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度过了平凡的一生。当然，与例如克尔凯郭尔或马克思比起来，他的生平要相对单调。然而，它的平凡可能被夸大了。他在年轻的时候毕竟的确有个私生子；他认识他那个时代许多杰出的智识之士，包括歌德、谢林以及荷尔德林；他的职业生涯前后高下悬殊，他在四十好几岁之前长期默默无闻，过了不到二十年，他在死前就已闻名全国，在国际上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人们之所以对黑格尔的生平没那么大兴趣，或许是因为他的性格不怎么讨人喜欢。人们（甚至他的某些崇拜者）通常认为，黑格尔这个人顽固、墨守成规、浮夸、野心勃勃。然而再一次地，我们得要谨慎地对待这些评价，因为他显然也具备一系列美德，包括忠诚、理智上正直、身处逆境不屈不挠、笨拙得可爱，以及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肖像里，冷峻的外表下隐藏着的乐观、幽默和深情的能力。因此，尽管有些与他接触的人被他激怒、冒犯或是弄迷糊了，但他都能激起别人的热爱、尊崇和忠贞不渝的感情。他的生平和性格肯定要比人们通常设想的更加复杂、更加有趣。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英] 罗伯特·斯特恩 著
丁三东 译
大学问 出品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2年8月
尽管如此，优先把黑格尔的作品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不是把它们与他的生平和性格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么做或许是正确的。因为，他的作品显然在更大程度上是为那个时代所塑造的，而不是为他的生平际遇或个性所塑造的。黑格尔深深地参与了他周围的政治和历史事件，他寻求用哲学的术语来回应它们。这就是密涅瓦的猫头鹰这个他的著名喻像的含义：智慧女神密涅瓦（或雅典娜）的圣鸟在白天诸事发生之后的黄昏才起飞，因为，只有这时哲学才能够反思已经发生的事情，履行它作为“对世界的思想”的任务。现在，尽管强调黑格尔一生平凡无奇，这么做可能会误导人，然而，强调他的时代离奇非凡，这么做则不会误导人。实际上，那个时代在几个层面都非同寻常。首先，在历史和政治层面，黑格尔以及与他同代的其他思想家都见证了法国大革命，见证了恐怖时期（the Terror）的血腥后果，见证了拿破仑的浮沉，见证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与此同时，他们也经历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消亡，以及德国许多邦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组，他们周围自由改革的潮流起起伏伏。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事件对这个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特别重要。黑格尔甚至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与其他人组织了一个秘密政治俱乐部，讨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和其他人一起栽了棵“自由之树”，以纪念这个事件）。黑格尔宣称，他每年的7月14日都要喝上一杯，庆祝巴士底狱被攻占（在1820年的7月14日，卡尔斯巴德法案通过了不到一年的时候，他给同伴们买了最好的香槟，跟他们一起痛饮庆祝，这个举动吓了同伴们一大跳）。因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讨论自由和现代性时给了法国大革命一个突出的位置，他在其他讨论历史和社会哲学的作品中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些做法毫不令人惊奇。其次，黑格尔生活在一个哲学上以及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大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思想的各种新的、激动人心的可能性似乎正在崭露头角，对这些可能性的构想正在竞相浮现。黑格尔是德国理念论思潮中的一位主要人物，这个思潮大致开始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出版的1781年，终结于黑格尔主义衰落的1840年代，有些人认为这个思潮在原创性和重要性上堪与古希腊哲学匹敌。德国理念论是由康德的“批判哲学”拉开大幕的，它试图把形而上学领到“科学的可靠道路”之上，试图平衡自然科学中的决定论和道德中的自由这两个相互抵触的视角。然而，康德的后继者们最终感觉，他实际上却使得哲学很容易受到怀疑主义的攻击，又不能克服自由和决定论、道德图景和科学图景、自主的主体和自然本身等诸多核心的二元主义。因此，他们力图寻求可以完成康德开启的事业的另一个哲学体系，并力图在相当的规模上把自然科学、艺术和历史，还有知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都囊括于内，以此来“超越康德”。（关于德国理念论作为一个思想运动的有益概述，请见Ameriks 2000a。）再次，黑格尔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文化时期，它处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交汇处。因此，一方面，他完全意识到了启蒙运动的新观念已经给诸科学、政治生活、伦理和宗教带来了多么深广的影响，完全意识到了各种批评势力对这些新思想的反应。另一方面，他也受到了与浪漫主义有关的诸多更晚近思想进展的影响，浪漫主义凭着对自然的有机主义构想、对历史的救赎式描述以及对艺术的力量的信仰，对于由启蒙运动及其批评者们的争议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进路。黑格尔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人，他采纳了由诸如席勒、诺瓦利斯等浪漫主义者提出的许多关切，但又力图以某种方式为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例如“理性”和“进步”）指明一个新的方向，而不是把它们抛弃不顾。因此，我们在黑格尔的作品中发现，他的时代的这两个主要思潮合流了。考虑到这些背景性的事件和问题，毫不令人惊讶地，黑格尔的哲学具有一种平静时代（此时的理智之流和政治生活之流要和缓得多）的哲学不常见的深度和复杂性。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现代思想的许多范式就要成形；而黑格尔则要开始做出他自己的贡献，用《精神现象学》的书写来塑造它们。
