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天瑜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拍枕海潮来，勿再闭关眠；
日本桥头水，直接龙动（注：龙动，即伦敦，英国首都。）天。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
世界历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一大转折便是从分散走向整体，其重要表现和结局是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个封闭的国度壁垒森严的门户被打破。在中世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诸国度，各自分散在孤立的环境中。为了防范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干扰，这些国家不惜“自我幽闭”。如中国的明、清两朝多次下令“禁海”：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廷严禁民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外贸；1402年（明建文四年），永乐皇帝登极诏书重申海禁；翌年（明永乐元年）下令将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无法远航；1645年（清顺治二年），为防范郑成功（1624—1662年）从台湾发兵闽浙，取代明廷统治中国的清廷“诏徙沿海居民严海禁”[1]（卷一，第15页）；1661 年（顺治十八年）又颁布“迁界令”，禁止一切船舶出海。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1670—？年）降清。翌年，清廷废“迁界令”，颁“展海令”，海禁松动。但此时中国对外贸易仍限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口岸，乾隆间更限制在广州一口。雍正年间较康熙年间进一步放宽海外贸易，却又下令禁止民人私自出洋和久居国外。与明清时代的中国相比，日本江户时代的“海禁”更为严峻。早在此前的丰臣秀吉时期（16世纪后期），日本即开始禁教。德川幕府二代将军以降，为了控制大名、治理民众、垄断贸易，制止西方人带来的天主教不断扩大的影响，1613年（庆长十八年）发布天主教全国禁止令，驱逐天主教传教士，镇压本国信徒；1616年（元和二年）将外贸口岸限定在平户、长崎；1633年（宽永十年）强化始于1604年（庆长四年）的“丝割符制”，限制从明朝输入白丝，以防日本白银过量外流；同年，宣布除官派“奉书船”外，严禁一切日本船只出航海外，曾经在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年）时期颇为兴盛的朱印船贸易中止。由此，日本进入史称的“锁国”时期。其实，当时的日本并未使用“锁国”一词。倡导这一政策的新井白石（1657—1725年）的用语是“异船御禁止”（禁止外国船往来），近藤守重（1771—1829年）则称之为“海禁”（禁止日本人渡航海外和走私贸易），幕府屡次下达的禁海命令也没有“锁国令”名目。17世纪来日的德意志人检夫尔（Kmpfer Engelbert，1651—1716年）所著《日本志》所附论文，题目为《关于采取目前这种方式封锁日本帝国，不准国民同一切外国贸易发生关系之当否的探讨》，长崎兰学家志筑忠雄于1801年将其译成日文，题为《锁国论》，“锁国”一词至此始见诸文献。至19世纪中后叶，当人们意识到幕府采取的闭关政策是发展的桎梏以后，便普遍用“锁国政策”一词概括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幕府对外方略（注：参见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序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位居远东航线末端的日本，被欧美国家视作赢得远东巨大权益的前哨。自1764年至1850年，西方国家数十次叩击日本门户，其中英国19次，俄国17次，但均未奏效。日本幕府不仅坚守锁国政策，1825年（文政八年）还下达“异国船击退令”，严令沿海诸大名发现外国船靠近海岸，坚决将其击退。1839年8月（天保十年七月）， 《和兰风说书》首先报告清朝没收英商鸦片的消息。此后，《和兰风说书》、《唐风说书》陆续报道鸦片战争经过，其中虽或有讹误，但英国舰队以猛烈炮击使清国惨败是确实消息，这一情报迅速经长崎奉行呈递到在江户的幕府决策者手中。幕府对于泱泱大国清朝被英吉利的大炮轰开国门深感震撼，主政的首席老中水野忠邦（1794—1851 年）致函佐渡奉行川路圣谟（1801—1868年），议及新近在清国发生的事变：此次来舶人称：清国严禁鸦片通商不当，引起英国人不满，派军舰40余艘到宁波府发动战争，现已占领宁波县之一部。此虽他国之事，但亦应为我国之戒也。