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1919－1986）
外国评论家的本事，在于其能揭示出所研究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蕴含着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因为这些评论家往往通过母国文化提供的对照，使异国社会生活中蕴含着的思想显得清晰可见。埃利·哈列维（Élie Halévy）之所以令英国人感兴趣，托克维尔（Tocqueville）之所以令美国人感兴趣，就是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别通过这两位大吃一惊地发现了自己。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史华慈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又一位西方总体思想的外国观察家严复。尽管严复主要关注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文本，但他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译介了一系列欧洲著作。同时，严复从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活力”这一主题。严复认为，除西方著者们所说的诸多“个人主义”或“放任主义”以外，“集体的活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运动。而这一主题之所以尚未引起西方评论家的特别关注，显然是因为它常常是通过其他观念作为渠道加以表达的。但今天，西方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种新的境况，卷入了许多明显在经历“近代历史”问题的国家的事务中。这必将促使西方对自己思想史上的近代历史问题进行回顾。严复的看法，在极大程度上，很可能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看法。严复对欧洲理论家的看法是怎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这要归功于史华慈教授的潜心研究。他设法从这位中国评论家的译著中找出他的看法，而这一看法，用西方术语来表述，几乎是永远难以被理解的。严复在西方思想中发现的秘密至少有两方面，并认为这两方面都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充分展现人的全部活力；另一方面，则是将活力导向服务于集体目标的热心公益精神。显然，通过欧洲思想家们的系统阐述，这些思想被十分均匀地分布、记载并且实际上深深珍藏在每一部专著中。个人主义伦理中包含活力的观念，并且，显然因为个人主义伦理居于中心地位，因此，公共利益的观念被推置一边，成为一种自由竞争所趋向的含糊的、慈善的目的。严复所做的工作是极其微妙而难以描述的。他凭自己的理解充分延展了关于活力的概念，并在使个人主义作为发挥活力的手段之后，把热心公益的精神置于自由思想的中心位置。结果，用西方的话来说，那些通常被认为像原子论者一样赞同自然和谐观念的作者们，却作为一种能够导致集体力量的巨大文化动力的理论家出现。用史华慈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即所谓“浮士德式”的人物。在这里，我们绝不要以为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歪曲。当一种思想体系中的潜在内容被揭示出来时，表面上总要引起一些骚动或重新组合。要是严复没有以这种方式把我们搞糊涂，那么，他对于我们也就没有独到的意义了。而另一方面，这位中国评论家对富强所抱的热情，常常导致他产生实际上的错误。史华慈教授以其对东西方资料的自由驾驭（必须说明，这种能力在学术界并不多见），指出了这些错误。在此，我不涉及严复的嗜好，即像他在赞扬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平等权利，或穆勒（Mill）的思想自由观念对于增强西方的国民活力所起的作用时那样，来解释西方的自由伦理学中那些有关产生文化力量的最珍贵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严复以他的观点为前提，完全有权用这种方法来论证。但是，根据西方原著来看，严复出自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共同关注，而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理论中的工业阶段等同于可能已经终结了的军事阶段，这是不能成立的。