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
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Herbert H. Goldberger讲席教授，"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目前兼任欧美多所大学与科学院的学术职位以及多个期刊的主编。
朝鲜半岛的卫星图像无疑是人类从太空拍摄的最震撼心魄的照片之一。图片下半部分是经济繁荣的韩国在深夜的景象：如璀璨的群星一般放射出欣欣向荣的经济光芒。韩国人在灯火通明的道路上驾车下班，在炫目的餐厅、商场和娱乐中心打发夜生活，在亮堂的居室与家人们欢聚。相比之下，图片上半部分的朝鲜位居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列，它基本包裹在黑暗中。大多数朝鲜人因为时常发生的停电而郁闷，选择早早就寝。他们的国家不能生产足够的能源支撑电网的运转，包括在首都平壤。
韩国与朝鲜的差异既非源于地理或文化的不同，也不是因为朝鲜人缺乏建造和维护能够有效运转的电网的知识。在过去一千年的大多数时候，朝鲜半岛基本上是个统一的社会实体，居民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然而，朝鲜半岛在二战后被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分割，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朝鲜的经济贫困和技术落后类似于民主德国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情形，是因为其政治经济制度限制了个人选择与经济自由。对政府权力缺乏约束、法治作用有限、财产权利不安全，加上中央计划固有的效率低下，都在制约创业创新，鼓励腐败，导致停滞与贫困。结果并不令人意外，韩国在2018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朝鲜的24倍，2020年的预期寿命比朝鲜多出11岁，在其他生活质量指标上也相去悬殊。两百多年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强调过专业分工与贸易对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看来，开展贸易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有合适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来保证和促进贸易活动，例如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合同。简单地说，如果社会制度不能够防止违约、诈骗、偷窃、胁迫、裙带关系或歧视行为，贸易很可能会变得困难许多，也更难以获得正常收益。在遥远的过去，人类社会依赖亲属关系、部落与族裔网络以及非正式制度开展和促进贸易。例如中世纪的马格里布商人对违反合同的人实施集体制裁，在遥远的社群之间建立特殊纽带，借此在北非各地乃至更远地区发展起了繁荣的跨国贸易。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变得更大和更复杂，这些习俗越来越有必要走向正规化。某些社会最终发展出了支持贸易的制度，包括共同的货币、财产权利保护、能统一执行的成套法律等，从而更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强化人口规模和构成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支持贸易的制度方面起步更晚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会落在后面。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群体手中，使他们能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现有差异，这通常会制约进步的潮流。权力会束缚自由创业，妨碍有意义的教育投资，压制经济增长与发展。学者们把赋予精英垄断权力、固化不平等的制度称作攫取性制度。相反，把政治权力分散化、保护产权、鼓励私人企业和社会流动性的制度称作包容性制度。经济学家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指出，政治制度的这些差别导致了各国发展程度的不同。攫取性制度通常会妨碍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家精神与技术进步，因此拖延从停滞向长期经济增长的转型。包容性制度则会加快这些进程。但历史表明，攫取性政治制度未必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属于破坏性质。实际上在政权面对外来威胁时，独裁者偶尔也能协调组织重大改革，例如普鲁士在1806年被拿破仑击败之后，日本在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此外，在朝鲜半岛分裂后的几十年里，韩国也是实行独裁统治（直至1987年才开启向民主国家转型），却仍实现了30多年的惊人增长，把朝鲜甩在后面。南北双方起初都是威权政府，根本差异是在经济信条上。首尔的统治者保护私有财产，发起广泛的农业改革，使政治和经济权力分散化。平壤的统治者则对私有财产和土地实施大规模国有化，把决策权集中起来。这些早期差异让韩国远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就比朝鲜拥有了巨大的经济领先优势。同样，曾被非西式民主政权统治的智利、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以及现在的中国和越南，也都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采纳先进技术和发展市场经济，成功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当然，尽管非包容性政治制度能够与有活力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共存，这基本上仍属于特例，而非普遍规律。而在人类历史上的关键节点，规律则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方。