[2]（第283页）水野对鸦片战争是非曲直的判断显然受到《和兰风说书》的影响，不尽公允，但是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使日本幕府感到必须调整固有的锁国政策，却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幕府于1842年8月29 日（天保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下令撤消“异国船击退令”，改行“薪水给与令”（向外国船提供燃料、饮水、粮食后令其离开），并对遇难外国船给予救助。这恰与《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签署同时。在这一天里，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被迫修改锁国政策。1844年（弘化元年），荷兰国王致函幕府大将军，希望日本接受清国教训，速开国门。次年幕府复函，对荷兰的开国劝告予以拒绝[3]（第526页）。最终迫使日本改变锁国体制的，是美国军舰的叩关，随之便有1854年2 月《日美神奈川条约》的签订。条约主要内容有：1.江户湾的下田（横滨东南）立即开港，北海道的箱馆（今称函馆）翌年3月开港；2.优待漂流民；3.领事驻留。沿此例，1854年10月，英日签署“和亲条约”，长崎、 箱馆对英开港；1855年2月7日，俄日间签署“和亲条约”，又称《下田条约》，划分北部边界，下田、箱馆、长崎对俄开港；1856年1月30日， 荷日签署“和亲条约”，长崎、下田、箱馆对荷开港，荷兰人可自由出入长崎三岛，并获得领事裁判权。1858年（安政五年），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又与日本先后签署“修好通商条约”，共称《安政五国条约》。至此，日本已门户洞开，200余年锁国体制崩解。日本与中国的锁国体制，都是被挟工业革命威势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打破的。以首次订立开放门户条约的时间而言，中国先于日本1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签署， 日美《神奈川条约》1854年2月11日签署），但在被迫开放门户以后， 日本“开国”的力度和主动性，明显高于中国。而且，有趣的是，与中国人充满对撞开广州门户的英国人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年）的愤慨有别，日本人对于1853年打开其门户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M.C.Perry， 1794—1858年）并没有怀抱憎恨，一些人还把培理看做日本文明开化的“恩人”。在培理率舰队登陆的浦贺湾，日本人建立培理公园，园内设纪念馆，竖纪念碑，上撰伊藤博文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这意味着对“开国”的正面认肯，即使国门是不体面地被外国人猛烈撞开的。孙中山（1866—1925年）青年时代即发现中日间开国后近代化速度的差异。他于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指出：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4]（第15页）对日中现代化作比较研究的日本学者依田憙家，将日中现代化速度不同的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点：1.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态比较适合于吸收外来文化，日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比较有利于产生近代的社会关系；2.日本自17世纪末已出现限制儒学有效范围的倾向，而中国则迟迟不能摆脱儒学的羁绊；3.日本在17世纪末就形成作为近代国家之前提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大阪为中心，辐射各藩的统一市场），而中国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4.日本以血统制和世袭制为基础的政治形态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下层武士对现行统治秩序存在强烈否定态度，而中国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政治形态较易使统治阶级整体保持对传统体制的认同，不易使社会发生变革；5.日本较早脱离官督商办的经济阶段，形成民间资本主义，而中国则长期坚持官办传统，难以形成民间资本；6.日本从江户时代就普及了初等教育，其识字率不亚于同期欧洲国家，这对以后的近代进程产生了有利影响（注：日本在江户时代已建立民间初等教育体系，名为“寺子屋”的私学（又称“寺塾”）多达万余所，招收六七岁的男女儿童入学，教学内容为读、写、算、礼仪等。）