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张謇与严复：清末民初改革派士人之异同

作者｜黄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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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梁启超辈分不同，而他与张謇（ 1853—1926）则是同辈，两人的年纪仅相差一岁。张、严是同属清末改革派阵营的重要人物，对推动议会政治、教育改革、科技救国、南北议和等有杰出的贡献，然双方的出身背景、成长过程与事业成就截然不同。张謇为江苏南通人，出自世代务农之家庭，科场得意、进士出身（光绪二十年一甲一名之状元，授六品翰林院修撰）；严复为福建侯官人，父祖为儒医，然家道中落，舍弃科举正途，进入洋务学堂，后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成为第一代的留洋学生，返国之后他因缺乏科名，不受重用，曾四次参与科举考试，都不幸落榜，宣统年间才被赐以“文科进士”的头衔。

在政治上，两人分属不同派别。张謇受到翁同龢（1830—1904）的提拔，并进入南方张之洞的系统之中。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力主议和的李鸿章。张謇曾因此出面弹劾李鸿章，《张季子九录》中留有 1894年《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主张“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固人心而申国势”。1895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九条改革军政、经济、教育的全面构想。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开始了他“状元实业家”的创业生涯，终其一生将南通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笔醒山河: 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黄克武   著

大学问   出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3月

严复则自始至终在北方李鸿章的淮军集团之内。他从 1879年自英国返国之后即一直从事海军教育。如上所述，在 1890年代初期，严复因不受重用曾一度打算离开李鸿章阵营，投奔张之洞。可惜两人观念有所差异而未成，严复继续留在北洋水师学堂，前后共担任了 20年的教席。甲午战后他转而从事翻译事业，译介西方新知，成为启蒙大师。因此在事业上，张謇的成就主要是“立功”，严复的贡献则着重“立言”。

张謇与严复年纪相当，同时活跃于晚清政坛，其渐进改革之理念也接近，并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吴汝纶、张元济、郑孝胥、汪康年、梁启超、金泽荣、袁世凯、沈瑜庆、严修等），然而有趣的是两人之间并无太多直接的交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是出身的、地理的与派系的诸多因素。张謇身边的人物除了传统士绅与文人，多是留日派（如杨廷栋、雷奋、刘厚生等人），严复乃留学欧美的人物，对留日学生与受日本影响的“东学”均深感不满。其次，张謇主要结合浙江、上海地区的士人；严复则是所谓“闽党”，他最亲近的朋友是林纾、郑孝胥与“郭张陈沈”（郭春榆、张元奇、陈三立、沈瑜庆）等聚于京师的福建同乡，后来其中的多人组成“晋安耆年会”。最重要的则是张謇属于南方张之洞的系统，严复则是李鸿章与袁世凯所亲信的北派人物，两派长期处于相互斗争的紧张关系。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鸿章尝与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可见两派之冲突与歧异。

由于出身与派别的差异，张謇与严复几乎没有个人的情谊，在两人所留下的史料之中并无彼此之通信。两人初次见面应是义和团事件之后严复自天津避难上海，与容闳等人组织“中国国会”，筹划东南互保之时。国会为一民间组织，也得到官方之默许。其主导人物为康、梁，以及以汪康年、叶瀚（后加入张謇的“中国教育会”）为首之江浙派士人。严复虽为该会副会长，然并非核心分子，而是被归类为比较边缘的“义和团事件由京津避乱南来者”，张謇则似乎并未直接参与该组织，不过参加国会的江浙人士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国会在政治主张上有“唐才常与汪康年之对立”，前者“痛恨后党，坚决勤王起事”，后者则是“徐图振兴中国之策，并依靠张之洞等督抚保障东南”。严复与张謇显然都支持后者，反对勤王。

据记载，1900年 8月 11日，张謇在上海与严复晤谈当前的局势，其目的应是结合张之洞与李鸿章的势力。两天之后，张謇又与严复的好友沈瑜庆赴张园会见与康梁关系颇好、曾支持戊戌变法的宋伯鲁与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张謇希望他们能转达当时暂驻上海的李鸿章北上京师与列国代表谈判。由此可见张謇与严复、沈瑜庆等人的会面，并非私人见面，而是派系之间的联系。张謇返回南通之后，写信给刘坤一，此即《为拳乱致刘督部函》，表示希望刘能“公推合肥总统各路勤王之师，入卫两宫……合肥傥旦夕北上，公亦宜具安折，专差一道员随行”。后来李鸿章并未北上，然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使之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张謇与严复在上海联络各方人马，促成了刘坤一、张之洞与李鸿章的合作，有其贡献。

