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 夏 《晶报》特约作者
刚过去的2020年（编注：该文作于2021年初）无疑是中美两国关系变得极为微妙的一年。疫情让我们看见完全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在渗透每个个体的生活，这一年，关于约束与自由、关于公平与牺牲，在两国民众的日常里都有不同维度的表达和演绎。许多激烈的声音涌现，许多激动的情绪爆发，如果眼下的焦灼令人一时难以判断彼此间的争论，那我们或许可以回到二百三十多年前，回到大约美国刚刚建国十年，而中国仍处于“康乾盛世”的年代里，让我们看看在“中美相遇”的那个历史瞬间，发生了什么。而这些“什么”，是如何一步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我们自己就是不同程度的马戛尔尼”
在《中美相遇》的一开始，作者王元崇就讲了一个英国“小中国通”的故事。
这位名叫斯当东的12岁男孩，仅凭一路上乘船过程中习得的中国话，抵达热河时已经可以与中国人进行日常交流，他长途坐船来中国的旅行目的，正是跟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一起接受乾隆皇帝的接见。
如此聪慧的男孩，日后却并没因为成为中国专家而促成两国交好，恰恰相反，1840年4月，正是年近花甲的斯当东的一番演讲，推动了对华动武的提案。这个提案，造成了全体中国人都倍感屈辱的，鸦片战争。
在这个“小聪明”变“大恶魔”的过程里，发生了什么？这种“变化”为何也会惊人地重复发生于清朝与外邦的交往中？当年中国与美国的外交，明明一度从高层到民间都有积极合作与沟通，为何最终也变成残酷的噩梦？
要回答种种疑问，王元崇提醒我们，不妨换个视角来理解曾经的中美，隔着两三百年的迷雾，如今的我们，或许已经变成了当年的马戛尔尼或斯当东。
别着急生气，作者是在提醒我们，要警惕以“文明论”的视角来“蔑视”清朝当时的作为。《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18世纪，英美等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清朝是持续浸淫在一个东方传统秩序里的帝国，它浑然不知外部世界开始要求它去选择两种时间线中的一种，它像是一个科幻电影里被迫变身的巨兽，几乎震惊于自己或许不能以现有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原本的时间线上，如果没有“远人”们的到来，它确实是会“现世安稳”地存在下去的。
现在的我们读历史，读到的主流表述，可能还是一种进步史观，一种有那么点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表述。王元崇以某种或许不算新颖，但具备相当深厚关怀的理解力，向我们指出：或许你仔细往历史细部里看，那里有清朝人士的努力，有英美信仰的狂妄，在整个所谓的恃强凌弱里，也时时暴露着强者的愚昧，与弱者的不屈。
如果我们和马戛尔尼或斯当东一样，嘲笑乾隆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那可能就会落入单一思维的陷阱，而难以看见历史其实是多维的。
儒家经典《论语》里有一句话，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背：“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里面的“远人”，当时只泛泛理解为“远方的人”，但当我们把这句话放在清朝外交语境下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来高度汉化的清朝统治者，也是沿袭着儒家的思想来看待外邦的，他们的“天朝”，从来不是争取地理上的C位，他们是真心实意地以为，自己从来就是政治文化上的霸主，是“万国来朝”的所在。
《中美相遇》里写道，在清朝的政治语言中，差不多所有的外藩朝贡者，都是以“远人”身份出现的。恩赐和怀柔，是清朝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两种主要手段，在当时的统治者心中，这些已经是“常识”，甚至近乎只需交替使用的“法宝”。
在清朝的想象力里，所有“远人”之国共享一个模板一种标尺，它们无分甲乙丙丁，都不过是来敬奉自己这唯一的文明中心而已。
一个人的思维惯性可能会导致误判，但一个国家的思维惯性，导致的后果便成了滚雪球，在滚落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试图刹车甚至扭转的时刻，可惜终究难以挽救整个大厦的倾倒。