；7.19世纪中叶欧美对东亚的压力主要对着中国，而且一再对中国施行武力侵略（如两次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压力较弱，这也是日本现代化非常有利的条件[5]（第338—340页）。笔者基本赞同这一分析。以“中心——边缘”理论观察，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其文化具有原生性和稳定性，对西洋文化来袭反应迟钝，实现近代转型较为缓慢；而日本居东亚文化圈的边缘，其文化是次生的和易变的，对西洋文化来袭的反应敏锐，实现近代转型较为快速。且不论明治维新，即以幕末时代而言，朝廷、幕府、藩国和民间虽然有过“锁国攘夷”与“和亲开国”政策的对立，发生“开国”与“攘夷”、“佐幕”与“倒幕”的激烈冲突，但总体上，由于日本社会的前述特点，其对西方冲击反应的迅捷，非同时的中国可比。阿部正弘主持的1853—1856年（嘉永六年至安政三年）间的“安政改革”，解除大船禁造令，创建造船业；委托荷兰人制造蒸汽机船，派人到长崎向荷兰人学习航海术；设立讲武所，编制洋枪队，奖励练兵；创设洋学所（1855 年建， 1856年更名蕃书调所，1862年又改称洋书调所），讲授洋学，培养洋学人才。1855年（安政二年），越前福井藩兰学者桥本左内（1834—1859年）撰《西洋事情书》，介绍西方社会及文化。继阿部正弘执政的堀田正睦（1810—1864年）继续推行开国政策。1858年（安政五年）也即“日美通商条约”签署后的第二年，幕府废除海防挂一职，设置隶属主管外国事务老中的外国奉行（相当于外交部长）一职，下设组头、调役、翻译、通弁（口译），担负幕府的外交事务。这较之清朝设置同类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早2年。上述措施为日本“开国”从被动走向主动准备了条件。在堀田后执政的大老井伊直弼（1815—1860年）镇压反幕派，史称“安政大狱”，激起1860年（万延元年）的樱田门外之变，井伊被水户藩士刺死。此后又有“文久改革”（1861—1863年）和“庆应改革”（1865—1867年）。这些幕末改革虽然未能平息倒幕潮流，克服社会危机，但开国的步履却是一发而不可收了。19世纪60年代初中期，日本幕府及藩国多次派遣使团前往欧美，既作外交谈判，也有师法西方之意，著名者有万延使团及“咸临丸”赴美、久久使团赴欧。此时，到欧美留学也渐成风气。这些出访西方的规模、效果都在此间中国同类举措之上。以往，史学界对明治维新时岩仓使团于19世纪70年代访问欧美比较关注，但作为其前驱的幕末间造访西方的多次举措，也应认真考究，这样才能在较长时段的比较中，考察日本的开国过程，发现日中两国近代转型期汲纳西方文化过程的异同。自幕末到明治时期，日本“开国”的主要方向，当然是给日本造成空前威胁，并且又是其效法目标的英、美、法、荷、普、俄等欧美国家，但自幕末开始，日本也将视线投向曾是“文化母国”的近邻中国。自古以来，日本从中国引入多方面文明成果，诸如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儒学、中国化佛教、文学艺术等等。与此同时，日本又对输入的大陆文化有所选择、有所创新，如在吸收中国儒家学说时，因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相抵触而扬弃“汤武革命”理念；又如用汉字偏旁造出假名这一日本语音符号，等等。经过千余年的汲纳与创造，日本逐步形成富于特色的国风文化，从而出现“大陆文化”与“国风文化”相互渗透又彼此制约的多元一体格局。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深怀“敬畏”之心。但诚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1年）所说：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6]（第23页）从6世纪到9世纪日本长期如饥似渴地向中国学习，这在日本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自卑感。随着日本同化他们引进的事物并将其转化成他们自己与众不同的文明时，这种自卑感才渐渐地消失。[6]（第24—25页）从安土桃山时期到江户初期是日本力图建立独特文化的重要阶段，神国思想和封建扩张理念渐趋张大。如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统一日本后，即滋生征服朝鲜、中国，建都北京的野心；德川家康（1542—1616年）建立江户幕府后，也有“德化宇内”的设想。江户时代的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年）、贺茂真渊（1697—1769年）、本居宣长（1730—1801年）等人进一步发展这一理念，力主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时至江户后期，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膨胀。