【补充阅读】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导言
黑格尔1831 年去世之后，立刻出现了两个学派，这就是我们所知的青年（或左翼）黑格尔派和老年（或右翼）黑格尔派，他们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解读。左翼黑格尔派（例如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看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自由、共同体愿景，看到了人类精神的胜利；而右翼黑格尔派则在黑格尔那里看到了对普鲁士国家的一种神权式辩护，看到了对绝对君主制现状的支持，还看到了一种寂静主义式的保守主义（a quietistic conservatism ）。从那时起，来自不同阵营的思想家们都把黑格尔看作盟友，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黑格尔在另一方的眼里也都被视为敌人。黑格尔接受史的这个特征不只是存在于他的政治哲学，而是存在于他的全部哲学。因此，对有些人来说，他是对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批评者，是现代思想中反理性主义的资源，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则是浪漫主义的反对者，对理性权威的捍卫者；同样地，对有些人来说，他是神哲学家，力求维护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则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力图瓦解宗教信仰；对有些人来说，他是处于康德传统中的思想家，遵从着后者的理念论，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则是康德最有影响的反对者，他用自己的新尝试取代了康德失败的哲学尝试。因此，黑格尔的接受史一点也不简单：他从各方面都得到了运用，也从各方面都受到了攻击，而对他的立场的评价在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上也都发生了转变。黑格尔如何能够对反差如此鲜明的不同解释保持开放？是什么使得他的思想如此变化多端，他的朋友阵营和敌人阵营如此异质多样？为什么对黑格尔的支持如此易变，在一个时候得到一方的支持，在另一个时候得到另一方的支持？《精神现象学》以及黑格尔的其他所有作品都激起了这些值得回答的问题。要寻找答案所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就是黑格尔著作本身的性质，它们臭名昭著的文风。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单纯由于文风上的笨拙，黑格尔使他的作品很难被理解，致使他的读者可以在其中看到任何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使他的著作对各种挪用都异乎寻常地开放。的确，今天的人们阅读黑格尔可能极其困难，部分的原因仅仅在于文风：即便他能够写得清楚明白，甚至写得很好，他的文字也会非常密集、晦涩，充斥着专业术语、新词或旧词新意。不过，还有其他的原因。由于黑格尔的作品常常被用来测试一个人的思想，因此它们不大可能是不可理解的。更加实质性的文风困难不在于理解本身，而在于在其作品中更恰切地确定黑格尔自己的立场。因为，尤其是在《精神现象学》里边，黑格尔对他的读者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极其独特的姿态：作者是缄默的；讨论是“无标示的（unsignposted）”，如此一来，我们就无从得知我们要走向何方，或者黑格尔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别的哲学家、文本和历史事件都是被暗指而不是被明确地指出的；推进到各种立场的方式使它们看起来就是最终的立场了，但在随后的批评中它们又变成了暂时的立场。因此，即便黑格尔说得够清楚，我们也并不始终清楚，黑格尔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说的，他说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真实观点，因此，他所说的东西依然是难以琢磨的，对截然相反的解释都保持开放。黑格尔最终力求的是捍卫某种立场还是攻击它，xv他实际上站在哪边，要确定这一点，常常需要相当的解释敏感性（exegetical sensitivity ）。尽管如此，仅仅用文风和论说方法并不能完全地解释黑格尔的飘忽不定，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只会对外行造成问题。大量的解释或许可以根据语境来做出；因为，如何对黑格尔进行归类，这在异乎寻常的程度上取决于用来衬托他的背景是什么，取决于把他与谁并列。因此，例如，对于那些把伏尔泰、狄德罗或休谟视为典型启蒙运动代表的人来说，黑格尔将显得是一个明显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因为，他丝毫不认可这些人的无神论、世界主义或科学自然主义；然而，在更加德国化的语境中，在诸如雅可比、赫尔德或哈曼等启蒙运动批评者的衬托下，黑格尔所致力的启蒙理想就非常突出了。