包容性制度的存在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而非其他地区启动。攫取性制度的影响则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某些前殖民地在正式获得独立的数十年之后，依然处于落后状态。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史无前例的跃进，让这个国家占据了地球上的大片疆土，建立起历史上最强悍的帝国之一。不过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不列颠群岛的居民在财富与教育上都落后于邻近的法国、荷兰与意大利北部。英国不过是西欧边缘的一潭死水而已。当时的英国属于农业和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被极少数精英把持，到17世纪早期，许多经济部门通过皇家法令被贵族垄断。由于缺乏自由竞争和创业，这些垄断产业在开发新技术方面非常缺乏效率。同其他许多统治者一样，英国的君主对技术变革并不欢迎，压制着自己国家的技术进步。一个著名而讽刺的案例是，英国纺织业的兴起曾因此受到延缓。1589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拒绝给牧师兼发明家威廉·李（William Lee）的新型编织机授予专利，理由是担心这项发明会伤害本地的手工编织行业，带来失业乃至社会动荡。遭到拒绝后，威廉·李移居法国。亨利九世国王十分高兴地给了他想要的专利。直至几十年后，威廉·李的弟弟才回到英国，推广这项先进技术，并为英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不过到17世纪后期，英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了深刻改变。詹姆斯二世国王试图强化君主的绝对权威并皈依罗马天主教，激起强烈反对。对手们找到了救星：荷兰共和国若干新教辖区的总督奥兰治亲王威廉（也是詹姆斯二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的丈夫）。在他们的力劝之下，威廉登陆英国，驱逐了自己的岳父，加冕为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威廉三世国王。这场政变被称为“光荣革命”，因为人们（有些错误地）认为它没有付出多少流血代价，却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力量平衡：作为缺乏国内根基的外来国王，威廉三世对议会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前任。1689年，威廉三世正式签署《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废除了君王可撤销议会法案、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和动员军队的权力。英国就此变成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议会开始代表较为广泛的利益群体，包括新兴商业阶层的声音。英国建立起包容性制度，保护私人产权，鼓励私人企业，并致力于促进机会平等和经济增长。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加快了废除垄断的行动。被查尔斯二世国王授予非洲奴隶贸易垄断权的皇家非洲公司，成为失去垄断权的许多公司之一。议会还通过新的法案促进新兴工业部门的竞争，削弱贵族的经济利益。尤其是，议会下调了工业熔炉的税负，提高了主要由贵族拥有的土地的税负。这些在当时唯有英国推进的改革，创造了欧洲其他地方不存在的激励。例如在西班牙，王室竭力捍卫自己对跨大西洋贸易的控制权，然后经常把钱用于战争和奢侈品消费。相反在英国，原材料、商品和非洲奴隶等跨洋贸易的收益被广泛的商人阶层分享，并大量投资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这些投资给工业革命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英国的金融体系同样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剧烈变革，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威廉三世国王从祖国荷兰借鉴来了先进的金融制度，包括股票交易所、政府债券和中央银行。其中某些改革拓展了非贵族出身的企业家的信贷获取渠道，鼓励英国政府更加自觉地平衡政府支出与税收收入。议会获得了对公共债务发行的更强的监督权，向王室贷款的债券持有人获得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代表权。英国就此在国际信贷市场上赢得了更高的信誉度，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降低了借款成本。事实上，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登场甚至可以归功于更早的制度改革。黑死病曾经在14世纪杀死了近40%的不列颠群岛的居民。由此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短缺提升了他们的议价能力，并迫使土地贵族提高佃户的收成占比，以防止他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回头来看，大瘟疫给封建体制造成了致命一击，英国的政治制度因此变得更具包容性，更少攫取性。制度变革促使政治和经济权力分散，提高了社会流动性，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创新和财富创造。相反在东欧地区，由于更加严酷的封建秩序和更低的城市化率，加上西方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土地贵族的权势及攫取性制度在黑死病之后反而被强化。或者说，欧洲西部与东部在黑死病暴发前较微小的制度差异，导致了瘟疫过后的较大分化，让西欧和东欧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增长轨迹。行会在英国的相对弱势，也对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某些制度变革发挥了作用。行会在欧洲各地普遍存在，是捍卫其会员（从事特定行业的技术工匠们）利益的制度或组织。它们往往利用垄断权来压制企业家精神与技术进步。例如，15世纪后期的巴黎书记员行会就把该市引入第一台印刷机的时间延迟了近20年。纽伦堡的红铜车工行会在1561年迫使市议会阻止名为汉斯·施派奇（Hans Spaichi）的铜匠推广其发明的滑动台架机床，甚至威胁要把任何敢于采用这个新技术的人投入监狱。1579年，但泽市议会发出命令，把威胁到传统丝带编织工的新型织带机的发明者秘密溺死。1119世纪早期，法国一群愤怒的编织工行会成员对约瑟夫-玛丽·雅卡尔（Joseph-Marie