其特点是讴歌作为“神国”的日本，认为日本理应统治世界。这种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既是对西方人东侵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日本“文化母国”——中国的一种抗拒式回报。江户后期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年），对汉学、国学和兰学均有研究。他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中提出，作为“海国”的日本应以贸易立国，与幕府的锁国政策正面抵触。在1795年著的《西域物语》中，本多利明称，“日本为天下第一的最良国”，应当积极地向北方地域武力殖民。他所谓的“北方地域”，指千岛群岛、乌苏里江以东、勘察加半岛等人烟稀少的地方。本多利明对拥有广大附属国的欧罗巴诸强国不胜羡慕，转而哀叹日本地狭国贫，空有拓殖海外的欲望，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正反映了国力尚弱时日本早期殖民主义者的窘态。稍晚于本多利明的平田笃胤（1776—1843年）（注：前述国学“三大人”，加上平田笃胤，合称国学“四大人”。），更明确阐述了“皇国史观”。他在所著《灵能真柱》中神化天皇，提出“皇国是万国的祖国，天皇是万国的大君”。大致与其同时的幕末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年）被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皇道派”尊为先觉，著有《宇内混同秘策》一书。“宇内混同”即“世界统一”的意思。佐藤在该书的序文《混同大论》中说：我皇大国乃大地上最早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根本一旦有序，则全世界应悉为郡县，万国之君应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7]（第65页）佐藤信渊还具体论及“宇内混同”的步骤：“必先自吞并支那国肇始”，其方略是仿效满洲迅速统一中国的故伎，先侵入满洲、朝鲜，进迫北京；又从九州诸港直驱江南、浙江等地[7]（第65页）佐藤信渊写作《宇内混同秘策》，时在1823年（文政六年），日本尚处在锁国状态。该书充溢着昧于世界大势的封建扩张狂想，但其吞并东亚的步骤设计，与100年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践相吻合， 因而被视作前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随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不仅是中国旷古未遇之奇变，而且也对尚处锁国状态的日本朝野造成强烈震撼。幕府立即修改禁海政策，以适应变化；一些藩国也十分关注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原伊势津城主便向佐藤信渊咨询，为答复咨询，佐藤于1849年（嘉永二年）撰《存华挫狄论》。与20多年前的《宇内混同秘策》大相径庭的是，此时西方殖民势力（佐藤称之“夷狄”）已构成对日本和中国的现实威胁。佐藤站在东亚被压迫民族立场上，显示出对西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力主“存中华，挫夷狄”。《存华挫狄论》在记述鸦片战争经过后，于卷末寄望清国振起，成为日本的“西部屏障”：满清君臣卧薪尝胆，济贫恤亡，上下同劳苦，练兵数年，以起复仇之义兵，挞伐英夷，全力逐之；俾使东洋无其遗类，庶能永为本邦之西部屏障。此即著《存华挫狄论》之主旨也。[7]（第64页）佐藤信渊关注鸦片战争，是替日本的国防未雨绸缪，这在他于1847年（弘化四年）所著《海防余论》中讲得明白：我国与西洋夷狄尚无交战之事，无从论其优劣。然自天保十一年（1840年）起，清国数十次战役皆大败，军力不能与之抗事，终至纳银割地以求和，方得幸免。兹录清英水陆战役数十次之战法，从而评之。[7]（第64页）幕末日本关注清国现况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清道咸间经世学者魏源（1794—1857年）有感于鸦片战争而著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很快流传于日本。《圣武记》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日本弘化元年）开始传入日本；《海国图志》海防之策部分（第一卷《筹海篇》）于1854年（嘉永七年）在日本翻刻。“唱开化日新之说”的先觉佐久间象山（1811—1865年），于1854年5 月（安政元年四月）描述自己阅读《圣武记》的感受说：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8]（第97页）佐久间象山与魏源同时异地，不约而同地发表了挽救民族危亡，抗击西方殖民主义东侵的言论，正反映了这一时间日中两国命运相近的事实，诚所谓“唇齿相连”、“辅车相依”。