同样站不住脚的是，出于对自由主义能够增进国家力量的关注，严复将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作者所起的作用，与他们企图消除的重商主义思想所起的作用等同起来。这些都是对西方思想的明显歪曲，这些歪曲的存在当然使思想史得不到清楚明白的阐述。然而，我们不必担心西方学者会被这些歪曲严重影响，尽管他们一直以西方思想的特征为生活信念，而严复使这种特征变得模糊不清了。实际上，严复的这些歪曲是为获得一种新的洞察力而付出的无害的代价。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暗示，西方编年史本身无论何时都未曾关注过表现在近代社会精神气质中的自然状态的活力这一要素，或者未曾关注过充满在近代社会精神气质中的热心公益精神。事实上，活力问题所引起的争议是研究文艺复兴的中心论题之一。既然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与严复在中国正在经历的时期极为相似，那么当近代化在传统主义的背景中向前推进时，对活力问题所引起的争议进行研究，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在西方，这种活力已获得完全的胜利，对中世纪沉寂的挑战也已完全消退，这一切意味着对活力问题的关注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现的时候，布克哈特（Burckhardt）所关注的事情看起来就离题了；当时所出现的关注范畴是个人主义、重商主义或集体主义等范畴，所有这些范畴都被预先假定为近代西方生活中的动力和活力。这里有一种奇妙的“联合发展”原则，严复正在以此原则观察西方近代精神的最新表现，并且怀着与我们同样的疑惑，发现这种最新表现一直局限于西方近代精神的原义上。严复正在就西方近代精神的这些表现提出问题，这些是我们曾经提出过而在当前已不再提的问题，不是因为问题已有答案，而是因为使这些问题鲜明生动地反映出来的中世纪参照物已退居为遥远的背景了。西方国家本身发展的不平衡，使严复不可能自始至终确切阐明他关于自由思想的观点。确实，有许多地方提示了严复不可能确切阐明的原因乃是以下这一事实，即西方国家不是同等先进的，在表现富与强这两方面的特殊优点上，所有国家都“落后于”英国。法国崇拜英国的资本主义活力和公民精神，尽管法国本身给予亚当·斯密以重农主义的灵感。德国否认古典经济学的竞争的个人主义，在极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它需要李斯特（List）的“国民经济”来补偿它的落后面。美国与德国有同样的需要，因此也需要李斯特，但在南北战争后，美国出现了一个斯宾塞主义团体，这个团体在赞扬斯宾塞方面与严复怀着同样的热情。然而，这些态度中，没有一种发展成为史华慈教授在此阐发的反应模式，无论是在关于文化物力论，还是关于集体目标的问题上。之所以会这样，不仅因为西方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因为各国成长和发展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历史的前进已被消除了。所有这些国家都寻求过近代化的道路，这一事实的确反映在严复的观点中。这是又一个已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事实，而严复使之又明晰地显示出来了，因为严复似乎不关心给西方带来麻烦的国家之间的差别，并且不费力地从讨论英国进而推向对整个欧洲的讨论。在欧洲，人们哪里还能发现类似严复的这种欧洲国家采取共同的近代化道路的看法呢？其实，为了发现“西方”，人们不得不到东方的思想中去寻找，至少也得到俄国思想中去寻找。当然在英国，即严复心目中大多数杰出人物生活的这块土地上，他提出的看法最不可能与之相符。因为英国在经济活力和自由思想这两个领域里是“头等”的，可以说是最远离文艺复兴时期的参照物的；并且不存在任何比它更先进的国家可以给它提供关于近代化成就就是起因于活力和集体这两方面的看法。确实，当英国对斯密和斯宾塞的刺激发生反应时，它是带着一种托利党的传统重负的，这是英国近代史上的奇迹。事实上，正是这种托利党的传统和残存的伯克（Burke）精神，对于严复，或甚至法国人，从英国自由党党员身上发现热心公益的精神做出了大部分说明。勉强的集体协调观念，无论在斯密的自然法则中，还是在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中，如缺少了当时尚未消失殆尽的中世纪精神中更为有机的协调观念的实际滋养，就不可能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得到体现。在某些方面，正是这种中世纪时期与英国近代社会之间的勾连，缓和了两者间形成的对比，这种勾连也许产生了类似史华慈教授一直在研究的英国观点。纯粹的活力并没有作为中世纪沉寂的对立面出现，因为中世纪精神中自相矛盾地包含了这种活力，正如当资产阶级成为英国贵族政治中的稳固成员时那样。