Jacquard，1752—1834）提起强烈抗议，他发明了利用穿孔卡来运转的革命性织布机，这项技术后来还启发了第一代计算机的编程操作。相反，英国行会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弱势，这或许是因为伦敦市在1666年大火后经历了速度较快而约束较少的重建，以及其他地方的市场迅速扩张导致对工匠的需求超出了行会的供给能力。行会的弱势便于议会出面保护与鼓励发明家，使英国的工业家们能够更快速和更有效地采纳新技术。得益于上述制度改革，英国在18世纪后期深受形形色色商人和企业家利益的影响，而不再由抗拒技术进步、追求延续权力的土地贵族把持。以此观之，英国已成为世界上首个现代经济体。西欧其他国家很快将追随而上。因此，虽然深层因素正在将人类整体推向马尔萨斯时代的终点、增长时代的突破口，但上述制度变革加上稍后将分析的其他因素，却在人类即将实现相变的恰当时机，让英国成为培育快速技术进步的一片独特沃土。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登场以及朝鲜半岛两侧的命运分化表明，制度可以对发展与繁荣产生巨大的影响。可是，这些较为极端的案例到底属于特例还是规律？在制度演变较为平缓的历史时期，是制度变革影响经济繁荣，还是经济繁荣导致制度改变？或者说，有其他因素在决定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联？过去两个世纪，富裕国家普遍变得更加民主化。有人认为，民主制度赋予了公众权力，以抗衡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可以改善机会平等与人才在不同行业的分布，进一步提升生产率和经济繁荣。换句话说，由于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具有包容性，它在经济上也具有包容性。然而，民主国家经历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表明增长源于民主。事实上可能是经济增长培育了中产阶级，他们有力量挑战政治现状，推动民主化改革。因此包容性制度或许是增长的结果，而非其原因。某些研究也的确支持所谓“现代化假说”，即经济增长有利于推动民主化。还有一种情形是，民主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联可能反映了其他因素对两者的共同作用。例如，出于所在地区的某些特殊原因，增长可能碰巧发生在某个民主国家，然后在地理和文化上靠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借鉴了该国的技术和民主制度，从而形成了民主与增长的正向关联。解答这个谜题的一种有前途的方法是考察历史大事件的影响，即考察某些与当地经济发展无关的因素造成某些地区的突然性制度变革，并且与其他地区形成对比。对比受影响地区与不受影响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差异，可以让我们区分制度效应同其他混杂因素。占领征服与殖民主义事件就为此类准自然实验提供了素材。西班牙征服者使用强迫劳动的米塔徭役制度（mita system），就证明了攫取性制度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米塔制度迫使某些特定区域的土著村落把七分之一的男性劳动力送到西班牙人的银矿干活。该制度虽然已经在1812年被废除，但与未受该制度影响的邻近区域相比，曾经被奴役的秘鲁各区域如今依然更为贫困，儿童营养不良率也更高。这些发现可能是长期负面影响的结果：最能干的男子为了逃避去银矿服徭役而迁出，使得米塔徭役地区之外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农村聚居社群，从而支持了那些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促进了居民的长远福利。另一个例子是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后不久对普鲁士部分地区的征服。法国人在占领区建立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制度，例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制度，废除专业行会的垄断权，削减普鲁士贵族的特权等。虽然入侵通常伴随着对占领区的破坏和掠夺，但在法国人撤离后数十年，之前的占领区同附近未占领区相比，在经济上确实更加发达，城市化率也更高。这些特殊的历史事件表明，制度确实可以对发展进程产生长期影响。不过，殖民主义与占领征服的更广泛历史也能为此提供佐证吗？殖民时代见证了殖民强国的庞大财富，也记录了数代本土居民和非洲奴隶的悲惨生活。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殖民地贸易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群体鲜明的命运分化。殖民者往往给广大殖民地的本土居民带来灾难性的可怕后果，但从长期看，以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主的殖民国家实施和留下的各种政治与经济制度对当地生活水准的影响或许更为持久。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片地区曾经人口较为稀疏，技术更为落后，但在成为殖民地后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当然这些增长不是由当地的本土居民享有，而是来自欧洲的快速增加的移民。反过来，人口稠密的中美洲和南美洲曾培育出哥伦布抵达之前最先进的美洲文明，包括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和玛雅文化等，可它们在进入现代以后的增长却更加缓慢，被北美洲的欧洲前殖民地超越。