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是一个全球性的成功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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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从百年来的发展来看，历史进程似乎更倾向于证明赫茨尔估计的合理性，而非那些主张世界友爱大同的普世者。的确，全球化趋势、开放的边界以及遍布世界的移民浪潮都削弱了民族认同，改变了它们，甚至创造了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机构，试图消除那些曾经引起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敌意，并创造一个包容性的欧洲联合体。但这种跨国趋势也不断地受到特殊主义力量的攻击，这种特殊主义拒绝接受全球化和经济文化的统一性。在每一次经济或政治危机中，特殊主义力量就会出现，试图维持地方认同、独特的文化，以及对共同过往的历史记忆。同时，分裂团体出现并申索自决权，并破坏它们曾经归属的包容性的统一体。例如，南斯拉夫各民族分崩离析，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国家，数个国家从苏维埃帝国的废墟中出现，这其中甚至包括那些从未有过独立身份的国家，巴斯克人也为自治权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欧洲人对那些来自伊斯兰国家并在欧洲定居的少数族裔不断增长的伊斯兰化感到担心，这种伊斯兰化本身是对在欧洲社会走向统一和失去本土特性趋势的一种反动。由此可见，那些对《犹太国》的出版表示欢呼，以及预测民族主义将消失的话语似乎都还为时过早。
犹太人国家的建立是历史罕见的奇迹之一。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在数世纪以来都没有政治传统的流散民族，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制度下生存，但缺乏一个在远离经济中心和文化知识资源、条件恶劣的国家中短时间内生存扎根并取得成功的力量基地。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做的努力已经获得国际认可，他们创建了民族实体，建立了一个国家，将犹太流亡者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聚集到一起，从一无所有到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一种现代经济、一支有着强大的防卫能力的军队以及一种日渐繁荣的、富有挑战性的文化。
很难找到一个民族运动从一开始会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更为不幸，然而今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民族运动之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仅要与巴勒斯坦地区另外的民族主义诉求者——巴勒斯坦人作斗争，同时它也不得不改变犹太人的心智，即犹太人对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看法，并创造出一种不同以往的犹太民族身份，这种新的民族身份不仅吸收了宗教传统和犹太历史成分，而且深深扎根于现代世界，它使用逻辑和理性，并坚信信仰、个体和民族能够改变命运和现实。犹太民族的现代化与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携手共进。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吸收犹太民族中的理想主义元素——犹太民族的青年——是由于在犹太民族的需要与时代精神之间所建立的历史联结。各民族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帝国衰微，新国家出现，乐于为民族的利益而进行自我牺牲都是这种时代精神的重要方面。这也是一个信念可能改变世界的时代，在这场变革中，剥削和不公正将会结束，天国将会在地球上出现。在巴勒斯坦产生真正有形的犹太实体之前，源自对一个公正社会的希望以及为民族独立进行斗争的理想主义为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尽管这些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词典中被称为拓荒者（先锋者）的理想主义者在犹太人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正是他们创造了犹太人认同的标识和象征，并提供了犹太人能够作为一个民族在以色列地生存的活生生的例子。尽管伊休夫的大多数成员都不属于这个少数群体，但是他们都接受了这些先锋者的引导性规范，这些规范提供了建立国家的合法性、路径以及开创者的神话。就是这些犹太拓荒者，他们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树立了行为榜样，创造了支配性的文化，并创造了主要的民族精神。
20世纪的大革命和灾难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者蓝图铺就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小撮理想主义者群体的运动转变为一场寻求庇护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大众运动。导致犹太国家建立的不是大屠杀；虽然有这场灾难的发生，但这个国家仍然建立起来。尽管犹太国家的主要分支（这支创造了大量的犹太文化，是犹太人的主要人力资源库）由于种族灭绝而被割断，但是犹太民族以一种大无畏的生存意志，浴火重生，放弃复仇，聚集余下的力量来创建以色列地的犹太国家和社会。以色列国已经成为一种犹太人即使遭受大灾难，也要继续生存的象征，是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生存欲望和活力的简明扼要的表达。这种将巨大的绝望转化为创造和重建行动的能力，使得以色列成为犹太民族在经历大屠杀后恢复和重建的伟大工程，无论对那些选择继续在外生活的犹太人，还是那些认为需要一个属于犹太民族的国家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计划从来就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认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运动刚开始时，和其他民族独立运动一样，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犹太民族中的少数；以色列建立后，各种居住在以色列家园的犹太群体都对未来勾画了不同的愿景。建立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先锋者精英设想的是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作为指导者和领路人而存在。国家指导经济发展、民族的建设并决定文化的本质，塑造处在形成中的民族精神。相比之下，以色列的中间派和右翼形成了一种自由进取的世界观，鼓励国家最小限度干预经济生活，提倡西方文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正在形成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方面，这两种思想流派之间的差异似乎相对较小。同时，和这两个愿景并存的还有那些伊斯兰教国家的犹太移民所带来的宗教信仰、宗法传统和民族认同。对他们而言，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驱动力与《托拉》的世界、传说和弥赛亚信仰紧密相连。