总之，幕末出现的对清策论，或倡联合清国以抗西洋；或倡征服清国以图日本强盛。两说虽大有差异，却同样显示出日本一旦挣脱锁国体制，即把对清关系视作战略问题。其基本倾向是，从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出发，经略朝鲜和中国，以对西洋外交相平衡。开国之初的日本，在与西方列强周旋，寻求师法的同时，也试图与清国友好交往，一方面探究其惨败的原由，另一方面谋求通商以赢利。出于这两层目的，幕府于1862年至1867年（文久二年至庆应三年）间，先后4 次派遣访清贸易使团。日中贸易往来，历时久远，中国长期是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国。室町幕府时期与明朝开展的“勘合贸易”，嘉靖间，因倭寇骚扰东南沿海地区，被明朝庭终止。此后日本一再要求恢复，却因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而再度搁置下来。中国的生丝改由葡萄牙人以转口贸易方式运往长崎，以满足日本丝织业的需要。明清之际，中国东南沿海同日本长崎的民间贸易有所发展，中方以生丝换取日本铜，以满足铸造货币之需。清廷为鼓励外铜进口，准带丝斤出口以易铜。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日本元禄元年），长崎1年入港唐船193艘，乘这些船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人多达9128人[8]（第167页）。德川幕府为控制铜、金、银出口，一再限制唐船入港数量，规定凡来长崎贸易的船舶，须持江户幕府颁发的通商牌照——信牌，这便是所谓“长崎信牌贸易”。与此同时，日本又严禁国人出海通商，17世纪初叶以降的200余年间， “日本商人绝无至中国者”。这就出现一种奇特现象：锁国200余年的江户幕府， 一方面以来自中国的朱子学为官方哲学，另一方面严禁日本人踏上中国土地，连有关中国的情报，也靠来长崎的中国商人提供。这与平城时代、平安时代日本多次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实地观察、汲纳中国精神文化、物质文明的情况大不相同。由于江户幕府严禁日本商船出航海外，日本对外贸易的权益多为外人所获。时至19世纪40年代以降，上海开埠，以上海为东亚贸易基地的西洋商人，利用日本锁国之机，往来于上海——长崎之间，牟得所投入资本70倍的惊人利润，以至日本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窘迫。为摆脱困境，开国初期的幕府，便试图打破禁航海外的传统，决计派遣官船前往清朝作商贸考察，以期开展直接对清贸易。（注：参见上海日本居留民团编《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昭和17年版，第38页。）而1859年以降，英美相继开辟“长崎——上海”定期航线， 上海商贸发达的消息不断传入日本，兼之上海是距长崎最近的中国大陆港口，这里自然成为幕末遣使出航清朝的最佳目标。江户时代禁止日本人前往中国的情形，至幕末的4次遣使上海而告终结。幕府为恢复17世纪30年代（宽永年间）以前的朱印船贸易，并了解正在上海一带进行的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况，经过1 年的筹划准备，于文久二年（1962年）派遣使团赴沪。使团由御勘定根立助七郎率领，一行51人，于1862年5月27日（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乘幕府官船“千岁丸”，从长崎发航，6月2日（五月五日）抵达黄浦江，8月1日（七月六日）离开吴淞口，在上海逗留2个月，8月8 日（七月十二日）返回长崎。“千岁丸”上海行，虽然在了解清国商贸、军政实情方面颇多收获，但并没有同清方就双边贸易达成具体协议，幕府遂有第二次使节团的派遣。这次使节团的正使为军舰奉行支配组头次席、箱馆奉行支配调役并山口锡次郎（1836—？年），随行者外国奉行支配调役格通弁御用头取森山多吉郎（1820—1871年，幕末著名荷兰语翻译）等50人，乘排水量376吨的幕船“健顺丸”，1863年12月21 日（文久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从品川启航，1864年3月28日至5月14日（元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九日）逗留上海。使节团在上海拜访英国、荷兰等国领事馆和海关，为购买武器到停泊上海的美国船会商，又至道台府拜访以候补松江知府代理上海道的应宝时。“健顺丸”上海行的主要目的是开展贸易，为此与清方及洋商广泛洽谈，并了解蒸汽船沿长江航行到汉口贩卖昆布（海带）等货品的可能性。