这一命运逆转事前很难料到。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曾把英国和法国争夺北美殖民地的冲突贬斥成为争夺几亩雪地而战。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告终。在随后的领土谈判中，许多人说英国应该要求法国割让加勒比海的领地，因为那里的种植园经济采用奴隶来耕种，每年能产生高额利润，而不需要位于北美洲的、刚被殖民战争破坏的领土。18不过在之后的岁月里，那“几亩雪地”却成为地球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过去几十年里，上述惊人的命运反转的原因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殖民地留下的遗产如何影响长期发展？为什么某些殖民地成长为繁荣的国家，其他一些则深陷贫困的泥潭？有一种假说强调，大多数前殖民地继承了殖民者的法律体系。英国的前殖民地和保护国采纳了英式的普通法体系，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印度、新西兰和新加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则采纳了不同的大陆法体系，包括安哥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普通法体系给投资者和财产权利提供了更强的保护，实证研究表明，采纳普通法体系与经济繁荣之间存在正向关联；相比其他强国的前殖民地，英国的前殖民地实现了更显著的长期繁荣，表现在人均收入等指标上。19不过，我们不能忽略另一种可能性，即英国的前殖民地原本就有更强的经济发展潜力，或者英国殖民者带来了支持经济运转的某些特殊技能、态度或方法。不同的气候条件也可能影响殖民过程给地方制度留下的长期效应。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气候与土壤非常适合种植咖啡、棉花、甘蔗和烟草，这些作物的高效耕种需要利用大型种植园。因此，这些地区在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农业具有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特点，伴随着财富分配不平等、强迫劳动乃至奴隶制（攫取性最强的制度类型），从而使不平等加剧，并制约了增长。事实上到后来，中美洲和南美洲、加勒比地区乃至美国南方过分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仍在妨碍经济正常发展。收入高度或完全依赖农村劳动力的地主（例如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情形）有强烈激励反对公共教育投资，以阻止农场工人迁移到对受教育劳动力有更高需求的城市。这些因素直接妨碍了人力资本积累、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与之相反，北美洲殖民地（除美国南方以外）的气候条件更适合种植谷物和驯养家畜，有利于小型家庭农场网络的成长，实现更平等的财富分配，采纳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民主、法律公平、保护财产权利等，这些可以促进长期繁荣。但讽刺的是，这些制度本身又是高度歧视性的：在这样的“包容”之中，拒绝承认非洲裔美洲人和土著美洲人的公民权利，并剥削压迫他们。类似的一种假说认为，曾经在技术上比北方邻居更为领先的中美洲和南美洲之所以在后来变得更加贫困，是哥伦布到来之前的人口密度差异造成的间接而令人恐惧的后果。在马尔萨斯时代，由于技术进步与人口密度相互促进，人口稠密地区自然是文明程度最发达的。于是在这些繁荣地区，殖民政权有更强的激励建立掠夺庞大本土人口的财富的制度。这些殖民地获得独立后，掌权的本土精英阶层取代欧洲殖民者，继续保留妨碍增长的攫取性制度，维持经济与政治不平等并从中获利，由此注定了当地的发展不足。相反，在当初人口密度较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殖民政权更多地试图让本国人定居和开发，但往往是在摧毁、替代或征服了本土居民之后。因此出于自身和子孙的利益，他们建立起促进增长的包容性制度。这些制度虽然高度歧视非洲裔美洲人和美洲本土居民，但毕竟促进了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导致了命运的逆转。然而，殖民时代出现了脱离制度原型的各种转型，各殖民地的增长潜力也因为农业气候特征的巨大差异而不同。我们如何区分这些不同因素，单独考察制度的持续影响呢？通常来说，欧洲人不会大规模移民到有高致命疾病的殖民地，例如疟疾和黄热病等。移居此类地区的多数欧洲人是统治精英，如官员和军人，到那里短期服役，并建立剥削和奴役本土居民的制度。相反，移居北美的大多数欧洲人属于定居者，他们大量来到这些致命传染病较少的地区，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吸引更多的欧洲移民，并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到殖民时代末期，北美洲出现的独立国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保留了那些准包容性的制度，而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许多本土精英则继承与延续了攫取性制度。于是，不同定居人群的死亡率差异可以作为他们抵达殖民地后建立的现代制度性质的预测指标。再鉴于定居者的死亡率（以及基础的疾病环境）对如今的经济繁荣程度没有直接影响，死亡率就可以作为一个变量来评估制度对经济繁荣的因果效应。利用此类方法的研究发现，历史上的治理制度的确对各国现代的财富水平有重大影响。不过以上论述也不乏批评者，他们指出，同样的疾病对本土居民可能也有致命威胁，因此疾病盛行可能削弱那里的生产率和繁荣水平，与政治制度造成的间接影响无关。的确，在过去殖民者死亡率较高的地区，如今的死亡率也更高。因此导致这些疾病盛行的地区在多个世纪中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或许不只是当地建立的殖民制度的特性，还与糟糕的疾病环境本身有关。区分殖民制度的影响与欧洲定居者技能的影响，同样具有挑战性。