同时还继续思想和写作。这一征服性的宗教允许知识分子在运动的初始阶段同时代表不同类型的人，而一旦和平重新降临，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日渐疏远。这一暂时的成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积极分子们将权力授给少数几个人，这些人昨天是广受欢迎的领导人，明天将是官僚制的主宰。积极分子们受制度残酷奴役的束缚，被迫赞颂那些国家的领导人，遵循由未来的上帝王国神圣化的曲折道路。更糟的是，他必须重复正统言论，并最终向刽子手欢呼和剥夺战败者的荣誉。也许，他不是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罪行的象征意义。在巴黎，哲学家有权区分作为反对派的罪行和为盖世太保效力的间谍罪行。但是铁幕另一边的知识分子无权公开这一区分。他必须表现得如同警察兼审查官（policier-inquisiteur）一样，并为了保持对国家的忠诚而背叛自己的使命。被一个政党和一种僵化为教条的意识形态所控制，左派知识分子就注定要走向反叛或是自甘放弃。在仍然自由的欧洲，知识分子是否将继续感觉被异化，以至于渴望这种束缚？被剥夺真正信仰之后，知识分子是不是不再在作为伟大行动的灵魂的预言之中，而是在作为对暴政的证实的世俗宗教中，重新认识自己？
本文选编自《知识分子的鸦片》，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此书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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