而集体主义的社会精神气质并没有如法国的情况那样，作为任意而为的利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不管在中国怎样，这显然是因为一定程度的伯克精神充斥于旧秩序中，并且含蓄地表现在新秩序中。这里有一种讽刺的意味，英国的全部文化经历以实例说明了严复曲解特殊的自由思想流派要达到的目的，因为正是英国产生了严复所喜爱的富强理论家，而又是英国在它的传统主义框架内实现了富强。那么，如史华慈教授所尖锐指出的，这是否就是严复本人看来无能力区分英国与斯宾塞，以及英国与英国思想家的原因所在呢？这个问题不是斯密、穆勒和斯宾塞他们那个时代的全部问题。当严复在中国译介这些作者们的著作时，新的斗争已在英国掀起，它们替代了19世纪早期与中期的那些斗争。在新的斗争过程中，英国古典思想家受到了重新估价。斯密和斯宾塞越发不作为旧的托利主义的反对者出现，而作为反对社会主义和改革的“反动分子”出现，他们也的确被吸收进了英国保守党的精神气质中。但是，社会主义观点的出现，没有从它本身的角度给予我们如同史华慈教授在此给予我们的那种如此强烈的感觉。史华慈教授是从中国的历史经历中得出这种感觉的。无疑，马克思主义根据它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中产阶级在取代旧封建贵族中显示出的活力，表示了意外的和生硬的赞扬。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力量的赞扬，一点儿也不少于严复。但是，用集体主义者的话来说，当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作者成为舞台主要角色时，当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起来批评他们时，这样一套观察问题的方法还没有盛行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活力的赞扬，乃是一种事后的历史评论，而不是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实际上，当时争论所关注的是，斯密、穆勒和斯宾塞是否通过他们自己所主张的个人主义阻碍了努力进行的有组织的生产。因为这种个人主义不但不为集体的目的服务，反而阻挠达到集体的目的。结果，以严复的两个标准来衡量，严复的资产阶级英雄们，都不成其为英雄了。按严复的标准，就会认为真正发挥了生产能力的是社会主义，真正发扬了热心公益精神的也是社会主义。这虽不完全是，但几乎是托利党问题的另一面。在较早的时期里，英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清楚阐明这种严复的标准，因为中世纪的精神气质准备与自由主义合作；在尔后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合作得如此默契，以至于自由主义已不再是这种标准的出色得胜者。从斯密到拉斯基，由于英国和西方在思想发展上富有连续性，因此，在研究英国思想时，严复的这种看法就暂时被搁置一边了。然而，严复所采用的对活力和热心公益精神的衡量尺度始终存在。或许可以说，文艺复兴时代早已逝去；西方国家已通过他们的近代化进程埋葬了过去；英国以其历史发展的特征掩盖了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西方思想所表达的有组织的物力论精神仍然是西方的特点和冲击力中的关键所在。那种精神革新了西方生活：建造起工厂，改造其地貌，变革其法律。即便完全撇开世界事务不谈，这一切也值得知道。但是，当然正是世界大事的压力，即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客观力量”，它类似于资本主义思想背后的欧洲中产阶级的压力，使得我们去关注严复采取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像史华慈教授注意到的那样，这一角度十分可能是其他非西方国家也必然会采取的角度。可以说，不仅仅是这一重要的事实，还有外国观察家队伍的扩大，使我们确信有必要关注。还可以说明有必要关注的事实是，西方本身已卷进了严复阐述的世界，因此西方根据自己的经历不可能回避严复提出的看法。通常在历史上进行不同国度之间的比较时，总有片面性，就像严复赞扬英国，或卢梭（Rousseau）赞扬印度人时那样。被赞美的一方即优点之所在的一方，没有必要使自己感到不安。但西方国家在今天的情况下，包括像在工业上赶上了英国的美国在内，他们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决非没有牵连。正是这种牵连，使东西方突然产生了共鸣，共同感觉到了近代欧洲思想体系中蕴含着集体活力的精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绝对坚持严复提出的看法。在西方，有些思想家歪曲达尔文（Darwin）的生物学决定论，以便将之纳入他们的思想轨道。一直关注这些思想家的评论家，不能不以厌倦的笑容，注意到远在中国的严复也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研究。