类似地，尽管与康德或早期费希特比起来，黑格尔显得是个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家，然而，在他那个时代其他思想家（例如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的衬托下，黑格尔则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因此，随着历史视角的转变，黑格尔的立场可以得到彻底的重新评价，从而，他的思想也可以用新的眼光来打量。使得黑格尔很难被恰切归类的原因，除了要找到合适的历史语境这个因素外，还有第三个因素，这就是黑格尔思想自身的本性，它的辩证特性。我的意思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黑格尔面对许多争议时，所寻求的并不是通过采纳一方或另一方的观点来解决这些争议，而是试图通过表明支撑着争议的二分法是错误的，以此来重铸问题，从而就有可能把双方的立场整合起来，以上是黑格尔哲学观点的核心特征。这意味着，他的立场很难根据传统的术语来归类：因为，尽管有些方面可能来自某个立场，但其他的方面却可能来自明显对立的立场，这样一来，争议双方都可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对他们各自观点的某种支持，他的作品很容易地就被做了截然相反的挪用。因此，例如，对于许多人来说，黑格尔被认定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相关的证据来自他对启蒙运动粗鄙无神论的敌视；然而，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构想又是独特的，它试图通过以下做法来根除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批评（这种批评包括，指责基督教的非理性主义，怀疑其历史的真实性，批评它的权威主义），即它把这种批评的诸多要素纳入对基督教学说的一个修订了的构想，从而，他的神学旨在与人本主义（humanism）相容，而传统上神学与人本主义是截然相对的。因此，当人们试图把黑格尔的立场纳入传统的框架时，它总显得不稳定，因为，对立双方似乎都同样有权宣称他是己方的盟友。同样地，黑格尔由于下述做法，就使自己很容易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这些人以比这里恰当的方式更加简单的方式使用着诸如“自由主义者”“人本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等范畴：他试图把其他要素纳入这些学说，这样，他就可能显得偏离了这些学说。因此，例如，许多人本主义者会把黑格尔对宗教的正面评论视为表明了他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从而他是在批判（repudiate ）人本主义，然而事实上，黑格尔恰恰是在试图推翻这个对立，试图以不动摇任何一方的方式把基督教的要素和人本主义的要素结合起来；但是，这个做法使得他很容易受到那些没有认识到该问题上折中可能性的人的攻击。结果，由于黑格尔试图为所谓的“黑格尔中间项”（the Hegelian middle ）寻找空间，他就使自己的立场很难以一种稳定的方式被归类，因为，当他竭力公允地对待对立双方的时候，双方都可能会对他进行索取，也都可能会对他进行攻击。接下来，我将通过以下做法来澄清“黑格尔中间项”的意思：我将表明，认为黑格尔在很多问题上都直截了当地采取了或者某一方或者另一方的观点，一般来说都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应该把他看作是在通过显明对立双方构成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通过显明最好的选择是对它们做某种调和，以此来力图瓦解这个对立。因此，虽然黑格尔在某些方面是启蒙运动的批评者，但把他视为一个反启蒙运动的人，这么看就过于简单化了；同样地，虽然他在现代性的观点中发现了一些根本的问题，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还有，尽管他试图超越一种粗鄙的无神论，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位有神论者。在理解黑格尔的时候，挑战在于，公正地对待这种多方-片面性（many-sidedness）；因为，正如黑格尔坚持认为的，简化问题，返回到僵硬的对立面，这么做总是非常诱人的。然而，这么做的代价是，我们将大大缩减我们概念地图的空间，我们最终将会在对黑格尔的不同解读之间、在对问题本身的不同处理之间来回摇摆，而不能够公正地对待情况的真实复杂性。我相信，通过更加慎重地对待黑格尔观点的辩证本性，我们或许可以对他的思想最终达成一种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评价，对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实现的东西获得一种恰切的理解。因此，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我将力图探寻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对一系列问题的辩证处理。在第一章，我把《精神现象学》置于黑格尔的生平和作品的语境之中，更具体地刻画了他的辩证方法，我还表明了，《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和“导论”如何可以用来揭示黑格尔该著作的整体意图。在随后的章节，我相继处理了《精神现象学》的每一章，全面考察了从“意识”直到“绝对认识”的种种讨论，考察了辩证思维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它最终可能会达成什么。在结论部分，我考察了该著引人入胜的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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