1905年，严复、张謇又有共事的机会。他们两人与严复的好友熊季廉（名元锷， 1900起为严复门人）均被马相伯聘为复旦公校校董。为了帮助该校建立校舍，由严复领衔，曾铸、汤寿潜、袁希涛、萨镇冰、熊希龄、张謇、狄葆贤等 28人具名，发表《复旦公学集捐公启》，向社会各界募集办学资金。张謇在 1905年 2月 17日的日记中写道，“徐汇故震旦学院请为董事，复支其学事，许之”，过了一个礼拜，在 2月24日，他又写，“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元”，这显示张謇对马相伯与严复的支持。这时也因为马相伯的关系，在上海的严复与张謇有较多接触的机会。1905年 7月，当时上海抵制美国华工禁约，群情汹汹。马相伯邀请了张謇与严复两人共同“于初六日午后，前往西门务本女学堂，演说抵制美国公约之事”。马相伯寄了一封邀请信给严复，同时也将消息在《中外日报》上刊登。不过严复对抵制之事其实不以为然，因此他写信告诉熊季廉，希望他能“相机进言，谓复于初六下午四钟不能到会”。为了说明自己的立场，严复于 8月 16日在《中外日报》上发表《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批评过度激烈的抵制行动。

张謇与严复另外两次的见面在1911年，一是“中央教育会”开会，一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南北议和。这两次的会面两人均属不同阵营，前者是官绅之别，后者是南北之异。

1911年 6月，学部大臣唐景崇为求全国教育进步，仿照日本高等教育会议，于京师召开中央教育会，号召各省人士，商讨全国教育方针。根据章程，该会会长由学部派任。开始时锁定之会长人选有三人：一是当时担任学部名词馆总纂的严复，一是孟庆荣（学部右丞），一是戴展诚（学部参议），以上三人均为学部官员。后来或许是考虑到学部内部关系的平衡及社会舆论的看法，改由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张謇出任会长。当时即有人认为这是学部为了笼络士绅，希望士绅为其教育政策背书所致。此外张元济和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两人被指定为副会长。张謇因立宪等事与清政府屡屡冲突，望治之心渐淡，而改造之念渐强，被唐景崇“敦属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再辞不获，许以半月”。会议进行才过半，张謇即离京他去，而且即使在前半段他也曾屡次告假，傅增湘又较少露面，近四分之三的会期是由张元济来主持。与会的谭延闿表示：“早起赴中央教育会，张菊生主席，手腕明快过于季直。”（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二， 1911年 7月 27日）

严复虽与会长一职擦身而过，不过他仍是该会成员，而会场就在他所负责的学部名词馆召开。在开幕时，他初次见到江西教育会副会长熊育钖（纯如，熊元锷之堂兄），后来两人成为师友，频频通信，成为一段佳话。其后严复身体欠安，多次未能赴会。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表示：

中央教育会与贱恙相始，故至今未莅议场，放弃责任，与左右同出无可奈何。明日又是会期，当一与会，然亦仅能为旁听耳。近时人于此种会事，言论渐近翔实，靠事势发挥，此是好消息；而急进者犹或非之，甚矣，俗之难与周旋也！

1911年 8月 3日，严复在日记上记载参与中央教育会“议军国民教育”，几天之后他又与张謇、张元济、杨度联名发表“中国教育会章程草案”。总之，严复对中央教育会之参与十分有限，也没有太多机会与张謇等人磋商教育问题。不过根据陆费逵的观察，此次会议成绩不错，但可惜“朝野显分二派，时为无谓之竞争”，文中所谓“朝野两派”即张謇所属的地方士绅与严复等人所代表的学部官员。

中央教育会召开之后不久，就爆发了辛亥革命。1911年 12月 18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严复为各省代表之一（代表福建），南下上海议和。伍廷芳则是南方代表，不过幕后操盘手却是张謇、赵凤昌等人。张、严两人在会场再度相见。民国建立之后，严复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先出任北大校长，又出任约法会议的议员、参政院参政与宪法起草委员等职。直到洪宪帝制，因筹安会事件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张謇则接受袁世凯之邀，担任实业总长，又在熊希龄组阁时任农商总长，希望透过北洋政府“建立统一民族市场、发展资本主义”，而此一梦想也随着袁世凯的败亡而破灭。