相对于第一次幕府使节团所乘“千岁丸”由英国船长指挥，船员主体也为英国人（返航时雇请荷兰人），日本7名水手、杂役只起辅助作用，第二次幕府使节团所乘“健顺丸”则由日本人驾驶，使节团正使又由有海军经历的山口锡次郎担任，故此次航行被之“日本交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注：参见武藤长藏《有关元治元年上海派遣官船健顺丸石渡博士提供的史料》，载《商业与经济》第8号第1册，第132页。）。不过， “健顺丸”上海行也未能与清朝建立正常商贸关系，而且“健顺丸”5月20日返回长崎时， 攘夷派浪士排外活动激烈，刚刚下船的山口锡次郎一行受到攘夷派浪士诘问（注：健顺丸上海行，参见宫永孝《高杉晋作的上海报告》，新人物往来社1995年版。）。“健顺丸”乘员的纪行文集结为《黄浦志》。这次使团负有密命——调查长州藩卖蒸汽船购买枪支的情况。作为外样大名、西南雄藩之一的长州藩，文久年间（1861—1863年）进入中央政界后，与幕府矛盾日益尖锐。长州藩为建立自己的陆海军，违背外贸易经幕府许可的规定，自行向外国买卖枪械和船舰。1863年（文久二年）秋，长州藩在横滨从嘉蒂恩·马里逊商会购买汽船“兰斯弗尔德号”，更名“壬戌丸”卖给美国商人德莱科；次年3月， 代表长州藩的村田藏六（即大村益次郎，1824—1869年），幕末维新军事家，日本近代陆军创始人，东京的靖国神社竖有其巨型铜像）率藩士、水手共50人，乘“壬戌丸”密航上海，以35 000美元将“壬戌丸”卖掉，以其款购买大量盖贝尔枪，然后乘“飞鹏号”回到下关。荷兰总领事将此事密告幕府，幕府遂派员前往上海，原拟依赖荷兰驻沪领事，逮捕村田藏六等长州在沪人员，因中国自有法规，幕吏们无法下手，只能调查事件原委。这次肩负密命的幕府使团，由外国奉行支配调役石川岩司、外国奉行支配调役并杉浦爱藏（1835—1877年，1867年参加德川昭武率领的赴欧使团）及做通弁的外国奉行支配调役格西吉十郎3人组成，1865年4月12日（元治二年三月十七日）从江户出发，翌日从横滨乘英国邮船“北京号”，4月20日抵上海后，频频与荷兰、美国领事交涉， 又拜会上海道台丁日昌（1823—1882年）。因长州藩在上海卖船购枪均秘密进行，村田藏六（大村益次郎）一行在上海动向不明，调查难以进行，加之当时日本与中国尚无条约关系，清朝官员对日方人员颇有尊大之概，视同属国，因此，石川等3人的上海行不了了之。逗留10日，4月29日仍乘“北京号”返日，抵达横滨已是1865年5月5日（庆应元年四月十一日），正是幕府下达第二次征讨长州令的前后。不同于前3次使团由幕吏率领， 这次却由浜松藩与佐仓藩联合组团，由浜松藩主井上河内守家来名仓予何人率领，这反映了幕府威权的进一步下降和藩国力量的上升。名仓予何人（？—1901年）于1862年作为御徒士日付锅田三郎的随从，参加过“千岁丸”上海行。时隔5年， 浜松藩主井上正直任幕府老中，名仓予何人便以井上的亲信下属出任使团首脑。使团由浜松藩士和佐仓藩士共9人组成， 乘英商蒸汽船“恒河号”（Canges），于1867年2月15 日（庆应三年一月十一日）从横滨启航，与德川昭武所率赴欧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的使团同时出发。1867 年2月19日至3月16日（庆应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一日）逗留上海，3月17日（二月十二日）乘清政府蒸汽船“江南缉捕勇船”从上海驶往金陵（南京）。同行者岸田吟香（1833—1912年）明治间成为经略中国的传奇人物，曾资助荒尾精设立汉口乐善堂，开展中国调查，此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旅行调查的先声。3月23日（二月十八日）， 使团乘船从南京赴苏州，3月24日（二月十九日）返抵上海，曾访问英国轮船公司（O·S·N社）和法国轮船公司。5月5日（四月二日）从上海返航。第四次上海行的目的是学习西洋战术和学术文化，并探究开展日清贸易的可能性，但并未获得多少实际成果，使团连“贸易调查复命书”也没有提供。1857年同日本幕府签订《日美协约》（又称《下田协议》）的美国首位驻日总领事哈里斯曾经说：“万国交易是富强之源”。这一箴言传达了近代文明的精义，给幕末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在被迫开港开市之后，也逐渐主动开展对外贸易。而19世纪60年代幕府派出的4 次遣清使节团，便是日本开国后试图直接进行对清贸易的积极举措，虽然均未签订商贸协议，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幕末使团的造访上海还是2 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批日本人踏上中国土地，其所见、所闻、所思，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影响至深，而其中1862年（文久二年）第一次上海行又尤具开启先河的意义。
本文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0年9月），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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