严复生活的中国为什么落后？因为那里的生存竞争不知怎么被抑止了。但问题不是进化的反常，而是进化遵循一条原则，即可能对所有应用它的社会思想体系都一视同仁，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像史华慈教授在他很有影响的结尾评论中指出的那样，斯宾塞主义的个人主义并非严复崇拜的活力和国力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原子学家的伦理观中有一实质性的含义，即在极大程度上，没有那套伦理，事情同样可以做得很好。社会主义运动，当它从自由主义借来生产力的概念时，用西方的话来说，已经提出了上述这种可能性；而严复看来不明白社会主义运动的威胁，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西方社会主义并不强迫我们就范于这种观察的生硬定论，因为西方社会主义借来生产力概念的同时，也涉及了以往的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所以，甚至斯宾塞能以某种方式与韦伯夫妇（the Webbs）或拉斯基共处。但谈到其他的集体主义，情况就不那么容易像上述那样了。这种集体主义的确富有生气，它已出现在那个现今包括英国和所有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里了。如果这一观念应该成为中心的观念，那么严复的看法对于我们的冲击，最后将产生意想不到的转变。也许吸取了他对活力和集体力量的阐述之后，我们将在更大程度上赏识个人主义的道德方案。在这些道德方案中，将活力和集体力量包含在，实际上是隐藏在现代思想中。当赫伯特·斯宾塞的浮士德式的各种活力被从他的个人权利的伦理中分离出来，并且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志进展时，斯宾塞的伦理必然会以新的可贵的面目出现。这是历史性的事情，不仅对东方来说是如此，而且对西方本身来说也一样。严复似乎说早了，说中国在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至今仍在“回避”一个真正的自由阶段；而在西方，真正的自由阶段的培育和形成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先有自由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后才有其他一切与近代化有关的价值观念的产生。个人主义的准则并不与古典经济学家一起产生，甚至也不与文艺复兴一起产生，它产生于古希腊的那个斯多葛学派时代，被罗马法和基督教所吸收，并在中世纪时代兴旺了几个世纪。它的伦理是一种个人精神的伦理，这种个人精神超脱了一切，超脱了沉寂与活力，也超脱了国家的贫穷与强盛。假如严复在热情寻找西方富强的秘密的过程中不在乎这种伦理，因而迫使我们回到它纯洁的原始意义的话，那么，严复的洞察也许就得到了最有意义的结果。然而，不管怎样，结论也许就是这样，史华慈教授毫无疑问地为我们介绍了一位新的迷人的近代西方思想评论家。严复不是唯一的近代西方著述的中国评论家，他也没有像西方学者，比如埃利·哈列维那样的严密性，使评述更为接近于其所考察的经验。史华慈教授的看法是不偏不倚的。然而，严复仍然是一位有极其特殊的影响的人物，并且即使因为东西方相距遥远而使他研究的严密性减色，但他洞察事物的视角却因此被拓宽。西方思想的西方评论家所告诉我们的，较多的是我们已知的有关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严复更进一步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假如史华慈教授仅仅展示了一块异国土地对一个人的明显影响，以及仅仅展示了对如此远距离思想交流的尽职记录，那么，效果也许不会是这样。本书不是对“影响”的研究，“影响”这块墓地里已埋葬了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本书是一本真正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并且是在最大范围内进行的比较。我已说过注定要被卷入的问题，英国和西方都已被使用严复列举的判断标准来衡量了。但这不只是社会的或经济的问题，也是史学的问题，最终必然会产生一种关于所有西方国家的发展的看法，这一看法要比我们已有的看法更宽更广。史华慈教授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先驱者，他对严复的研究，是对严复本身所做工作的卓越的历史补充。西方读者将感激史华慈教授和严复，因为他们向西方思想中一些为人熟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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