在清末，张謇与严复因分属不同政治势力，未能建立私人友谊。不过两人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现实政权的肯定，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尊崇与爱好。因为这一个特点，他们同样地主张“渐进的改革，在安定中求进步”，因而与当时激烈的革命党人在立场有所区隔。

其中两人均与韩国金泽荣建立深厚的友谊，可以说明中国古典文化在张謇与严复心中的地位。1883年张謇为吴长庆的幕僚，随军入朝鲜平乱，此时即结识了汉学家金泽荣。1904年因朝鲜政权彻底被日本控制，金泽荣流亡海外，赴中国投奔张謇。在张謇帮助之下，金于南通定居。1914年张謇出版诗集时，金泽荣曾为之作序，略述两人的交往：“泽荣东韩之窾民也……获交先生三十年之中，为邦运所迫，而来依于南通者十年矣。”他并说：读其诗“可知其为救世安民有德者之言，而不止为风雅正宗而已”。

金泽荣在寓居中国之时曾与许多中国文人成为好友，严复为其中之一。金泽荣在《自志》中说：“六十岁……去取书籍，以完吾史乎，遂行至上海，留候仁川直船，间至杭州观西湖，且交严复几道、郑孝胥苏龛，甚欢，二人皆名士也。”金、严两人之订交是在 1909年春天。这一年他多次去严复寓所笔谈，并以随身所带的诗文手稿送呈严复阅读。严复在日记中写道，“韩人金泽荣沧江来，笔谈”，“阅金沧江手略及其诗文，诗有佳作，文未”，“作四律赠金沧江”。严复则以所译《原富》《名学浅说》二书相赠。金泽荣在给友人信中曾说，“中国有严几道进士推吾文佳处可肩比魏冰叔、侯朝宗”。金泽荣又于《寄严几道》诗中说：“一代真才惟汝在，古来知己与神通。春云万里沧溟路，怊怅那堪独向东。”他称严复为“一代真才”，视为知己，甚至表示不愿独自回朝鲜了。严复在《愈壄堂诗集》中则有七首（包括上述之四律）回赠给金泽荣，其中一首有“萍水论交地，艰难遇此才。异同空李杜，词赋逼邹枚”之语，诗作的交换与内容显示两人相互的欣赏。

张謇、严复分别与金泽荣论交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主要是源于三人对古典诗词、文字的共同兴趣与信心。事实上在民国初年有关尊孔、读经的问题之上，张、严两人态度前后有变化，并有些许出入，不过两人都肯定儒家伦理对促进社会道德的重要作用。1914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同时翻译卫西琴（ Alfred Westharp）的《中国教育议》（Chinese Education: How East and West Meet），肯定书中以孔子之道作为教育之基础的主张。1918年，张謇则在南通成立“尊孔会”，主张“小学校即宜加授四书，俾儿童时代，即知崇仰孔道”。1922年张謇写给柳诒徵的信亦显示，对《学衡》杂志中的文章，他觉得“其论新教育、论白话诗，乃无一非吾意所欲言”。在支持《学衡》而反对新文化运动之反传统主张，反对学生罢课、示威、发动学潮等方面，与严复完全一致。

两人不但在肯定传统上立场一致，对西方自由民主的看法也很相似。众所周知，严复在译介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张謇对自由的看法，包括“自由就是遵守秩序，而不是自便放任”“享受自由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个人自由服从于国家自由”。他并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加尔来言‘不服从规则不能自由’，士遮夫言‘真自由，以法律整理’，博尔克言‘成自由，在秩序’，毕达哥来司言‘不能制己，不能自由’语皆精粹”，就很能反映上述的观点。有趣的是，这些观念与严复对自由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难怪两人对“五四”之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采取相同的负面态度。

张謇与严复在晚清历史舞台上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他们因为出身与派别因素影响未能成为好友。张謇以事功见长，严复则以立言取胜，不过两人却同时将事业的焦点聚集在教育，严复从西学出发，走向肯定传统智慧，张謇从传统立足，接引西方新知，两人同样地揭示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路途上，需要脚踏实地、平稳前进，以结合中西之长开创新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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