尽管如此，王元崇不建议我们无视历史中做合流之功，出扭转之力的那些人的贡献。不以结局论功过，始终应该是史学家的本心。在《中美相遇》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细腻描写了慈禧如何带着清廷高层女眷们，与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们交流，甚至几乎产生了一个“中美妇女俱乐部”的特殊外交故事。其实，1900年前后，老佛爷已经对所谓“远人”或者外邦的力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她与美国公使康格夫人萨拉，甚至私交甚好，在两边女眷的共同努力下，清朝的格格和福晋们与各国公使夫人，有了相当频繁的交流。她们共同进餐，携手讨论缠足、教育，乃至政治人物的生死，一度的祝酒词里还提到，希望中美的友好关系能够延续下去。
当然，清廷也认识到，自己的“转身”，实在是太难也太慢了。过于深厚的积习，指望一朝一代来更替，恐怕是当时的清朝办不到的。
1903年12月26日中外妇女在美国公使馆合影
谈论中美相遇时，常见的表达可能是：这是一场文明与愚昧的相遇。不过，本书却提出了一个“反转”般的例证：没错，是文明与愚昧，但很可能，是中国的文明，遇上了美国的愚昧。
在历史课本里，我们都读过波士顿倾茶事件，这场事件正是美国独立的导火索。我们可能很容易把1773年的这个看似商业造反的事件放在经济学维度上去理解，特别是它引发了一个独立国家的诞生，看似特别符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美相遇》却提醒我们，还有一条社会史学的维度不太容易被看见：倾茶，可能背后的根源来自于一种深层的社会心理共振，这条线甚至有个更加遥远的根基，来自欧洲长达三百年的猎巫运动。
在猎巫运动刚刚偃旗息鼓的18世纪中期，关于“中国茶叶来自神秘东方，饮用后会被侵入专制主义思想”的谣言开始弥漫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
当时，东印度公司急于通过殖民地市场摆脱资本危机，而殖民地人民又不甘被奴役，他们把怒火对向主要贸易产品——中国茶叶。独立前的美国民众，通过声称喝茶会削弱男性气质、饮茶会上瘾、茶叶里含有东方神秘力量会控制人的思想等污名，连带羞辱与东方与中国一切相关的事物，完成了对中国茶叶的妖魔化，进而进展为对英国的武装斗争。而远在千万里外的文明古国，或许对其中的一切还一无所知。油画《革命女儿》/《中美相遇》插图
清朝，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几乎花去一百年时间来认识美国，却也只认识了皮毛。那么，反过来，当年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呢？
王元崇在《中美相遇》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故纸堆”，这是一份来自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在北京东交民巷公使馆内完成的长篇报告，这份来自镂氏的中国国情报告，在论述中华帝国的衰落后，竟然从内外两条道路上提出如何破解中国的困局，以及指出西方不应忽视中国文明的力量。某种角度来说，这简直不像“远人”的思维立场，镂氏倒应该作为清廷的谋士而存在。
面对一国之传统，不以好恶论之；面对一国之兴盛，不以年资论之。
百年前的慈禧尚知需要学英文，与外国夫人沟通，百年前的外国使者，也明白要充分理解一个古国的骄傲与困境。《中美相遇》以清代纳兰性德的一首《如梦令》结尾，不知道词句里的真义，现在的你我，是否能够读懂？
本文原载于《晶报·深港书评》（2021年3月4日）。推荐购买相关书籍阅读。该选文由出版机构推荐发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1784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派出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帆船，满载对财富的渴望和对东方文明的幻想，前往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华；100多年后，大清轰然崩溃，而美国却在通向霸权之路上如日方升。在一个多世纪的相望、相遇与相撞背后，是中国逐渐认清世界，并蹒跚追赶时代脚步的历程。双方的此消彼长，正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交错的侧影。从蒲安臣使团到留美幼童，从排华法案到慈禧的“夫人外交”，历史学家王元崇全面分析清美贸易、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交往与互动，通过一系列生动具体的细节，在“天朝”与“外夷”、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之中，解读进步与保守、开放与封闭的复杂博弈，还原中国走向近代化与国际化的艰辛之旅；打破线性历史观的陈腐教条，重新审视今日中国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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