当欧洲人迁居殖民地、替代大量本土民众时，他们带来了特定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同欧洲宗主国之间的商业纽带。确实有证据表明，在19世纪有大量欧洲人聚居的殖民地相比主要由本土居民组成的殖民地，明显更容易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表面上看似制度的重要影响或许只是部分反映了欧洲移民本身的直接效应，通过他们输入的人力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有人甚至认为，相比政治制度的性质与质量，过去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如今人均收入水平更强的预测指标。从这个角度看，北美洲相对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更快经济发展并不属于乍看上去的命运逆转。它显然并不是指殖民时代前的土著居民的后裔在福利方面发生了改变，那些北美土著居民或者遭到屠杀，或者背井离乡。它代表的其实是命运的延续，因为如今北美富裕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来自全球富裕地区的先祖的后裔。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殖民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或许在某些地区不如之前存在的其他制度。例如非洲大陆，在“瓜分非洲”时期（1884—1914年），许多非洲族群被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人为划定的边境割裂。许多地区的边境线两侧居住着同样的民族，有同样的部落组织和语言，却分属不同国家，受不同中央治理制度的管辖。有意思的是，研究表明非洲如今的经济发展程度更多受之前存在的地方社会结构与族群制度的影响，而非殖民时代以来延续的国家管理制度。我们再做一下小结：在殖民时代，某些殖民地建立起攫取性制度并延续下去，另一些殖民地则建立起更为包容性的制度，这反映了地理特征、疾病环境与人口密度的影响。如今的研究证据显示，制度对前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效应，但重要的混杂因素导致难以得出确切的定量结论，特别是因为疾病环境与殖民者人力资本等的影响。那么，没有被殖民统治过的社会呢？它们的制度起源于哪里？为什么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而非规模庞大的发达的亚洲文明地区？另外在欧洲内部，为什么首先在英国而非德国或法国出现？历史上某些关键节点上的制度改革因为战争、疾病、反复无常却出众或残酷的领袖而诱发，或纯粹出于命运的安排，但它们却不经意地成为不同地区发展轨迹分化的直接原因。假如中世纪欧洲没有黑死病的肆虐，假如詹姆斯二世在战场上击败了奥兰治的威廉亲王，那么封建主义和绝对君权或许会在英国维持更长的时间，最终工业革命的爆发可能在其他地方或不同时期。其实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朝鲜半岛，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政治决策，即以北纬38度线分治国家，导致相同民族的两个群体走向全然不同的经济命运，尽管他们面临的基本地理和文化环境仍保持着稳定。也可以说，关键节点上的某些制度变革可能成为发展路径的分叉口，各国的差异便由此出现。而且与本质上较为稳定的地理和文化因素不同，制度可以很快地发生变化，因此也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当然，“随机”性质的制度变革极为罕见。制度往往能延续多个世纪，非常缓慢地适应调整，即使在技术和商业环境产生强烈改革要求时，亦是如此。事实上，制度的重大影响可能恰恰源于其延续性以及对发展的持续作用，例如攫取性制度对拉丁美洲以及增长促进性制度对北美洲的效应。大多数时候，制度是在长期压力和趋势作用下逐渐演变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提高；随着环境变化开辟出新的贸易机遇，带来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随着气候条件要求在兴建灌溉设施上开展合作；随着人口规模和多样性增加，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变得突出，等等。若想探寻世界上没有殖民历史的各地区主流制度的起源，就必须考虑这些文化、地理和社会因素。此外，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西欧各民主国家人均收入在2020年的巨大差异，其中希腊为17676美元，瑞典为51126美元，瑞士为86602美元，卢森堡则高达115874美元，也许会发现政治制度对经济繁荣程度的解释力有限。与之类似的是，在思考各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延续多个世纪的显著发展差异时，当然也应该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例如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间的鲜明差距，由于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已完成政治统一，从理论上讲它们应当面临同样的中央治理制度。我们已经看到，促进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强化了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及结构之间的良性循环，加快了走向现代增长时代的转型。反过来我们也分析了妨碍增长的制度如何制造障碍，延缓发展，导致长期经济停滞。之后我们还将探讨，各种广泛的文化、地理和社会因素同制度发生相互作用与影响，在某些地方制约了创新和人力资本形成，在其他地方则推动了技术进步、教育投资和人口大转型。本文选编自《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如转载需要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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