自以色列国有了雏形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革命运动进入常态化，之前支撑国家的先锋组织结构的重要性不如从前，在起始阶段，物资严重短缺，社会环境恶劣，如果没有这种先锋组织，它就无法吸收阿里亚运动而来的移民和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建设。现在是像所有西方国家一样的时候了，这一进程与西方时代精神的变化相吻合，“二战”危机时期及之后延伸的冷战已经结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文化的到来，现在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扶手椅上休息的时候了。1977年的转折带来了从开拓性心态向中右翼世界观的转变，后者也吸引了来自伊斯兰教国家的犹太移民，这些移民认为社会主义精英思想是政治官僚对他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压制和侮辱性干涉。尽管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缓慢而确定无疑地走向衰退，但这却促进了经济增长，企业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这也引发原始平均主义和社会创造力的丧失以及个人对国家忠诚的消解。在第二个千禧年结束时，以色列国家拥有的优势和劣势都越来越像西方工业化国家。
以色列的建立和存在伴随着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犹太人回到的并不是一个空无一人的荒地，尽管这里的人口相对稀少，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难发现民族主义倾向。但是自巴勒斯坦人与犹太民族主义的相遇后，巴勒斯坦人对于自己与犹太人之间的差异性意识以及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所有权的竞争意识都得以提升。事实上，这次遭遇是构成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巴勒斯坦人认为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并且不愿与他们认为是外部侵入者的人分享。犹太人也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虽然他们准备允许阿拉伯人居住，但他们不会支持共享所有权。最终显而易见的是，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实现和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形成以及暴力冲突事件爆发的博弈中，犹太复国主义正在走向失败。最后，犹太人只得妥协，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两个国家。然而，阿拉伯人不同意放弃对巴勒斯坦的专有权利，并拒绝分享。在阿拉伯国家卷入冲突的鼓舞下，阿拉伯人相信最终问题将通过武力解决。但是阿拉伯社会的崩溃，阿拉伯军队在独立战争中的失败以及“灾难日”（Nakba）是阿拉伯人从未想象过的革命性发展。而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证明其有能力创造一个能够承受生存战争的国家的时刻。
对于犹太人来说，迁移或驱逐阿拉伯人是一个不可预知但是受欢迎的战争结果，他们没有发起战争，而战争给他们造成大量的伤亡。巴以冲突并非始于1948年的战争，但在阿拉伯人眼中，这场战争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剥夺了他们的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角色颠倒，犹太人成为大多数，阿拉伯人成为少数，这是巴勒斯坦人创伤的根源，一直影响着巴勒斯坦人。直到1967年，他们还希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下一轮（较量）”能让时间倒流。自那以后，特别是自1973年战争以来，他们被迫接受以色列这一生活的现实。但与此同时，他们从未将其视为中东的一个合法实体。根据阿拉伯人的说法，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犹太人的民族运动。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没有犹太民族，只有犹太宗教;或者，用不那么苛刻的解释以色列人是一个民族，但世界犹太人不是。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犹太人的解放运动，只是一种白人殖民主义的形式，即从当地居民那里窃取了一个国家。
现阶段的结果是，巴勒斯坦人准备把以色列在中东的存在当作一个不可剥夺的事实，但并不认为它是正当的。因此，他们很难在和平协议上达成共识，以色列要求互惠和接受其基本要求：阿拉伯人放弃“回归权”和冲突永恒性的神话，承认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国家。
不过，自从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以来，以色列在中东的非法化已经有所减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最初的温和发展到阿拉伯联盟的承认及和平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尽管双方充斥着苦难和暴力，但以色列地并没有经历过在一些欧洲国家发生的种族灭绝或大屠杀，甚至一直到最近的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出现过。与其他民族间冲突相比，巴以冲突仍然是有限度的，即便是考虑到定居点和以色列对民众起义的镇压，或另一方面，即自杀性恐怖主义。由于以色列是冲突中较强的一方，可以说它在这场斗争中对自己施加的道德限制是值得赞扬的。
自1967年以来，对犹地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占领给以色列社会蒙上了阴影。大以色列支持者和支持“领土换和平”的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已经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以前左翼和右翼的分歧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观点，而现在以色列政治中，身份的指示者——鸽派或鹰派——体现的是关于以色列新近占领领土的不同立场。这种冲突的主要内容已经规避了以色列社会本身的问题。对和平进程的失望削弱了以色列左派的力量。然而，最终的转变不是向右，而是向中间。在大多数以色列公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冷静的和平意愿，但没有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那种弥赛亚的热情。
今天以一个局外人身份观察以色列，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国家缺少团结，各种组织和部门之间相互斗争，组织凝聚力削弱。但从外部来看，这种观点容易导致错误的分析。关于以色列社会正在崩溃，只需要最后一击就能把它消灭的评估是否促使阿拉法特加强了第二次因提法达的烈度？事实证明，当这个充满不平等的社会面临来自外界的危险时，它会召唤出坚定的意志，团结一致，找到共同点，鼓起勇气面对攻击者。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只有在危机时刻才会出现这些志愿服务和爱国精神的优良品质呢？
在第三个千年的第一个十年里，以色列出版了两本书，可以作为以色列精神混乱的向导。第一个是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几年之后，大卫·格罗斯曼的《躲避消息的女人》紧随其后。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早期开始，希伯来文学就一直是一个地震仪，记录着该运动的情绪和主导精神，以及它的良知和导向。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社会价值观和共识的丧失导致的大萧条和混乱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些作品描述了对混乱的恐惧和失去早期文学所致力的公共空间的痛苦。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真空成为表现虚无的新文学的主题。
现在，作为对和平进程失败和第二次因提法达暴力活动爆发的回应，这两部伟大的小说重新占据了文学的公共领域。阿摩司·奥兹讲述了他的家庭故事，同时关涉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元篇故事。一个来自欧洲的移民家庭在以色列地的烈日下，在一种不利于只适应温室条件的幼苗生长的环境中扎根。这种遭遇会带来难忍和痛苦，但也会导致个人和社会的救赎和一个新世界的建立。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故事的精髓所在。格罗斯曼的书描述了以色列的私人空间不断被公共空间侵占，无法将两者分开。为了避免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官员正式通知她儿子的死亡而逃离家园的母亲，以及在赎罪日战争中忍受战斗疲劳和折磨的年轻人的父亲，这些角色都是在以色列现实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对国家的热爱，应对生存焦虑的隐性层面，保持人性的面相，是20世纪开始以来希伯来文学中的典型主题。那些记录着虚无的文学已经被致力于国家、社会和关于人类一切的文学所取代。
以色列是一个全球性的成功故事：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社会，有着蓬勃的经济，有着站在研究前沿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机构，它是一个具有极端言论自由的批判性民主国家，有着毫不犹豫地揭露政府所有弱点的傲慢和挑衅性的媒体。尽管媒体不断抱怨人权问题，但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的敏感性不仅比所有其他中东国家都要高，而且比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要高，尤其是当他们感到威胁的时候。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欧美文化与密兹拉希文化，犹太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的不断碰撞使以色列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创新和不断自我更新的特征。所有的这些反映了以色列马赛克般的文化生活。然而，以色列所面临的世界对其批判的程度，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对于以色列采取的每一次行动和它的每一次失败，人们立即会带着对黑暗政权的批判态度进行指责。人们常常对巴勒斯坦问题抱有巨大的同情，但同时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
许多人声称，对今天的以色列的敌意是对犹太人仇恨（旧的反犹主义）的现代化身。如果这一点是真实的话，那么赫茨尔似乎是错误的，他认为要把犹太人变成一个像其他民族一样的民族，并使自己的国家得到国际民族大家庭的承认，这样就会结束反犹主义。但是，即便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的这个基本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最终以色列作为具有军事力量的独立犹太国家的存在仍然是充满风险的，并且不能保证犹太民族的生存，但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冒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令人惊讶的尝试之一：以民主的方式，在其公民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在一场持续不断的生存战争中，在不丧失指导国家的道德原则的前提下致力于创建国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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